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nge Town

近幾年因為轉機的關係，常會經過日本，也因此常藉轉機與免簽證之便，順道拜訪拜訪。前兩次拜訪優先選擇的總是京都，對我來說，這是沒太多掙扎的選擇，京都可能是世界遺產中，在單一城市被指定為遺產的遺址密度最高的地方，有維護良好的老建築，周圍又有環山懷抱，綠意盎然，也因此另一個大多數人第一次造訪日本一定會去的東京，幾乎就不在我的考量範圍內。

但這次還是去了東京一趟，並因為交通考量，選擇了新宿作為在東京落腳的地方。雖然對新宿的刻板印象大多是高樓大廈林立，但新宿的大樓群並沒有讓我特別驚訝，讓人瞠目結舌的其實是新宿車站每天總和高達364萬人次的流通量。364萬，這是個相當於阿姆斯特丹市總人口五倍，高雄人市總人口二點五倍的數目字，而且這364萬都是在移動中的人！在新宿車站區域穿梭的時候，那種自己只是幾百萬人中渺小平凡無奇的一個人的感覺特別明顯，看著街上來來往往人們面無表情的臉孔和衣著，常會設想著這個人是要到那個辦公大樓的十五樓，裡面十家公司裡的其中一家大辦公室中，某一百張辦公桌的哪一個角落待上十二小時，處理著不知哪飄來的文件；或是趕著在中午休息時到某個車站的地下街攤位，站著且迅速的在七分鐘內吃完拉麵當作午餐；還是趕著去東京外圍某家有名燒烤店和朋友一起喝酒數落上司的不是，借酒裝瘋。

在東京街頭這樣出神的想像時常浮現著，對我來說，諷刺的是，在這樣如此入世又繁忙的街頭，卻提供了一個讓人看清人事無常，而可以思索人生意義的出世舞台，於是似乎可以看清在每個人後面那條透明又強韌，讓人每日汲汲營營於相同路徑、不斷重複的線，也讓人思考是誰在線的末端拉著、操控著。尤其是看到「瓦楞紙聚落」時。

瓦楞紙聚落出現在19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的打擊下，負擔不起房屋支出的人遽增，暴增的遊民開始以瓦楞紙在傍晚的時候圍起自己的小空間，作為當晚安置的領域範圍，在日本文學評論家前田愛的Text and the City中描述日本政府因為要防止遊民佔據地下人行道，在地下道設置了供上班族快速通行的輸送履帶。但因新一波的經濟衰敗，今日在由新宿車站通往東京都聽的半地下通道裡，入夜後所聚集的瓦楞紙聚落恐怕有增無減。

這些瓦楞紙「居住單元」的建造十分簡單，就是由瓦楞紙箱與膠帶所組成，遊民基本上是到了睡覺時間才會開始建造，而起床後會拆掉，儲存至他們所熟悉而選定的私人角落，大部分的瓦楞紙單元很簡單，大抵就是以一般紙箱的尺寸為基準，所建出來的「屋子」牆高約介於三十到五十公分，通常不會有頂版，但這樣的高度已可隔出行人與遊民的不同空間，並且可以擋風，使遊民擁有較舒適並有隱私感的睡覺休憩空間，而有些則看起來比較費工，高度可達一人高，並且有屋頂，可完全隔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記得有次十點經過地下通道時，已有大多數的遊民已經蓋好當晚所需的睡覺空間，也有些遊民似乎還在觀望或是談天，手邊大多還拿著一疊瓦楞紙，並不太清楚這些遊民是單純還不想休息而沒開始蓋，或是他們是新遊民還在觀望，或是有領域關係。

瓦楞紙聚落乍看之下是十分令人震驚的，我本以為是這一兩年經濟不好才出現這樣的景況，但從文獻知道這樣的景象早已存在多時。我有時看著這些有些甚至還穿著西裝看起來才剛無家可歸的遊民時，常會覺得自己和他們之間的距離似乎又遠又近，失去一個可以每晚棲息的地方，在東京這樣一個地價高房租高的地方並不是一個很難的事，這些瓦楞紙聚落宛如鐵鎚班重擊了我，再一次提醒了，有居所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而非商品，從遠古時代的人類穴居、獸皮帳棚到各種文明下的泥造、木造、石造民居到近代的混凝土、玻璃與鋼鐵文明，無非就是求一個安穩溫暖，可以居住的家，而當每個人每天汲汲營營的付出，卻仍連一個可以每天安穩休息睡覺的地方都不能擁有的時候，人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說來有趣，這個號稱橘色小鎮的部落格，上面的banner用得卻是台灣美濃的東門樓，我故意調大照片的反差，讓粒子變大，還把它最重要的那個頂給拿掉了，讓人有點看得出它，又有點看不清楚他。

