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文藝沙龍

戰後五○年代，台北街頭開始出現堪稱「波希米亞族」的文藝青年，他們遊盪四處、隨性不拘，甚至有些異常舉止常令衛道人士不知所措。但謬思女神的園地若少了這群「人來瘋」的年輕人，恐怕真要單調失色許多。此一族類大致包括有音樂圈的許常惠（1929-2001）、戴洪軒（1942-1995），文學界的三毛（1943-1991）與七等生（1939- ）（三毛、七等生兩人的筆名與性情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及詩畫雙絕、橫跨藝壇與文壇的楚戈（1931- ）。這些「波希米亞族」們性格鮮明，作風特立獨行，座落在保守的台灣傳統社會裡頭，他們的存在總會吸引凡人目光而成為話題，乃至於被視為異端（如戴洪軒），有的甚至最後走上了自絕之路（如三毛）。儘管「波希米亞族」的某些行事作為不被一般眾人所了解，但他們卻經常熱情地流露出對於其他陌生人兒以及陌生事物的欽佩與喜愛。罕見的博愛，讓他們習於其它文人不容易做到的-去欣賞别人的作品或文章，不吝於釋出情感與讚嘆。

追溯當年，遠端迴盪著齊豫在《橄欖樹》的天籟嗓音：「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波西米亞的風情雅趣彷彿透過民歌聲曲的感染力而推向了一個新高潮。當時正值青澀歲月的「波希米亞族」青年們多半是年少輕狂的風流人物。其中有的因飽嚐流離失鄉的心緒而極盡悲愴，有的藉由追逐醇酒、美人以及詩情來探索生命的終極意義，有的則甚至於揚言「把社會陳規踩在腳下，視自然法則如無物」。 

五○年代末期，留學法國的音樂家許常惠學成返台，這位連繫起台灣樂壇以及歐洲音樂中心的第一人，象徵著「歐洲文化」從此以後既毋需再透過美國、也毋需依賴日本，而得以直接帶進台灣。留法期間，許常惠即已深受當地文藝沙龍風氣薰陶，常出入各式聚會場合舉杯論藝、把酒言歡。在拉丁區的咖啡館裡，許常惠不經意地便會看到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一群人時常在那裡大發議論，旁邊總是圍繞著一群年輕人，年輕人並不是恭恭敬敬地在聽大師講道理，而是不時地提出質疑、爭論。影響所及，歸國以後的許常惠不僅喜愛將郭沫若、徐志摩、白荻、楊喚等人的詩作拿來譜曲，他本人善應酬、好結交的行事作風更將所謂「沙龍文化」在台灣文藝界掀起新一波爭議話題。課餘期間，喜與學生相約小酌一番，許多精采的音樂概念就在酒晃交錯間流露出來。當時的樂界同行之中，與許常惠性情最為相近者，莫過於他的學生戴洪軒（後來他也當了老師，兩人成為同事兼酒友），以作曲與寫作才華著稱的戴洪軒，生性狂傲不羈，對於「藝」事與「情」事均有可觀。平日尤酷嗜杯中物，據說常以米酒代水，是學生口中的酒仙。和他的前輩許常惠一樣，戴洪軒筆下的詩、文、聲、曲作品往往都是藉著三分酒意一揮而就，著述《洪軒論樂》、《狂人之血》可略窺其音符字句裡的酒狂之氣。

此外，戰後初期可說是台灣軍中文藝的狂飆時代，軍中文風之盛據說超過歷史上任一朝代。素有文壇「三公」之稱的冷公辛鬱、歪公商禽、溫公楚戈，早年便曾攜手共度這一段屬於「波希米亞族」的輕狂歲月。1957年，楚戈和辛鬱一起在林口一處小樓租賃而居，號「同溫層」，友人鄭秀陶、劉大任、王渝、陳若曦常來探望相聚，「同溫層」沙龍之名不脛而走。後來劉大任在小說《浮游群落》多處描述此間相濡以沫的文藝氣氛，亦題曰「同溫層」。1966年，三十五歲的楚戈退休，當了十七年的兵，換來一紙虛幻的「戰士授田證」。於是，貧窮的他不得不開始寫稿、畫連環漫畫來試圖養家，由於經常與台北明星咖啡屋附近的詩友們聚會、飲酒、夜遊，被詩人余光中譏為「咖啡館裡的遊牧民族」。辛鬱笑說當年大家都是「比兵大點，比官小點」的軍職身分，亦如詩人痖弦所說：「是用體溫互相取暖」的哥兒們。美國愛荷華寫作班主持人保羅‧安格爾（1908-1991，美國著名詩人，其夫人為小說家聶華苓。）曾不解地追問尉天驄：「為何世界文學史都以知識份子的參與為主，唯有台灣多是阿兵哥參與」？尉天驄說：「中國近代史充滿了痛苦與矛盾，早年被抓當兵的青年，只有藉寫詩創作來發洩消極、虛無與哀傷…他們是軍中的知識份子，是真正的存在主義，才能寫出這樣熱血的作品」。

