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魚聽自言自語

過年後，開始做女性政治犯的訪談，白天要上班，還有很多資料要閱讀，我的進度很慢，在龜速中得到許多人的協助，慢慢的開始認識白色恐怖受難者。

上週六在陳文成基金會的義工新春餐敘上，遇到傳說中的盧兆麟先生，我問了一些新生訓導處的問題，他很熱心的為我解答，還建議我可以找哪些難友，約好這禮拜找一天去平反促進會坐坐。

我想，等他們忙完今天的「城市的記憶 二二八台北營隊」，明天再打電話給盧桑。我感覺的到，在二二八、白色恐怖受難的老先生、老太太們，這個營隊對他們來說，是讓受辱成為「光榮印記」的平反肯定，就像上週日採訪時，張常美阿嬤跟我提到這個營隊，她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和年輕人說故事。昨天，接到電話，知道盧先生他們都在等待、準備著。

看似平凡的「說故事」，但對這些老先生、老太太來說，能將那些在這個自由時空已不被在意、不被看重的禁錮青春，說給更多的年輕人聽，是何其重要、深具意義，他們不只為自己的受辱、受難而說，更為他們平白死去的難友而說，為50、60年代被國民黨政府羅織入罪、被扣上共產黨帽子的青年而說，為那個世代犧牲、付出的青春而說，因為台灣今天有這樣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他們付出的牢獄青春、死去的難友之上。

剛剛還在讀資料，卻收到Freddy的信，知道今天營隊活動很成功，但到馬場町時，盧兆麟先生為青年朋友們解說沒多久卻突然昏倒，送到醫院已經沒有心跳，在緊急救護之下，終於恢復脈搏，目前在加護病房，但醫生仍然表示情況非常不樂觀，盧老先生已經八十幾歲，這種狀況很難免。

明天才會知道盧兆麟先生的狀況如何，希望盧桑沒事。

我還想聽他說好多好多的故事。

盧桑，我還等您帶我去找其他老阿嬤、訪談更多更多的故事。

請您再為我們這些年輕人，再多堅持一點、撐下去！我們等您醒來！

從林世煜、胡慧玲訪談記錄的《白色封印》中，〈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抄錄幾段，讓大家認識盧兆麟先生。他和其他難友70、80歲了，都還在為台灣的公共事務努力，他和蔡焜霖先生協助《人權之路》的日文版翻譯。
身為後輩，我為之汗顏。

懇請大家一起為盧桑祈禱。


盧兆麟

大學時代參與「四六事件」，滿懷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坐了25年煉獄，對台灣凝聚更深刻的情感與認同。他以勇猛無畏的精神，帶領難友們重新出發，為爭取政治犯的世紀平反，讓人權永銘史冊而努力。（頁13）

 「一九五○年十一月我被捕之前，從九月、十月間就開始槍斃人。郵局案就在火車站執行，現場還貼出佈告。有一次軍車壓死一位國防醫學院的教官，肇事者也是在車禍現場的羅斯福路上槍決，而且不把屍體移走，在上面貼張不告示眾。早期很多人在車站槍殺，國民黨就是這樣做的。

我是在課堂上被捕的。我被捕，是因為看「禁書」。原先讀禁書並沒有那麼嚴重，當局以此為藉口抓人，是在一九五○年五、六月以後才開始的。起因於我的書被一位高工的同學拿去看——當時大家對這些書還不當一回事，很多就放在學生宿舍的書架上，包括各種書籍和上海發行的雜誌、報紙等——他就借了兩本去看。」（頁26-27）

「一到情報處，立刻偵訊。當時的政策，就是不讓任何違抗他的人留在外面，有關係的人必須趕快抓起來。所以審問的重點，就是一直追問：還有什麼人？有什麼組織？書哪裡來的？有沒有開會……一直追究。我們都沒有這些嫌疑，頂多是在學校社團裡，互相把書借來借去；結果，把書借來借去看的人都要抓。」（頁28）

