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3,2006
以女性喻寫黑人集體受難:試論《寵兒》中柴特的創傷、記憶與救贖
這學期上大學部的「當代世界文學」,讀了《寵兒》、《大河灣》、《我輩孤雛》、《屈辱》四本小說。期末寫報告時,選了我最喜歡的《寵兒》,比國小讀到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更動人。因為答應老師要照研究生的規格寫,找了一堆資料消化,但上禮拜二就要把報告交出來。結果從晚上八點寫到隔天早上七點,急就章成這樣一篇小論文。文章裡面還有一些概念待釐清,但還是先貼上來討論、跟大家推薦《寵兒》這本書。在Morrison以意識流手法的暴力書寫裡,撐出了如何面對民族對苦難集體失憶的反省。(本文為初稿,請勿轉引)
一、以女性喻寫黑人為奴
在性別與民族的關係中,女性往往被利用為建構民族計畫的工具,或是成為承載民族想像的象徵、符碼,僅能以客體之姿,成為族裔、民族、種族差異中的一個邊陲者,女性主義者往往在批判這樣的民族計畫後,而選擇拒絕介入,發出如吳爾芙在《三枚金幣》中的嘆語:「事實上,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是全世界。」。然而,對於具殖民壓迫經驗的第三世界女性而言,在民族計畫裡,卻採取積極的態度,正視後殖民歷史,對國族建構進行雙向批判,一方面批判國族反殖民時,充分動員女性,但內部性別壓迫問題卻往往不談,但在進行批判時,卻鮮少主張去除國家認同,發展出後殖民女性主義,反性別壓迫也反殖民壓迫。
因此,在這樣女性與民族計畫關係的光譜上,呈現如伊瓦‧戴維分析婦女介入族裔和民族近程的五種方式:「作為族群成員生物學上的再生產者/生育者」、「作為族裔/民族群體邊界的再生產者」、「作為集體意識形態再生產的主要參與者以及集體文化的傳播者」、「作為族裔/民族差異的能指——作為在族裔/民族範疇的建構、再生產和轉換中使用的意識形態話語的焦點和象徵」、「作為民族、經濟、政治和軍事鬥爭的參與者」[1]。
而童妮‧摩里森作為一位非裔美國女作家,以黑人女奴弒嬰事件書寫的《寵兒》,體現了黑人女性對民族建構的積極介入態度。摩里森在書的扉頁寫著,「獻給六千多萬甚至更多」,意味著她以《寵兒》悼念在非洲大陸到美洲大陸這趟航程中的無數黑奴,而且她也在訪談中指出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因為美國人對奴隸制度四百年的歷史罹患了「國家失憶症」,連非裔美國人也不想探究這段痛苦歷史,然而當他們逃離奴隸制度,從而擁抱自由的同時,他們「也逃離了奴隸(祖先)」。因此,她以這樣一部「陰魂還陽」的故事,向這種「民族失憶症」進行挑戰[2]。
然而,摩里森選擇以奴隸制度下一個黑人女子柴特的「母性體驗」,來濃縮黑人民族的歷史體驗,使身處奴隸制度壓迫關係中最弱勢的黑人女性為承載民族敘事的主體。故事圍繞在「弒嬰」上,點出柴特作為一個黑人女性身負族裔生物學上的生育者角色,而柴特的生命被創傷、壓抑籠罩,都肇因於在「甜蜜之家」為奴的遭遇,然而,摩里森透過「弒嬰」讓柴特成為一個對奴隸制度主動的「反抗的母體」,從而帶出更多黑人對「奴隸經驗」的不同記憶與感受,而故事場景多走不出124號這棟房子,敘述情節多圍繞在柴特的家務生活,整部小說以黑人女性的「細碎」寫整個黑人民族「集體為奴的苦難」,整個衍生而出的意義,如Collins回顧歷史上黑人女性生活的意象時所言:
加在黑人女性身上的控制意象,清一色都是負面的,以致於黑人女性想要有任何正面的自我意象,就必然要反抗。對黑人女性而言,辛苦建立的自我知識來自於拒絕控制意象的鬥爭,以及整合那些對個人而言重要的知識,通常這就是指對黑人女性的生存而言必要的知識。[3]