「波希米亞族」鄙視社會主流的庸俗價值，常淪為自卑又自傲、孤僻又叛逆的邊緣人，向來在文壇活動甚少的七等生（1939- ，本名劉武雄）亦如是。1959年台北師範畢業後分派瑞芳九份國小擔任教師，曾以單車環島旅行。1962年以《聯合報》副刊一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初登文壇，1969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僵局》，其具有強烈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獨特文體即受當時文壇注意。1965年，完成結婚大事並於年底辭去教職；次年，離職以後無所去處的他，意圖脫離社會枷鎖與城巿生活而重返鄉村，因而跑到楊逵的東海花園暫住數星期，閒暇時幫忙種花。後來與尉天驄、陳映真、施叔青相識於台北鐵路餐廳，共同創辦了《文學季刊》。謫居東海花園期間，個性南轅北轍的楊逵與七等生之間可謂相處融洽，這令當時也去過東海花園的尉天驄感到納悶：「按理說他（楊逵）那種勤勞的個性，應該會跟七等生處不好，但他跟七等生卻處的很好」。推究原因-該是基於愛護包容年輕作家的心態，楊逵認為：「七等生啊…是年輕的現代人，喜歡喝點酒啊，喜歡抽抽菸啊，喜歡早上不起床啊，年輕人就是這樣子」。這段時期，蟄伏鄉間的隱遁生活猶如反身的內省過程，用以抗悖社會的集體主義和人性的偽善，只為了尋回塑造完整的自我。或許七等生從六○年代步入文壇迄今數十年-那頗受爭議卻又持續不輟的創作能量即是得自於這內省本性吧。

七○年代台灣是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三毛的流浪文學盛行，投射了「波希米亞人」崇尚自然、親近真實的生命價值。而落實在裝扮外表上，「波西米亞族」則成了一種另類高貴，屬於那種特立獨行、才華橫溢而又總是不想受現實規範約束的類型。三毛曾經說過：「台灣只有三個女人適合波西米亞式的打扮，分別是潘越雲、齊豫和…她自己」。印象中，她們總是穿著鬆鬆垮垮的棉質長裙，戴著層層疊疊的大項鏈，抑或還有樣式古怪的平底軟靴和大膽花俏的額飾，環佩相扣、叮叮噹當地出現在人們面前。1967年，三毛前往西班牙馬德里大學進修文學，二十三歲的她結識了比他小六歲的西班牙中學生荷西，當時荷西向三毛許諾：「Echo，你等六年，我有四年大學要念，還有兩年兵役要服，六年一過，我要娶你」。1973年，三十歲的三毛果真跟二十四歲的西班牙潛水員荷西結為夫妻，兩人攜手在撒哈拉沙漠造起了自己的宮殿。後來在1979年，丈夫荷西在一次潛水意外中不幸罹難。荷西去世後，三毛的照片總有抹不去的哀愁。「我的寫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給我愛和信心，那麼我一本書都寫不出來；我的寫作生活，就是我的愛情生活；我的人生觀，就是我的愛情觀」。一生共寫作了《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駱駝》等十七冊散文集以及一冊《滾滾紅塵》電影劇本的三毛如是說。

提起男女之愛，「波希米亞族」即使年屆古稀，身心俱疲，但精神視野往往不減反增，仍不忘熱烈追求年輕愛侶的慰藉。文明的講法稱作「黃昏之戀」，或用俚俗的習慣叫它「老少配」。黃昏之「景」無限美好，惹得眾人駐足停觀；但黃昏之「情」人人稱羨，卻未必順得眾人之心，甚至招來閒人非議。儘管「白頭配紅顏」惹來「一樹梨花壓海棠」之譏，但是風流盡顯的「波希米亞族」們才不在乎俗世議論，他們畢生信奉浪漫主義，至死不渝。中外文學界最為人樂道的先例，乃是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他到了七十三歲的高齡仍不放棄愛情，向一位十七歲少女求愛遭拒，而寫下抒情詩之巨構《馬倫巴悲歌》，另外他在不朽詩劇《浮士德（Faust）》也直指：「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出現，讓浮士德看到美麗少女瑪格麗特（Marguerite）之幻影，原本猶豫不決的浮士德立即簽了字。梅菲斯特指示浮士德喝下藥酒，剎那間他返老還童、與魔鬼的交易開始進行」。當垂垂老矣的詩人作家遇見清純可人的異性對象時，竟是如此渴望地用他畢生累積的蓋世才器，來換取逝去的青春年華。話說穿了，還有什能比「枯木回春」更能證明一個耄耋天才并未衰老呢？