這個東門樓可說是美濃最重要的地標之一，早在乾隆二十年（西元1756年），村人為防外人來犯，所建的門樓，這裡所指的外人其實是原來台灣更早的主人--原住民鄒族，在美濃與六龜地區有他們自己的獵場。現存的這個門樓其實不是原來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古門樓毀於日人之手，太平洋戰爭時（一九四一年）為傳送警報進行整修，並在上面掛有一個大鐘。台灣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後，於民國四十六年，原本是鐘樓的監視哨被除去第二層的帝國式屋頂，而改為以仿清朝時期之「龍簷鳳閣」形式重建，恢復原有的古典面貌，門樓下並立有清朝時期之「端風正俗」碑。登樓的階梯斜度相當大，扶手據說是日據時代之銅管。也就是說在1937~1957的這段時間內，這做東門樓看起來其實是很像歐式凱旋門的日本帝國式地標，同時在其功能上具有監視、負有權威的效果，在之後，才又「恢復」成龍簷鳳閣清朝式的屋頂。

對我來說，這是很有趣的一段歷史敘述，在一個這樣小鎮的角落里，在過去的一兩百年內，其實存在著不少歷史與認同的疊合、消去，屋頂的形式其實可以深刻的再現了在形式背後的權力邏輯與認同結構轉換，如同布拉格那些不斷被改變屋頂形式的塔樓一樣。只是台灣的地景仍是處於十分不平衡的一種動態之中，你可以說他充滿的能量，在再結構的過程中，卻同時存有著被破壞的可能，或是其實已經被破壞大半。

在荷蘭，實在很難和荷蘭同學解釋認同與複雜的歷史認同過程對於形式影響之巨大，在設計與規劃的同時，同樣也很難自外於認同與政治的脈絡中，在感受到包袱的同時，也卻也該珍惜如此的複雜性與多元，這些是單純簡單的現代荷蘭所難以創造的。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是沒有歷史的，只是台灣比起荷蘭（或西歐），其近代變化的過程實在用劇烈還不足以形容，在這個過程中，連應付最根本的生存問題都來不及了，根本難以思考自身所存在的價值與定位，釐清歷史脈絡與認同的掙扎也尚未結束，遑論邁出自己的步伐，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台灣就如其他許多被殖民的土地一樣，是有著不幸的過去，但以結果論來說，也可被視為一種幸運，擁有了無以倫比的歷史與認同複雜性土壤，足以長出有趣的果實。只是端看我們去檢視這樣的歷史與認同罷了。最怕的是我們想抹去這些歷史，創造新的現代性神話，如同想剷平十四十五號公園、樂生院以及寶藏巖的那些「進步」城市論述。

要知道，這些存在在每個城市、鄉村的角落的歷史都會是未來我們開出異質果實的土壤，獨一無二的土壤。

所以banner裡得那個頂被拿掉是有些隱喻的。


美濃東門樓

其實荷蘭的狀況和台灣（或亞洲）差距很大，要怎麼把這裡的優點讓台灣也能用實在讓人絞盡腦汁。只是這樣的提案，實在會非常不同於現在正在發生的許多機制，我在做的同時，總還是盼望自己不是在天馬行空的閉門造車。

我想都市更新同時間要和最近被炒起來的賤賣國土一事件做連結。這些國土說起來，都是公部門很好利用的資源，作為都市計畫工具，絕對是都市更新的另一個條件，只是公部門放任人民自行解決住宅問題太久，任由房地產炒作，作為經濟復甦的一項指標，無力也無能以社會住宅（其中又以租賃住宅最為重要）介入住宅市場。深怕得罪房地產商與財團。

其實藉由公部門土地，以增加現有空屋利用率變成租賃為主的社會住宅，或是以社會住宅介入都市更新絕對是台北必需的。現有的疑問是，空屋率那麼高，為什麼還需要蓋住宅？之前據內政部統計，台北的空屋率高達12.2% (2000)，（一般而言，適當的空屋率有助都市更新，大約3~5 %，而台北市的空屋率已是台灣最低的，就知道台灣的空餘屋有多嚴重），但據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的研究指出，絕大部份在台北市的空屋源自於老舊房子的更新困難，而非住宅房屋過剩，因此空屋率高的原因是因為都市更新的緩慢，而非非全是因為住宅過剩（2000)。（資料網頁連結）

而且，關於這個內政部研究出的數字，去年三月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以台電的用電標準，來計算台北市的空屋率，竟然發現空屋率只有 6％遠低於內政部在2000所調查的數字(新聞連結)，若再加上都市更新換慢造成的老舊房舍問題，則結論將會非常不一樣，就是台北的住宅是不足的。