透過母性體驗、家務生活的整合知識,及在其中衍生的必然反抗,摩里森以柴特呈現出黑人女性的自我定義,而回到宰制關係的脈絡裡,當整個奴隸制度中最底層的黑人女性都能重新擁有自我定義時,整個黑人民族也能獲得解放。因此,摩里森在《寵兒》中以黑人女性喻寫黑人集體苦難記憶的書寫策略,讓女性成為民族建構的積極主體,而非僅是一個無聲的工具或消極的符碼。
二、在意識流裡療癒苦難
而《寵兒》不僅以黑人女性喻寫黑人為奴的苦難記憶,更跳脫傳統黑奴故事的敘述方式,並非機械式的寫黑奴如何如何歷經險阻、由桎梏到獲得自由的過程,將記憶當成提供事實與事件的獨白。摩里森一再用到rememory這字,在黑人方言裡,rememory既是名詞的「記憶」,也是動詞的「回想」,Gary Daily認為摩里森用rememory一詞代表「記憶做為一種自覺的活動和情感,相對於單純地回憶往事」,即「重新記憶」。呈現在小說中,以人物們凸顯某段遭遇的記憶的對話,在建構和重新建構過去意義的想像力當中,更深刻去反思在南北戰爭結束後九年,名義上已被解放的前黑奴如何依然被為奴的記憶糾纏、桎梏,並未獲得真正的自由。[4]
也因為為奴的「記憶」如此磨難著書中的每個人,摩里森以意識流的手法來表現,借用意識流小說專注於人物心理的風格,從人物內心感受的角度來建構敘述,讓記憶與現在的思緒、幻想交織,用「內心獨白」的技巧,在敘事中參雜人物表達內心的聲音,並以不完整的句法,只求呈現在思想、印象及感覺上那種非邏輯與不規則的流動思緒。[5]
這使得《寵兒》有別於以往的意識流小說,讓個人心繫的記憶既屬於個人的也屬於族群的,而意識流小說中一般以支離破碎的敘述來呈現分割碎裂的現代心靈,在《寵兒》中則是非線性、破碎的敘述方式,將支離破碎與瑩饒不去的創痛記憶緊緊相扣[6]。而故事中的每個人,也因為在這樣記憶與現在的思緒交錯中,一次又一次從逃避到面對深埋在內心的不堪與秘密,透過內心獨白或與旁人述說得到宣洩的出口,從而獲得療癒的可能,尤其故事主角「柴特」,身懷穀倉的受辱記憶與弒嬰之慟,在十八年後因保羅D的出現與寵兒還魂,而逐步揭開自身記憶的瘡疤,雖放下過去看似告別苦難記憶,但卻受寵兒報復般的控制,最後在眾人之力協助下才能逃出寵兒的控制。
因此本文欲集中於主角「柴特」為討論對象,從她的母性體驗切入其「創傷」、「記憶」、「救贖」,進而反思如何面對黑人民族或自身民族的受難經驗。
三、在創傷裡記憶
對柴特而言,在穀倉遭兩個白人男孩吸取她的乳汁的「竊奶事件」,是她深埋的秘密;因追捕而被迫殺掉她那「還來不及命名」大女兒的「弒嬰」,是她十八年生命的陰霾,這兩件與「寵兒」有關的事都是她無法對人述說的「創傷」[7]。而在寵兒出現前,刻意遺忘是柴特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她認為「未來是不讓過去接近」、「每天嚴肅的工作室把過去打回去」,無論是女兒丹佛每向她問及過往,她總敷衍帶過,
丹佛:「你從來沒有把發生的是從頭到尾講給我聽。只講過他們拿鞭子打你,你就逃跑了,懷著身孕,懷著我。」
柴特:「除了『學校老師』之外沒什麼好講的……」[8]
或是保羅D住進124號後,在早餐時和柴特從丹佛聊到當年「學校老師」的追捕,即使已歷經性愛的纏綿,談起話來已像是一對夫妻了,但柴特仍僅以「費了一番功夫,但最後還是找到了。」跳過那驚心動魄的弒嬰情節。將那創傷的過去防堵在自己、丹佛、保羅D的未來之前,即使柴特還在猶豫是否與保羅D共享未來。[9]
然而,越想遺忘恐怖的過去,那創傷的記憶卻更不斷反覆來回柴特腦中,隨意一個場景都會勾起她想起「甜蜜之家」,而勾起那風景如畫的煉獄的矛盾情緒,在結束工作的回家路上,想起自己在穀倉受辱後,奔跑過田野的畫面;在與保羅D性愛的床上,想起受辱前與黑利在玉米田的甜蜜;在餐桌旁與丹佛、保羅D聊到「甜蜜之家」時,講逃出「甜蜜之家」後如何在白人姑娘的幫助下,生下丹佛;在從保羅D那得知黑利目睹穀倉的事後,前往「林間空地」追悼,在綠色長廊上想起生下丹佛後如何克服重重困難抵達124號房子。整串從「竊奶受辱」到「弒嬰」的記憶,切割為一組組的片段存在柴特的腦中,斷裂因果關係的來回反覆著、溢漏著,而這些記憶對她而言更化約成一幅漂浮在腦海外的畫面,是「一切都不死」的,如她對丹佛講述自己對過去記憶的感受:
你可知道,有些事你會忘記,有些你卻永遠也忘不了。其實不然。地點、地點依舊存在。倘若一幢房子燒掉,它就沒了,但是那個地點——它的樣子——依舊存在,不止存留在我重現的記憶裡,而且還存留在這世界上。我所記得的是一幅畫面,漂浮在我的腦海之外。我的意思是,儘管我不去想它,儘管我不在人間,我的所作所為或所知所見的那幅畫面還是留著,就留在它原來發生的地點。……哪天你走在路上,聽到或看到某件事發生,一清二楚。而你以為那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是想像的畫面。可是不然。那是你碰上別人重現的記憶。我來這兒以前所待過地方,那個地點是千真萬確的,永遠不會消失。即使整個農莊——它的一草一木都死光了,那畫面仍然存在……因為縱使一切都過去了——過去並結束了——它總是會在那裡等著你。[10]
而柴特這樣的創傷記憶,因著創傷帶來的失序,如法國心理家拉岡所言:「真實永遠回到同樣的地方」,在現實情境中,心創不斷詭異地復返,但是不覺陷於無盡心創復現與重演的人,卻無法捕捉其真實。而心創事件雖屬真實,卻是在「正常現實」的範圍外發生,超越尋常的因果、順序,及時空,因此使心創是一個沒有開端、沒有終結、沒有前後與過程的事件。在這樣缺乏可供定義的範疇下,使心創帶有「他我」的性質,一種凌越互帶關連的經驗之外的眩目,既是泯除時序,又是無所不在。[11]對柴特而言,創傷之所以形成,在於她身為一個母親、一個人,即使身為奴隸,黑人女奴的乳汁如同牛乳被視為主人的財產,但遭「兩個白人男孩竊奶、學校老師在一旁觀看」的受辱,仍超乎她身為一個人所能接受的「正常現實」;即使她出於愛而「弒嬰」,也超乎她身為一個母親所能接受的「正常現實」。因此「竊奶」、「弒嬰」,以碎片、無時序的狀態,嵌入她的生命成為無所不在的創傷。
四、在記憶裡重新記憶
「竊奶」、「弒嬰」的創傷,使柴特囚禁在記憶中,活在「時間之外」,直到保羅D的出現,一步一步啟動柴特對這兩段創傷「重新記憶」的過程。他破除了柴特的自我封閉。身為「甜蜜之家」最後的男人。他和柴特擁有一些共同的奴隸回憶,又分別隱瞞不為對方所知的個人傷痛。他們的對話,以愛情為觸媒,在相互療傷的同時,也開啟更多無法觸碰的記憶黑洞。柴特向保羅D吐露她被「學校老師」的兩個姪兒按倒,吸取母奶,並將她的背打的皮開肉綻,結痂的厚皮從此失去感覺,然而她卻絕口不提弒嬰的事情。而保羅D則告訴柴特,他如何被兇惡的「學校老師」貶為孩子,貶到連一隻雞都不如,卻突然噤口,不敢讓柴特知道當年他在喬治亞洲被戴上鐵頸套,跟別的奴隸所在一起的羞辱經驗,將自己不堪往事「深埋於胸前的煙草鋁罐裡」。[12]然而,過去仍無法一筆勾消,保羅D和柴特性愛後,趕走女嬰鬼魂,只是暫時和局部的成功,柴特、保羅D、丹佛並未從此展開新生活,女嬰鬼魂化為人形,以「寵兒」之名回到124號房子。
但保羅D開啟的「重新記憶」,讓柴特在述說穀倉受辱的經驗時,得到保羅D的回應,獲知丈夫黑利目睹自己受辱的過程,而對同一段受辱經驗加添黑利進去,讓記憶更接近完整的事實,然而,這對柴特個人是更為痛苦的:
我腦子裡塞滿了他媽的兩個男孩的影像,牙齒長著青苔,一個吸吮著我的乳房,另一個壓住我,他們那知書達禮的老師邊看邊做紀錄。現在我滿腦子還是那件事,他媽的,我不能回頭再添加了,添加我的丈夫,在我頭頂上的閣樓觀看——躲在附近——躲在他自以為沒有人來找他的地方,俯瞰著我完全不能看的事,而添加。可是我一添加後,就再也停不住了。……我可不想知道,也不必記住那些事。我還有別的事要做呢?例如,操心明天、操心丹佛、操心寵兒、操心衰老和生病,更不用說愛了。[13]
