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18,2009 08:42
(轉) 誰是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um）？──讀『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誰是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um）？──讀『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文／楊照
在一個媒體時代，我們如何認識霍布斯邦？
很少很少，很稀奇很稀奇。霍布斯邦待在英國共產黨的半世紀中，他的政黨從來沒有執政過，甚至從來沒有過一點點的執政 機會。不像在蘇聯在東歐或中國，共產黨是統治政權掌握者，入黨作黨員可以享特權分配政治資源，英國共產黨員幾十年內一直都是社會上的極少數，非但分不到任 何好處，還飽受別人的青白眼看待。
霍布斯邦作共產黨員的五十年中，世界有多大的變化，共產主義運動又有了多大的變化！這中間經歷了第二次 世界大戰、經歷了美蘇的冷戰對立、經歷了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鞭屍清算、經歷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集團瓦解。每一次變化，都有害而無助於一個英國人、一個清 醒理性的英國人留在共產黨內，繼續當共產黨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終結歐洲的帝國版圖，想要建立普世帝國的美夢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 破碎的新國際現實。冷戰結構形成中，英國明確選擇和美國站在同一邊，還由英國首相邱吉爾提供了「鐵幕」說法，以「極權主義」定位蘇聯政權。隨後美國陷入 「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中，只要被懷疑可能和「紅色」──左派思想與共產黨活動──沾上邊的人，都遭到無情的調查與打壓，美國共產黨徹底瓦解，英國共產 黨的遭遇也好不到哪裡去。更何況接著還有來自蘇聯內部的黑暗訊息。赫魯雪夫在1956年揭露了史達林的種種罪狀，包括用血腥手段清算黨內同志，在蘇聯內部 廣設集中營對人民進行大規模拘留與勞動改造。蘇聯非但不是共產主義天堂，還顯露出邪惡地獄的猙獰面孔。除非眼睛壞掉看不見這個真相，或頭殼壞掉不承認這個 真相，怎麼會有人面對真相，可以不和共產黨保持距離、甚至劃清界線？
然而我們明白知道，霍布斯邦眼睛沒有壞掉、頭殼也沒有壞掉。在他的歷史作品裡，表現出最敏銳的觀察能力，也表現出第一流的理性分析風格。他必須是個再理性再清醒不過的人，才能寫得出那樣的歷史著作。
霍 布斯邦其人因而顯現為巨大、稀奇的矛盾衝突。他不是個被熱情沖昏頭的叛逆者，為了叛逆任性的衝動，選擇特立獨行與眾不同，可是如此冷靜細膩思考的人，怎麼 可能依憑自我意志決定當了五十年的共產黨員？這個矛盾衝突比任何力量更決定性地主宰霍布斯邦一生的事業與努力。聰明如霍布斯邦者，自己再清楚不過別人眼中 的這個矛盾，但一路走來他的選擇都不是依照別人的期望「解決」矛盾，捨棄歷史成為狂熱的共產主義基本教義派，或更容易地捨棄共產黨共產主義成為優雅又有地 位的史學大師。他反而不斷地提出說明，解釋自己身上的矛盾，內在有其邏輯有其合理性。
從一個意義上看，霍布斯邦一生的著作與活動，就是環繞這個矛盾提供種種答案。從歷史和價值兩個層面，試圖說服與其同時代的人，作一個清醒冷靜的共產黨員不只可能，而且應當。
一 些答案要在歷史中求取，尤其是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重回共產主義的思想誕生淵源。不了解十九世紀，無從理解二十世紀，至少無從理解霍布斯邦生命情調賴以形 成的那個二十世紀。霍布斯邦以《十九世紀三部曲》奠定其史學界聲名。這三部曲看似客觀平鋪的敘述中，其實藏著霍氏獨特的關懷與洞見。貫穿三部曲始終沒有模 糊焦點的，是以十九世紀歷史發展來解釋二十世紀的用心。十九世紀歐洲出現並發展了三項人類的新鮮創造──工業、資本與帝國，霍布斯邦一一縷述這三項巨大集 體力量的成形與變形，鋪排出經這三股力量洗禮衝擊之後的世界新面貌。
