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7,2008
從保密局到土城生教所：踏尋女性政治犯足跡
（這篇文章是去年底接下文化總會的《女人屐痕Ⅱ》稿約。謝謝Michael、慧玲姐的引薦、解惑、協助，讓我有機會能好好的去瞭解女性政治犯所經歷的過程。只是，礙於時間壓力、篇幅有限只能採訪幾位女性長輩，文章的內容很多都是整理前人的著述、回憶錄、口述史，但這也只是捕捉到1950年代女性政治犯所經歷的一小片段。
半年來，在各篇作者、陳秀惠副秘書長、秀容姐、黃怡、育青等各位姊姊妹妹的努力下，終於讓《女人屐痕Ⅱ》可以順利出版。昨天女界大串連、為這本書舉辦了熱鬧又創意的新書發表會。為了幫這本書推廣，就把這篇文章貼上來，跟大家掛保證，買書來看會比較有fu。懇請大家多多支持《女人屐痕Ⅱ》）
在民主自由的失憶台灣島上，觸撫1950年代白色恐怖並非易事，但當用心踏尋、撥開歷史迷霧後卻能發現，一個個被世人遺忘的女性政治犯身影堅毅、昂然著......
她們因案下獄，有的蒙受不白之冤、被情治單位做案而入獄，有的因兄長、親友、師長涉案而被牽連，有的是自覺的政治工作者；她們有的是學生、教師、護士、郵局職員、公務員、工會職員、藥劑師、農村婦女、礦工、導演、公司職員、家庭主婦、政治運動者。一九五○年代女性政治犯，有檔案可循的，初步估計，至少廿六位以上被槍斃；綠島新生訓導處「女生分隊」最多曾達一百多人，保安處、保密局、軍法處更經常擠滿一、兩百名女性。從保密局、保安處、軍法看守所、綠島、到土城生教所，都有女性政治犯走過人權暗夜的步履足跡。
她們在荳寇年華的十幾、二十歲被捕，人生的黃金時期抵銷為十幾年的牢獄歲月，出獄時已非壯年之身，大多只能選擇與男性政治犯結為夫妻。在黑牢中，「母親」的身份，也使部分女性政治犯有著比男性政治犯更為艱辛的處境，她們懷著身孕遭受刑求，以極大的意志力吞忍肉體的苦痛、只為保全腹中的胎兒，她們在獄中生兒育女、帶著孩子一起坐牢，她們忍受思念之苦與孩子分離，她們被迫撇下牢房中嚶嚶哭泣的幼兒，走上刑場……她們都是最強韌的台灣母親。
半年來，在各篇作者、陳秀惠副秘書長、秀容姐、黃怡、育青等各位姊姊妹妹的努力下，終於讓《女人屐痕Ⅱ》可以順利出版。昨天女界大串連、為這本書舉辦了熱鬧又創意的新書發表會。為了幫這本書推廣，就把這篇文章貼上來，跟大家掛保證，買書來看會比較有fu。懇請大家多多支持《女人屐痕Ⅱ》）
在民主自由的失憶台灣島上，觸撫1950年代白色恐怖並非易事，但當用心踏尋、撥開歷史迷霧後卻能發現，一個個被世人遺忘的女性政治犯身影堅毅、昂然著......她們因案下獄，有的蒙受不白之冤、被情治單位做案而入獄，有的因兄長、親友、師長涉案而被牽連，有的是自覺的政治工作者；她們有的是學生、教師、護士、郵局職員、公務員、工會職員、藥劑師、農村婦女、礦工、導演、公司職員、家庭主婦、政治運動者。一九五○年代女性政治犯，有檔案可循的，初步估計，至少廿六位以上被槍斃；綠島新生訓導處「女生分隊」最多曾達一百多人，保安處、保密局、軍法處更經常擠滿一、兩百名女性。從保密局、保安處、軍法看守所、綠島、到土城生教所，都有女性政治犯走過人權暗夜的步履足跡。
她們在荳寇年華的十幾、二十歲被捕，人生的黃金時期抵銷為十幾年的牢獄歲月，出獄時已非壯年之身，大多只能選擇與男性政治犯結為夫妻。在黑牢中，「母親」的身份，也使部分女性政治犯有著比男性政治犯更為艱辛的處境，她們懷著身孕遭受刑求，以極大的意志力吞忍肉體的苦痛、只為保全腹中的胎兒，她們在獄中生兒育女、帶著孩子一起坐牢，她們忍受思念之苦與孩子分離，她們被迫撇下牢房中嚶嚶哭泣的幼兒，走上刑場……她們都是最強韌的台灣母親。
◆保密局的非人待遇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逐漸失去政權的國民黨為了鞏固在台灣的統治，對抗共產黨政府，1949年5月20日開始在台灣實行「戒嚴」，配合「動員戡亂體制」，以「肅清匪諜」之名任意逮捕有「思想左傾之嫌」的人，白色恐怖的陰影自此籠罩台灣。
總是無預警，半夜時，黑色吉普車開到家門前，「叩！叩！叩！」急暴的敲門聲後，好幾名穿著中山裝的陌生男子闖入家中，喝令「不許動」，無論有無出示搜索票、翻箱倒櫃一番，以「有話要問、很快就可以放回來」為由，將家中女性、幼兒帶走，十九歲的黃秋爽和母親、弟弟、妹妹、才一歲半的姪子，在睡夢中全被押上吉普車；懷著身孕的許月里，穿上母親遞給她的大衣，在午夜時分被陌生男子押下樓；蔣碧玉顧慮到孩子還要吃奶，帶著襁褓中的幼兒，和十八歲的妹妹被押上車。