另外由於住宅類型(typology)的不足，除了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毫宅之外，絕大部份的住宅多以三房兩廳的公寓和雙拼或四拼大樓為主，並且由於租賃市場資訊與機制的缺乏，適合租賃的住宅類型也遲遲沒有出現（這部份台大城鄉所已退休的華昌宜老師研究非常多也很透徹，可以去城鄉所網頁華老師的介紹部份找），這與台灣住宅的誇張高的自有率84%（2000)，可以說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在房價狂飆後的今天，對於這一代的年輕人，所要受的苦其實是上一代所留下來的，而將會有越來越多人常到Shelter poverty的苦果，也就是花一輩子力氣買一棟房子，擠壓其他消費，或是以租賃取代購買，也因此租賃類型的住宅在可見的未來內，需求會上升。

但同時間，低收入戶卻是被排除在這個系統之外的，目前台灣政府所提供的住宅補貼幾乎都是針對購買住宅的貸款補貼，提供低利率的貸款鼓勵消費，但對於連貸款都貸不起的低收入戶，卻是以類似的方式提供其優惠貸款，這與在921重建時，無力貸款重建家園的情況是一樣的，而台灣認定低收入戶的條件之嚴苛，使得台灣定義的低收入戶比率是其他國家的十分之一，因此可以想見有多少弱勢族群被排除在住宅補貼政策之外？同時間政府卻提供大筆房貸給中產階級，以增進消費，餵飽房地產商。

老實說，台北市區能運用的公有土地是越來越少了，同時間包括日式宿社的保存問題、南機場國宅更新、水源社區國宅更新、都面臨到許多窒礙難行，這些都應該放在城市的都市更新架構下來看，來解決，不能賤賣國土只是最基本的，重點是你要怎麼利用！什麼時候我們的政府變得像營利公司一樣，只在乎能不能收支平衡甚至營利就好了？現在雖然賣掉了這些土地得到了錢，但卻失去了其他更多有助於城市發展更新的可能性。

我前一陣子還看到賣聯勤那塊基地的主管機關主國有財產局說，有人建議財政部可以設定地上權，而不要把這些土地買斷，這位官員竟然回答：這樣子會虧損許多，要租出去超過一百年才有可能回收，賣了，其實對財政是真的有幫助的。（新聞連結）

我在想如果每個官員都是像這樣子進從財務報表來看這塊土地的價值與可能性，那台灣的都市大概就真的沒救了，如果政府只能從國家預算的那些暫時的數字來看都市政策與發展管理，那那些天天說要跟上歐美城市的口號就真的只是四年出現一次的口號。

市長選舉快到了，仔細聽聽看這些候選人，這些政黨、這些人民代表說什麼吧？通常我都聽不到他們說到底是什麼，我只知道他要你的票而已。

對了，其實台北市以後將會出現一個最大的公有地，松山機場，你覺得這塊地如果空出來了可以做什麼？有個候選人說中央公園，我覺得太浪費了，綠地是台北市需要的，但多少部份是公園倒是可以討論。什麼？保留機場？ ..........^&%%^*^....


註：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的首頁，最近有荷蘭國土規劃的一篇演講資料，有興趣者可以參考看看。是VROM 荷蘭居住、空間規劃及環境部空間規劃署資深規劃師所主講的演講資料。

在歐洲旅行，除了旅館、民宿、青年旅館之外，還有越來越多的選擇是在網路上找出租的公寓或是房間，通常這樣的出粗都有包括或大或小的廚房與衛浴設備，價錢則視其對顧客定位而定，從比經濟旅館還便宜的20歐到兩百歐一天都有可能，他們座落的位置也不盡相同，有些位在一般的住宅區內，號稱可以體驗當地的生活並且租金相對低廉，但大多數都位在被保存良好的老市區裡，標榜老城歷史氣氛。

這樣的模式也許不能都套用在所有地方，但在目前我所去過的歐洲城市裡，倒是無一例外。也許我應該可以稱他為歐洲模式。

要說是讓遊客能居住在住宅區或是一般的住宅裡面是可以體驗當地生活都也不能完全這麼說，因為通常遊客如我們會選擇這樣的方式是因為在同樣的區位（老城市中心），這樣的住宿是相對低廉的，所以在室內裝潢與配備上大部分都配有歐式現代廚房和衛浴設備，其概念也是和旅館一樣的，在遊客在各地都可以感覺到家裡一樣，而這些遊客多半來自西歐、南歐和美國。

