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衛生兼不道德

上個禮拜和女朋友一起去屏東拜訪朋友，聊著聊著就談到當前大家最關心的經濟問題，後來又不免扯到兩岸經貿開放的政治問題。因為那一天沒有帶腦袋出門(這好像是常態吧?)，所以也沒有在政治立場上爭辯什麼。

事後女朋友有點訝異地的問起，為什麼看起來草根性頗重的朋友居然是統派立場。可能我叔公是砂石車司機，聽叔公大罵阿扁可惡聽習慣了，我對這位朋友的政治立場一點都不感到意外。延續之前沒有腦袋的風格，當下我只是粗糙地回答：政治立場的選擇往往關係到當事人對所遭遇困境的理解，當大家所遭遇到的困境大多已標準化地被解讀為經濟問題時，一套如何擺脫當前困境的「簡單解答」就變成政治選擇中最主要的考量之一。如果只是回答「不景氣只是經濟循環的自然現象，時間到了就會自己好起來」，這類回答顯得太消極，缺乏人們置入行動的空間。相對地「把台灣製品賣到中國去，台灣經濟就會就起來」這類回答，聽起來就積極多了，給了陷在焦慮中的人們一個明確的努力方向。

最近一些網友為了星巴克的中國紙杯問題吵得沸沸揚揚。說真的，還真是無關緊要的問題。不過有趣的是，剛好是這類無關緊要的問題，才適合當作各意識型態的「演習場」。原本看起來政治光譜很接近的一群人，突然鬧哄哄，這其實也是好事。早一點從小事情上面意識到彼此立場上的不同，總比將來同床異夢的好。

別誤會了！我可沒有鼓吹大家分裂。相反地的，堅實的合作基礎必須建立在對彼此差異的清楚認知上。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要求每個人都要延著一致性的邏輯規則去思考問題，那真是蠻古典的烏托邦想像。也許在柏拉圖那裡示範了一種經由理性辯論，可以達致同一性真理的夢想。但我的想法是，大部分人總是在進一步的爭辯裡，深化了彼此認知的差異。

各取所需的認知並沒有什麼不好，至少你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你知道哪裡可以做些妥協，哪裡又必須堅持到底。真正麻煩的是精神倒錯的認知，一聽到別人嘴裡說得頭頭是道，就以為別人搶著想要的，就是一定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如果可以從一些小事情的爭執上，錯開彼此的認知差異，回頭深思自己到底在「固執」什麼，那也算功德無量。

意識型態的爭吵有趣的是，與其說他們在擔心在「現實發生了什麼事」，倒不如說他們花更多的力氣在防堵「可能發生的危險」上。對意識型態常見的誤解是：意識型態被描述成由一連串緊密的論證堆砌起來的思想體系，似乎只要指出內部邏輯的不一致或與基礎證據的不足，就可以瓦解對手的意識型態，達到說服的效果。但同時讓人感到挫折的是，不管對意識型態的信奉者提出多少邏輯上的檢證，永遠像是掉入鬼打牆般的迷障。

問題應該反過來看，意識型態的嚴密論證形式只是外顯的「表象」，內在核心正是每個人在具體情境所遭遇到的困難或者對未來的焦慮。他需要這一套意識型態，除了他「真的」相信這套方法論(工具)可以幫他解決問題外。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向自己證明，在恐懼面前他仍保有某種積極意義上的行動。

說服沒有用，因為說服沒有能力處理恐懼。就算你把上面那層意識型態的外衣給剝乾淨了，他還會去找到新的外衣、新的工具去遮掩恐懼。從另一層意義上來看，意識型態對抗的「功能」就在這裡，當你可以從邏輯論證上去證明，你擁有一套比其它人更安全穩固的意識型態時，也同時向自己證明了，你距離原初恐懼越遠。

譬如說，現代醫學是一套意識型態。由於生老病死無所不在的焦慮，人類需要一套方法來向自己證明，他們有辦法精細掌控生命歷程裡的某些細節。現代醫學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去驗證，應該怎麼做比較「好」。就臨床上的實效來看，現代醫學的邏輯是「正確」。從另一個層面來，現代醫學是用一套邏輯清楚的語言，來「安撫」我們對生老病死的模糊恐懼。

回到統獨爭辯來說吧，其實統獨爭辯恐懼的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中國問題。在同一個根源的恐懼上，為什麼會生出兩套背反，甚至是互相對抗的方法論呢？衝突的起點在於這兩個選項只能二擇一，你不可能既統一又獨立(請不要和我鬼扯什麼中間路線或架空想像的聯邦制)。當你要把模糊的恐懼，轉換成一套清楚的理性語言來描述時，就面臨了進入理性思辯的第一道功夫：要怎麼定義的問題。