如此被特務、憲兵強行帶走的情景也出現在校園。特務直接進到台中商業職業學校要人，強行帶走高中一年級的張常美和其他同學；在大肚國小任教的張金杏在校長室中，被兩、三個穿中山裝的男子帶走；擔任國小音樂老師的陳勤，接到校長的傳話「當局要跟教職員談話」，到校長室時卻被憲兵以「作證為由」押上車。 沒有依照法令、無視人權的任意逮捕，在1950年代的台灣各地上演著。
她們總被用毛毯蓋住頭，在一片漆黑中，感覺車子繞來繞去，被載到不知名的地方，在驚恐與害怕中被押下車，被沒收身上所有東西，男女分開、關進不知名的地方，那是一個只夠睡一個人、卻擠滿了近二十個人的小房間，除了一個送飯的小洞外，整間牢房密不通風，連馬桶都放在牢房裡。牢房內本省人、外省人都有，也有帶著小孩一起坐牢的，她們多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被關進來，還是從同房的其他難友口中才知道自己的案情、才知道自己身在台北的「保密局」（近小南門，今國防部情報局）。
等待多天後的三更半夜，才被叫去問話。她們普遍都受到疲勞偵訊，常常是被好幾個人輪番上陣問案，讀了哪本社會主義思想的「禁書」？幫兄長藏匿台共的誰誰誰？組織裡還有哪些人、供出名單……不讓她們睡覺，要讓她們在迷糊狀態下、照特務所編好的案情捺印。除了疲勞審問外，還有其他酷刑，雖然女性政治犯所受的酷刑比男性少，但也有不少令人為之鼻酸的例子。
因郵電案而下獄的計梅真，被特務刑求，用針戳穿她的手指腫脹、指甲剝落，無法拿碗，折騰一個月後，又在她面前拷打丈夫直到喀血；離預產期只剩一個月的曾碧麗，遭嚴酷的刑求，她的長髮辮被高吊起來刑求，導致「胎盤早期剝離」大量出血，但她與被迫早產的女兒卻奇蹟似活了下來；許月里懷胎五月，偵訊時被以粗棍不斷毆打，她一直以跪姿保護胎兒，雖然被打到臉變黑、手指斷、全身癱軟，最後仍在獄中生下孩子。
非人道的，除了偵訊時的刑求，還有女性政治犯在保密局的日子，更是非人待遇。
悶熱的牢房內，總有蟑螂、跳蚤爬來爬去，每個人被咬得紅腫，跟著母親入獄的小孩更為嚴重，白天大家只能手抱著腳對坐，沒什麼心情交談。雖然還有「三餐」可吃，是管理員用生鏽的鐵碗盛裝的伙食，早餐是撈不到幾粒的「稀飯」與幾粒花生，其他除了冬瓜湯，還是冬瓜湯。她們還是可以梳洗，一天一桶水供全房二十幾個人使用，一天只開兩次門，限時三分鐘，讓她們到牢房外的洗手台洗手腳、清馬桶、洗碗、擦地板，當哨聲響起，就要趕快進牢房，動作慢了，看守的藤條就會毫不留情的揮落在身上。
夜晚，是最難熬的，睡覺不能平躺，只能側躺；睡覺的位置，有先來後到的規矩，先被關進來的人位置在最裡邊，晚進來的只能睡在馬桶上方的木板，半夜若有人上廁、就要起來，整夜下來總被折騰到睡不著，即使沒睡在馬桶邊，也常因跳蚤咬得全身發癢，有時還要擔心會不會壓到小孩，牢房內已如此令人徹夜難眠，牢房外三更半夜總不時傳來刑求的哀叫聲，讓她們常常睡不著、只好坐起來聽，先是打人聲、慘叫聲，幾分鐘無聲後、是嘩啦嘩啦的潑水聲，與牢房內的痛苦呻吟聲，交織成一次又一次毛骨悚然的輾轉難眠。
當外頭的走道有腳鍊聲響起，她們會偷偷湊上牢房的小洞，睜大眼睛看被從偵訊房間抬出來的政治犯，才發現自己的父親、兄長、丈夫也被逮捕了。黃秋爽在保安處牢房內，看到父親黃天經過，被酷刑到滿身血水、不成人樣，只能靠人拖著，慘不忍睹讓她當場昏厥；蔣碧玉在軍法處看守所的牢房內，看到丈夫鍾浩東被兩個難友攙扶經過，全身傷痕累累，眼球變黃，頭上還紮著一條毛巾，吃足了刑求的苦頭，那時她才知道，原來丈夫早被秘密逮捕了。
即使處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中，難友間仍會互相幫助、交流。很多女性政治犯到保密局時因為錢財被沒收、無法寫申請單購買生活必需品，家人來不及接濟的情況下，張金杏和同房難友將身上的金飾集合起來，託管理員變賣（中間還被賺了好幾手）、購買白布以製作內褲，有人發揮巧思將扇子的骨架磨成細細的針、利用散布上面的細線當作縫線，將買來的白布縫製成內褲，讓同房內的難友們終於可以有內褲換洗，不用再過著只有一件內褲、有時穿或沒穿的難堪日子。陳勤被跳蚤咬得背上都是血，好心的難友拿萬金油讓她抹，蕭素梅甚至願意和她換床位，情況才好轉。而那些被當局妖魔化的共產黨員，如計梅真、錢靜芝、蕭明華、賴瓊煙等人，在獄中都展現了高貴的情操，張金杏被獄卒棒打時，計梅真一直為她求饒，甚至願意代她受打；蕭明華在獄中樂於助人，教難友英文、數學；錢靜芝待人很好，面對死亡從容以赴；賴瓊煙對人很有愛心，對難友十分照顧。在保安處的小小牢房裡，很多二十歲左右的大陸流亡女學生，她們教蔡瑞月講國語、唱「紅豆詞」、看翻譯小說，蔡瑞月則教她們拉筋練身體，跳一些小品抒解情緒，相互傳遞超脫現實禁錮的慰藉方式，她們在「只能多求自保」的死牢中互相幫助，點燃白色年代裡的人性溫暖火光。