選擇這樣的住宿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自己煮東西吃，讓遊客能多一個機會去逛當地的市場或是調理當地食物，不僅經濟也可以瞭解當地人的食物，但也有可能是遊客可以選擇他要的食物用他熟悉的廚房做他熟悉的菜餚。

從個人經驗出發，到了那麼些歐洲城市，用這樣的住宿方式看這些城市，倒是讓我產生了一些有趣的問題，譬如，這樣的方式是否比較接近當地生活或是真實的城市面貌？但當我問出這樣的問題時，卻也同時衍生出更多的問句：什麼又是當地生活呢？又什麼是真實的城市面貌？有這種東西嗎？

旅遊本身就是個很難定義的行為但卻是每個人必有的經驗，在短時間之內，以各種方式獲得不一樣的知識、經驗與認識，藉由我們的知覺來區分其不同，藉以辨別此地與他地與原地，而在這過程中，個人建構自己的敘事並從其中獲得新奇與異國情調的快感，這個建構的過程經由視覺、味覺、聽覺、感覺，為其中介，其形式可能為照相、遊記、故事、品嚐美食與特產、移動、親身體驗、音樂、聲響，以及所有可以讓你區分出不同的行為。

近代出現的旅遊書正是這樣子的極致，雖然各有各的特點，但無一不是以一個“標準“、“被推薦“、"值得“的姿態出現，以其敘事試圖為不同的地方與城市下定義，在此之下，旅行者實為"履行者“。甚有者，以DK為例，其繁複與華麗的圖說（剖面圖、地圖、透視、各種美食、商店、特產、街道、建築、歷史、小故事的介紹等）這些敘事體影響旅行者、帶給旅行者的認識，遠超過其所試圖敘述的真實。

當然，旅遊書的出現必然不是意圖要複製、取代真實，必然是來自口耳相傳與推薦的這種行為過程，經由資訊篩選與編輯的過程，將不必要的敘事或是不能代表“此地“的敘事刪掉，留下最精粹的，因為旅行者大部分同樣也沒有時間。但重點是這個被篩選的過程是誰來決定的呢？如果我們沒有旅遊書，我們自己是不是可以決定我們自己對這個城市的敘事？而在短短的幾天內、幾週內、幾個月內，我們是不是又會擁有不一樣的敘事體？而如此接著問，在一個地方與城市生活多久，才會覺得自己是當地人，而非旅行者？顯而易見的，旅行和地方與時間關連並不是那麼絕對，與地方的關係與行為模式也許才是決定旅行者與否的關鍵。

所以地方是由誰定義的呢？在沒有旅行者（或他者）的情況下，地方並不會被意識出不同，而被稱作地方。但當有了比較與不同的敘事體出現，因敘事體互有不同，使得定義變成了動態的辨證過程，在這間辯證的妥協、衝突、矛盾與塗塗寫寫過程中，"地方"才有可能出現在這些差異中，所謂的異質地方(heterotopia)。

這麼說來，旅行書對於地方性的建構其實是有益的，但它必須建立在動態的辯證與比較上，而我們也必須要鼓勵個人、團體書寫屬於自己的地方敘事體，旅人也好、本地人也好、他者也好，“想像中的地方“必須繼續被不同的想像著，地方才能繼續有活力的存在著。

其實作為一種敘事方式，空間規劃與設計手段也是一樣的。

近來，不管是在經濟版還是政治版，google都很紅，先是被人罵偽君子，後來又被財金專家說今年的獲利不如預期，有不小的危機。其實也不到幾年，google已經深深的影響了全世界，依稀記得第一次用google似乎是2000年的大學畢業前，在台灣的PTT看到一個post如何驚奇的讚嘆著新的搜尋引擎，又快又多，甚至太多了，和yahoo，pchome的都不一樣。一開始，只是驚訝其不可思議與無法理解的搜尋速度與廣度，後來才慢慢意識到，這實在是個很神奇的突破。

今日有人已經開始輸入自己的名字藉以了解自己的知名度，又譬如這次在維也納一個類似像寄宿家庭的民宿裡，主人就很有興趣的問著，我們在網路上查詢到他們的名字是在多前面，他們知道後，得意的說，似乎比以前前面多了，看似平常隨機的查詢，其實一點都不平凡，google對於今日我們的影響（當然還是侷限現在可以接觸到電腦的族群<--我們），恐怕不需要我再來多做介紹，他的影響恐怕比我們所想像的都還要大，就我自己而言，影響最大的大概就是知識攝取的方式，特別是生活瑣碎與隨機的疑問，都可以瞬間的獲得滿足，當然他的資料正確有時要再確認，完整度當然一定不夠，但其速度與廣度卻完全了發揮網際網路的特性，只要你想知道，你就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知道，而且知道不只一種看法。

