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魚聽自言自語

論壇結束後，在咖啡廳外小坐，雨，一滴、一滴地落了下來。

細雨中步出舞蹈社，抵達公車站牌前，經過的店家正播放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ihg說，看那標題，就知道他們對二二八的立場是什麼。

下了公車，雨勢驟然變大，站在街角躲雨，想起美親、易叡創作的「落雨彼日」。62年前也是這樣的雨吧？春雨和著這島上的血與淚、摻著不敢哭出聲的悲願。



回到家，看了網路新聞，知道今天馬英九總統趕赴了哪些紀念活動、沒有意外的被家屬嗆聲；也看到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以執行屠殺的「二十一師」為主題，藉由台籍老兵的訪談，帶出「二十一師被台籍的解放軍在上海灘殲滅、二二八的恩怨應就此了結」，最後提出「大部分外省人1949年才來台
」，希冀化解族群的心結。（3/3補記：陳翠蓮老師的這篇「三中胡稿二二八 解放軍為台灣人報仇？中時、中天、中視混淆視聽」值得一讀）

似乎，這個專輯找到了「二二八的究責對象」，反省被簡化成「台籍兵殺了二十一師、都報仇了、恩怨該結束了」。但「二二八」其實是一層層因素的複雜堆疊
，若要就責「二十一師」，他們也只是奉令執行，這中間還是有誰下令、下令的過程該釐清；新聞專輯中並無層層剝析，戰後國民黨政府對台政策的種種問題、探討當時台灣人如何從欣喜到幻滅而想不透「中國人為何殺中國人」，而是避重就輕的歸結成「因果」、「戰爭悲劇」；當台籍老兵談到當過日軍、中華民國兵、解放軍的經歷，本可深挖他們那「台灣人想被"國家"承認的」複雜心情，但訪談就跳開了。製作這專題的團隊還是沒有從「當時台灣人的心情」，去瞭解「到現在為何二二八難以化解的癥結」，而這專輯某程度也反應了當前台灣「反省二二八」的一種態度，當談到「施政者的責任」時，還是有許多人不認為是統治結構的問題、該究責到那樣的層級。

如果，台灣還是可以容許一面對受難家屬道歉、一面憑弔加害者；還是可以容許政府單位以幽默的文宣販售「蔣介石公仔」，那代表我們對二二八、對白色恐怖、對過去那段人權遭受迫害的歷史反省不夠。

如果，反思南京大屠殺、尤太人遭受納粹迫害，都是對「人」的同等悲憫，那請也應以同等的態度來看待「二二八如何平反」。

對於二二八的感想，還是前幾年寫的那些，因為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的反思」還是繼續糾葛在「沒有加害者、要求被害者寬恕」的泥沼裡。

如果還有更深入的，那吳乃德老師寫的這篇，是最近在思考的問題。

中國時報    A16/時論廣場           2009/02/27

邪惡真的「庸常」嗎？

【吳乃德】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流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