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艸梅之艸梅垣

◎馬建

在我剛寫完的長篇小說《鐵床》裡，有一隻麻雀從窗外飛進屋內並和床上的植物人一起生活，牠磨掉了所有的羽毛，從自由自在的天空動物轉化為爬行奔走的肉團，麻雀站在床上，想像著窗外，其實也像我的肉體站在倫敦，精神飛往中國一樣。

這種寫作氣氛令我每天打開電腦總是充滿了鬱悶。

在英國已經寫了七年中文小說了，這也是我離開中國最久的一次，長得讓我感到如空中的風箏，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在飄著。

最失落的是失去了七年在北京生活的經驗和語言記憶。不管時光過去多久，我的小說在那一段時間的描寫中將永遠空白了。這可怕的代價，還會沿續下去。

上個月我返回中國，試圖惡補一下自己的缺席，但七年的空白己使我在中國也成了異鄉人。當沙塵暴蓋住北京的天空時，我驚訝天災就在眼前，拿著相機就出門，可一看，人們都踩著沙子正常地進出著商店飯館熱戀擁抱。我就不想拍照了，不然就被當成大驚小怪的外國人了。

這種成了異鄉人的鬱悶使他感到了無家可歸，他的家被看成了如旅館般的暫時性。住在異鄉令他處於思想不在家、精神不在家、情緒不在家甚至連夢都不在家了。這一切又可以總括為語言不在家，或語言和社會群體之間被切斷了。

那麼以語言為靈感的作家就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人，他的處境被稱為流亡，也就是在流動狀態下走向滅亡。

這就是作家的移民生活，和商業移民有著天壤之別。社會環境的更換，對作家是不幸，是懲罰，是被推進了監獄。但這對其他行業的人來說就正是個商機，是出國飛向自由民主的新生活，是幸福。

我的小說《拉麵者》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中國寫完的。

九個故事的原型都是我身邊的人和事。專業作家是我的朋友；陶醉者是我的鄰居；開壽衣店的，見到我就說死人比活人可愛。而自殺的姑娘我身邊就有四個， 大概是因為女性更敏感在變革時代人心的浮躁，要承擔更多的情感衝撞的痛苦。她們先是厭惡身分不斷更換的男人，後厭惡愈趨冷漠的社會，在縮小的家庭和愛情中 無法再生活時，死亡或進入宗教情懷便成了終極方向。

而在海外寫作的《紅塵》便無法在身邊尋找人物和事件衝突。它是靠我的筆記和照片才寫完的，好在如寫自傳，不用四處尋覓。儘管在倫敦周圍也不乏有些靈 感和題材，比如：一位英國女人內心有一個女孩性格拒絕成長。這個女人只好活在兩個性格，及自己就是母女的關係之中。這個故事將引出社會和家庭以及小說該具 有的悲情張力。但她的生活細節和語言細節我都沒有。面對一根骨頭，我無法往上貼肉。

寫作是必須體驗到語言內部的生活經驗，才能寫得生動幽默，世上還沒有在兩個語種中都能寫得恰如其分的作家，因為他無法同時生活和分享在兩處的經驗記憶。但要在流亡之地緊緊把握住語言，以表達得生動靈活更是不容易的事。

寫作其實也是和原語言的默契，不然讀起來就像是翻譯作品，如繡花布的背面。

在流亡生活中，許多人都變得異常地懷舊。這種失落猶如中國廚師進了英國廚房，一切都不是自己熟悉的。

作家首先感到積累的生活經驗在英國社會失去了用處。從中國出來的有思想的人也都只能裝聾賣啞，因為他對專制的洞察和分析在這兒是過時的，他的批判精神成了唐吉訶德。也猶如名醫失去了病人，荒廢了才華，自己就漸漸成了病人。

流亡的困惑也都是心理的空缺，很像失戀：對四周的異性完全不理，天天為那個離開的異國而傷痛，不但失去了以往的靈感，也失去了職業寫作的氛圍，大多數作家就滑落為掙錢餬口的移民了。

所以，流亡的經歷並不能造就偉大的文學作品而是相反。因此，獨裁者完全明白作家和社會的戀愛關係，也一直用此方法來懲罰反叛者，把出國變成放逐變成失戀。「流外喪志」，作家被迫離開家園以後，就永遠處在回家的途中，甚至天堂也不過是個車站了。

而中國人戀國戀家的意識又是很強的。他們包裡放著醬油，心裡想著祖國，他們很快會在移民國死守自己的文化精神，建立中國城，成為異國之中的異人。以至於當加拿大申請奧運被中國拿走，中國城裡的「假加拿大人」激動地衝向大街慶祝加拿大的失敗。

由於你反叛的專制在這個社會已過時了，從民主再往前走，你的思考就完全是個兒童概念。所以多數作家為了使自己沒被消失，沒被同化，便返回對國族的認同，儘管認同的那個國家依然是專制，也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這種祖國意識其實也在流亡心態的寫作中潛伏著。因為語言本來是作家的唯一工具，而這工具正是移民們首先要丟棄的，你不騰出手就不能拿起別的勞動工具。作家在這轉換中是最痛苦的。

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個人身分的變化，都會使一位原作家感到如鴨子關進了雞窩裡，他可以和異類同吃同住，可以學雞叫，可以忘記水忘記同語種同胞在一起的活法，但他活錯了位置，活不出光彩是肯定的。

鬱悶，這個詞本意是表達一種愁悶的心態，像威爾斯山區綿綿的雨水，在我以前的小說裡從未使用過。但住在倫敦這座又民主又自由的社會七年，這個詞天天在腦子裡旋轉，令人鬱悶得發瘋，以至於在街上見到中國人，便如囚犯看見了鳥。

轉載自：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