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衛生兼不道德

　　故事套用一個古老戲情模組：家族中的長輩病危，希望在臨終前見多年失聯的女兒一面，情急之下，找一個容貌相似的女孩「演」出女兒的角色。開場的敘事沉悶且瑣碎，看不出導演的企圖何在。圍繞在病床旁的親戚火爆煽情的演出，又像是韓國肥皂劇的惡意翻版。直到電影裡兩個重要的劇情轉折，點醒了結構上的厚度。從倫理行動的強度切入觀看，原本瑣碎的敘事，頓時轉為核心的場景速寫。


劇照取自高雄電影節官方部落格

　　這麼談「劇場」，電影中的女主角受邀到別人的「現實生活」中演出一場「戲」。女主角是外來者，她必須貼近觀察他人的現實，來決定她要怎麼演出。這個現實與戲的界線，一開始就被定義了，女主角不可能「真正」的成為她所扮演的角色。當女主角從外圍觀察，遊移，琢磨自己如何切入「自己的戲／他人的現實」中的位置。另一場戲的層次被揭露出來，原來，煽情演出的家屬們也在病床前演出屬於自己的「戲」。不同於女主角的遊移，家屬們演出的角色有位置上的強迫性。他們無法逃脫家族中的位置，當事件發生時，他們只能被迫演出「他人／自己」所要求的戲份。他們並不是對病床上的親人沒有感情，只是這種「完美演出」的戒慎更深地根植在家族的認知裡，以至於他們的悲傷總是表演太過，還要護士提醒他們演過頭了。

　　不談電影，現實生活中的臨終病床，也總是一幕幕的精采劇場演出。以病人為舞台中心，家屬輪流出現在病床前，演出重要的最後一幕。但真正的觀眾卻不是病人，而是圍繞成圈的家屬。每個人都在琢磨自己的演技如何，有沒有漏掉哪些台詞，也不忘忙著監視著彼此，誰的演技不夠誠懇，誰又沒有把表情作足。更嚴重的是，誰搞錯了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

　　電影中，病床前是理所當然的舞台。與病房相通的客廳像是只隔著一張布幕的後台，等著上台的演員可以在這裡對彼此的演技的指指點點，計劃排演五分鐘之後的登台走位。病人突然醒來的這一幕道出了劇場現實的荒謬。舞檯燈光一亮，所有演員都急著衝到台前搶鏡頭演出，原本受邀演出的女主角反而被推擠到角落，沒有人在乎她演了什麼。舞台外圍的飯廳是勾心鬥角的演員休息室，而戶外烤肉的歡樂氣氛更像是謝幕後的聯誼會。

　　電影中的第一個重要轉折在病人去世後，所有人圍繞在病床前放聲大哭。女主角優雅地走進病房，低頭在已經聽不到任何聲音的病人面前，輕輕說出一句：「爸爸，對不起。」當家族成員被綑綁在角色位置上，慌忙地數算自己的台詞。只有一個外來的「入侵者／受邀者」才得自在地出入角色，享受藝術創作的自由。倫理行動在這個位置上被反轉了，它不再是綑綁在個人動彈不得的處境上，被拷問「你應該做些什麼？」，被迫按照老套的劇本背誦。而是以一個輕巧的創作行動，以行動為起點，重新應答了倫理處境的意義為何。

　　以「舞台」應答「倫理」，有結構上的巧合。「我應該作什麼？」的問句裡，「應該」兩字把「我」帶到被觀看的位置。倫理問句中的「我要作什麼？」不是現代化理性主體的「我想要」，而是對應於觀眾的應答：「他們希望看到我作什麼？」對應於場景的應答：「我來到這個場景（這個世界上）作什麼？」

　　相對於理性主體總是大膽說出：「我想要什麼」，倫理主體讓人可悲又可憎的，莫過於「連自己想要什麼都搞不清楚」。傳統倫理的範疇裡，這個困局像是被掃進地毯下的灰塵，引援權威來作為人們行動的規範。但自從各種權威被現代化的理性摧枯拉朽之後，倫理學像是古老迷信的占星學，用一堆繁雜無益的推論，繞過這個欲蓋彌彰的困局。但有趣的是，這個「連自己想要什麼都搞不清楚」的模糊性反而直指問題的核心。它重新追回了理性主體一開始就拋掉的問題線索：「我是誰？」

　　導演李胤基（李潤基是誤植）自述這部電影是追尋自我的旅程。不妨也讓我們借用舞台上的藝術表現，來為當代倫理學作一個小小的註腳。僅管舞台上是按照即定的角色，事前的劇本被「綑綁」在場景間演出，但演員們卻是帶著意義的光芒，落腳進入觀眾的眼裡，映照出整座舞台的背景縱深。「我應該作什麼？」可以這麼反轉，我並不是在舞台上追逐劇本裡的鬼魅，而是在舉手投足間追索觀眾眼中的火花。李胤基也承認，他並不認為電影結局為自我追尋的提問給出什麼樣的解答。事實上，也不應該。「我是誰？」這個問題只能像弔在驢子前的紅蘿蔔，被懸置著，並且被熱切的追索著。

　　電影中的第二個重要轉折先為沒有看過電影的網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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