▲在獄中，蕭明華教張金杏數學，張金杏託家人偷偷藏一小段筆芯在送進來的東西中，靠著一小截筆芯在獄中的衛生紙上寫數學筆記
◆軍法處的女廁不曾見紅
後來，政治犯越抓越多，保密局人滿為患，女性政治犯有些人被移送到保密局北所（位於民權西路、延平北路口）。
保密局北所原先是辜顏碧霞的「高砂鐵工廠」，充公以後，闢成一間間牢房，辜顏碧霞因女兒的家教老師而被懷疑涉案，自己也被關進這裡。北所不僅關政治犯，還有普通的經濟犯，雖然這裡管理上有較多放封的時間，空間也比之前保密局大，可以躺著睡覺，但牢房陰濕污濁，讓人總有窒息的感覺。
在北所沒幾個月後，她們再被移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現在的來來大飯店）審判，直到這裡的法庭上，她們才知道所謂的「同案」是什麼人，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犯了什麼案？雖是「審判」，但卻是秘密審判、不公開、不准請律師，隨便問一問就判刑，根本沒有讓人申辯的餘地。
軍法處的女監在二樓，可以看到男生洗澡的地方，有些女政治犯看到自己的丈夫，就會呼喊對方的名字，讓他知道自己也在軍法處。這裡的牢房，地板終年潮濕、惡臭難耐，吃不成吃，睡不成睡，6坪大的房間關三十多人，毫無活動的空間，睡覺時只能輪流睡，十五個先睡、睡兩個小時，醒著的人坐在旁邊、幫睡覺的人揮紙趨暑，依看守換班的時間來推算，看守換班、她們也跟著換班睡覺。
軍法處也是政治犯的生、死交界點。每天凌晨三、四點，當小喇叭聲響起，走廊前的鐵窗「唰！唰！唰！」被看守大力關上，代表有人要被拉去馬場町槍決，點名的聲音從遠處傳來，突然叫到隔壁牢房，突然叫到自己的房間，整個籠罩在瀕臨生死之隔的龐巨壓力之下，沒有被點到名的政治犯，總會沈重的唱起追悼歌，呼口號送別難友。幾位帶著孩子坐牢的女政治犯，知道自己將被槍決，多會提早將孩子託給親友扶養。在軍法處，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槍決，朝不保夕的威脅壓力，大到讓女性政治犯的月經停止來潮，女廁不曾見紅。
◆火燒島上的女生分隊
在軍法處判決後，她們分別被送到軍人監獄、台北監獄、台南監獄、內湖新生總隊，1951年，她們和男政治犯分批押送到高雄搭軍鑑、被押送到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宛若被關進被海洋包圍的「海上監獄」。
新生訓導處的生活，採軍事管理，八、九十位女政治犯都被編列到第六中隊的女生分隊，由兩位女幹事管理，每人都有一個編號，依編號分配寢室，床位一個榻榻米大小、一張草席、一件毯子、一套盥洗用具，像當兵一樣。她們的囚衣都是用男生囚衣改短，內衣自己用白布做，另外還分配一件像土匪穿的棉襖以度過綠島的寒冬。每天作息前都要先排隊，點名、答數，再由值日生出來帶頭唱「反共復國」的歌曲、呼喊:「三民主義萬歲」、「共匪必敗」口號後，才能解散吃飯。吃飯時，每個人只能拿碗蹲在地上吃，當綠島的「季節風」到來吹起「風飛沙」，飄雜著海水與飛砂滿天，白米幾乎變黑米，但她們往往飢餓到沙子都吃下去，常常一大鍋飯一下子吃光光。
獄方為了不讓男生接觸女生，以免衍生不必要的問題，將女性政治犯的活動範圍限制在纏著鐵絲網的小籬笆內，她們只有到流鰻溝挑水、或輪流挑糞去菜寮才有機會到外面，無法像男生出外從事養豬、放羊、種菜的生產工作。要到女生分隊，都必須先到處本部領一張單子，即使是男性教官沒有證明也不能進來。而她們出門都要由女幹事帶，即使兩人一組到流蠻溝挑水也要由女幹事陪同。常常她們挑水時，引來男政治犯排隊遠遠圍觀，當看到長相秀麗的女政治犯，男政治犯會用外省籍女幹事聽不懂的台語和她們互通消息，不僅漸漸的知道誰是誰，更傳遞閱讀的新聞消息。
除了到流蠻溝挑水，她們每天都要上三民主義、國父遺教、國際現勢、蘇俄侵華史、中國革命史、毛澤東批判、共匪暴行、生產講話等課，每科都還有定期考試；除了上課，還有5、6人一組的小組討論，每個人都必須針對課堂的主題發言，但大家常常是一份講稿抄來抄去、內容大同小異；或在牢房寢室通道剝月桃纖維、做編織麻繩的手工；另外還有少數人被迫或自願參加舞台演出，舞蹈家蔡瑞月，在綠島囚禁期間即常被上頭指派要籌備舞蹈表演，她總投注在舞蹈本身、用藝術撫慰同被禁錮的難友們。