因為伴隨「重新記憶」而來的,是對黑利只是旁觀她所受的屈辱的心痛。若以柴特這段經驗對應到集體的苦難記憶,也許,莫里森在此暗喻著,集體受難記憶也只是片段的、並非完整的,透過個人記憶的彼此述說而拼構出一個完整的記憶。此外,這一段「重新記憶」並非質疑柴特所擁有的記憶的真實性,而是在柴特得知黑利也在那畫面後,對黑利不滿的情緒宣洩,以及自己被掏空的虛無感,接著到「林間之地」將過去的壓抑解放而出。如《記憶VS創憶》所強調的,佛洛伊德強調壓抑重回記憶的「感情故事真實性」,而非它的「歷史故事真實性」,重要的是將能所壓抑的感情顯露出來,顯示一個人「需要有歸屬感、被愛、被接受、被瞭解這些心理因素的真相」。[14]
而「重新記憶」的不穩定性,更體現在白人觀點的剪報、柴特、史坦普對「弒嬰」記憶的不同描述,在白人觀點的剪報裡,柴特與她的孩子們是「黑鬼」,而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鉅細靡遺的紀錄了弒嬰的過程,卻是不帶感情的旁觀著,並強調數字;而身為當事者,柴特出於愛而殺了孩子,她在重新記憶裡重點是她當下有將自己的小寶貝們帶到安全的處所,「弒嬰」過程僅是「當她面對他,死盯著他的眼睛的時候,她懷裡抱著的什麼東西止住了跟蹤。嬰兒的心每跳一下,他就退後一步,直到最後心跳停止。」;同為黑人的史坦普,雖無法接受「弒嬰」,但他卻因能同感柴特面對白人追捕的恐慌,而其記憶裡充斥著柴特緊張被「學校老師」抓回去的龐大驚懼畫面。而最後保羅D在這三方的「記憶」裡,受白人觀點的剪報影響,而認為柴特的愛太過濃烈,甚至認為她「弒嬰」的行為與四隻腳的動物無異,因而離開她、離開124號房子。而保羅D離開後,反而讓寵兒得以獨佔母親柴特,使柴特深陷在弒嬰的愧疚與悲傷中,仍無法擺脫記憶的牢籠。
因此,從這當中衍生出,當苦難的年代過去,面對「重新記憶」的不穩定性時,看似客觀的「媒體」做為紀錄「記憶」的媒介,凌駕於個人的苦難記憶拼構而出的集體受難經驗,然而,選擇相信這樣的「媒體」聲音,卻仍掙脫不出那過去的的苦難記憶。
五、以救贖脫解創傷
柴特在未與寵兒相認、對其訴說內疚前,「林間之地」是撫慰她創傷的地方,在那裡她能彷彿又感受到寶貝薩格斯的手指捏著她的頸背,一邊改變其形狀,一邊勸慰著,要她將所有抵禦苦難、懊悔、怨恨、傷痛的沈重刀子,一把把地放下。而那也是寶貝薩格斯曾經帶領黑人們,在陽光灑落的樹林裡,不分男女老少,透過盡情的哭、笑、歌、舞,將自己從奴隸桎梏中解放,重新愛自己肉體的地方。然而,當柴特與寵兒、丹佛一同在「林間之地」時,她卻感受不到寶貝薩格斯的溫暖,反而差點被寵兒掐死。似乎,在與寵兒代表的創傷同在時,過去寶貝薩格斯那樣讚美上帝而獲得救贖的方式,似乎失效。
後來,當保羅D離開後,柴特在與寵兒、丹佛結束溜冰的回家路上,聽到寵兒唱的歌是自己以前唱給那「來不及命名的」女嬰聽的,因而認出了她是還魂的女兒,從而與「弒嬰」相關的記憶能在柴特心中被一一放下。在她上班的路上,她內心獨白著:
我什麼事都不用銘記在心了,甚至不必解釋。她一清二楚。我可忘掉
寶貝薩格斯的心是怎樣崩潰的;我們怎樣承認那是突然耗盡的,事先
一點徵兆也沒有。……現在我可以把這一切都忘掉,因為我才把墓碑
立好,你就在這座房子裡出沒,纏擾得我們幾乎要發狂。我當時還不
明白。我以為你在生我的氣,現在我知道了,就算你以前生我的氣,
現在也好了,因為你又回到我身邊,看來我的想法一直都沒錯;世界
全在我們家門內。我只要知道一件事。那傷痕有多嚴重?[15]
在放下對寵兒的愧疚後,柴特的生活輕鬆了起來,即使回家的路上又重新回憶到在逃離「甜蜜之家」前的最後日子,記憶的畫面裡是遍地白色花蕾和紅色高大的黛安花,還能聞到花香、清風裡的芬芳,而且補足了自己如何將孩子們送離農莊的記憶,歡欣著寶貝們再也不需要筆記本和測量繩,還有自己為孩子們熬過一切,尤其再次對寵兒告解,
「只有我才有餵你的奶,上帝保佑的話,我會把奶送給你的。你記得這件事,對吧?記得我做到了?記得我到了這裡的時候,奶水足夠所有的孩子吃,對吧?」[16]。
