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魚聽自言自語

（這篇文章也是去年底接下文化總會的《女人屐痕Ⅱ》稿約。謝謝慧玲姐的推薦、楊建老師的協助，讓我有機會能完整的去瞭解葉陶的一生，葉陶不再只是《台灣民報》上的一個名字，而是和自己有著相似生命情境的社會運動工作者，訪問楊建老師的過程，也讓我真切體會到白色恐怖下政治犯的家屬遭遇和心情。雖然，這篇文章內容大多不脫楊翠老師之前的論述觀點（老師真的很強！寫超多篇關於葉陶的文章，但每篇都會讓人對葉陶有新的瞭解），只能在葉陶生命史的一些細微處，做一些補充，如因光明報事件被牽連，還有補充葉陶作為政治犯的妻子，如何操持一家、教養子女，體會葉陶和楊逵的革命情感。

為了推廣《女人屐痕Ⅱ》，就把這篇文章貼上來，跟大家掛保證，買書來看會比較有fu，而且可以看到更多楊建老師提供的精彩照片。懇請大家多多支持《女人屐痕Ⅱ》）

車過大肚山，在東海大學對面下車，沿著路旁花園公墓內的彎曲道路，爬坡到火葬場，耳邊傳來喪家的哀樂喧鬧著，形成一種殊異的氛圍。但當踏尋小徑的石階而下，卻遁入別有洞天的寧靜花園，眼前青翠扶疏的花木，竹林夾道隨風擺曳，有如置身世外桃源。

一個才15歲的少女，擔任替日本殖民者管教台灣人的角色，當然無法全盤掌握這當中自己的「被殖民位置」與「殖民教育者」的角色矛盾，且對葉陶而言，她看重的並非這份高於警察、課長級地方公務員的優渥薪水，而是能在母校教導家鄉子弟的快樂與成就感，教學上，她督促學生相當嚴格，也很愛護學生，常在課後送學生回家，認真投注在教學工作上。學生們也因為葉陶皮膚黝黑、上課聲音宏亮，而私下叫她「烏雞母」。「烏雞母」也貼切描繪了葉陶一生的形象，她擺脫傳統女性的柔弱卑屈，總以「烏雞母」的氣勢勇於抵抗強權。

隔年1921年，高雄第三公學校成立，需要大批師資增援，葉陶被轉調到高雄第三公學校直到1927年底辭去教職，也因此結識活躍於農民運動的同事簡吉，影響葉陶從此脫離安定的女教師生活，開啟踏往社會運動的路途，成為殖民當局視如忌憚的「土匪婆」。

◆活躍社會運動的土匪婆

192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自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暑假常有留日的台籍青年返台舉行演講，介紹當代新思潮，葉陶也常跑去聆聽這些演講，會後還會買書來閱讀，一次大戰後的民族自決、男女平等、階級解放等世界新思潮，逐漸在她的心中萌芽。

當時台灣島內的非武裝抵抗殖民運動也從理論升高到實際行動，長年來日本殖民台灣的糖業政策諸多剝削，農業發展接近飽和點，加上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影響，使得農民運動在1923、1924年前後頻現端貌，首先發展為蔗農對抗糖業公司的抗爭型態，1925年彰化二林蔗農集體對抗林本源製糖會社，爆發「二林事件」揭開全島農民運動序幕，爾後簡吉在鳳山成立「鳳山農民組合」，趙港在大甲成立「大甲農民組合」，各地農民組織有如燎原星火，最後串連而成1926年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

葉陶也在這澎湃時局中，與領導「鳳山農民組合」的同事簡吉多次論談，加入啟迪民心的演講行列，或參與農民組織事務。1927年12月初，台灣農民組合在台中市初音町樂舞台召開第一次全島大會，在這堪稱1920年代社運界大事的盛會後，葉陶正式辭去教職，成為專業的社運工作者。1928年二月，農組中央委員會召開，決定成立「特別活動隊」，由葉陶擔任婦女部部長，負責組織農村婦女，成為農組中極少數的女性幹部之一。

她與農組幹部合作努力，該月月底立刻成立台灣農民組合大甲支部婦女部，引起社會大眾和殖民當局的矚目，成立晚會上，聽眾擠滿了大甲媽祖宮會場，葉陶代表女性作第一個演講〈婦人與無產階級運動〉；同年3月8日，該婦女部在大肚媽祖廟舉辦婦女問題講演會，邀請日本婦女蔡愛子演講〈無產婦人的使命〉，葉陶為其擔任現場台語翻譯。除了組織婦女團體，葉陶也經常到處演講，嘉義、彰化、台中、大屯、西湖、湖口、竹山等地都有她的足跡，藉由演講〈今日的社會〉、〈無產階級與婦人之使命〉、〈製糖原料採取價格〉、〈無產者的呼喊〉和〈甘蔗問題〉，葉陶關心婦女、無產階級、農村受糖業政策剝削等重要問題，隨著她宏亮的聲音傳散在每個擠滿民眾的講演會場上。