在綠島期間，有幾位沒有檔案記錄、但讓好幾位女性政治犯印象深刻的「南日島女俘虜」，她們是國民黨軍隊進攻大陳島、南日島時抓到的村民，在還沒抵達綠島前，其中一位十五、六歲的女孩，被命令要陪軍官睡覺，若不陪睡、就要槍斃，後來因此染上梅毒；另外一位女孩被押送到綠島時已快要分娩，軍醫臨時在牢房內用軍毯圍成產房，在醫療設備不足的狀況下，孩子仍平安的生了下來，幾位未婚的女政治犯都親賭了生產過程。
表面上，在新生訓導處服刑，已保住一條性命，但不代表就此平安，還要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讓獄方安排的內線有打小報告的任何機會，否則，還是會有生命危險。
1953年4月，一份從男生政治犯流傳到女生分隊的有關韓戰報導的剪報摘錄，在獄方內線的政治犯告密下，新生訓導處針對所有營房，進行同步的突擊檢查，引發被羅織罪狀的「獄中叛亂案」，幾位女性政治犯被遣送回台灣訊問，多數無事，但傅如芝卻在保安處牽涉到當局設計與陳華秘密通訊的案子，最後因此在軍法處被槍決。
女性政治犯被關在綠島的時間不長，因為綠島天氣十分炎熱，牢房內又悶濕，好幾位女性政治犯因此得了「綠島熱」、「風濕」，加上女生在管理上較不方便，1954年所有的女性政治犯都從綠島撤回台灣的「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簡稱生教所）。
◆生教所度過漫長刑期
生教所除了關女性政治犯外，也是一些判刑較輕者的感訓所，後來男性政治犯交保出獄前一年，也都會送到這裡。生教所地方寬敞，除了圍牆上的鐵絲網及大鐵門外，看不出是關政治犯的地方，有花、有樹、小橋、亭台，還有一個很大的荷花湖，每間寢室有六個床，分上下舖，一間睡十二人，空氣比之前的其他監獄都好，每天晚上十點熄燈、還要內務檢查。
雖然，在生教所，女性政治犯的活動範圍仍被用竹籬笆圍起來，但不同於綠島採取軍事管理的方式，生教所類似學校的性質，管理上較人性化，雖然還是有「匪情研究」等教條的思想灌輸課程，但也有可習得知識與技藝的課程，無形中讓女性政治犯學習一技之長、度過剩餘的漫長刑期，日後重返社會。
上午的時間，女性政治犯和男性犯人一起上課，依識字程度分甲、乙兩班上課，授課的有台大、師大的教授，也有專門政戰出身的教官、國民黨的資深黨員，教授的課程從「匪情研究」、「三民主義」，到英語、數學、文學、中國歷史、地理、初等會計、高等會計都有，也要定期考試。自修時間，政治犯間也能相互討論，在鹿窟事件中被抓的農村婦女，也在這裡和其他女性政治犯學會識字。
除了上課，下午時間，生重病以外的每位女性政治犯都要參加生產班種菜，這些菜也是供應平時伙食之用，女生班在生教所有自己的共同廚房，大家要輪流幫忙煮菜，若被指派為伙食主任的要負責跑腿、設計菜單、監督廚房，而仁教所的辦公人員也都在女生班包伙，因為女生班的菜好吃，而且女生因為吃飯少、常把米賣給男生，就會有多出來的錢買肉類、精緻的蔬菜。
上課、勞動之外，生教所也有較多的休閒活動，康樂舞會、合唱團、定期的電影放映，政治犯間互通書信交誼也不再會被視為「叛亂」。有些女性政治犯為了方便照顧孩子，也將小孩接進來一起生活，晚上一起睡覺，白天孩子就到北投的薇閤小學、鄰近的土城國小上學，下課回來後，功課不懂的，還可以請其他難友教導。
她們如此在生教所近十年的平靜學習中，等待被釋放的一天，好不容易盼到刑期屆滿，「出獄」卻只是「形式上」離開禁錮。
重返社會的女性政治犯和家人的生活，仍不時受到管區警察、特務的騷擾與監視，「政治犯」的案底如影隨形的跟著她們，讓她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即使幸運的找到工作，過沒多久卻又因特務來關切而被老闆辭退，不堪其擾到最後走投無路，逼使這些女性政治犯只好自己創業或投入小本生意，從飼料買賣、擺小吃攤、到開設補習班，都有女性政治犯超越苦難、活出精彩生命的故事。
歷經白色恐怖、倖存的女性政治犯，如今也多早已白髮斑斑，帶著未平反的苦難身世，靜默堅毅活過半世紀，她也許是社區裡的平凡阿嬤，或佝僂走過身邊而不自知，唯有細心追尋、駐足傾聽，才會發現她們動人的生命故事，進而體悟那照亮人權暗夜的女性光輝。
參考資料：
《白色封印》，林世煜、胡慧玲著
《青春祭‧白色見證》，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出版
《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陳英泰著