當柴特放下對寵兒的愧疚後,這樣的救贖卻只是短暫,她個人想要彌補寵兒的心情,反讓寵兒肆無忌憚的控制了柴特,當寵兒不滿意時,即使柴特哭述自己如何用盡氣力保護自己的奶水,刻墓碑的錢不夠而做的努力,或懇求寵兒的原諒,她願意放棄自己的生命,生命中的每一分鐘、每個小時,只為換回寵兒的一滴眼淚,一切都無法滿足寵兒。寵兒身軀日漸巨大,柴特卻日漸消瘦。寵兒代表著創傷的記憶,柴特以對過往創傷的填補心態過渡,即使與寵兒共存了下來,卻反受創傷記憶所控。這裡提醒了我們,面對創傷、苦難的記憶,無法只是加害者的單方面放下,或抱持一昧的填補心態,否則依舊走不出那記憶,甚而被苦難的過去所吞噬。
而最後真正能將柴特帶離寵兒控制的,是眾人重新理解柴特因「弒嬰」而來的創傷與處境後,才能合作驅趕走寵兒,掙脫寵兒象徵的苦難記憶,讓柴特有新的未來。不僅丹佛看到,「然後柴特吐出她沒吃過的某種東西來,這像一聲槍響震撼了丹佛。她起初著手要做的事,也就是保護寵兒不受柴特傷害,如今變成了保護她媽媽不受寵兒傷害」[17],使得原先害怕寵兒離開的她也走出對寵兒的迷戀,而生平第一次踏出124號房向外求救。而屋外的黑人們,也在柴特遭自己所弒的女鬼娃虐待的消息裡,對自己多年來的冷漠、不屑感到慚愧,在艾拉這樣一位瞭解柴特當年為何狂怒的黑人女性的積極說服下,三十位女性組織了起來,來到124號房外驅魔,最後成功趕走了寵兒。而這似乎借喻著,面對創傷與苦難,無法以個人力量獲得救贖,而是要有眾人的相互扶持,並且,需在理解他者創傷的前提下,才能完成。[18]
眾人擊退寵兒後,柴特仍悲傷寵兒的消失,而保羅D再次回到124號屋子裡,他喚醒柴特從創傷解脫後,要重新意識自己的主體,「你自己才是最寶貴的,柴特。真的。」[19]。也許,這喻寫著黑人女性承載了黑人集體苦難,然而在救贖完成後,整個黑人民族要走向未來時,無法只是個人的或單性的,而是兩性互持的協力邁進!
n參考資料:
〈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佟妮.莫莉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劉亮雅,《中外文學》,2002年4月
〈創傷的記憶或遺忘?一個時間現象學的探討〉,汪文聖,《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1999年1月
〈修築黑色歷史的心靈橋樑——童妮‧摩里森的「新黑人女性」文學〉,宋國城,收錄於《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擎松出版
《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西洋文學術語手冊》,張錯,書林出版
《關鍵詞200》,廖炳惠編著,麥田出版社
《見證的危機》,費修珊、勞德瑞著,劉裘蒂譯,麥田出版社
《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陳順馨、戴錦華選編,中央編譯出版社
[1] 參見〈女人與民族〉,伊瓦‧戴維斯,收錄於《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陳順馨、戴錦華選編,p71,中央編譯出版社
[2] 參見〈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佟妮.莫莉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劉亮雅,《中外文學》,2002年4月,頁158;〈修築黑色歷史的心靈橋樑——童妮‧摩里森的「新黑人女性」文學〉,宋國城,收錄於《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p259,擎松出版
[3] 〈第四章 非裔美籍批評的誕生〉,伊瓦‧戴維斯,收錄於《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陳順馨、戴錦華選編,p71,中央編譯出版社
