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6,2006

沙龍狂想曲-革命家與舊情人

前幾天在奇摩拍賣標到了一些好貨,今天一早特地趕到住家附近的郵局匯款。往來之餘,恰巧瞥見好幾位準備到櫃檯捐一百元給施明德「倒扁活動」帳戶的陌生民眾正彼此交談閒聊。於是,受到某種說不出的奇特氣氛感染,我終於也忍不住跟著大夥兒捐了一百塊。這區區一百塊-頂多買個便當或是兩三包香菸的小錢,似乎讓很多人凝聚起一些共同話題,也讓大家找到了一個發洩的出口。看來,若不是「施明德」三個字具有「吸金召喚」的非凡魅力,那就是台灣人民到了這時候-真的是「受‧夠‧了」。 

在媒體面前,施明德高舉著倒豎大拇指的嗆扁口號,自是投合了在野黨及其支持民眾的政治脾胃。然而,相當尷尬地,在鏡頭的另一端,執政黨的捍衛者與眼尖的記者們同樣亦為不遑多讓,找來了施的前妻-也是昔日黨外戰友的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以期反制。從這位出身美國籍-卻耗費大半生精力投注台灣民主運動的「舊情人」口中,對於施明德本人的品行私德(指責他沉溺於女人、飲酒、和香煙)到他近日來的政治作為(說他無節制的諂媚媒體與權貴、放棄原有的政治理想),無一不是百般數落地責備與嘲諷。無獨有偶,前妻艾琳達的這般接二連三地惡言相向早已不是第一次。想起前幾年(好像2003年吧)施明德為了艾琳達將被驅逐離台而四處奔走乃至數度落淚的那一幕,我腦海中不禁浮現起「相愛何必要相恨」這句有點老掉牙的愛情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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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4,2006

老聲音的蒐藏雜記〈三〉-從卡通電影「紅葉故鄉」引發的歷史隨想

紅葉故鄉01.jpg戰後五十年來的棒球體育,一直都是台灣本地最具媒體魅力、最有希望躍上國際舞台的熱門運動。如今,隨著「台灣之光」王建民在紐約洋基球隊的大放異彩,過去屢遭假球風波導致形象受損的職棒運動似乎又再度點燃了台灣人的熱情關注。在相關文化領域上,我們有所謂的棒球經、棒球文學,乃至於棒球電影。可是,我怎樣也沒想到,台灣早年竟然也有自製的棒球卡通跟棒球童謠。 

話說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825這天,一支由台東縣紅葉國小的布農族部落子弟自組的「紅葉少棒隊」以七比零的懸殊比數擊敗日本關西和歌山隊,不但從此打出了台灣對棒球運動的狂熱與信心,更接連掀起了日後經久不衰的「紅葉傳奇」。特別是他們「削樹木當球棒,以石塊為球」的克難訓練過程(也就是後人津津樂道的「紅葉精神」),每每不乏藝文人士拿來當作拍攝電影或紀錄片的題材(例如趙士強主演的《紅葉小巨人》以及蕭菊貞拍攝的《紅葉傳奇》)。後來在1998年「紅葉少棒紀念館」落成啟用時,甚至依然清晰可見當年紅葉小將們用來練習揮棒的輪胎已深深地融入樹幹中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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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7,2006

從鄉土走過-楊英風的「豐年時代」及其書刊設計

豐年雜誌01.jpg自從近代城市文明發軔以來,農村(village)一直都是城市發展過程裡重要的參照對象。不過,「農村」一詞對於長年居住於都會區的多數民眾來說,若非源於童年回憶裡彷彿似曾相識的依稀印象,往往就是透過電影、小說、報導等各類傳播文本所衍生出不同於現實地方的某種空間想像。意即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所指陳的「表徵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一種融合了真實與虛構的活動場景。 

就位處亞洲地區邊緣的第三世界台灣來說,農村的破敗、保守、純樸向來都是城市文藝精英們論及創作與思想的焦點話題。其中,曾以「景觀雕塑」蜚聲國際的藝壇大師楊英風(1926-1997),在距今五十多年前,卻是個默默開闢鄉土寫實道路的先行者,創造出諸多讓人回味無窮的台灣早期農村圖像。特別是他在「農復會」所屬《豐年雜誌》擔任美術編輯時,孜孜不倦地為每一期雜誌設計封面、為內文配插圖,乃至兼任採訪以及文字編輯工作,其足跡幾乎遍佈各地鄉鎮,可完全稱得上是台灣五○年代農業轉型的歷史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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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9,2006