在未經定義之前，恐懼是一團模糊不清壓在胸口的感受。經過定義之後，恐懼不再是恐懼，披上一件語言的外衣，叫做「待解決的問題」。好比故弄玄虛的恐怖片，一旦怪物在鏡頭前具體現身之後，它的魅力就消失大半。恐怖的對象被鏡頭指出「在那裡」之後，怪物就只剩下「跑得多快」、「力量多大」、「有沒有特異功能」……等等的屬性分析。為怪物命名之後，怪物所帶來威脅感也隨之削減大半。這就是理性分析的威力，怪物不再是「無所不在」、如影隨形的毛骨悚然，只是某項「待解決的問題」。

既然描述的是同一對象，那為什麼會生出兩條路線的差異呢？應該說，定義從來不是描述事物全貌的工作，而是削足適履的作業。我之前在漁港做過鋸鮭魚的工作，訣竅並不在於要把鮭魚片鋸得漂亮，而是要把野生動物屍體削鋸成方便加工、分類、儲存的「標準尺寸」。無目的性的「欣賞」也許具備了行為的獨立性，但定義並不會是獨立的作業，定義總是為了日後的加工程序作準備。我們常常說語言的暴力、語言的暴力，其實語言裡最原初的暴力位置就在一開始的「定義」這裡。為了讓主觀的模糊感受，可以進入標準化的邏輯算計平台裡加工成「客觀的事實」，野生的感知情境就必須削鋸、省略、捨棄掉許多沒有價值及不適合加工的「殘渣」，留下純淨的現實供大眾消費，就像75元便當裡的煎鮭魚片。

這種為了日後要怎麼加工，而事先規定原料要怎麼裁鋸的要求，本身也是一套意識型態。我們習慣了概念乾淨清楚無污染的討論情境，聽到野蠻的原始情境描述，就會大嘆太情緒化了！討論不下去！就像習慣了在鐵板上煎鮭魚片的便當店歐巴桑，看到一整隻活跳跳的鮭魚擺在面前，也會感嘆不知道怎麼料理。

立場的差距並不是方法論上的不同，而是「一開始丟掉了什麼」。這也是意識型態裡最隱微、最深層、最難被檢查的部分。我們以為把恐懼掃到定義的地毯下就夠了，卻忘了恐懼自己也會長出手腳，它的手腳就叫邏輯。我們總是還會擔心，這樣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夠完備、是不是有未知的風險、定義是不是夠精細明確。這些不安，終究轉變成我們對於客觀中立的理性追求，把意識型態餵養為一隻龐大巨獸。然而意識型態的終極暴力就在於，為了處理自己感受到的恐懼，而將自己處理恐懼的方法(工具)強加(教育)給別人，無視他人在個別情境中所面對的困境。

容我不學無術地賣弄一下，紙杯問題在我的解讀裡是個「假」問題。因為馬英九執政後，民意無法對其往中國傾斜的方向進行監督而感到巨大焦慮。需要具體、低成本、且可以立即驗收成效的行動，來轉化這段落差。講難聽一點，是某種補償性的心理，因為打不到馬英九，所以先拿打得到的星巴克作演習對象。

說紙杯是「假」問題，因為大家真的關心的並不是「紙杯」，而是藉由這件事去證明可以大家凝聚力量去改變一些事情。不過，「假」未必不好，假戲也可以真做。我非常肯定酥餅等一群網友共同推動的網站正名運動。小規模演習次數多了，以後要打「正規戰」的時候，也會有更多的經驗可以借鏡。這次紙杯的行動，也許算是失敗的。就賺取經驗值的角度來說，也未嘗是件好事。

右元帥對紙杯運動的批評，也是罵假的。說假的並不是說他錯了，而是他並不是真的關心星巴克要用中國紙杯或台灣紙杯(他的時薪這麼高，才不會去計較這些小錢)。只是擔心順著這個活動的「邏輯」一路推導下去，會踩到「保護主義」的紅線。為了守護世界的和平，為了防止世界被破壞，才「逼不得已」在真正的災難發生之前，照例先把對方釘到牆壁上當活標本，警告其它笨蛋下次不可以再犯。(真是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呀！喵嗚！)

噗友sharolshen把問題切得蠻仔細的，下面直接引用她的討論：(原噗出處)

我們把問題一個一個拆開來看好了 主要拆成1.中國製紙杯疑慮 2.台灣製&中國製紙杯成本 3.日本星巴客採用日本製紙杯 4.原物料來源 5.企業責任 6.所謂自由

 

1.對中國製紙杯品質安全有疑慮，應該是大部分人有的共識，那麼我覺得發起運動的人，是否應該將星巴客紙杯送驗，檢查是否含有害物質？再來根據證據說話。

2.以先前我曾在公司業務上，比較過中國當地生產紙箱和台灣生產紙箱相比，台灣製貴上約4成，雖然手邊沒有兩國紙杯的報價。但以紙杯製程而言，除了紙漿價格之外，污水處理和能源效率的成本也必須納入考量，這其實是兩個國家間產業上價格落差的主因。

