同溫層-文藝沙龍

「沙龍」（Salons）一詞，源自十七、十八世紀的義大利及法國。根據韋氏大辭典解釋，原指接待訪客的居室空間，貴族王室們用以經營文學、音樂、藝術乃至不同社會份子之間交遊往來的社交關係，後逐漸轉化成為知識份子和文藝愛好者定期進行的社群聚會，哈伯瑪斯（J. Habermas，1929- ）視之為實踐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空間場所。此時伴隨著咖啡的引進，林立於歐陸各大城市的咖啡館乃成了布爾喬亞階級的文藝界人士們高談闊論的市民空間。飄洋飄海的咖啡文化在1930年代左右經由日本傳佈到了台灣，此時台灣仍處在日人殖民統治之下，第一批留學歐日的台籍文藝菁英們開始嘗試摸索。到了1949年，從上海霞飛路遷移至台北市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以及開設於台北市中山堂對面永綏街的「朝風咖啡館」仍不脫歐陸模式，繼之成為戰後台灣最早的咖啡沙龍典型。 

相較於強調時髦浪漫與前衛自由的歐洲咖啡館，約莫在六○年代中期，開設於台北館前街的「怡太旅行社」則演繹出另一種根源自傳統的本土沙龍現象。掛名董事長的「旅行社」主人，乃是當時被台北藝文界視為精神導師的戲曲專家 俞大綱（1908-1977）先生。名曰「旅行社」似乎只是個幌子，這裡每天所做的也不過是些蓋蓋圖章的工作而已，生意據說不怎麼興隆。小小一間辦公室卻時常高朋滿座，每天都會有各界人士慕名而來，大都是些少不更事的文藝青年-包括了畫家、作家、音樂家、舞蹈家以及文教記者，不時圍繞在俞大綱這位長者身旁，向他請教些文化界相關的疑難問題。久而漸之，俞大綱先生每星期三都會在他館前街的辦公室講述唐詩、楚辭與戲曲，各方面的有心人士早已在那兒聚集，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 

當時仍就讀東吳大學中文系的張曉風便經常出入其中，她在〈孤意與深情〉一文描述：「那間屬於怡太旅行社的辦公室，時而是戲劇研究所的教室，時而又似乎是振興國劇委員地的兔費會議廳，有時是某個雜誌的顧問室…總之，印象是滿屋子全是人，有的人來晚了，到外面再搬張椅子將自己塞擠進來，有的人有事便逕自先行離去，前前後後，川流不息，彷彿開著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做學術上的或藝術上的打尖」。 

俞大綱秉持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儒雅風範，對待晚輩學子幾乎來者不拒。尤其注重「不言之教」，教人不用學規。凡造訪過俞老的人均深感其雅量氣度，能夠包容體察年輕後輩，「有小過，言中其情」，若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尉天驄說：「他對年輕人就是這樣啊，當是自己的孩子一樣」。此處並非學院高牆，亦非布爾喬亞式的咖啡沙龍，卻猶如先秦的諸子、宋明的書院，使得每一位前往求教者莫不「虛而往，實而歸」。 

館前街的辦公室離武昌街「明星咖啡館」僅有咫尺之遙，因此出入「怡太旅行社」的常客大都與「明星」社群重疊的文藝界人士（比如《文學季刊》、《現代文學》同人），大夥咸尊稱他為「俞老師」。來到這兒與俞老師談話，首先得要拋棄傳統的時間觀念。尉天驄說：「每一次我們拜訪俞先生，他會一面招呼你到他辦公室去坐，一面就對外間的一位小姐說：『吃飯時請隔壁小店送兩碗排骨麵來』。就這樣告訴你不要走了，要中午在這兒吃飯喔，這一來你就非得留下兩三個小時不可；吃過排骨飯也不能馬上走啊，又要跟你聊啊，一聊整個就要四、五個小時」。所以，只要熟人一去，「他麵都幫你叫好，你走不了；你一走，他也寂寞了」。 

俞大綱的學養見識與人品氣度，與其淵遠深厚的家世背景不無關聯。他生於浙江紹興，是為山陰地區俞明震家族后代，先輩出了不少翰林、進士。母親為曾國藩的孫女，與曾氏家族有著血緣關係。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的母親，乃是俞大綱的嫡親姑母-俞明詩。俞大綱與陳寅恪曾經同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同事，胞兄俞大維又娶了陳寅恪的九妹陳新午（也就是俞大綱的表姊）為妻，兩人可謂「姻連中表，誼屬師生」。後來妹妹俞大彩則是嫁給了台大校長傅斯年。 