當葉陶步下護航殖民威權的講壇，走向對抗強權的街頭，講演的對象從台灣子弟轉為不識字的農民與村婦，她總以淺顯易懂的遣詞用字，描述殖民帝國對台灣的種種壓迫，或舉生活實例，如1928年她代表彰化支部出席彰化印刷從業員成立大會，演講〈無產者的呼喊〉，用「需把吸人血的蚊子打死」的生動譬喻，傳達無產者需起而抵抗，雖遭警察中止演講，卻激勵了台下兩千多位聽眾。

葉陶的外貌、裝扮雖素樸，卻具獨特的草根魅力，她參與農民運動，不僅止在講台上組織農村婦女，膽識過人的她也深入抗爭行動的現場，不畏日本警察的毆打暴行，以身體進行對抗；發揮口才，代表農民與殖民當局溝通。192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中，葉陶和許多農組幹部被警察逮捕，在獄中飽受毆打刑罰，她在被釋放後，仍與其他幹部率領上百位民眾包圍彰化警察課，要求釋放還被拘留的幹部，即使遭到一百多位警察的包圍，她們仍向主事者抗議、交涉，讓該主管不得不接受商量；隔月，各港口船員罷工，臺灣青果會社霧峰檢查所通知各生產者不能裝運芭蕉、卻故意不通知農民組合員，導致農民大大吃虧，葉陶則和另一位幹部謝進來代表農民，在多位警察監督下，詰問檢查所主任到不得不賠罪、承諾絕對不再重蹈覆轍。

從1927年到1928年6月以前，是葉陶在農組的活躍期，年紀輕輕、才二十多歲的她，卻已展現驚人的行動力，站在台灣社會改革的浪頭上。而葉陶也因為參與農組，而結識受農組感召、從日本回來的楊逵，當她初見返台的楊逵，即請他在扇子上題字，楊逵題上「土匪婆」三個字，讚許她不作日本奴隸的豪氣。日後她聽楊逵分享在日本的見聞，彼此交換對台灣的觀察；他們一起主持竹林爭議事件，輾轉於竹山、斗六、小梅、竹崎等地組織農民，一起出入監牢；他們在實踐理想的道路上，一起做社運，一起歡喜受苦。

◆獨撐家計的賣花婆

這般光景，直到1928年農組內鬥，葉陶和楊逵雙雙被以「戀愛墮落、從事某種陰謀」為由，除去所有職務。遭農組幹部派除名的葉陶，猶如失去戰場的戰士，她與楊逵一起到彰化，在賴和醫院斜對面的小巷內過著無夫妻之名的同居生活，參與中部地區文化協會的活動。同居，在當時仍相當前衛，1920年代中期，衛道人士曾在《台灣日日薪報》抨擊戀愛結婚是「野獸苟合」，新派人士則標舉「戀愛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葉陶則已實踐這樣的前衛道德。1929年2月11日，葉陶受邀到台南舉行的台灣工友總聯會大會演講，預計隔天再回楊逵老家新化舉行婚禮，不料遇上大逮捕，兩人被扣上手銬腳鐐，服了一段「婚前官費蜜月旅行」。

婚後，楊逵寫小說、葉陶生小孩，一連生四個。雖然葉陶會寫、也喜愛寫作，但生活窘困的客觀環境，無法允許一家有兩個作家，加上葉陶個性外向，使她在家庭分工上，總肩負對外的公關、家計。最初，她們在高雄落居，曾是草根運動者的葉陶身懷六甲，改行當起市場的流動攤販，兜售自己設計、縫製的童衣；其後，轉居台中，楊逵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葉陶則負責向外募款、印刷及發行等出版業務；楊逵租地種花、經營首陽農園，葉陶則出外賣花；當米缸見底，外緣很好的葉陶要想辦法張羅生活費。這樣的情景一直持續到戰後，台中不僅成為他們兩人生命旅途的落腳地，葉陶也總替代體弱多病的楊逵，一肩挑起全家的經濟重擔；在家庭教育上，葉陶也較嚴格管教孩子們的態度與言行。

戰後，二二八事件爆發，葉陶與楊逵都成了當局追捕的對象，楊逵帶二子楊建、葉陶帶其他孩子分別逃亡，但帶孩子逃亡不方便，過沒幾天他們又將孩子送回家，兩人繼續逃亡，當時已公告懸賞每人五萬元。葉陶和楊逵借了中央書局的箱型車，車上載著油印機和蠟紙，一邊逃亡，一邊在中部鄉間宣傳武裝革命及組訓工作，他們本想出海，但海岸已被重重封鎖，只好返家，當晚就因鄰人通報而被抓走，關在二十一師營區（今台中干城）中，成為待決死囚。