單就處理都市和空間問題時，這樣的速度和廣度正是最需要的，但google另一個更令人吃驚、近一年多來發展成熟的服務--google earth--更是影響空間專業甚劇，從上而下的視角的視角是建築和都市在處理問題時最常也最基本的介入角度，平面圖、地圖、都市計畫圖、工程圖都是從上而下的視角，所謂神的視角；而其中，最基本但也最不容易拿到的，就是空照圖，隨著飛機和衛星技術的發明，空照技術也隨之發展，因為近代都市計畫和區域規劃也能因此追求像建築設計尺度一般的精細，空照圖也是最不會失真的一種平面圖而正由於其十分難以取得與重要，直到今日，空照圖都是需要付費索取的，有些還十分的貴，而有些甚至因為軍事機密而不能取得。

但google earth改變了這一切，原本一開始出來的版本還很粗糙，解析度很低，但隨著版本的演進，其精細度已經開始超乎想像，以台北市為例，只要你家有屋頂，就一定找的到。也因此我可以在荷蘭看著台北的空照圖，慢慢的拼湊著台北，而不用去根台北市政府申請空照圖，而且還不是電子檔，不是面積太小就是要買很多張；我的委內瑞拉同學也可以在他阿姆斯特丹的家裡研究著卡拉卡茲(Caracas)的非正式部門和正式部門的都市發展衝突；而我的日本同學也可以在東京上空瀏覽搜尋並煩惱著他到底要選哪一塊當基地；而即使我不在美國和西班牙，我依然可以在費城的上空把他可怕的郊區化頹圮社區拿來和巴賽隆納上空看到的Cerda十八世紀擴展區做比較。

當然，google earth目前只能瀏覽大城市和首都，其中又以美國的解析度最高，但其資料庫之龐大實在讓人瞠目結舌，把另一個地球般涵在資料庫裡面的googlized earth絕對是指日可待的，這種將全球化視覺化的空前創舉，恐怕比任何發明都還更深刻的提醒著人們，地球村的"村"早已不只是種概念，而是在你前面。

荷蘭這裡跟都市議題有關的規劃與設計，最強調是要有科學與理性的分析。但我從來都不相信規劃和設計是科學的，即使我更不喜歡用藝術來看待空間規劃與設計。我倒覺得這些現今當紅的職業建築師和都市規劃師所在行的其實是好的表演能力和言說能力，而不是科學的嚴謹，科學的嚴謹只不過是一層糖衣罷了，一層說服人的糖衣。

那科學是什麼呢？對科學的定義在國中理化的前幾堂課似乎有學過，印象中跟問題、假設、實驗、假說....理論等這些過程有關，於是我試圖查詢維基字典wikipedia，裡面對於science
所解釋的第一句話是說；

Science (from Latin scientia - knowledge) is a system of acquiring knowledge based on empiricism, experiment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 aimed at finding out the truth.

的確，規劃和設計十分依賴實證方法，最好的實踐過程其實是不斷的嘗試、改正、嘗試、改正，以達到所希望的改善與介入。這點我是贊同的，但要去找尋背後的這個真實，卻可能會讓規劃變得四不像而角色錯亂。規劃和設計所要介入改善的受體--空間，是否存在了我們所定義的"真實"？而什麼又是空間的真實呢？規劃和設計是否真的可以歸納出一套科學的定理出現適用於所有的空間分析與規劃設計呢？當然現代主義的教訓告訴今天的我們這是有問題的，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要強調科學呢？一個看似嚴謹分析與規劃的過程其實存在著大部分屬於人的判斷，既然不可能像科學一樣去純化試驗的複雜度與背景，那為什麼又必須要以科學之名來試圖賦予其理性的形象。

並不是說規劃設計是不理性的，但它確是在光譜的中間，規劃設計的面向除了數據、距離、尺度、工程、預算這些理性的面向外，更存在著人的喜好、記憶、感情、公平、關係、心態、認同這些無以量化的項目，我們之所以批判現代主義是因為現代主義以新時代、技術與經濟科學理性之名，視每個人為相同的個體卻行個人品味、喜好、想像之實於其作品中。而今將空間單純視作人所存在的流動場域或是將城市視為經濟活動與競爭力的代表，試圖由看起來像科學的研究和分析去試圖找出共通的法則，不也是另外一種現代主義的復辟？

我們必須承認並面對空間規劃和設計中非理性的部份，而不是視而不見，帶有色眼鏡不奇怪，但要意識到自己到底戴了什麼眼鏡看世界，奇怪的是明明戴了眼鏡卻還要聲稱自己沒有戴。