沙龍狂想曲-「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反辨證思維

曾幾何時,透過新聞媒體的凝視鏡頭,台灣民眾早已逐漸養成了一種若無其事地觀看他人災難的生活習性。從1999年一個深夜裡驟然震碎了無數家庭的「九二一大地震」,乃至於每年的夏秋季節之交幾乎都不忘造訪台灣本島的強烈熱帶氣旋。隨著SNG車不斷即時播放水鄉澤國的異常災象以及受災戶驚魂未定的臉孔,這一切,似乎都再三地告誡我們,當天災人禍降臨之際,人的存在是多麼地渺小與無助。 

但是,今日透過媒體所見-更為讓人不忍卒聞以及不堪入目的,卻還有當事者不顧姿態顏面-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主動對外展示自身的不堪窘境。哪怕是身為一國之尊的領導者夫人由於鎮日憂煩國事,以致體重與血壓下降到簡直「非人」程度的轉述風聲;或是自稱「上流社會」的中年女子與年輕男模傳出原就不被看好的賣婚緋聞,在受到對方暴力相向之後大肆通知媒體-提出聲淚俱下的莫名控訴。種種匪夷所思的真實事件,比起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大作《旁觀他人之痛苦》有關媒體大量操弄「災難影像」的文化批判,當前台灣愈發常見的「受害者」本人對於嗜血媒體的「反操控」現象反而更值得讓人低迴深思。其中,尤其牽扯到人際往來與社會關係的奧妙處,絕不是單靠「是非曲直」的道德勸說就能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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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7,2006

老聲音的蒐藏雜記〈二〉-山地民歌話「五燈」

山地民歌01.jpg最近幾年,各種老舊物事(包括古董書、留聲機、黑膠唱片等)相繼成了拍賣市場炒作的熱門話題。罕見而搶手的絕版品不但接連開出了高價,各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門也若有似無地意識到了一股懷舊熱潮。種種復甦現象,看在嗜好蒐舊的平凡人如我輩的眼中,卻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的公眾傳媒資源終於開始正視這些議題,大夥理應樂觀其成。憂的是-當主事者求好心切,為取得立竿見影之效,乃透過大肆宣傳-使之沾染了從眾的喧鬧氣息,便難得再維持以往「獨樂樂」的懷舊雅趣了。想想看,原本讓人尋幽訪勝、待價而沽的少數品材,一旦過度曝光-淪為眾買家的追逐焦點,致使價格高不可攀、名過其實,恁誰都要倒盡胃口。此處的「因勢利導」與「揠苗助長」似乎僅存一線之隔,其間的分寸取捨著實難以拿捏。 

很多時候,有些歷史瑰寶並不完全隨俗世潮流運轉,而是在隱匿在某個為不為人知的角落,靜靜地等待著那些懂得在暗地裡「背道而馳」的識貨者去發掘品嚐。也許今日踏遍窮鄉僻壤所孜孜追尋的,只是過去驚鴻一瞥的平凡回憶。我手邊這張早已忘卻究竟在何年何月蒐得的《溫梅桂、張秀美-五燈獎 山地民歌專輯》,正在娓娓訴說著這般往復歸來的「歷史醍醐味」。尤其是「五燈獎」這個大剌剌的封面標題,讓我依稀想起了童年時期與家人相依共賞的某些場景、某些餘緒甚至是某些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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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4,2006

刀筆下的木刻紀事-陳其茂的書封面雜記

戰後初期,台灣的書封面設計與版畫藝術之間曾有一段憂戚與共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印刷技術剛剛起步的五○年代,簡致樸實的版畫風格一度蔚為書市場的設計主流。 

藍季.jpg綜覽近代中國美術設計史,最早提倡自繪、自刻、自印的現代木刻版畫-並致力於推廣現代美術設計的先驅者,乃是五四時期著名的文學家魯迅。早自1928年起,魯迅即與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組織的「朝花社」而刊行《藝苑朝華》,先後開始介紹歐俄現代藝術理論的譯作和版畫圖冊(主要包括魯迅親手編選、作序的「柯勒惠支版畫選集」)。至1931年間,魯迅更積極籌劃舉辦了一個「木刻講習班」,聘請日本版畫家內山嘉吉為教師,替學員們講解基本的木刻技法。此外,魯迅最為人所週知與推崇的,則是他經常為自己的出版品設計封面,與當時的設計名家-也是私人好友的陶元慶相知相惜,豎立了中國現代木刻運動以及美術設計的里程碑。 

在台灣,以版畫藝術著稱於文藝界,並將版畫語言大量運用在書封面設計的第一人,則非陳其茂(1926-2005)莫屬。版畫界的朋友稱他為「執著的木刻版畫家」、「台灣現代版畫的拓荒者」,作家羅蘭則是形容陳其茂:「有一雙善於觀察、長於取景的眼睛,有一支善於構圖與著色的筆」。在這裡,無論從事繪畫創作或美術設計之途,均不外乎凝鍊勾人心神的視覺幻術。而在彼時五○年代,由於藝術家與設計家之間的專業領域尚未有明確分工,反倒容易激盪出耐人尋味的意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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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9,2006