 

3.就日本造紙業來說，在石油危機後，已積極引進節能型生產設備及生產操作體系，1973年至1994年間每一單位產品所耗用的能源量已削減了約40%。日本造紙業的產能，實際上已超過國內需求，在需求萎縮下，邁向減產和併購之路。在初步搜尋到的資料上推敲，日本國內紙杯市場，雖然面臨韓國製品的瓜分，自身在價格上尚具有競爭性，日本製紙杯市場年產量約12億5千萬pcs。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2006年底~2007年，台灣造紙公會曾經就日本、中國、印尼傾銷道林紙的問題發起過抗爭，可窺見在他國造紙業的競爭威脅上，台灣廠商是處於弱勢的，也就是價格比人家高。

 

4.原物料來源標示問題，實際執行上是有困難性的，例如跟韓國廠採購的韓國製紙杯，用的紙漿可能是來自加拿大或中國的。廠商在整體供應鏈上，都是跟既有供應來源就價格、品質進行選擇，廠商購買的原物料，通常都還可再拆解許多更細項的原料，廠商不會將所有原物料一道一道拆解回頭追溯來源（幾百項商品可以拆成起碼數千種原物料，光搞這個生意都不用做了）。

 

目前廠商強調的台灣製造，指的是最終成本於國內製造完成，很難整體供應鏈全部由國內廠商提供，許多產業供應鏈都是全球連結的，尋找平價的原物料供應，一定是從該項物品的世界主要產區搜尋而來。全球市場交易中，該地是就自身最具資源和競爭力的產品出發的競和關係。

 

5.企業責任與回饋的部份，我想每個人的認知或希望的都不大一樣，有人想的是工作機會，有人想的是環保、慈善、教育等問題。但是企業責任，一種是依循政府法規，例如環境污染處理設備，另一種是自發性行為。在自發性行為方面，企業本身在決定肩負所謂企業責任與進行回饋時，絕對是就形象、成本、效益各方面去進行分析後選擇的。

統 一為刺激銷售打出使用本地優良農產，這是行銷策略。來看統一企業簡介上這句話「追求利潤之餘，亦能回饋當地社會、員工和股東」，請注意，前提還是要先有利 潤啊！如果要企業把回饋當地放在追求利潤前面，這哪說得通？而且採用台灣製紙杯，到底是能造福到整體台灣民眾什麼？這背後還有很值得探討的部份

6.最後我要補充的是關於自由的論點，消費者和廠商擁有的自由，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消費者具有購買選擇權，廠商擁有營運上的決策自由。不該是立場不同，你有自由對方就沒有。

 

我不認為自己的觀點絕對正確 但這項運動的背後 可以探討的部分很多 不是表面上說星巴克"應該"怎麼作才對得起消費者˙那樣簡單的問題

順著一些問題，再繼續向下挖。

如果造紙業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描述是成立的，日本造紙業的生產成本降低是因為生產設備與降低耗能技術的革新所帶來的競爭力。那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成本落差，是來自於生產技術落差？人力成本？能源成本？還是中國的環境法規較為寬鬆？

如果是輸在生產技術，台灣人只能摸著鼻子乖乖認輸。如果是人力成本，僅管我們都知道中國的薪資一定低於台灣，但另外可以追究的是，工廠對勞工權益的保障如何？不過這個論點可能很難在台灣推廣，因為我們連自己本土的勞工權益都不太關心了。如果是能源或環保方面，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是不是這部分省下來的成本(假設台灣的環保要求較高)，被轉換給廣大的中國人民去承擔？不過在台灣追究他國的環保問題，也很難凝聚行動的能量，因為我們都可以因為要讓六輕賺錢而放任麥寮的人們飽受罹患癌症的威脅了。

這樣的追問看起來很多餘，但其實是循著這樣的邏輯下去追踨。如果僅著眼於本土的就業率問題可以被稱為保護主義，那麼專注於國內消費者每杯咖啡省幾塊錢的權利，而把省下來的成本轉換給其它無從選擇的中國人民去承擔，那麼是不是也能算是另一種「反向性、掠奪式的保護主義」(為特定區域的消費者，掠奪其它區域人民的生存資源)？

有趣的是，順這個這條全球貿易的邏輯下去追查，我們甚至可以得出另一端立場的行動結論。在端看企業責任這部分，已經不能封閉地從區域民眾的最大利益去考量，必須去做全球性的行動串連，才能監督這些企業是否與相關的社群形成正向回饋的關係。企業賺取利潤，是維持生存所須的正當行為，我們無須過度妖魔化。但必須睜大眼睛並準備一顆清楚的腦袋檢查的是，在企業求生的過程中，是否有將看不見的成本被轉嫁到不知情或無從選擇的人們身上。就像近年來歐美人權組織對血汗工廠的檢查，與公平貿易活動的推展。