葉陶在國民黨的死牢裡，展現台灣人寧死不屈的傲偉風骨。她自嘲死期將至，天天開懷唱山歌、哼唱「丟丟銅」，藉機教育幾位青年學生社會主義思想，執行死刑前，葉陶還帶頭唱台灣歌謠，昂然面對強權，「土匪婆」非浪得虛名。魏道明一紙「非軍人改由司法審判」的執行命令，讓他們兩人死裡逃生，改判105天刑期。1949年，葉陶又因楊逵的「和平宣言案」，連同幼女楊碧被捕入獄，12天後她和幼女被釋回。8月葉陶病倒在床，又因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入獄，直到冬至才出獄。隔年，楊逵被判12年徒刑，往後葉陶一人獨撐家計，帶著四個孩子賣花、自製販售豆腐、肥皂、醬油維生，生活不曾有過容易的時候。

葉陶維持家中收入已屬艱難，還時常遭受便衣、特務這些掛牌流氓到家裡騷擾，1951年春天，又有兩個便衣到家中翻箱倒櫃，帶走九百九十九本書，連牆上衣服口袋插著楊逵常用的派克鋼筆也要拿走，葉陶不禁氣得和他們理論，斥責他們搶奪物品、蠻橫無理，從那之後，便衣雖不再大規模到家中搜查，但管區警察每月還是會有兩三次到家中查問一些事情。

後來，葉陶為了顧及子女的安全，加入台中市婦女會，在官方的婦女團體活動，擔任台中市北區婦女會理事長、北區協調委員會，身兼台中市婦女會理事、省婦女會理事，果然警察較少再到家中囉唆。但葉陶擔任婦女會幹部，並非想在統治機構裡獲得好處，她只著眼於解決民眾紛爭，也藉婦女會名義，創辦農忙托兒所，幫忙割稻的農人照顧孩子。

雖然生活艱苦的支撐著，葉陶多不願孩子們放棄學業；面對周圍人人走避、少有接濟的冷漠，她也常對子女們說「你們的爸爸是思想犯，不是殺人犯，應該要驕傲才對，為什麼要自卑」，鼓勵他們走出政治犯家庭的巨大陰影。一直到1957年，葉陶終於能有屬於自己的小園地，貸款買下台中市淡溝里（今全國飯店對面、科博館附近）的土地，繼續種花，但這一切在楊逵出獄後付諸流水。

1961年4月8日楊逵從綠島歸來，5月葉陶當選「模範母親」，這樣的時間巧合，無非是當局的政治宣示。而楊逵一返台，經朋友介紹，購買在高雄蔦松的法院拍賣地，因而賣掉淡溝里土地，孰料只買到地上物、並無地權，最後被趕出來，居無定所。1962年初，楊逵再向銀行貸款5萬元，購買大肚山上將近一甲的不毛之地，召回所有的孩子幫忙開墾，滿懷壯志要在貧瘠的紅土上開闢東海花園。從1962到1969年，葉陶成為名符其實的「賣花婆」，每天左手提、右手抱的帶著一大把花，搭早班的公路局進市區挨家挨戶兜售，中午又要趕回家煮飯給楊逵吃，有時帶回的收入若不足楊逵預算的數額，葉陶還得面對楊逵的責難，但楊逵並不知道，葉陶賣花多年，多半是靠人情強迫推銷，或搭車前往豐原到次子開設的水電行，拿他賺取的現金來補中間的差額。當時葉陶的身體已每況愈下，大半輩子勞碌、被貧窮拖磨，使她晚年罹患心臟病、併發腎臟病，家人卻沒錢送她入院好好醫治，最後因尿毒症擴散全身，於1970年8月1日辭世。

曾叱吒街頭的葉陶，即使走到生命最後的幾個年頭，還是以柔軟的胸懷包容楊逵的一切，支持「堅守自力更生」的楊逵、實現他「開墾園地」的夢想，一如年輕時他們攜手奔赴南北各地演講、為理想一同進出監牢，互為主體的支持著、影響著對方。

葉陶，無論是日治時代的烏雞母、土匪婆、鱸鰻查某，還是戰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妻子、「模範母親」，她總以爽朗的生命特質，為弱勢挺身而出，昂然不屈面對強權，以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影響著社會，懷抱孩子、夫婿。她不該僅以「楊逵的牽手」在歷史中被定位，她是秀異的社會運動女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