老聲音的蒐藏雜記〈一〉

週末的清晨風和日麗

一大早起身梳洗用餐後

趁著暑日的焦陽尚未到位

趕緊溜到台北近郊的跳蚤市場

看看是否有啥罕見的老寶貝出土

值此心血來潮之際

果真有所斬獲

幾巡之下,蒐到了數張耐人尋味的LP黑膠唱片

其中

由鄧志鴻與鄧志浩兩兄弟,再加上王滄津、潘茂涼合錄的《鄉音四重唱》專輯我老早垂涎已久

今日不料在此偶遇

唱機裡,轉動的曲盤.30年前的老聲音流瀉而出

一曲〈秋天的野菊花〉

一口生津的梅子涼茶

讓人頓時暑意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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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2006

死亡的文本與真實-百無聊賴的「遺書」閱讀

人的死亡與新生,標誌著歷史轉迭的潮起潮落。2001六月二十九日,永不凋謝的三色菫-作家張秀亞(1919-2001)以八十二歲高齡於美國加州辭世;該年底-十二月一日,創辦經營《純文學月刊》的文壇舵手、《城南舊事》經典作家林海音(1918-2001)隨之病逝於台北。到了今年(2006五月九日,昔日《文季》雜誌健將-詩人葉笛(1931-2006)不幸因癌症去世;緊接著,同年六月七日凌晨,以《三更有夢書當枕》、《細雨燈花落》等傳世的散文長青樹-琦君(1917-2006)也因肺炎併發-跟著走了。 

步入二十一世紀迄今,幾顆長年閃爍的文學星宿先後殞歿,豈止引出眾人傷感不捨的懷舊情緒。不久之後的新歷史雖然近在眼前卻渾沌未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台灣過去的文學世代正以某種猝不及防的姿態離我們遠去。 

就民間習俗來看,人在度過七十天命之年以後,若一般非遭致意外、壽終正寢地亡故,非但不是件讓人沮喪的壞事,反倒應當要欣然以對。正如上述這些作家們的際遇,或許「時候到了」,帶著眾人滿滿的祝福與悼念離去,好歹也算是個結局不壞的歸宿吧。從編纂作品全集、邀集專人撰寫傳記回憶錄乃至畢生經典回顧式的研討會,他(她)們個人的死,乃促成了其筆下作品永存再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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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6,2006

世足賽,不踢球的台灣男人

今年2006,又到了四年一輪的足球世界盃。在球賽進行的一、二個月間,全世界的男性觀眾紛紛為之起舞(或起乩),就連平常絕大部分不踢球的台灣人-尤其是台灣男人,也都跟著球賽的轉播步調「瘋」了起來。人們觀看世足賽事的著魔程度,已不知幻化成多少各式各樣的神話耳語。例如,早有球迷指出:歷屆熱門球賽當天世界各地的犯罪率都將會大幅降低(因為所有的小偷罪犯都跑去看比賽轉播了),或是指控球賽賭盤的結果,隨時有可能影響到全球地下經濟之類的誇張形容。 

觀看足球競賽,無疑喚醒了昔日十七八歲少年時暢快奔馳的熱血回憶。記得高中時期還曾號召數十位足球同好組隊定期練球,並且幾度與他校學生私下較量足下功夫。但不知曾幾何時,每屆的世足賽愈是在媒體上炒得熱鬧滾滾,內心反倒愈是喚不回原初對於足球運動的熱忱。其間混和著連自己都難以說清的諸多因素。 

在台灣,我其實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死忠的男性球迷抱持著:「老婆孩子可以暫時不顧、但球賽不可不看」的執毅念頭。但我更覺得好奇的是,從不踢球的多數台灣男人,究竟抱持著何種心態來面對世足賽。幾經詢問過後,我所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反正四年才這麼一次,瘋狂一下又何妨」。 

於是乎,眾人於觀賽前針對各路球星與戰積的評估分析如數家珍,以及徹夜株守賽事現場轉播的諸般激情,對照於整個球賽結束-待冠軍名次出現-滿足了消費世足熱潮的短暫慾望過後,這群盡情宣洩的足球癡漢們幾個月後很快地便搶搭著另一波的潮流,甚至壓根兒就不在乎台灣還有「發展足球運動」這回事。從漫天激情到冷漠遺忘的進展過程之快,恍然是某種「一夜情」的文化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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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3,2006

沙龍時代的造像者-龍思良的文藝生涯與書刊設計

設計,無所不在,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亦如是。新書店裡,亮眼的書封面是讓作品在書海中脫穎而出的必備籌碼。舊書市場上,一本絕版書的封面完整與否,其價差有時甚至高達數倍之多。說穿了,愛書人蒐書購書並不光為了文字內容,很多時候其實是沖著外表那張賞心悅目的「書皮」而買。這是為何?還不就是人們心底潛伏的審美感官在作祟麼! 

