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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榮(馬來西亞南方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一、引言
民族文化是指深蘊在某個民族內部的精神與深層心理結構，包括語言、文學、藝術、性格、價值、思想等。它往往是一個民族個體安身立命之道，或在面對外在生存挑戰時的精神資源。人對自身民族文化總有一種無以名狀的依戀，一如人對母愛的執著一樣，這或許是一種天性使然，因爲一個人的身份往往以民族文化爲識別標誌，就好比中國人的華夏文化、印度人的興都文化、或希伯來人的猶太文化。無論如何，民族文化也經常可以轉化爲政治資本，以維護自身的主體性以及對抗外來文化的霸權。黑人民族主義者法農就曾表明，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在思想領域爲描寫、證實和高揚其行動而付出的全部努力，那個民族就是通過這種行動創造自身和維持自身生存的。[1] ...繼續閱讀

許文榮(馬來西亞南方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一、引言
依格爾頓說得沒錯，文學文本不是先天的保守或偏激、屬於主導意識形態抑或異議反抗，而是語境使它成爲如此。[1]福柯也認爲，人們並不能真正自由地去思考和行動，因爲他們連同其思想和活動，都産生在其生活中的結構（社會、政治和文化結構）[2]。他的觀點和依格爾頓在很大程度上頗有共通之處。這篇論文嘗試從馬華文學[3]所處的文化與政治語境去審視馬華文學的特質，而要瞭解馬華文學的文化政治語境，就得通過創造它們與它們所表徵的群體－－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與政治處境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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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著

李瑞腾台湾南投人。民国四十一年生。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教于
中国文化大学、实践家专、德明商专、淡江大学中文研究所。现任国立中央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台湾文学风貌》、《文学关怀》、《文学的出路》、《晚
清文学思想论》、《文化理想的追寻》等。

一、前言

　‘文学奖’和‘选集’已经成为马华文坛的竞技场，尤其是星洲日报的‘花
踪文学奖’、南洋商报的年度文学选集，更是重要的检验指标。一个新的文学生
态已然形成，通过评审、编选的结构性运作，上一代名家和新生代写手之间正在
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对话，有角力，也有充满期待的传薪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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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文藝春秋‧評論‧張錦忠‧26／02／2006


無法知道曙光何時到來，／我打開每一道門。

──愛米麗．狄金生


一九六九年陳瑞獻以《牧羚奴小說集》表明道地新馬的華文現代主義小說家身分，同時拒絕現實主義者只能“深入民間”的諭令，並質疑：難道小說家不能“深入林間”或“深入無人地帶”嗎？數百年前叢林已是歐洲騎士傳奇必備的motif與場景了。而對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小說家而言，時間與意識、記憶、夢與慾望正是“無人地帶”。在佛洛伊德潛意識與唯性理論的推波助瀾之下，歐洲小說家紛紛航向內心世界的浩瀚大海，展開各種探索實驗之旅。勇於“深入無人地帶”的結果，產生了喬哀思、吳爾芙、卡夫卡、普魯斯特、康拉德、湯瑪斯‧曼、紀德、斯維吾等二十世紀小說大家。到了一九六○年代末，現代主義已是二十世紀的文學傳統，喬哀思諸人早已作古，但其作品已走入學術與教育殿堂，成為研究與教學典律，歐洲現代主義小說經典。另一方面，五○年代興起的（拉美）魔幻寫實小說與（法國）新小說及之後崛起的（歐美）後現代小說等小說後浪新潮來勢洶洶，企圖推覆前浪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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