寫完《十九世紀三部曲》，霍布斯邦才有辦法說明他的二十世紀現實觀。 他寫了另外一部經典大作《極端的年代》，書名裡就乾脆點出了他眼中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兩種個性。一方面，二十世紀人類將十九世紀發展的工業、資本、帝國力 量，推至極端階段；另一方面，工業、資本與帝國的極端過度發展，也給二十世紀帶來了各式各樣極端的狀況，極端到接近荒謬非理性程度的殘酷、血腥、狂亂、騷 動、沉淪與麻木。
從十九世紀變化的開端走到二十世紀變化的極端，活在這種歷史情境下的人類，有了很不一樣的經驗。幾乎所有過去被視為不 變、當然的事物與原則，在這兩個世紀間都無法繼續維持原貌。不只是世界在變化，更重要的是，人們開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變的。然而與此同時，工業、資本、帝 國又悄悄地在建構、伸張其真理性。它們代替了上帝、甚至代替了道德，成為某種不言而喻毋需解釋的必然主宰，提供了變動幻滅世界觀裡新的「普世嚮往」。
共 產主義不是單純對應於資本主義產生的。共產主義同時呼應並對應工業、資本、帝國三種時代新價值。馬克思提出了對於工業生產關係新的、非資本式的安排，其後 的共產主義運動者更在共產主義上建立起一個抵抗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工人無祖國」不是錯誤的現實描述，而是熱情的反抗策略，浪漫地想像所有工人跨越國界 團結起來，結成全世界性的運動兄弟，就能抵制資本家串聯勢力，也能抵制傲慢擴張中的帝國與帝國主義。
共產主義既是十九世紀歷史的反動，也依然還是十九世紀歷史的產物。共產主義和十九世紀其他潮流一樣，具備了變化的信心，與對不變普世價值的追求熱情。
前 者是共產主義的革命傳統，後者則是共產主義宣稱的科學基礎。馬克思開啟其端，共產主義從來就不只是一項「主張」、一項「期待」，而是經過「科學」研究過程 得到的答案。這答案預示了人類的未來，必將一步步趨近平等、自由、博愛的共產天堂。革命的前提是這變化必然到來，事物不可能維持在當下狀況不改變，革命行 動就是參與、促進這變化過程的努力。
霍布斯邦視自己為「第一代共產黨員的尾端」，換句話說，是受十九世紀瑰麗的共產主義美夢吸引而加入的 那一代共產黨員。對霍布斯邦那代共產黨員而言，共產主義仍然具備了既是科學又是奇蹟的神妙雙重性。共產主義天堂當然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奇蹟，但弔詭 地，馬克思卻又論證共產主義天堂是整理歷史軌跡得到的科學結論。那麼共產黨是什麼呢？共產黨是科學地組織起來的奇蹟製造機。
第一代的共產 黨員最是清楚感受共產黨的兩大鐵律：「黨的決策必須貫徹執行」、「黨的紀律高於一切」。個人願意放棄自我意識，服膺黨的決策黨的紀律，因為他們深信透過這 樣的自我犧牲，他們可以參與創造奇蹟的行列。而且環顧周遭，他們看到從十九世紀來到二十世紀初，少數共產黨員藉由集體決策、紀律，在各地紛紛獲致的勝利。
沒 有比1917年蘇聯的「十月革命」更大的勝利了。歐洲最龐大又最落後的王朝政權，竟然被人數極少的列寧「先鋒黨」推翻了，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廢墟上進行快速 共產化、工業化的實驗，得到驚人成績。這麼令人意外的成就，多麼振奮人心！用區區個人自由作代價，可以換來偌大的歷史成就，多麼划算！更何況在黨的決策與 黨的紀律下犧牲自我，還能換來緊密溫暖的團體認同。這層精神與心理報償，必然對霍布斯邦產生極大的誘惑。
霍布斯邦不是個平常正常的英國 人。他的母親是奧地利人，他在埃及出生，然後在維也納和柏林長大。他身上還帶著明確的猶太血統，而且進入青少年時期前，就父母雙亡成為孤兒。所有這些條 件，都指向霍布斯邦無法穩固地定著於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種身分認同上。他在反猶主義氣氛越來越濃的德國長大，靠著承襲自爸爸的英國國籍才免於受到迫害。他 一直到1933年，十六歲時才移居英國，即使到了英國，他還儘量維持用德文寫日記的習慣，生怕自己忘掉了如何使用德文。