台北街頭01.jpg較精確的說法,「書籍之美」在外觀上可略分為封面設計(Cover design)與書裝幀(Bookbinding),前者意指平面包裝,後者則包含了三度實體。隨著近代西方印刷術的傳入,傳統線裝木刻形式的書籍裝幀逐漸式微,中國最早的現代書籍設計者可遠溯至三○年代的魯迅、陶元慶、君匋等人。而台灣自戰後以來,從「封面設計」到「書裝幀」的整個歷史過程並不算久遠,卻有著不少理路未明的歷史斷層。好比說,早期「大業書店」文學書系之於畫家廖未林,「光啟出版社」之於版畫家陳其茂,以及「遠景」、「遠行 」系列叢書之於黃華成。而提到五○年代赫赫有名的《文星》雜誌與叢刊,有心讀者絕不能夠忽視-蟄伏於扉頁一角的「龍思良」設計署名。 

龍思良(1937- ),一個讓人有點陌生又不太陌生的名字。談起繪畫創作,他是師大美術系師生眼中的鬼才,在海外各地舉辦過不下數十次的巡迴展。說到攝影紀實,他又是啟動台灣現代攝影的同人團體「V-10視覺藝術群」的創始元老。而《文星》雜誌,則是他從事書刊設計的起點,也是他與台灣文藝界「波西米亞族」彼此交遊闖盪的源頭。總之,他大半生涉獵廣泛,不斷游移於文學界、繪畫界以及攝影界,甚至於還跟朋友合開過ㄧ家充滿沙龍氣息的文藝咖啡館,並為此跨刀專責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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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6,2006

沙龍狂想曲-被消費的廉價歷史

近來台灣政壇屢起干戈,端看政治新聞或談話性的政論節目,各種醜聞內幕暴料者與當事人之間的撲朔迷離,簡直要比八點檔連續劇來得精彩。而幾次下來,我看到了一個很有趣的共通現象。當這些以公平正義自居的節目主播者或名嘴們討論到他們在法律、政策、行動等各方面都束手無策的時候,最後都會不約而同地控訴:「╳╳╳等著瞧!看看你們這些政治人物將來要怎樣『面對歷史』」。在call in現場殺氣騰騰、咬牙切齒的政論場合當中,當我聽到竟然還有人能說出「面對歷史」的這個訴求,內心真是有些暗自慶幸(以及一點小小的感動),畢竟-「至少有人還注意到,我們的某些普世價值並沒有被遺棄」。但是,在這種時間點、這般局面下,想到「歷史」一物被提出來當作最後一種無形的「道德防線」,卻又讓人微感無奈,更有點像小孩子玩辦家家酒跟玩伴鬧翻又爭不過對方的天真餘緒。 

說實在,「歷史」本身並非那般遙不可及。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消費」歷史,甚至直接把「歷史」當成一種茶餘飯後的甜點。螢光幕上,除了當紅的日韓偶像劇之外,在台灣有不少觀眾也都蠻愛看歷史劇(特別是對岸「老共」製作的大卡司戲碼),從封建時代康熙帝、乾隆皇的稗官野史傳奇,一路看到「太平天國」、「走向共和」之類的革命史詩。甚至有的重度歷史戲迷根本就是無役不與、無所不看,談起歷史掌故可說是到了鉅細靡遺的地步。但是,把歷史拿來「消費」是一回事,至於能否從歷史裡學到「教訓」,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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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3,2006

刺刀與玫瑰歲月-台灣軍中作家的悲與喜

最近這陣子很迷黑澤明的電影。這位西方人稱「日本最後武士」的史詩導演,其作品揉合了民間風土人情以及傳統武士道精神,在龐大的情節佈局之下往往細膩地隱喻著人性的焦慮與矛盾。其中有一部描述幕府末年診療所(即地方醫療收容所)的作品-叫做「紅鬍子」(Red Beard),其間多方描述醫者與傷者之間彼此轉圜的互動情節,著實讓人低迴不已。在故事裡,三船敏郎所飾演的主角-紅鬍子,是一間診療所的負責人,他必須經常面對經歷過戰亂與貧窮之後遍體鱗傷的各路患者-甚至是國家醫療制度本身,即便遭致對方的無禮回應,但在他這位醫者的心目中,眼前人們做出不理性的種種行徑,其實都遠不如內心所受的傷害來得深。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全心地付出包容與體諒。 