The whole of science is nothing more than a refinement of everyday thinking. —— Einstein

來到荷蘭，我想我學到最重要的是面對都市、面對自然、面對你不知道的居民、面對你不熟悉的文化，你必須謙卑。

在規劃和設計的流程裡，在最初的階段，無論如何一定要作的就是基地調查(site analysis)有方法也好，沒方法也好，都必須盡可能讓自己去知道有關這塊地方的「事實」(fact)，觀察、影像、圖畫、照片、數據、訪談都是最常用的幾種方式，讓我們獲得對地方的認識與事實，在經由這些認識與事實中，找出與空間環境的關係，進行判斷，然後再以不同的方式藉由形式、藉由活動、藉由內容去是著解決我們所判斷與認為的「問題」。

但其實大半時候，這些判斷其實是偏好與不自覺的先入為主。

從對移民社區的認識來說，也許是個好例子；荷蘭與大部分的歐洲國家一樣，面對許多移民潮，在最近的幾年，荷蘭偏右的政府雖已經把移民的條件限制緊縮許多，但其移民之多，以使得荷蘭政府把移民政策是作他們很重要的一環，舉例來說，鹿特丹已成為荷蘭外來移民比例最高的一個城市，其一半的市民為外來人口，包括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這些移民大多來自土耳其、摩洛哥與其前殖民地蘇利南、安地列斯。所以當我們在處理現今荷蘭都市市中心環境（郊區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的白人）時，移民是個必然會碰觸到的問題。

講到移民，其實最關鍵的是族群、種族問題，而非只是外來者的問題，而講到移民社區，我們常用的字詞就是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漸漸廢棄(decayed)、甚至是危險(dangerous)，這樣的比較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某種標準，城市有城市的標準，地區有地區的標準，以再鹿特丹來舉例，很多在市中心附近被荷蘭人所形容的 decayed area在我看來，其實只是比較髒一點，比較多外來移民而已，其居住環境其實並沒有那麼差，甚至比台灣很多地方都好的多。同時鄰里間也有很多小店來供應鄰里居民的需求，來自家鄉的食物與貨品，整個地方自成一個體系，只是這個體系不是荷蘭人所熟知的體系。荷蘭政府一直都有所謂的program for integration，試圖將這些外來移民融入荷蘭的社會中，但越來越多人的批評是，融入和同化其實在一線之間，我們並不能要求這些人作什麼都必須要和荷蘭人一樣，就像這些我們或是荷蘭人看起來覺得陌生的鄰里環境與空間，其實都在發揮他們的功能，並且對居民來說擁有一定的品質。

外來移民居住在一起是因為可以建立彼此照顧的社會網絡，同時可以降低生活花費，過去荷蘭三四十年來的社會住宅政策其實很成功的照顧了這些外來移民，並且某個程度降低了族群的對立，但近幾年來荷蘭的私有化政策方向確實開始影響了這些已經建立的成果，從都市政策、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就很能明顯的看出政府的態度慢慢在轉變中。

回歸到規劃與設計，面對類似這樣的問題，會設計、規劃的我們總是不自覺的認為形式可以改變許多東西，並把這樣的想法投射到我們的規劃和設計上，試圖用形式去導引人的生活、融合並塑造文化、提升經濟或甚幫助產業發展，就像六七零年代荷蘭的現代主義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蓋了宛若蒙德里安畫立體版的白色住宅一樣，認為形式的進步可以帶來社會與文明的進步，但其實呢？

在我們試圖運用融合(integration)、多元(diversity）、連結(connection)、轉型(transformation0這些名詞來表達規劃與設計理念時，是不是更應該仔細想想這後面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我們假設了什麼又作了什麼樣的結論？而不是讓形式改變的慘痛結果來告訴我們。

題目的前面是動詞，後面是名詞。

我們在講規劃設計的時候，總是在講分層分析、邏輯、視野、策略，去設計創造新的空間「品質」亦或是「改造」空間。對比與環境，我們是設定規劃師和設計師是有秩序的一方，面對的是被假設是混亂出問題的環境。這和西方在定義nature和culture時，nature所代表的是混亂，而culture所代表的是人類文明的秩序是類似的概念。

但隨著本世紀現代主義之夢破滅之後，人類慢慢意識到其實自己才是環境與自然混亂的來源，自詡為理性與秩序代表的設計與規劃師不止一次的被懷疑存在的價值，或是自我懷疑存在的價值，不是試圖拉住「科學」的這個最後一根浮木載浮載沈，社會科學的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及行為科學、心理學、物理學、生物學等，就是放棄了秩序的堅持，投入了完全混亂的形式先決。世界隨著全球化與傳播速度、消費速度的加快，其所謂的亂度增加，規劃師與設計師除了說出尊重多元文化的口號與圖像拼貼外，到底還有多少的積極態度去面對這樣的真實？