早年就讀上海光華大學以及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俞大綱曾師承徐志摩，是北京「新月詩社」成員之ㄧ。甫畢業即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養成了濃厚的「歷史癖」，對中國傳統文學以及戲劇藝術尤其研究深入。來台以後，擔任文大戲劇系主任，與當時的藝研所長-齊如山（1877-1962，近代國劇理論大師，曾協助梅蘭芳創立「梅派」京劇）惺惺相惜。齊先生逝世後，張其昀延攬俞老兼任所長。那時的俞大綱非常注意台灣文藝界動態，他看了姚一葦（1922-1997）的文章，直說：「非拉他到所裡教書不可」。怡太旅行社和臺灣銀行中間隔著一座新公園，他們便經常互相寒暄問候，一塊到附近小館吃午飯。就這樣，俞大綱、姚一葦與李曼瑰（1907-1975）三人共同主持著六、七○年代的文化學院藝研所戲劇組，開啟了台灣劇場教育史上的全盛時期。 

在這段期間，俞大綱用他人生最後十餘年的時光，影響並提攜了台北藝文圈的一群年輕人-包括林懷民、郭小莊、吳美雲、姚孟嘉、邱坤良、蔣勳、王秋桂、施叔青，都曾因為受到他的「身教」與「言教」而得到啟發。俞大綱愛才，往往著重於性情才華，不拘於俗世儀節。1967年，當時仍在軍中服役、準備投考國立藝專的楚戈，由於其藝術評論文章大受俞大綱賞識，乃被延聘至文化學院講授「藝術概論」、「中國文化概論」。後來楚戈考取了藝專夜間部，便過著「夜晚上課，白天教書」的校園生活，破天荒成為「半教半讀」之人。 

對於台灣的京劇文化推展，俞大綱占有承先啟後的地位。早在1949年，被譽為「梅派青衣祭酒」的顧正秋（1929- ，京劇青衣，十五歲時拜梅蘭芳為師）率「顧劇團」來台，在台北永樂戲院連續公演近五年，將北方京劇首度帶上了南方舞台，創下京劇界空前的滿座紀錄。繼而隨國府來台的幾個軍中劇團容納了由大陸流寓而來的國劇演員，陸續成立了陸光、海光、大鵬劇校等幾個培植年輕演員的教育單位。此時，因應國府「復興中華文化」的政治路線，在台灣被冠上「國」字號的京劇劇種，正與對岸中共的「京劇樣板戲」隔海爭奪著中原文化的正統地位，台灣國劇界發展可謂盛極蓬勃。在那物資貧乏的年頭，確實帶給人們豐富的精神慰藉。 

然而，到了七○至八○年代，隨著劇團班底的年邁凋零以及社會娛樂風氣的轉變，傳統國劇漸顯疲態，觀眾群逐漸流失，年輕人普遍視之為老掉牙的表演。七○年代初期-甫自紐約返台推廣現代舞的林懷民當時便坦承對於國劇實在是「一竅不通，只想到吵鬧的鑼鼓聲、尖銳的假嗓音令人神經衰弱」。當晚在「美新處」舉辦完一場現代舞演講之後，俞大綱以「多一張門票」為由，來電邀請林懷民前往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京戲。這一看，讓他看出了其中的興味。而這以後，俞大綱先生看戲也總是「剛好」多了一張票。拿著這一張票的林懷民，在戲院裡正襟危坐，經過俞先生經闢的解說，逐漸拂去了他的排斥，使他一步步「親近了平劇迷人的世界」，並帶給他草創「雲門舞集」時的創作想法。除了在舞碼中融入水袖、雲手等傳統戲曲元素以外，舞者必須經常去欣賞平劇演出，而為了使欣賞課程落實，還得要人人捧讀一本古典文學，聆聽俞大綱老師的解析。 

同樣在七○年代初期，施淑青在波士頓、康橋看貝克特、品特、艾奧尼斯特等的荒謬劇，寫下〈追蹤 遊戲〉為主的一組荒謬劇本，表現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生存的荒誕不合理。及觀看崑曲〈秋江〉，中國戲曲的抽象劇場表現使她深感震撼，不但使她投入戲劇家俞大綱門下，也讓她跟隨台灣著名京劇演員梁秀娟學習花旦做工，對於她日後的小說創作產生了影響。施淑青說：「俞老師每次談話，就是一篇博士論文」。詩人畫家奚淞回憶：「七○年代，我剛從法國學美術回來，幸運地有俞大綱老師帶領我們看戲曲並為我們上課，崑曲是地方戲曲的重要代表，我漸漸瞭解崑曲非比尋常之處」。另外，黃永松也常提及，他和吳美雲、奚淞、姚孟嘉創立《漢聲雜誌》，俞大綱常給予指導和鼓勵，並曾說：「做事就要做肚腹事」，鼓勵他們要頭角崢嶸。 