《天鵝悲歌---崔小萍的天堂與煉獄》，崔小萍著
《天空在屋頂的另一端》，陳勤著
《台灣好女人》，藍博州著
《台灣舞蹈先知--蔡瑞月口述史》，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企畫《暗夜迷蹤——宜蘭地區五○年代白色恐怖訪談記實》，宜蘭縣史館出版
《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向豐饒母體，返航〉，楊翠，發表於2008第二屆蔡瑞月文化論壇
感謝張金杏、張常美、黃秋爽女士接受採訪。
女性地標：
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現址：台北縣團管區司令部，戒備森嚴）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逐漸失去政權的國民黨為了鞏固在台灣的統治，對抗共產黨政府，1949年5月20日開始在台灣實行「戒嚴」，配合「動員戡亂體制」，以「肅清匪諜」之名任意逮捕有「思想左傾之嫌」的人，白色恐怖的陰影自此籠罩台灣。
總是無預警，半夜時，黑色吉普車開到家門前，「叩！叩！叩！」急暴的敲門聲後，好幾名穿著中山裝的陌生男子闖入家中，喝令「不許動」，無論有無出示搜索票、翻箱倒櫃一番，以「有話要問、很快就可以放回來」為由，將家中女性、幼兒帶走，十九歲的黃秋爽和母親、弟弟、妹妹、才一歲半的姪子，在睡夢中全被押上吉普車；懷著身孕的許月里，穿上母親遞給她的大衣，在午夜時分被陌生男子押下樓；蔣碧玉顧慮到孩子還要吃奶，帶著襁褓中的幼兒，和十八歲的妹妹被押上車。
如此被特務、憲兵強行帶走的情景也出現在校園。特務直接進到台中商業職業學校要人，強行帶走高中一年級的張常美和其他同學；在大肚國小任教的張金杏在校長室中，被兩、三個穿中山裝的男子帶走；擔任國小音樂老師的陳勤，接到校長的傳話「當局要跟教職員談話」，到校長室時卻被憲兵以「作證為由」押上車。 沒有依照法令、無視人權的任意逮捕，在1950年代的台灣各地上演著。
她們總被用毛毯蓋住頭，在一片漆黑中，感覺車子繞來繞去，被載到不知名的地方，在驚恐與害怕中被押下車，被沒收身上所有東西，男女分開、關進不知名的地方，那是一個只夠睡一個人、卻擠滿了近二十個人的小房間，除了一個送飯的小洞外，整間牢房密不通風，連馬桶都放在牢房裡。牢房內本省人、外省人都有，也有帶著小孩一起坐牢的，她們多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被關進來，還是從同房的其他難友口中才知道自己的案情、才知道自己身在台北的「保密局」（近小南門，今國防部情報局）。
等待多天後的三更半夜，才被叫去問話。她們普遍都受到疲勞偵訊，常常是被好幾個人輪番上陣問案，讀了哪本社會主義思想的「禁書」？幫兄長藏匿台共的誰誰誰？組織裡還有哪些人、供出名單……不讓她們睡覺，要讓她們在迷糊狀態下、照特務所編好的案情捺印。除了疲勞審問外，還有其他酷刑，雖然女性政治犯所受的酷刑比男性少，但也有不少令人為之鼻酸的例子。
因郵電案而下獄的計梅真，被特務刑求，用針戳穿她的手指腫脹、指甲剝落，無法拿碗，折騰一個月後，又在她面前拷打丈夫直到喀血；離預產期只剩一個月的曾碧麗，遭嚴酷的刑求，她的長髮辮被高吊起來刑求，導致「胎盤早期剝離」大量出血，但她與被迫早產的女兒卻奇蹟似活了下來；許月里懷胎五月，偵訊時被以粗棍不斷毆打，她一直以跪姿保護胎兒，雖然被打到臉變黑、手指斷、全身癱軟，最後仍在獄中生下孩子。
非人道的，除了偵訊時的刑求，還有女性政治犯在保密局的日子，更是非人待遇。
悶熱的牢房內，總有蟑螂、跳蚤爬來爬去，每個人被咬得紅腫，跟著母親入獄的小孩更為嚴重，白天大家只能手抱著腳對坐，沒什麼心情交談。雖然還有「三餐」可吃，是管理員用生鏽的鐵碗盛裝的伙食，早餐是撈不到幾粒的「稀飯」與幾粒花生，其他除了冬瓜湯，還是冬瓜湯。她們還是可以梳洗，一天一桶水供全房二十幾個人使用，一天只開兩次門，限時三分鐘，讓她們到牢房外的洗手台洗手腳、清馬桶、洗碗、擦地板，當哨聲響起，就要趕快進牢房，動作慢了，看守的藤條就會毫不留情的揮落在身上。
夜晚，是最難熬的，睡覺不能平躺，只能側躺；睡覺的位置，有先來後到的規矩，先被關進來的人位置在最裡邊，晚進來的只能睡在馬桶上方的木板，半夜若有人上廁、就要起來，整夜下來總被折騰到睡不著，即使沒睡在馬桶邊，也常因跳蚤咬得全身發癢，有時還要擔心會不會壓到小孩，牢房內已如此令人徹夜難眠，牢房外三更半夜總不時傳來刑求的哀叫聲，讓她們常常睡不著、只好坐起來聽，先是打人聲、慘叫聲，幾分鐘無聲後、是嘩啦嘩啦的潑水聲，與牢房內的痛苦呻吟聲，交織成一次又一次毛骨悚然的輾轉難眠。