現代社會裡，設計與規劃經由公部門、資本與社會制度介入空間產生的同時，早已在不知不覺間，消滅了許多被定義的混亂，而這些被設計師所定義的混亂，卻往往是城市活力與多元性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冰冷乾淨卻了無生機的中性空間，他代表的是一個什麼定義都沒有的安全。

好吧！就算這樣的混亂可以被認定為多元的土壤，身為規劃師與設計師的我們，想幫忙解決問題，利用混亂的特質來增加多元性與空間活力。但這樣的敘述卻也同時可以變成一個有趣的問句，我們可以設計混亂嗎？

這是一個十分弔詭的組合，設計和規劃本身是經由調查分析，經由判斷然後轉變成一個要準備解決問題的組合。舉個有趣的例子：我們總是假設環境是一團繭，在過程中我們抽絲剝繭，理出頭緒，卻不可能再做一個繭回去，而是把東西織成一條線，或是絲一絲的蠶絲。當現在我們發現當原來看起來混亂的繭具有功能，其實已是一種秩序，那我們是不是仍要要繼續抽絲剝繭，多此一舉另外製造一個人造的繭呢？

到最後，題目的前頭可能會變成名詞，後面變成形容詞。

奈良。二月堂


氛圍可能是規劃與建築設計裡用的最頻繁的前幾個詞，而且是中文特有的。英文找不到相當的字，只講atmosphere沒辦法表示出空間，我不太確定在西方的字詞脈絡裡是不是真的沒有這個字，要真的有的話也許是法文最有可能。在我可及的記憶力搜尋，氛圍這種名詞，我第一次有印象似乎是從台北唐山或是結構群買來的一本的中國社會研究論述書籍裡看到的，不知道為什麼，打從我那次有印象之後，這兩個字出現的次數似乎越來越頻繁了，我想也許可能是心理作用，就像我每次看時間看數次總是覺得巧合的很，特別容易看到自己的生日出現在各種生活的數字中。

氛圍這個字真的很生動，尤其是圍這個字，如同亞歷山大(Christophor Alexander)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中所敘述，每個人都需要的環境包覆感一樣，界定出了一個具空間形象的敘述。以前一講到這個詞，我心中所呈現的具體形象就是在一個山凹前面的小村落，裊裊的升起幾根炊煙那樣的空間鄉愁景象。

有兩次的景象都讓我猛地想起這個詞，一個是福建永定，一個是日本奈良。

永定以其土樓而聞名於世，但如果把土樓從周圍的環境裡抽出來當作建築去欣賞，那可能就和小人國裡的縮小版沒什麼兩樣。當冷霧帶著雨絲襲上土樓後面所在的半山腰，濕氣裡瀰漫著土磚裡的稻桿味，伴隨著中庭的戶外廚房升起柴煙，左鄰右舍的親戚們大呼小叫用客家話提醒彼此要下大雨時，土樓才真的是土樓，而不只是一個有幾百年歷史的古蹟。

奈良東大寺旁邊山坡上的二月堂也是這麼個地方，百步之遙，卻彷彿與熱鬧壯觀的東大寺深處在兩個不同的時代一樣。靠著山，傍山而建的二月堂靜靜的看著下邊的奈良，東大寺的屋頂主導了整個奈良的天際線，陰影暗的讓人睜不開眼睛，只能瞇目眺望抑或閉眼靜心冥想。而大堂前面的走廊貼滿了最後的幾片金色陽光，安靜而溫暖。

每次翻到這樣的新聞，總是會停下腳步看看，但每每總是在這個時候，才會發現城市的未來、活力與形式竟然是這樣的一群人所決定生死的。

之所以憤恨不平實在是因為之前接觸這個所謂文化園區的案子，作都市計畫變更古蹟保存區劃設，花了將近十個月的時間，進行了台北市大龍峒孔廟與保安宮周邊及芝山公園古蹟保存區的劃設，劃設古蹟保存區的目的是要實施所謂的都市設計管制，從地景上的地景軸線、視覺與街道景觀來考量規範都市計畫。

但你真正去瞭解實際狀況後就不只是這麼回事了，如同報導中所說的整個核心計畫包括孔廟修復、大龍國小更新、明倫堂拆除改建、孔廟東側住宅更新、蘭州派出所遷置，我們看到了許多硬體計畫即將被執行，但問題是軟體呢？而作這些事情到底為的是什麼？如果說都市設計為的是更好的都市環境，這樣的計畫到底可不可以達成目的，或套句市長的口號「翻轉東西軸線」，這些和翻轉東西軸線又有什麼樣的對應關係呢？

