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之春—2004備忘錄

「在人們出現政治認同的危機時刻，文化是讓我們唯一能抵抗毀滅的途徑。」
--薩伊德演講錄《文化與抵抗》

會中由我引言，除了感謝正中出版社再那麼短的時間內積極奔走之外，我也講了有關編《焦土之春》的動機、串聯寫手的來龍去脈。各位作者也都講了自己寫作的心路歷程。

編這本大書的大事記非常辛苦，尤其是馥儀跟南宏他們好幾個月來，翻遍四大報，還必須遭遇一種很撕裂的情境。那就是當你翻完自由，再翻聯合；或是先翻台日，再翻中時的時候，你會頓時覺得你站在一個陌生的國度裡，心急如焚。

東璟企圖用一種謬反的思考，帶領大家跳離非藍即綠的單向度想像；一麟講的是愛情，但是實際上是公民性的行使；立偉談到了有關我們年輕世代的發言權，他對學運的觀察；貞文更提到我們當前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必須跳離國家層級的論述，而把焦點擺在全球化經濟；易澄則談到見證的重要。還有許多不克出席的作者，相信他們如果在場，會有更精采的論辯出現。

發表會落幕了。終於鬆一口氣，不過隨之而來的是憂鬱。其實編這本書的動機，一方面是源於跟吳晟老師聊天得到的靈光乍現；一方面是源於我們年輕世代的存在焦慮。

坦白說，這本書的第一部分：荒謬的代價，矛頭的確是對著抗爭的藍營。因為當時「主流」媒體的偏袒，孤挺花學運變成了明星。還有許多是歷史在媒體的包裝下的扭曲，那就更不勝枚舉了。只是如果你只想要用這本大世紀諸伐藍軍的荒謬性，那未免也便宜另一個陣營，就好像拿槍去射自己的腳一樣。因此我們在網路上分享、串聯的結果，「公民性」這個主軸就慢慢浮現。

吳晟老師在去年再自由時報發表過的一篇文章《我不能置身事外》，影響我相當的深。他在文章裡提到：「和任何人一樣，文學人也是社會一份子，也是公民，對於公眾事務的關心乃至參與，理所當然，是權利也是責任。而選舉，更是一項影響深遠的參與方式。」這跟聶魯達的調性其實很雷同：「使詩人難以忘懷並感動得柔腸寸斷的，乃是體現許多人的願望的事情，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間。」

馥儀跟我說：「你寫的前言好像是躁鬱症發作。」我心裡其實在想的是，當你沒有辦法去直指心中那個一旦被揭露，就會去傷害到別人的痛點的時候，你的文字只好在那裡痛苦地迂迴。但是這樣你就不用去面對了嗎？不。英國詩人濟慈在一百年前就曾經這樣告訴他的同胞：「一個人能夠安於神秘、曖昧與不安；一旦真相大白猶不致激動，不致痛苦難當......」這是一種有著相當難度的境界，一種「負向的容忍力」。你去培養這種力量，就可以放心不會曲扭外部的現實觀感，你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投射跟分裂。重點是，你必須丟開藍率的包袱，丟開由媒體所領你去企待出來的社會認同角色，你必須自己去貼近土地，契入歷史。

在發表會中有人提問到，這本書何以替「鄉土文化定調護航」？鄉土是什麼？那不是一個站在都市精英的位階上定義的。所以有人說「本土」比較好。我會想到德國哲學家赫德說的一句話：「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那是沒有貪婪，沒有利益也拼裝不出的一種情操，特別是，那不是站在一個道德的角度去看的。而在我們輕飄飄的世代，就像貞文講的，一個「對空揮拳，你無法去感受反彈的力道的時代」，一個權力中心已經崩解的時代，你有會有什麼樣的鄉愁？易澄講說：「要透過見證，見證作為一種療癒的過程。」而我們的書用各自的語言、共同記憶以及習習慣來記錄自己的鄉愁，像八零年代民歌運動講的一樣：「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我們定的不見得是同調，也不見得提出一個整全的史觀，只是希望能透過這些每個人都親歷的故事，挖掘自己深為一個公民，能夠擁有什麼更大的可能性和限制。

書中的「正名少年游擊」其實也是我們自己。我們各自在不同的崗位，碰到一件令人同仇敵愾的事情的時候，這群人就一起出來吶喊。開發表會的前後，在同樣的大路上，我們遭遇的依舊是水火不容的隊伍。《焦土之春》在倉卒中出版了，有很多的缺點，有很多挑不完的漏洞。但是這是一個開始，把氣憤、倉皇都丟在腦後，我們踏上的是一條漫漫長路，我們要做的是科技整合、弱勢串聯。一如在發表會上懸掛的，寫著「PACE」的七色旗，我們在異中求同，我麼的同中也有異。我們的游擊還是要不斷地打下去。

(這則筆記請先勿轉載。因metamorphosis事務繁忙，還沒控整理思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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