我們可以理解，歷 經家族多次生離死別，從柏林移居到英國，十六歲的霍布斯邦該有多不習慣多不適應。他克服陌生感，克服別人對他的排斥敵意的方式之一，是採取一種睥睨英國學 校同學的態度。他覺得同年齡的英國人如此幼稚，尤其是政治意見與政治立場上格外幼稚。不像他在德國早早就經歷了左右派政治思想的沖激震盪，並且形成了自己 左傾、與共產黨接近的選擇，如此更加深了政治思考在他生命中的份量。
共產黨、黨內活動、黨內團結意識，是霍布斯邦後天自我打造的家。他在這裡一方面維繫和歐陸生命前期經驗的關係，一方面藉以突破用各種形式包圍他的「孤島意識」。
沒 有共產黨，霍布斯邦的生命風格無從形成，更無從想像。作為一個孤兒，沒有家庭可供庇蔭，勉強依附的親戚又是處於社會邊緣的猶太人，霍布斯邦最早的教育教 養，就是靠接近左派團體才得以進行的。不只是他，所有那一代的歐洲工人子弟，都需要靠左派團體與共產黨灌輸他們一種超越階級界線的廣大世界觀，幫助他們跨 過狹仄的生活藩籬，眺望到外面豐富、熱鬧的社會與文明現象。
連唯一的妹妹都早早被帶去南美洲定居，身邊沒有家人的霍布斯邦更需要在黨裡獲 取類似親情的感受。1956年國際共產運動陷入最低潮時，霍布斯邦一針見血地反省到：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目的的革命，沒有哪一個真的最終實現了自由、平 等、博愛。然而在革命的過程中，參與在革命中的少數同志，卻最有機會體驗到深刻的自由、平等，尤其是博愛。那過程中的崇高經驗，或許比革命的終極結果更重 要、更有價值。體會了革命過程給予他的博愛感動，霍布斯邦才得以克服生命條件帶來孤島般存在惶惑，定著在世界上。
他捨不得離開革命，至少 捨不得離開共產黨給予的革命幻覺。他從十九世紀寫到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要說明、彰顯這種追求普世理想的革命價值。十九世紀的變化，把人從原來穩固的社會 傳統紐帶結構中拋擲出來，給予人流離失所的自由，共產主義、共產黨卻給人一個希望，可以將自由交付出去，換取目標、換取安穩的生命認同。霍布斯邦要我們看 到在歷史脈絡中，這種交易交換巨大的合理性，及其更大的吸引力。
沒有任何人比霍布斯邦更清楚孤島流離的處境，也就沒有任何人比霍布斯邦將 十九、二十世紀歐洲文明的歷程，看得更透徹。基於同樣的關懷，我們進一步可以掌握，為什麼霍布斯邦會寫出《盜匪》那樣精采的書，還有為什麼霍布斯邦一生是 個爵士樂迷，還曾經用筆名出版過討論爵士樂的書。
《盜匪》承襲前作《原始的叛亂》提出的歷史課題，整理不同文明不同社會裡，一些劫富濟 貧、騷擾破壞社會秩序的「盜匪」。從羅賓漢到梁山泊好漢身上，霍布斯邦看到的是一群群流離者，他們無法接受無法適應主流社會處理、解決公平正義問題的方 式，所以他們試圖用素樸、原始的反叛手段，介入、甚至改造社會資源與權力的分配。從外界的眼光，他們是「盜匪」，但若是換從這些團體內部的自我認知來看 呢？他們或許比較接近革命者、革命團體吧！我們甚至可以再推前一步說：像進行革命過程的共產黨，像沒有取得權力、沒有執政的共產黨。
別人可能覺得英國共產黨始終無法執政，幹嘛還留在裡面？對霍布斯邦而言，英國共產黨始終不執政、不能執政，卻才是讓他能一直留在黨內的理由。無法執政的共產黨保留了「盜匪」般的「原始叛亂」性質，並在「原始叛亂」的公平正義素樸追求中，凝聚革命情感。
霍布斯邦個性中有著強烈的自尊，也有濃厚的義氣，他看多了許多從共產黨裡離開的人，一翻轉把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批評得不只一文不値，簡直邪惡萬分，他做不出這種不夠義氣的的背叛，更要命的，他無論如何不願讓自己跟這種背棄少年理想夢想的人為伍。
幾 十年來，與英國社會不斷齟齬拮抗、用歷史研究與史觀挑戰既有價值，反映了霍布斯邦內在的自由精神躍動。他不能、不要按照寫好的曲譜演出，他要自己即興搖擺 的空間。同時幾十年內卻始終對共產黨與革命情感不離不棄，又反映了霍布斯邦生命中的固執結構。再大的即興天份，只在這固執固定結構上跳動、挑釁。難怪他是 個爵士樂迷，永遠對那既有固定模式又充分即興流動的「小人物音樂」著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