從頭到尾，所有的東西都被十分形式化的考量著，軸線、限高、廣場，形式作為政治資本早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在口號的背後，型式早已淹沒了目的，於是乎我們要拆除了日本人建的派出所為的是要恢復其軸線和風水，於是我們要更新周圍的老舊住宅區以維護天際線及將其高級化，以成就政治人物的功績。

作為老舊社區的大龍峒地區當然是該被更新，但不是以這種以觀光導向的方式更新（事實上，又有多少觀光潛力呢？）。換個思維，維持加強目前孔廟的大樹氛圍，擴大綠地面積與圓山連成一帶狀綠帶，提供附近居民一綠色開放空間，不正是最基本最簡單也是台北市最缺乏的嗎？

孔廟東側老舊住宅區當時在進行保存區評估的時候，本來市府都還打算用八億元徵收，只是為了當時對於孔廟型制完整性與道統的堅持，所謂的「左學右廟」（私塾在右側，孔廟在左側，計畫本來要蓋個文化教育中心在旁邊）。那時候我非常懷疑這個論點，後來忍不住花了時間作了研究把歷代所有的孔廟平面圖與前人的論文拿來看，才發現其實這根本只是台灣近一百年來的習慣而已，在這之前倒是什麼樣的配置都有，「左廟右學」、「右廟左學」、「前廟後學」、「前學後廟」，連「外學中廟」都有，何來固定的型制之說呢？花八億只是為了這個，誰能不為台北市民的荷包生氣？！

再回頭看看這個案例，就不難發現這樣的故事一再地重演著。

都市設計中形式的價值不應該是脫離市民生活脈絡的，而時至今日，已經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都市設計案已被公部門視作擷取政治分數的捷徑，經由形式的展示達成獲取其政治資本的目的，但我不是說這個不對、不好，這件事在世界各地都一樣，但問題是，市民在哪裡？使用者在哪裡？待更新區域的居民又在計畫的哪裡？經由專家與公部門會議所決定的區域都市設計已本末倒置，把最重要的東西拋在一旁，成為了一個個的戀物癖。

到底是誰的蘭州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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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蘭州派出所 風水說當推手

記者陳俍任／台北報導


喊了兩年多「整合廟、學、宮」的北大同文化園區，昨天終於在「風水說」助勢之下定
案，為打造孔廟前的六藝廣場，都發局確定在11月拆除蘭州派出所。

文資專家辛晚教重申，蘭州派出所是「日據時的統治之眼，為破壞大龍峒穴脈所建」，
當馬英九憂心以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為主的反拆聲浪時，辛強調「已說服夏鑄九」，
此舉讓文化局官員私下搖頭，夏鑄九聞訊後更否認背書，指市府「胡搞」、根本是對公
共痕跡「粗暴地抹去重寫」。

北大同文化園區被視為馬英九積極想推動的重要政策，但因為涉及大龍國小、保安宮及
孔廟的整合，加上「搞不定」周邊77戶合法住戶拆遷，讓此案原定踏步2年多，昨天「
六藝廣場」規畫案定案，也確定蘭州派出所的「死刑」。

都發局強調文化園區計畫共26項，總經費9億元，馬英九卸任前將執行4.17億元，計畫
將分為廟學宮核心區、重要觀光軸帶及周邊環境整備三大主軸。核心計畫包括孔廟修復
、大龍國小更新、明倫堂拆除改建、孔廟東側住宅更新、蘭州派出所遷置等。

馬市長昨天親自主持會議，辛晚教再度端出風水說，指蘭州派出所是日本人監視與「威
勢」的象徵，並指大龍峒以前連年出狀元，但風水被此「阻斷」，也阻礙孔廟與大龍國
小、大屯山的整體視景。

當都發局呼應廢除蘭州派出所時，馬英九一度憂慮學者反對聲浪，辛晚教當場誇口「已
說服夏鑄九」，都發局因此確定拆除案。

然而夏鑄九聞訊否認，痛罵市府硬拆蘭州派出所是胡搞，並指園區目的是「活化地方產
業」，地方需要的是軟體方案，以蓋廣場等空間建設並無法達到軸線翻轉，都發局根本
搞錯方向。

曾參與公共裝置藝術的余素慧說，孔廟周邊居民近一年來已與蘭州派出所產生情感聯結
，對他們而言已成「活化社區的中樞」，到此學染布、上表演課，還成了親子上下學接
送地，市府顯然沒看到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