當外頭的走道有腳鍊聲響起，她們會偷偷湊上牢房的小洞，睜大眼睛看被從偵訊房間抬出來的政治犯，才發現自己的父親、兄長、丈夫也被逮捕了。黃秋爽在保安處牢房內，看到父親黃天經過，被酷刑到滿身血水、不成人樣，只能靠人拖著，慘不忍睹讓她當場昏厥；蔣碧玉在軍法處看守所的牢房內，看到丈夫鍾浩東被兩個難友攙扶經過，全身傷痕累累，眼球變黃，頭上還紮著一條毛巾，吃足了刑求的苦頭，那時她才知道，原來丈夫早被秘密逮捕了。
即使處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中，難友間仍會互相幫助、交流。很多女性政治犯到保密局時因為錢財被沒收、無法寫申請單購買生活必需品，家人來不及接濟的情況下，張金杏和同房難友將身上的金飾集合起來，託管理員變賣（中間還被賺了好幾手）、購買白布以製作內褲，有人發揮巧思將扇子的骨架磨成細細的針、利用散布上面的細線當作縫線，將買來的白布縫製成內褲，讓同房內的難友們終於可以有內褲換洗，不用再過著只有一件內褲、有時穿或沒穿的難堪日子。陳勤被跳蚤咬得背上都是血，好心的難友拿萬金油讓她抹，蕭素梅甚至願意和她換床位，情況才好轉。而那些被當局妖魔化的共產黨員，如計梅真、錢靜芝、蕭明華、賴瓊煙等人，在獄中都展現了高貴的情操，張金杏被獄卒棒打時，計梅真一直為她求饒，甚至願意代她受打；蕭明華在獄中樂於助人，教難友英文、數學；錢靜芝待人很好，面對死亡從容以赴；賴瓊煙對人很有愛心，對難友十分照顧。在保安處的小小牢房裡，很多二十歲左右的大陸流亡女學生，她們教蔡瑞月講國語、唱「紅豆詞」、看翻譯小說，蔡瑞月則教她們拉筋練身體，跳一些小品抒解情緒，相互傳遞超脫現實禁錮的慰藉方式，她們在「只能多求自保」的死牢中互相幫助，點燃白色年代裡的人性溫暖火光。
▲在獄中，蕭明華教張金杏數學，張金杏託家人偷偷藏一小段筆芯在送進來的東西中，靠著一小截筆芯在獄中的衛生紙上寫數學筆記
◆軍法處的女廁不曾見紅
後來，政治犯越抓越多，保密局人滿為患，女性政治犯有些人被移送到保密局北所（位於民權西路、延平北路口）。
保密局北所原先是辜顏碧霞的「高砂鐵工廠」，充公以後，闢成一間間牢房，辜顏碧霞因女兒的家教老師而被懷疑涉案，自己也被關進這裡。北所不僅關政治犯，還有普通的經濟犯，雖然這裡管理上有較多放封的時間，空間也比之前保密局大，可以躺著睡覺，但牢房陰濕污濁，讓人總有窒息的感覺。
在北所沒幾個月後，她們再被移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現在的來來大飯店）審判，直到這裡的法庭上，她們才知道所謂的「同案」是什麼人，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犯了什麼案？雖是「審判」，但卻是秘密審判、不公開、不准請律師，隨便問一問就判刑，根本沒有讓人申辯的餘地。
軍法處的女監在二樓，可以看到男生洗澡的地方，有些女政治犯看到自己的丈夫，就會呼喊對方的名字，讓他知道自己也在軍法處。這裡的牢房，地板終年潮濕、惡臭難耐，吃不成吃，睡不成睡，6坪大的房間關三十多人，毫無活動的空間，睡覺時只能輪流睡，十五個先睡、睡兩個小時，醒著的人坐在旁邊、幫睡覺的人揮紙趨暑，依看守換班的時間來推算，看守換班、她們也跟著換班睡覺。
軍法處也是政治犯的生、死交界點。每天凌晨三、四點，當小喇叭聲響起，走廊前的鐵窗「唰！唰！唰！」被看守大力關上，代表有人要被拉去馬場町槍決，點名的聲音從遠處傳來，突然叫到隔壁牢房，突然叫到自己的房間，整個籠罩在瀕臨生死之隔的龐巨壓力之下，沒有被點到名的政治犯，總會沈重的唱起追悼歌，呼口號送別難友。幾位帶著孩子坐牢的女政治犯，知道自己將被槍決，多會提早將孩子託給親友扶養。在軍法處，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槍決，朝不保夕的威脅壓力，大到讓女性政治犯的月經停止來潮，女廁不曾見紅。
◆火燒島上的女生分隊
在軍法處判決後，她們分別被送到軍人監獄、台北監獄、台南監獄、內湖新生總隊，1951年，她們和男政治犯分批押送到高雄搭軍鑑、被押送到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宛若被關進被海洋包圍的「海上監獄」。