有些人會告訴你說，只要自由貿易成立，當地的勞動條件如何、當地的環保法令如何，那都是當地人民自己的選擇。是嗎？我們可以誠實地的回答，當地人民實際上能有多少選擇嗎？我們可以假裝無視其它國家人民面對的困境，繼續待在那套邏輯建構出來的完美回答裡，好確定自己的良心受到保障？

再談到消費者運動怎麼定義的問題。直接提一個右元帥邏輯上的矛盾好了，如果說「替廠商計算生產成本是干涉廠商營運決策」這句話是成立的。那麼「替消費者計算要怎麼去作選擇，才符合消費者的最大利益」這算不算也是干涉了「消費者選擇的權力」?

後面那句話是開玩笑的，我知道這樣的邏輯類推有點不正經。

不過想看什麼是干涉廠商營運決策的實例嗎？歐美的人權運動組織是「變態」到會直接殺到中國的工廠裡去檢查。公平貿易咖啡是會去計較你付給咖啡農多少薪水的。當然這些去幹涉廠商營運的活動，都只能算是「荒謬」的消費者運動。

問題在哪裡呢？消費者需求和消費者的最大利益應該被當作兩件事，往往還會互相打架。像是公平貿易咖啡絕對絕對是侵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但它在市場上吃得開，就是因為它滿足了許多消費者「良心」上的需求。

皓雪在強調成本分析這部分，是在玩一種很「取巧」的兩面策略。他似乎暗示大家星巴克賣太「貴」了，所以額外吸收一點紙杯的成本無所謂。也許原初的立意在於希望大家支持這個活動，又不希望讓星巴克有漲價的藉口。但如果真的星巴克太「貴」了，為什麼不要求星巴克直接降價回饋消費者就好了，要拐彎抹角地回饋到台灣造紙業上？不過這些論證雖然被人追著打，也還算是小瑕疵，比較大的問題在於整個活動的策略定向。

其實我非常非常厭倦於台灣當前政治的一種樣板溝通模式：不同意見衝突的團體，平常很少作彼此溝通的努力。大部分訴求與音量放在如何影響決策者/管理者作出「公正」的處置。只從單面向來看，這似乎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溝通方式。但具有強制性的處置被做出來之後，卻反而形成「由上而下」的不可逆結局(從這裡去切干涉決策的問題，會比計較怎麼算成本來的準確)。這種「野百合神話」式的想像，其實才是扼殺民主運動生命力的最大兇手。

如果你把民主運動定位在溝通上，那麼你所做的努力也許是讓更多人去聽到你說的故事，讓更多人願意主動站在你這一邊的陣營來，而不需要太急著去錨定考核活動成敗的檢查點在哪裡。不要太急著去品嚐成功的果實，成功沒有那麼廉價。太廉價的成功，往往只會形成詮釋上的暴力，而少了一個可以讓不同意見各自表述的缺口，就持續溝通的努力來說，那道缺口才是珍貴的。

談到企業責任這部分，sharolshen描述為法令規定與企業自發性行為，大致上我同意一半。另一半是企業責任的內容還存在著與消費者「話語共構」的關係。簡單說，企業責任這種東西，不是在公司網頁上寫一些漂亮文案，或是在商周筆記本上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就算了。談到「責任」這種東西，會讓人聽想到自律式的道德觀，或者儒家講的「慎獨」的功夫。這個「獨」並不是什麼自High自爽的玩意，而是對他人更深一層的觀照：「我如何在切斷與他人利益關係的直接連結下，仍忠誠地完成對他人的善意回應。」

消費者有義務更清楚地描述自己的需求、對於「道德」上的想像。但不需要抱持著某種虧欠的心態，想著因為我是消費者，所以企業「應該」為我做些什麼。你可以想像企業是我們社群之中一位強而有力量的夥伴，你「邀請」它進來，為我們共同描述出的「道德」前景盡一分心力。當然，當企業的行徑惡劣到無法讓人忍受時，對抗的手段是必要。但請不要把對抗當作是每一項行動的預設。

做邀請的時候，「誠意」很重要。你必須為對方保留說「不」的自由，也必須預先提示你願意付出的代價。如果你是代表群眾來進行邀請，付出的代價就不應該是你個人想像出來的口語允諾，而是必須保留給信任你的群眾充份溝通的機會。

不小心寫太多了，一些想法還是很粗糙，改天想到再補充。意識型態那些說法，是我隨口亂扯的，要認真研究意識型態的人，還是請花些力氣去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