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女性喻寫黑人為奴

        在性別與民族的關係中，女性往往被利用為建構民族計畫的工具，或是成為承載民族想像的象徵、符碼，僅能以客體之姿，成為族裔、民族、種族差異中的一個邊陲者，女性主義者往往在批判這樣的民族計畫後，而選擇拒絕介入，發出如吳爾芙在《三枚金幣》中的嘆語：「事實上，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是全世界。」。然而，對於具殖民壓迫經驗的第三世界女性而言，在民族計畫裡，卻採取積極的態度，正視後殖民歷史，對國族建構進行雙向批判，一方面批判國族反殖民時，充分動員女性，但內部性別壓迫問題卻往往不談，但在進行批判時，卻鮮少主張去除國家認同，發展出後殖民女性主義，反性別壓迫也反殖民壓迫。

因此，在這樣女性與民族計畫關係的光譜上，呈現如伊瓦‧戴維分析婦女介入族裔和民族近程的五種方式：「作為族群成員生物學上的再生產者/生育者」、「作為族裔/民族群體邊界的再生產者」、「作為集體意識形態再生產的主要參與者以及集體文化的傳播者」、「作為族裔/民族差異的能指——作為在族裔/民族範疇的建構、再生產和轉換中使用的意識形態話語的焦點和象徵」、「作為民族、經濟、政治和軍事鬥爭的參與者」[1]。

而童妮‧摩里森作為一位非裔美國女作家，以黑人女奴弒嬰事件書寫的《寵兒》，體現了黑人女性對民族建構的積極介入態度。摩里森在書的扉頁寫著，「獻給六千多萬甚至更多」，意味著她以《寵兒》悼念在非洲大陸到美洲大陸這趟航程中的無數黑奴，而且她也在訪談中指出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因為美國人對奴隸制度四百年的歷史罹患了「國家失憶症」，連非裔美國人也不想探究這段痛苦歷史，然而當他們逃離奴隸制度，從而擁抱自由的同時，他們「也逃離了奴隸（祖先）」。因此，她以這樣一部「陰魂還陽」的故事，向這種「民族失憶症」進行挑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