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魚聽自言自語

有人說，我是師姐、應該要幫師弟打廣告。

那就來推薦一下何經懋同學的〈思想、政治、權力：台灣知識分子的象徵鬥爭〉，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論文，探討2006年陳水扁總統陷入政治危機之際，台灣三個知識社群「715學者」、「台灣四社」、「台社」以不同的「民主思想」介入社會，背後隱含怎樣的的權力鬥爭。

今天會場上，開放討論時，

有老師問：為何論文探討知識社群的「民主」主張，沒有「國民黨知識份子」？

何經懋同學最後回應時，以「也許是因為國民黨沒有『民主』」作結。
(作者澄清，他回應的話是「也許是因為國民黨沒有『民主思想』。」)

全場爆以掌聲。

會後，我們幾個人開玩笑說，這句話是今年社會學年會最經典的一句話！

這樣，應該有達到廣告效果了吧！

※當初寫碩論時，就設定要讓更多人瞭解日治時代的公共領域發展，所以現在把論文貼上來讓大家「流彈四射」，歡迎大家批評指教，讓論文往後能增修補強。不過，因為檔案太大，所以附上連結請大家自行去下載；而且，論文標題的年代說法有錯，應該是「1920、1930年代」，或是「1920-1937年」，因為修改論文題目還要很麻煩的行政程序，所以就放棄，給它先降強渡關山了....

論文題目：開展公共領域‧擊向糖業帝國主義——論台灣知識份子的糖業書寫（1920-1930年代）

研究生：周馥儀

【論文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日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如何開展公共領域為蔗農發聲？」，透過考察1920-1937年台灣知識份子書寫關於「糖業政策」、「蔗農處境」的論述、報導、文學作品，勾勒192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對「蔗農」——日治時代台灣經濟問題核心的思維圖譜。

囿於目前「台灣公共領域研究」闕漏日治時代公共領域的圖像，使本文在分析日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糖業書寫」之前，確立「日治時代台灣存在公共領域」。研究方法上透過學習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內在批判』的精神，回頭探究自己的傳統與現實，掌握日本殖民台灣帶進的「現代國家行政體系」、「資本主義計畫經濟」，分析台灣在社會功能分化下形成中產階級，具備「公共領域」形成的社會基礎。本文並進而梳理這些「脫出殖民教育」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從連結智識階層到平民公共領域深化的實踐過程，所開展出的「現代性公共領域」形貌。

而在這段知識份子從「連結知識份子」到「連結民眾」的公共領域開展過程中，台灣知識份子開展公共領域為蔗農發聲的實踐，也相應日治時代台灣公共領域的開展過程，從1920年代初期「論述」、中期「社會運動路線」到1930年代轉進「文學公共領域」，且關注的角度在現實的「蔗農爭議」影響下，從「糖業經濟政策」層面越漸聚焦到「被壓迫個體（蔗農）的處境」，這樣的開展過程，也影響蔗農團結、組織化，使蔗農從「被啟蒙的客體」變為「行動的主體」，在台灣歷史上開創出「知識份子與農民階級合擊對抗殖民者」的公共領域經驗。

※論文下載處：成功大學圖書館數位論文系統（可以直接看第五章「結論」，那幾乎是整個論文的全情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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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上大學部的「當代世界文學」，讀了《寵兒》、《大河灣》、《我輩孤雛》、《屈辱》四本小說。期末寫報告時，選了我最喜歡的《寵兒》，比國小讀到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更動人。因為答應老師要照研究生的規格寫，找了一堆資料消化，但上禮拜二就要把報告交出來。結果從晚上八點寫到隔天早上七點，急就章成這樣一篇小論文。文章裡面還有一些概念待釐清，但還是先貼上來討論、跟大家推薦《寵兒》這本書。在Morrison以意識流手法的暴力書寫裡，撐出了如何面對民族對苦難集體失憶的反省。（本文為初稿，請勿轉引）

一、以女性喻寫黑人為奴

      

        在性別與民族的關係中，女性往往被利用為建構民族計畫的工具，或是成為承載民族想像的象徵、符碼，僅能以客體之姿，成為族裔、民族、種族差異中的一個邊陲者，女性主義者往往在批判這樣的民族計畫後，而選擇拒絕介入，發出如吳爾芙在《三枚金幣》中的嘆語：「事實上，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是全世界。」。然而，對於具殖民壓迫經驗的第三世界女性而言，在民族計畫裡，卻採取積極的態度，正視後殖民歷史，對國族建構進行雙向批判，一方面批判國族反殖民時，充分動員女性，但內部性別壓迫問題卻往往不談，但在進行批判時，卻鮮少主張去除國家認同，發展出後殖民女性主義，反性別壓迫也反殖民壓迫。

因此，在這樣女性與民族計畫關係的光譜上，呈現如伊瓦‧戴維分析婦女介入族裔和民族近程的五種方式：「作為族群成員生物學上的再生產者/生育者」、「作為族裔/民族群體邊界的再生產者」、「作為集體意識形態再生產的主要參與者以及集體文化的傳播者」、「作為族裔/民族差異的能指——作為在族裔/民族範疇的建構、再生產和轉換中使用的意識形態話語的焦點和象徵」、「作為民族、經濟、政治和軍事鬥爭的參與者」[1]。

而童妮‧摩里森作為一位非裔美國女作家，以黑人女奴弒嬰事件書寫的《寵兒》，體現了黑人女性對民族建構的積極介入態度。摩里森在書的扉頁寫著，「獻給六千多萬甚至更多」，意味著她以《寵兒》悼念在非洲大陸到美洲大陸這趟航程中的無數黑奴，而且她也在訪談中指出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因為美國人對奴隸制度四百年的歷史罹患了「國家失憶症」，連非裔美國人也不想探究這段痛苦歷史，然而當他們逃離奴隸制度，從而擁抱自由的同時，他們「也逃離了奴隸（祖先）」。因此，她以這樣一部「陰魂還陽」的故事，向這種「民族失憶症」進行挑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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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星期台灣文學史專題，要討論陳映真的小說。第一次接觸陳映真的作品，是大學一年級國文課修現代小說，李隆獻老師帶我們讀〈唐倩的喜劇〉跟〈夜行貨車〉，那時似懂非懂多把文本放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脈絡上來讀，但這次重讀作品，看到在「左翼批判」的旗幟下，陳映真還包裹著另一個書寫意圖。

把上課前寫的作業心得貼上來。或許這是繼「呂赫若是左翼作家？」後，另一個可以研究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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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膩的的溽夏裡，十幾位文史工作者頭戴斗笠、扛著甘蔗與麻袋，帶著各界連署書，到教育部前陳情，要求將1925-1931年間日治時代農民運動史放入教科書，讓後代能認識「台灣農民組合奮鬥史」、學習前人爭取基本權益的精神。這年2004年，島國上的政權雖已轉換為民主體制，但這段對抗殖民的人民奮鬥史，仍是當前重建台灣主體的歷史教育中，一段遺落的空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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