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30,2006

【推薦閱讀】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王丹文集(大塊文化)



我承認我開始做陽光下的夢想

王丹

最近二十天以來的哈佛校園(編註),像極了一九八九年時的天安門廣場
  二十天前,五十名哈佛大學男女學生佔領了校長辦公樓,要求校方為學校方工人提高最低工資,稱本次活動為「最低工資靜坐示威」(“Living Wage Sit-in”);在辦公樓外,聲援的學生搭起了帳篷,徹夜靜守,以防警方強行驅逐樓內的學生。
  二十天以來,哈佛校園內爆發了號稱是一九六九年越戰以來最大的學潮,驚動了社會各界。
  二十天後——本文執筆之日,校方在強大壓力下,被逼作出讓步:宣布組成新的委員會制訂最低工資政策,委員會成員除了十名教職員員工代表外,破天荒地增加四名學生代表、三名工人代表。這樣的委員會顯然會作出對保障工人權益有利的決定,學生贏了。

我參加了慶祝勝利的集會。作為一九八九年舉世關注的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在哈佛校園內夾雜在上千名歡呼勝利的學生中,我很難理清自己的感觸。
  學潮就是學潮,八九中國學運的規模、影響比這次哈佛學潮大得不可比擬,但二者之間仍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同樣的帳篷林立、彩旗招展;同樣的青年學生、 熱血青春;同樣的佔領公眾場所以施加壓力;同樣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聲援隊伍;同樣的當事雙方的僵持不下;同樣的演講、喊口號、唱歌、貼標語……。
  同樣的地方太多了,只有一樣不同:結果不同。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是流血、屠殺和大鎮壓、大逮捕;在二○○一年的哈佛,是學生的勝利,是獻給堅守在辦公樓內二十天的五十名大學生的幾大束玫瑰花。在春天的陽光下,那幾束玫瑰花是那麼豔麗,彷彿是嘉年華的點綴。
  記得有位女性朋友曾對我講二○○○年台灣實現政黨輪替時她的感受,當時她人在香港,在電視中看到台灣的政權交替儀式,不禁大哭。她為之由衷傷感的是, 海峽兩岸同樣是七十年代末開始走向變革之路,同樣是一九八七年開始民主轉型,但一九八九年之後,卻走上了那樣不同的路。當這一邊已經開天闢地實現反對派的 和平上台之時,那一邊卻仍然是極權、專制和全民族對前途的迷茫。
  現在,當我夾雜在人群中,情不自禁地跟著喊口號:「What do We want? Living Wage!」
  對,當天我聽到聲援的哈佛教授對學生們說「你們創造了奇蹟!你們是美國人中最棒的」時,我也不能不有與那位朋友一樣的感概。同樣的「佔領」(一個是廣 場,一個是教學樓),為什麼一邊是與學生談判並對學生作出讓步,俾使事態順利解決;另一邊卻一定要大動干戈,以正規野戰軍,以小規模常規戰爭的手段對付手 無寸鐵的學生,而令一國之首都陷入血腥與恐怖之中呢?美國人是人,中國人也是人,憑什麼命運如此不同!
  在春日的陽光下,看著周圍那一張張因興奮和吶喊而漲紅的年輕面龐,我承認我一時間十分嫉妒。我承認我開始做陽光下的夢想:那就是有朝一日,中美仍然有同樣的學生運動,但也會有同樣的結局。

編註:本文作於二○○一年六月四日。

轉載自: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王丹文集(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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