新生訓導處的生活，採軍事管理，八、九十位女政治犯都被編列到第六中隊的女生分隊，由兩位女幹事管理，每人都有一個編號，依編號分配寢室，床位一個榻榻米大小、一張草席、一件毯子、一套盥洗用具，像當兵一樣。她們的囚衣都是用男生囚衣改短，內衣自己用白布做，另外還分配一件像土匪穿的棉襖以度過綠島的寒冬。每天作息前都要先排隊，點名、答數，再由值日生出來帶頭唱「反共復國」的歌曲、呼喊:「三民主義萬歲」、「共匪必敗」口號後，才能解散吃飯。吃飯時，每個人只能拿碗蹲在地上吃，當綠島的「季節風」到來吹起「風飛沙」，飄雜著海水與飛砂滿天，白米幾乎變黑米，但她們往往飢餓到沙子都吃下去，常常一大鍋飯一下子吃光光。
獄方為了不讓男生接觸女生，以免衍生不必要的問題，將女性政治犯的活動範圍限制在纏著鐵絲網的小籬笆內，她們只有到流鰻溝挑水、或輪流挑糞去菜寮才有機會到外面，無法像男生出外從事養豬、放羊、種菜的生產工作。要到女生分隊，都必須先到處本部領一張單子，即使是男性教官沒有證明也不能進來。而她們出門都要由女幹事帶，即使兩人一組到流蠻溝挑水也要由女幹事陪同。常常她們挑水時，引來男政治犯排隊遠遠圍觀，當看到長相秀麗的女政治犯，男政治犯會用外省籍女幹事聽不懂的台語和她們互通消息，不僅漸漸的知道誰是誰，更傳遞閱讀的新聞消息。
除了到流蠻溝挑水，她們每天都要上三民主義、國父遺教、國際現勢、蘇俄侵華史、中國革命史、毛澤東批判、共匪暴行、生產講話等課，每科都還有定期考試；除了上課，還有5、6人一組的小組討論，每個人都必須針對課堂的主題發言，但大家常常是一份講稿抄來抄去、內容大同小異；或在牢房寢室通道剝月桃纖維、做編織麻繩的手工；另外還有少數人被迫或自願參加舞台演出，舞蹈家蔡瑞月，在綠島囚禁期間即常被上頭指派要籌備舞蹈表演，她總投注在舞蹈本身、用藝術撫慰同被禁錮的難友們。
在綠島期間，有幾位沒有檔案記錄、但讓好幾位女性政治犯印象深刻的「南日島女俘虜」，她們是國民黨軍隊進攻大陳島、南日島時抓到的村民，在還沒抵達綠島前，其中一位十五、六歲的女孩，被命令要陪軍官睡覺，若不陪睡、就要槍斃，後來因此染上梅毒；另外一位女孩被押送到綠島時已快要分娩，軍醫臨時在牢房內用軍毯圍成產房，在醫療設備不足的狀況下，孩子仍平安的生了下來，幾位未婚的女政治犯都親賭了生產過程。
表面上，在新生訓導處服刑，已保住一條性命，但不代表就此平安，還要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讓獄方安排的內線有打小報告的任何機會，否則，還是會有生命危險。
1953年4月，一份從男生政治犯流傳到女生分隊的有關韓戰報導的剪報摘錄，在獄方內線的政治犯告密下，新生訓導處針對所有營房，進行同步的突擊檢查，引發被羅織罪狀的「獄中叛亂案」，幾位女性政治犯被遣送回台灣訊問，多數無事，但傅如芝卻在保安處牽涉到當局設計與陳華秘密通訊的案子，最後因此在軍法處被槍決。
女性政治犯被關在綠島的時間不長，因為綠島天氣十分炎熱，牢房內又悶濕，好幾位女性政治犯因此得了「綠島熱」、「風濕」，加上女生在管理上較不方便，1954年所有的女性政治犯都從綠島撤回台灣的「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簡稱生教所）。
◆生教所度過漫長刑期
生教所除了關女性政治犯外，也是一些判刑較輕者的感訓所，後來男性政治犯交保出獄前一年，也都會送到這裡。生教所地方寬敞，除了圍牆上的鐵絲網及大鐵門外，看不出是關政治犯的地方，有花、有樹、小橋、亭台，還有一個很大的荷花湖，每間寢室有六個床，分上下舖，一間睡十二人，空氣比之前的其他監獄都好，每天晚上十點熄燈、還要內務檢查。
雖然，在生教所，女性政治犯的活動範圍仍被用竹籬笆圍起來，但不同於綠島採取軍事管理的方式，生教所類似學校的性質，管理上較人性化，雖然還是有「匪情研究」等教條的思想灌輸課程，但也有可習得知識與技藝的課程，無形中讓女性政治犯學習一技之長、度過剩餘的漫長刑期，日後重返社會。
上午的時間，女性政治犯和男性犯人一起上課，依識字程度分甲、乙兩班上課，授課的有台大、師大的教授，也有專門政戰出身的教官、國民黨的資深黨員，教授的課程從「匪情研究」、「三民主義」，到英語、數學、文學、中國歷史、地理、初等會計、高等會計都有，也要定期考試。自修時間，政治犯間也能相互討論，在鹿窟事件中被抓的農村婦女，也在這裡和其他女性政治犯學會識字。
除了上課，下午時間，生重病以外的每位女性政治犯都要參加生產班種菜，這些菜也是供應平時伙食之用，女生班在生教所有自己的共同廚房，大家要輪流幫忙煮菜，若被指派為伙食主任的要負責跑腿、設計菜單、監督廚房，而仁教所的辦公人員也都在女生班包伙，因為女生班的菜好吃，而且女生因為吃飯少、常把米賣給男生，就會有多出來的錢買肉類、精緻的蔬菜。