軍階05.jpg這部旨在以寬容療癒傷痛的電影,讓我不禁想到,過去台灣曾經也有過這麼一群人的類似遭遇。由於國共內戰的因素,他們陰錯陽差地隨著國民黨軍隊倉皇逃難來台。在那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的年代,不知造成了多少妻離子散、舉目無親的流亡悲歌。「軍中作家」桑品載形容他自己那一代人,是「被亂刀砍殺的時代孤兒」。他們以肉身之軀捍衛著這塊充滿不確定感的土地,用驚恐與苦悶填補著起一個又一個貧乏而蒼白的日子。一晃眼,四、五十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但沒有想到,在這塊島嶼落地生根之後雖然生活逐漸穩定了起來,卻又因為一股叫做「去中國化」的氛圍,讓他們再度面臨某種被驅逐排外的失根焦慮。 

當時,在這原本只有六百萬人的島嶼上,一下子就擠進了六十多萬個手執干戈的人,也開始步入戰後台灣「軍中文藝」的狂飆時期。尤其是在四、五○年代這段期間,台灣「軍中作家」數量之多,可謂風起雲湧,文風之盛據說超過歷史上任一朝代。放諸世界文學史,更是個相當特殊的歷史現象。他們的作品不僅訴說著個人軍旅生涯的點滴,更反映了半世紀國共內戰的大時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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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1,2006

今晚,音樂的天空很「政治」

近日來,大概是深感於週遭環境變遷的讓人有些措手不及的緣故,特別喜歡逛二手唱片行(例如,重慶南路的「啟元」、台大對面的「再生工場」、泰順街的「貓頭鷹」、乃至於網路上的「奇摩拍賣」),只要時間允許,我都會儘可能地順道前去,為的是找尋那些被排除在主流市場之外的老聲音。 

其中,有一種或許該被歸類於政治音樂的「競選專輯」,由於受到政治活動的時效性限制,此種音樂通常「用完即丟」,因此也不太有人會去認真注意到。不過,很可能是心血來潮或是有所感悟吧!我突然留意起「水晶唱片」出版的《台北・春天・新故鄉》這張專輯。來得正巧,前幾天才剛在我的CD亂堆之中找到它。端看專輯封面的設計感相當簡潔素淨,圖文比例與用色相當節制,雖是名為「競選專輯」卻看不出一絲「張牙舞爪」的競選味道。 

台北、春天、新故鄉.JPG配置於專輯封面中央的,則是一張由陳水扁與吳淑珍閒坐依偎在一起的老照片,兩人模樣依稀年輕(感懷青春與理想啊)。待翻查專輯內文,得知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時,路寒袖(作詞)與詹宏達(作曲)連訣合作為候選人陳水扁寫下了兩首競選主打歌。其中一首〈春天的花蕊〉描述他和吳淑珍之間命運坎坷而相互扶持、不離不棄的愛情,另一首則是描述台北願景的〈台北新故鄉〉,曲風同樣是清新脫俗、雅俗共賞。據說該兩首歌曲一推出,不僅讓選民們耳目一新,陳水扁得以順利入主台北市府,也使他成為台灣第一位委託專人打造競選歌曲的政治人物。就連選舉過後,仍不少民眾來電洽詢索取錄音拷貝,甚至還成了坊間卡拉OK的當紅點播歌曲。後來,水晶唱片公司有鑒於歌曲本身的保存價值,向福爾摩沙基金會取得了授權,於次年正式對外出版發行,並加入了原住民各族(除了邵族之外,幾乎每一族都到齊了)以及客家語的版本。而其中讓我最為叫絕的是,該專輯「壓軸曲目」竟然請來「三重南義社」的民間北管樂師邱火榮、鄭榮興跨刀助陣演出北管器樂版,聽著道地的傳統嗩吶在鑼鼓伴奏下吹奏起〈台北新故鄉〉的現代旋律,有種無以言喻的奇妙感受。 

此時瞥見唱片背面的發行日期,是在1995年,距今約十年有餘的時間。十年啊!十年!相較於千百年的國族歷史而言,短短十餘年的光陰不過猶如白駒過隙。但是對於生活在當下的台灣人民來說,卻已經殘酷地足以讓人們清楚看見一個年輕的本土政黨-從過去在野時期標榜「清廉」、「反黑金」的崇高理想,到執政之後弊案纏身、清廉形象破產的迅速殞落,這十餘年的時間也未免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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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8,2006

原鄉敘事的浮光掠影-閱讀黃春明的二三隨想

前陣子,台北地區的房地產業者不知怎地,突然大興土木、競相建造豪宅公寓。但是,由於政府明令不得在公共場合張貼廣告。因此,腦筋動得快的台灣商人想出了對策,請來臨時工身穿廣告背心、手持廣告看板,以「時數計費」方式佇立街頭;或者乾脆找上急需賺錢的年輕人,直接「出租」他們身體的某個部位-貼上廣告LOGO充當「活體佈告欄」。 