除了「怡太旅行社」的課堂，俞大綱還商借了中廣公司的一處空間，利用週末時間，請來「鼓王」侯佑宗等國劇界宗師，來給史惟亮、賴德和、沈錦堂等音樂家上中國戲曲課程。1973年，史惟亮（1925-1977）出任台灣省交響樂團團長，推出一系列「中國現代樂府」，在史惟亮的督促之下，當時任職「省交」研究部-負責「中國現代樂府」策畫的賴德和說：「我們週末不得休息，史帷亮叫我們出差去學平劇音樂，所以我們週末都要到台北聽俞大綱講平劇…因為我上了俞大綱的課，我這個音樂就用自己的想像，大膽活用這些東西，也成就這音樂與眾不同的特質」。正由於參與了俞大綱主持的「平劇研究會」，使他有機會深入平劇音樂，成為賴德和創作中一生受用不盡的音樂資產。當時常被「俞老師」點名聽課的，包括林懷民、黃永松、吳美雲、奚淞、姚孟嘉，還有稍後的蔣勳、邱坤良等人。 

當時在顧獻樑（？-1979）的招集之下，以俞大綱為首的台北藝文界菁英如許常惠、余光中、楊英風、劉鳳學、劉國松…等一群當代藝術家，時常聚集討論台灣藝術發展的動向。俞大綱本人聲望既高，每開講席，學者群集，總是引來眾人駐足觀聽。不僅文藝青年們爭相「從之遊」，乃至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眾。俞大綱認為：「光是談文化問題，既不落實也不具體；文化工作只能從小題目點點滴滴做起」。於是，他開始將一小塊一小塊的民俗素材類似拼圖般地拼起來，慢慢就能使整個文化的結構呈現出來，儼然有朝向台灣「整體藝術」發展之勢。自詡為「波西米亞族」的詩人畫家楚戈直稱這裡是「地下文化部」，當非虛言。 

俞氏家族的儒生門風不遑多讓，俞大綱的胞兄俞大維（1897-1993）亦為一出類拔萃的傳奇人物，曾任蔣介石的國防部長。在老一輩的軍人印象中，俞部長學貫中西，與士兵同甘共苦，一致令弟兄們肅然起敬。俞大維早年留學哈佛、柏林大學，研究哲學、數學，上過愛因斯坦的課，寫過數理邏輯的論文，拿到哲學博士；之後又回到德國學軍事，成為彈道學專家，受蔣介石倚重。在他的德國論文里面，還把他自己名字拼成陳寅恪。 

1966年，俞大維自國防部長退職轉任總統府資政，俞大綱先生常帶些學生到其兄在溫州街宅邸（俞宅原是已故台大校長、大維先生內弟傅斯年所居，是一座不起眼的日式房屋）聊天。每逢週日俞府高朋滿座，昔日老部下、文化界、戲劇界人士前來聚會，談笑風生。到了中午，眾人圍在大圓桌同餐，為六○年代台灣少見的文化沙龍。 

晚年俞大維賦閒在家，因視力變差，漸至無法看書，便決定「讀了一輩子書，現在要收攤了」！於是，他打算把以前唸過所有的書，一一拿出來重新溫習一遍，之後才不讀書。俞大維預定每個月固定溫習一學問，「邀請各類學問極有成就的老朋友，相互討論」，他計畫先溫習天主教神學，請羅光主教陪他溫課，接著還計畫請物理學家吳大猷溫課，之後還有音樂、美術、哲學、數學、美學。在李元平所著《俞大維傳》記載了這位老儒將「溫課收攤」的計畫。不知這只是老人家玩笑之言，還是有認真落實。 

1977年，鑑於民間說唱藝人陳達的窮困情況嚴重，許常惠有感於保護民族音樂工作不能再拖延，因此邀請俞大綱、陳奇祿、辜偉甫、劉鳳學、呂炳川、林二、林懷民、施叔青等人共同籌設「中國民族音樂中心」，以作為永久性的民族音樂保存團體。不料，因籌備委員俞大綱的猝然逝世，該團體的推展工作因而停頓下來。 

俞大綱亡故以後，生前藏書留贈在文化大學戲劇系國劇組的圖書館裡。張曉風說：「世間一流的人才往往由於求全心切反而沒有寫下什麼…倒是一本《戲劇縱橫談》在編輯的半逼半催下以寫隨筆心情反而寫出來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林懷民感傷地追憶：「當年要不是跟隨俞大綱先生，自己充其量只是個跳舞的人；如果沒有平劇養身，雲門舞集什麼都不是！充其量只是美國現代舞的翻版」。1979年，郭小莊成立「雅音小集」；同年五月十七日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創新國劇「白蛇與許仙」首度公演，造成極大轟動！能成功改革國劇，郭小莊說：「這得感謝兩個人」，一位是為劇團命名的張大千，另一位就是戲劇大師俞大綱：「他老人家讓我知道，國劇是多元化的，他從中國的詩詞，一個字一個字的教我讀，同時還為我編寫新劇本」。 

此後接任「俞大綱紀念基金管理委員會」-自稱是「管理人」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邱坤良表示，未來基金會將傳承俞大綱的精神，普設獎學金及每年舉辦其他各類紀念活動。儘管追悼會上的此類言說還算是得體如儀，卻有些過於冠冕堂皇，反倒不合「俞老師」昔日靈泉活水、豁達幽默的真性情了。

「縱使埋骨成灰燼，難遣人間未了情。」

─俞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