上課、勞動之外，生教所也有較多的休閒活動，康樂舞會、合唱團、定期的電影放映，政治犯間互通書信交誼也不再會被視為「叛亂」。有些女性政治犯為了方便照顧孩子，也將小孩接進來一起生活，晚上一起睡覺，白天孩子就到北投的薇閤小學、鄰近的土城國小上學，下課回來後，功課不懂的，還可以請其他難友教導。
她們如此在生教所近十年的平靜學習中，等待被釋放的一天，好不容易盼到刑期屆滿，「出獄」卻只是「形式上」離開禁錮。
重返社會的女性政治犯和家人的生活，仍不時受到管區警察、特務的騷擾與監視，「政治犯」的案底如影隨形的跟著她們，讓她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即使幸運的找到工作，過沒多久卻又因特務來關切而被老闆辭退，不堪其擾到最後走投無路，逼使這些女性政治犯只好自己創業或投入小本生意，從飼料買賣、擺小吃攤、到開設補習班，都有女性政治犯超越苦難、活出精彩生命的故事。
歷經白色恐怖、倖存的女性政治犯，如今也多早已白髮斑斑，帶著未平反的苦難身世，靜默堅毅活過半世紀，她也許是社區裡的平凡阿嬤，或佝僂走過身邊而不自知，唯有細心追尋、駐足傾聽，才會發現她們動人的生命故事，進而體悟那照亮人權暗夜的女性光輝。
參考資料：
《白色封印》，林世煜、胡慧玲著
《青春祭‧白色見證》，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出版
《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陳英泰著
《天鵝悲歌---崔小萍的天堂與煉獄》，崔小萍著
《天空在屋頂的另一端》，陳勤著
《台灣好女人》，藍博州著
《台灣舞蹈先知--蔡瑞月口述史》，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企畫《暗夜迷蹤——宜蘭地區五○年代白色恐怖訪談記實》，宜蘭縣史館出版
《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向豐饒母體，返航〉，楊翠，發表於2008第二屆蔡瑞月文化論壇
感謝張金杏、張常美、黃秋爽女士接受採訪。
女性地標：
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現址：台北縣團管區司令部，戒備森嚴）
地址：台北縣土城鄉仁愛路23號
引用URL
http://cgi.blog.roodo.com/trackback/6678303
回應文章 
感動
為你文字記錄下來的那時代與受苦的各個面容 感動
Posted by yh@US
at August 12,2008 09:51
老吳今天對我說了妳這一篇文章，叫我上來看看。他說：以前看到或許沒有什麼感覺，但是現在，看到那段撇下嚶嚶哭泣的孩兒走上刑場的故事，忽然有了難以言喻的難過。
看著自己手上的奶娃，妳寫下的故事真讓我紅了眼眶。
不曉得同樣是人的加害者為什麼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來？而那些人，也許還活著，卻永遠不必被制裁或道歉。
Posted by anarchichi
at September 1,2008 21:35
給anarchichi，
我看到那故事時，也是很難過，雖然我沒生小孩。yh看完也說很感動，那降是不是說，女性的身份會比較會感同身受咧？！
寫這篇、採訪阿嬤們時，我也會想到你說的「不曉得同樣是人的加害者為什麼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這是為什麼？這個大哉問，我也很想知道。
好像鮑曼伯、顎蘭阿姨都有提點答案，但最近我都不太用功、忘的一乾二淨。好像跟「現代文明的官僚體系」有關。
Posted by 豆腐魚
at September 4,2008 01:38
![[Syndicate this site]](http://cdn.rimg.tw/images/blog/rss.gif "Syndicate RSS feed"){kind=small}
![[Syndicate this site]](http://cdn.rimg.tw/images/blog/atom.gif "Syndicate ATOM feed"){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