我記得,劇場工作者李國修曾說過這麼個故事,有一回他在日本看當地的能劇團演出,為了一位專門負責擔綱背景的跑龍套腳色而暗自哭泣,理由是這位演員以某個極其不自然、卻又不被人注意的動作固定著他的身體足足有半小時之多,只為了卑微地襯托其他主角的存在。然而,當畫面切換到今日的台北街頭,以身軀作為商品廣告的活體看板戲碼正不斷上演著。只不過,這裡並沒有觀眾,倒是得面對不少漠然呼嘯而過的往來人群。 

兒子的大玩偶.jpg此情此景,讓我想起一部小時候印象很深的老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候孝賢導演、吳念真編劇),男主角陳博正飾演的「廣告夾心人」(sandwichman)為了討生活,前後身披劇院看板、扮裝塗抹成小丑模樣穿梭於人群當中,飽受冷漠的異樣眼光。這也是我的第一個「黃春明印象」,並非先從他的小說,而看過這部改編的電影之後,才去找了原著小說來看。八○年代初期,適逢台灣電影新浪潮導演(如侯孝賢)崛起,黃春明亦為最早在台灣文學界引發「文字結合影像」熱烈討論的作家第一人。這些評論主要包括了詹宏志以〈國產電影的新起點〉談〈兒子的大玩偶〉、馬森以〈電影與小說〉評〈看海的日子〉、陳映真以〈台灣第一部「第三世界電影」〉論〈莎喲娜拉,再見〉。 

提起善於說故事、編童話的鄉土作家黃春明(1935- ),身旁很多文友都形容他是「天生的說書人」。而這般豐富的敘事特性,往往使得許多小說(包括〈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兩個油漆匠〉等)出版後很快地都被改編拍成了電影。尉天驄認為他「講的比寫的還要來得精彩」,建議黃春明乾脆用錄音有聲方式出版。而替他出版小說集的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則追述,黃春明講故事的「語言魅力」甚至讓意圖要劫取財物的攔路匪徒都為之動容,甚至因此打消了搶劫念頭,在其過人的說書稟賦上更增添了些許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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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inglee發表於 樂多17:15回應(11)引用(0)沙龍紀事

May 21,2006

一場驟然落幕的詩畫沙龍-追溯一九六六年台灣首次的「現代詩展」

現代詩雜誌.JPG這一陣子,書店似乎開始吹起了「現代詩」的流行風,新書展示台上頻頻瞧見甫出版的新詩集,如楊牧的《介殼蟲》、鯨向海的《精神病院》。不過,提到台灣詩刊的舊籍收藏,《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笠》可都是老少詩迷們心中的麥加。其中,創辦時間最早、讓我印象最深者,乃是19531964年間由紀弦主編的《現代詩》季刊。原先自己在舊書攤挖到的零星數本(如今連網路拍賣都不易出現;就算有,也多是價格不菲的搶手貨),還有跟別人借來的(日子一久可能就會不小心忘記還了)。如今,算一算手邊累積的《現代詩》,林林總總加起來倒是頗為可觀。偶爾閒暇時,把玩著這些年歲幾乎比我爸媽還老的舊詩刊,竟有種異樣而親切的感覺。很多時候,不單是閱讀它的內容,而是儘可能地動用身體的所有感官知覺,以各種方式感受這經歷了數十年光陰的紙上容器,彷彿如此就能夠讓人更貼近塵封的歷史記憶。就像重度的品酒人士那樣,在飲酌陳年老酒之前,都會不自覺地淺嚐它特有的一股懷舊氣味。 

有一回,我「玩興大發」,把成堆的《現代詩》一本本全部拿出來排列在書房的磁磚地板上,以各種齊聚方式排比組合,縱觀橫覽、變化萬千,直感「數大便是美」,甚是有趣。無意間發現,每一塊約三十九點五平方公分大小的磁磚,恰恰好等同於六本(三乘二)《現代詩》的面積,幾乎分毫未差。這,並不是單純的巧合,而是《現代詩》季刊由封面設計到內文編排,整體上皆蘊含了現代建築設計的「模矩」(modular)概念。乍看之下,薄薄一本不足百頁的《現代詩》季刊份量不多、版面純淨,內外主要以幾種固定比例的矩型區塊作為編排手法,以簡單形式表現豐富的意象。圖文雖少,其構圖對比平衡的種種細微處卻極為利索,稱得上是最極至的精簡美學。在這裡,現代詩與現代藝術兩者雖使用不同的創作素材,彼此之間的美學主張卻未嘗沒有共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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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inglee發表於 樂多23:46回應(2)引用(0)沙龍紀事

May 20,2006

沙龍狂想曲-關於「涉世未深」的成語造句

據報載,近年來台灣國小學童的作文能力日漸低落,不僅錯字連篇,連成語造句都用得荒唐離譜,再加上今年度大學基測題目首次出現了ORZ3Q等「火星文」用語,更引發教育界人士對於年輕人中文能力一落千丈的檢討聲浪。以下短句,據說是抄錄自台北某校小學生的國文試題作答: 