當年，許常惠歸國以後，他那瀟灑的外型、良好的家世以及頂著戰後「留歐第一人」的傲人光環，立即轟動了台灣文藝界的社交圈。年輕的許常惠不僅經常與學校女同學傳出戀情，也喜好與友人出入「黑美人」、「五月花」等酒家，終日酒酣耳熱，隨意率性；老年的許常惠更是無所羈絆，風流不減當年。根據他第四任妻子-舞蹈家李致慧描述年屆六十的許常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當中…沒有幾天他是待在家裡，幾乎每天都在外頭交際應酬」，由此可想見其年輕時的精力旺盛。1969年，《中國時報》社會版曾刊出「師大音樂系二年級女學生神秘失蹤」的頭條報導，不久後，傳出這名女學生與許常惠閃電結婚的消息。原來，兩情相悅的雙方由於女方家長反對，故而演出了這場「失蹤記」，後來台灣各大報紙還追加刊登了兩人的結婚喜訊。但不久後，許常惠的放浪習性終究還是導致離婚收場，據說這是他最為轟轟烈烈而不堪回首的第三段婚姻。許常惠一生對於台灣現代音樂和民俗音樂始終念茲在茲，卻也毀譽參半。率性不羈的人格特質使他經常沉緬於「音樂、醇酒、女人」當中，歷經四任妻子而自嘆「不知愛情為何物」。

  自六○至八○年代，七等生擅長以書信體小說串聯個人多種生活經歷，極富自傳色彩。他在最後一部作品《思慕微微》裡提及對家人的歉疚：數十年來的遷徙遊盪，不但「從未賺得一個配稱舒適穩定的家居」，甚至當孩子生產時，還得「設法借錢去支付醫療費用」。於是，過往的辛酸經歷使他決定在退休以後，選擇與家人分開而居。1989年，年屆五十的七等生自苗栗小學老師的職位退休，過著全然獨居的單純生活，沒有寫文章，也沒有醞釀題目，「人窮志堅。」七等生說，他生活沒有慾望，「有一碗飯吃就飽了」。生活開銷全憑退休金的孳息，一個月二萬四千元。「作家的生命就像蠶吐絲一般，吐完就沒有了，現在的我就是這種感覺」。話雖如此，晚年七等生仍不斷執著地「流離思索」嘗試各種門徑的創作理路；1993年移居花蓮，設繪畫工作室；1994年移居台北市，在阿波羅大廈設畫鋪子；1995年結束畫鋪子，退居木柵溝子口。正當七等生原本打算一個人就此聊度餘生的時候，最後一段生命中的「她」出現了。

她，是吳欣霏，台北人，當代台北劇場實驗室團員、零場劇場實驗室創始團員、江之翠實驗劇場創團團長及首席演員，祖父吳鎮山曾是嘉義新港北管舞鴻軒當家武生。自1992年起，陸續向台灣蔡小月、泉州蘇詩、廈門張再我…等藝師學習南管歌樂，並隨泉州施織、潘愛治等名師學習梨園戲，近年來致力於南管吟唱與推廣。在一個午後陰濕的春天時日，吳欣霏為了劇團事由-來到了七等生的木柵住處向他詢問意見。從此，她含羞待放的體態姿容，便成了他生命中不能忘懷的美麗記憶。1996年七、八月間，吳欣霏隻身前往大陸泉州學藝。如是，他在窗前凝思，雖是望穿秋水，但為了伊人學習傳統戲曲的志趣，只得留下滿紙的思慕情懷：「自從認識妳後，我才開始體會南管音樂，我心中的感激無可言喻…那夜你背著琵琶和我一起來木柵的印象從此沒有離開我的記憶。之後我要求你教導我，從認譜到親手撥弦，從妳的示範到我一音一音地學，每日用一點時間來親近它，來瞭解它。當屋子裡只剩我一個人時，它就像妳對我的袒裎尉解著我有時候的寂寞，我滿心對你崇愛，愛妳和愛這隻琵琶琴」。在兩人相處的平凡日子，儘管偶出齟齬，但彼此「邀飲知音三五友 操弦弄管古今談」的閨中雅趣看在文友、樂友們眼中，畢竟還是一對令人欽羨的才子佳人。

文藝圈內無獨有偶，曾經拍攝過一系列「智慧的薪傳」紀錄片導演陶幼春，於1999年製作畫家陳庭詩紀錄片採訪楚戈而結緣，此後便自然而然地朝夕相處，遂成了他晚年的紅粉知已，楚戈更以一篇散文「黃昏之戀」公開表白這一段戀情。2001年，楚戈歡度七十歲生日，當天台北市長馬英九與文化局長龍應台皆參與盛會，七十歲的楚戈與三十多歲的女友陶幼春決定共偕白首。楚戈自況「七十而從心所欲常逾矩」、「我楚戈是浪漫的，但我絕不下流！」，好友龍應台調侃他：「是一種稀有的雄性動物」，因為「只要他和某雌性動物相處一室超過五分鐘，就會向對方求愛」。樂界老友許常惠也應邀出席，當晚大醉而歸。楚戈歷經多次進出醫院與死神擦身而過的險峻危機，在伊人的扶持下仍屢屢筆耕不輟。看來，對於這些豐沛多產又健康長壽的男詩人作家們，晚年「紅袖添香」似乎還真成了維繫滋養他們創作能量的最佳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