[4]參見〈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佟妮.莫莉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劉亮雅,《中外文學》,2002年4月,頁160
[5] 參見〈意識流〉,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p278,書林出版
[6]參見〈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佟妮.莫莉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劉亮雅,《中外文學》,2002年4月,頁159-160
[7] 由於經歷事件過於恐怖,強烈而一時無以理解或忍受,突然喪失言說、記憶能力,反而造成空白、困惑、焦灼或痛苦,但卻不明所以,以致於留下不可抹滅但又不願面對的記憶,不斷演變為「創傷之後的失序」,形成無法抒解的憂鬱、煩躁、惱怒及神經衰弱。參見〈創傷〉,《關鍵詞200》,p262,廖炳惠編著,麥田出版社
[8] 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44-45,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9] 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50-52,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0]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44,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1] 參見〈第二章 見證之舉‧傾聽之眾相〉,《見證的危機》,p116-117,費修珊、勞德瑞著,劉裘蒂譯,麥田出版社
[12]參見〈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佟妮.莫莉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劉亮雅,《中外文學》,2002年4月,頁162
[13]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84,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4] 參見〈創傷的記憶或遺忘?一個時間現象學的探討〉,汪文聖,《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p81,1999年1月
[15]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217-218,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6]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227-236,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7]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288-289,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8]參見《寵兒》,童妮‧摩里森著,何文敬譯,p306-307,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