造句題1.「欣欣向榮」---我的弟弟外表長得「欣欣向榮」。

造句題2.「風塵僕僕」---在教室外面的操場上烤肉會「風塵僕僕」,實在不太好。 

岔開話題,最近「台開」股票風波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只要一打開電視,就連完全不懂股票的門外漢如我也都每天被迫接收相關訊息,真是不堪其擾。其中,呂副總統相當巧妙地使用「涉世未深」此一成語句型,用來替趙家駙馬「炒股」一事開脫,堪稱台灣「語言政治學」的經典用句,著實讓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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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inglee發表於 樂多12:07回應(5)引用(0)文化評論

May 18,2006

從《文季》到《人間》-左翼獨行者陳映真的文化沙龍

觀聽當今台灣的主流媒體言論,總是不乏批判譴責「哈日族」的訓教說法,輕則譏諷這些「哈日」的七年級生是一群徘徊日本淺層文化邊緣的草莓族,重則冠以「喪失國格」或是「崇洋媚日」的污名。 

相較於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哈日文化風潮的歷史矛盾,自五○年代以來深刻影響台灣政經環境的美國文化似乎就沒有這種尷尬情況。尤其在台灣的當權精英份子盡情宣洩他們對年輕一代「哈日族」的反感之際,卻極少出現有「哈美族」的命名。或許是因為,在向來「親美」的台灣官員與文人學者眼中,有關於「美國」的一切意識形態早已被內化成為既定且無庸置疑的普世價值,更沒有人敢直接挑戰質疑美國以政治力量介入全球各地的強勢作為,而成為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自然就沒有所謂「哈」或「不哈」的問題。 

人間叢書.JPG台灣本是海洋一嶼,具有明顯的移民文化屬性。數十年來歷經數朝更迭,如今處於美、日兩大帝國勢力之間,在政治認同底下竟是如此渴望交流偷渡著彼岸進步國度的文化想像,乃暗自衍展出分屬「哈日」與「親美」族群的次文化。而在1949年國共隔海分治以後,海峽彼岸的一切-包括從三○年代文學到六○年代文革時期的所有相關文化表徵-一律強制禁斷阻絕。正是由於對鄰近「祖國」種下的禁忌,反倒激起人們跨越防線的好奇心。這種情況不只非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如此,即使到了九○年代解嚴以後亦然。如果說,極度崇拜日劇偶像的年輕粉絲是所謂「哈日」族。那麼,基於某種崇拜與好奇的心緒,喜好將上面印有毛澤東肖像的各式宣傳品以及紅色封皮的《毛語錄》視為革命象徵圖騰的青年人-對於這些熱切蒐購文革懷舊物品、懵懂嚮往彼岸左翼思潮卻無切身之痛的海內外學子們又該怎麼暱稱呢? 

戰前的台灣,在日治期間雖有謝雪紅等人陸續發起左翼民族運動。然而到了戰後五○年代,由於國民政府厲行反共戒嚴政策,數十年來台灣本地的左翼人士在歷次的白色恐怖(亦即以各種強制清肅手段虐殺紅色革命份子)事件當中大多已被肅清殆盡。當革命份子相繼仆倒於馬場町刑場的同時,也一併扼殺了日治以來的左翼思想。倖存者大多噤若寒蟬-或已被資本主義「收編」,左派思想傳統在台灣可說幾近斷絕,成為鍾喬口中「全面右化」的「畸形社會」。至今仍能獨自堅持左翼路線思想並以之據為創作與行動意念的核心價值者,除了陳映真(1937- )之外不作他人想。王德威說他是台灣「最後的馬克思」,黃春明、尉天驄、藍博洲、林懷民等一干文壇友人則是暱稱他為「大頭」-以突顯其大腦思辯格外發達、意念凌駕情感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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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inglee發表於 樂多22:33回應(1)引用(0)沙龍紀事

May 14,2006

兩種心情-Campo Mart與福和橋跳蚤市場

現代都市裡總有些相當重要卻不為社會主流重視的邊緣文化,比如台北縣福和橋以及重新橋下的跳蚤市場。 

福和橋下.jpg逛跳蚤市場,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挖寶」。也就是說,如何在眼前凌亂紛雜的眾家攤位(幾乎有數百攤之多)當中,以最有限的精簡時間挑到你最想要的罕見東西。我逛跳蚤市場的經驗不算久(大約才三、四年吧),但幾次下來的經驗法則告訴我,這裡有哪幾位眼熟的攤商(即所謂的「重點攤位」)通常在哪些角落擺攤,他們的攤位上有哪些我感興趣的物品,幾乎可說在未逛之前即已了然於心。對我來說,來到福和橋除了「挖寶」之外,同時也暗自回味著自己早年些許的童稚記憶。依稀記得,約莫在小學一二年級剛搬來台北縣定居的一段時期,曾經跟著父母來福和橋擺過攤,心中從此烙印著此處堤岸、公園以及喧囂人群的深刻印象。 