「他們一直換人來問。有的人很壞，扮黑臉，用棍子打我，又把我的兩根拇指綁上電線電我；也有白臉法官，說很同情你呀，學生思想自然比較左傾什麼的。又有一位洪國式，是中國派來的，被捕以後被安排在情報處，負責說服我們。他說：「我是那邊派來的，你們還是坦白講，沒有關係」總之就是軟硬兼施，連續審問了四天三夜」（頁29）

「威權統治之下，會有那麼多冤錯假案，也是因為有這種制度。制度非運作不可，保防、政戰系統的「業績」，就在於監視考核；即使沒事也要製造，小事也要放大，再加上獎金制度，百姓就更加遭殃。難怪軍中流行說「錯就要錯到底」，連官長都要公開講「不要認錯，做到底就是了」這是國民黨最不好的地方；他們說「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就是這樣的心態。」（頁46）

「我們出來以後繼續被監視。起初每個月一次，後來兩個月一次，警察會來我家問東問西，直到陳水扁當總統以後才取消。雖然放出來，我們還是很小心，因為有好多人又被抓回去。一九七五年，黨外運動開始發展時，我們很關心，常去聽政見會。隨後台獨派政治犯成立組織，類似互助會的性質；；我們覺得新生訓導處的同學，也應有一個組織，便於一九八八年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每次開會，都有兩三個特務在後面繞，我們不予理會，看得出來不會再抓人了。」（頁51）

「過去我們因為刑法一百條，吃了很大的虧，根本沒有顛覆政府的舉動，只是看看書，就判十幾二十年，甚至槍斃掉。我們十分同情面臨刑法一百條迫害的學生，於是頭一次動員，好幾百人參加大遊行。我們還特別打扮，穿白衣服，全身套進去，寫上姓名、刑期和抗議的標語；還演出街頭劇，有逮捕、刑求、槍斃的情景，非常引人注目，報紙都大幅報導。」（頁51）

「我們出來之後被監視，依我看，連李登輝都沒辦法管；後來國安局、調查局要換人都很困難。他們是另外一股勢力，另外一個系統，從大陸過來之後，就是我行我素的機構。除非你是自己人，第三者打不進去，干涉不了，到現在他們的經費還是獨立的。李登輝的時代還沒有辦法，特務機關的人事和經費，都不能碰；到陳水扁以後，大概比較好了」（頁52）

「我們是認為要向國民黨清算，於是我們於1997年另外組織「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以我們的會為主體，到立法院、行政院請願示威。獨派的「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也和我們合作，後來互助會也跟上來，最後終於成功。我們覺得這樣做沒有錯，爭取人權，照顧受難者，而且對本土、對我們居住的地方有利的事，我們也應當積極貢獻。這是促進會當前的主旨。

雖然，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實在應用國民黨的黨產來賠償，如今以國家預算賠償，講起來還不是很正大光明。應清算國民黨的黨產來賠，而且也不只賠這個金額；一輩子和一家子都沒了，不是最高五、六百萬元可以解決的，這些錢應由罪人中國國民黨來支付。目前的狀況是妥協的結果，現實就是如此；要靠國家的財政做更廣泛的賠償，我也不敢想。」（頁54-55）

「也想邀集下一代的人來幫忙，但是要組織第二代的人才，目前還有困難，並不樂觀。目前主要的工作，是配合國家人權紀念館的成立，協助文宣、口述歷史、收集資料等工作。人權是與民主一樣重要的工作，促進會將悉力以赴。」（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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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台灣的未來開始放晴

今天是二二八61週年紀念日，雨停了，台北的天氣終於放晴。台灣青年逆轉本部在今天舉辦了一個「城市的記憶 二二八台北營隊」的活動。幾百位台灣青年坐著遊覽車重新認識台北城，馬場町、獅子林(原保安司令部)、喜來登大飯店(原軍法處)…一個個國民黨對台灣人政治迫害的歷史場景，透過專員解說與紀錄片的方式，在現在的台北看到了過去的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