觀察福和橋下的經營生態,當地消費族群以四、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為主,其中不乏攜家帶眷以求糊口謀生的夫妻檔或父子檔。其中,有個攤位總讓我特別留意駐足,不僅因為地攤上擺售的懷舊物事,而是看著老闆在閒暇之餘教小孩彈奏吉他的樣態。相較於打瞌睡閒聊終日的其他攤商,他們總是讓我對於這外觀髒亂的跳蚤市場多了一種浪漫想像。此外,這家固定在某處角落的攤位,常有我喜愛的傳統民歌絕版唱片以及書籍。記得上回就是在這裡廉價買到整套水晶唱片公司出版的《台灣有聲資料庫全集》,以及一本10元的夏宇《備忘錄》詩集-品相良好而且還是簽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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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inglee發表於 樂多11:54回應(1)引用(0)文化評論

May 9,2006

在塵囂中,我們傾聽…-關於「金曲獎」雜感

上禮拜(55)「金曲獎」入圍榜單出爐,各大媒體以及眾家樂迷們每逢這種頒獎場合,爲了炒熱氣氛總是不忘先行提出各家「預言」版本。於是,關乎某人冷門、熱門的流言蜚語在結果揭曉之前即已漫天飛舞。此外,或許可能還有部分賭客看準了「商機」,準備要藉此大幹一票呢。咱台灣人可說是「賭性堅強」,舉凡職棒、職籃、股市、足球、選舉幾乎只要涉及「誰輸誰贏」而大家又感興趣的話題就都能夠拿來搏殺取樂一番。 

每年「金曲獎」榜單公佈,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不管再怎樣評選,其結果總是會招致部分人士的不滿情緒。於是,我看到很多「粉絲」在網路上大肆批評,有人甚至因為某些熱門歌手落榜而揚言「拒看」頒獎轉播,他們說:「好的音樂若真能引起聽眾共鳴,有沒有得獎都無所謂那些獎項不過是一種商業操作」、「真正的愛樂人根本不必理會誰得獎、誰沒得獎」的確,這些話其實都沒有錯。「金曲獎」確實是一種操作,「金曲獎」確實是一種妥協,「金曲獎」確實是一種利益糾葛,「金曲獎」確實也絕不等同於音樂的真理。但是,我們倒也不必抱持過於偏激的消極想法,將音樂界現實存在已久的諸多弊病全歸咎於「金曲獎」,甚至與之劃清界線,一味批判主流市場的庸俗,用來突顯某種「清高」的品味與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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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inglee發表於 樂多20:38回應(1)引用(0)文化評論

May 7,2006

革命、音樂、愛情-紅色青年呂赫若的沙龍事件

呂赫若.jpg近年來,日本文化在臺灣早已成了一門顯學,不僅青少年男女沉浸於偶像日劇-謂之「哈日」族,就連閱讀出版界的文化精英們對於日本風物、文學、建築、鐵道、旅遊乃至男女關係等話題也都紛紛趨之若鶩。回顧自身,雖然對於時下流行的哈日現象感應微弱,但我嗜讀呂赫若的小說、喜愛立石鐵臣(1905-1980)的民俗版畫、狂聽江文也的鋼琴音樂,因而也逐漸產生了某種關於「日本」的歷史想像。我尤其嚮往1930年代以降,乃至1940年代日治末期的這段時間,當時接受日本教育以及受現代思潮影響的一批台灣知識菁英(通常也是地主階級的富家子弟),開始回到家鄉本地過著布爾喬亞式的優閒生活,看電影、演戲劇、上咖啡館、寫小說、聽音樂會。雖然他們(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賴和)不時仍以寫作、參政、結社等手段進行文化抵抗,但在文藝界卻不乏相互勉勵、朝氣蓬勃的創作氛圍。在1997年的一場文學座談會上,作家巫永福感嘆:「在日本時代經營《台灣文藝》比現在容易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些東西很少涉獵,當時台灣人口只有五、六百萬,可以經營的很好,如今有二千一百萬人口,卻無法經營」。 

隨著吳新榮、鍾理和、楊守愚等早期台灣作家的日記出土,今日的我們與過去這段脫落的歷史之間開始出現某種巧妙連結。大約一年多前(2004年底),我在唐山書店第一次看到了中日文對照的《呂赫若日記》,記載了他從1942年至1944年間的日常點滴,場景橫跨日、台兩地,當下雀躍之情難以言喻。因為,這本《呂赫若日記》除了讓人藉此一窺他的文藝交遊圈子以及私人創作生活之外,似乎也隱然勾起了我的另一種「哈日」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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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minglee發表於 樂多16:31回應(8)引用(0)沙龍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