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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吳宏一】 2006.11. 19

香港文學的獨特性，須放在兩岸三地的文學中觀察

我們討論某一地域的文學，往往是和其他地域來對照比較，然後才可以較其異、求其同。我們要了解香港文學的獨特性，以及它與其他地域的共通性，就必須先把它放在兩岸三地的文學中來觀察。

兩岸三地的文學，基本上是以漢語或華文做為表情達意的工具。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自然會受到同一類型文化的影響。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百多年間，除了殖民政府英國之外，與它在文化、文學上關係最為密切的，首推台灣以及在地緣文化上無法分割的大陸內地。它與大陸接壤，可謂唇齒相依，與台灣也只是一衣帶水。而一般人所說的兩岸三地，大致也是就上世紀中期，國共內戰以後，大陸與台灣兩岸對峙的情況來說的。當時的香港，雖然曾有所謂美援文學，但畢竟沒有明確的文化政策，也可能在有意無意間，採取較為模糊的立場，因此左右雙方在此明爭暗鬥。不管是大陸或台灣，他們要爭正統，各有各的文化政策，旗幟都很鮮明，但他們對於文學創作的主張，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作家要具有使命感。當時南下香港的作家為數不少，固然有的親左，有的親右，不過也有人「直把杭州作汴州」，開始在香港定居下來，不再「東」張「西」望，也不再「左」顧「右」盼。他們在「各為稻粱謀」之餘，從事了一些休閒娛樂性質的文章寫作，甚至有人（像蔡瀾）公開說：去他的什麼使命感。我讀過不少討論兩岸三地文學的文字，頗有一些是從這裡切入討論問題的。我以為這樣的觀點並沒有錯，但究其竟，卻不能竟委探本。因此，我要另外採取一個比較寬廣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我一直認為，要談香港文學的特色，或者兩岸三地以及海外各地的華文文學，應該先注意到一百多年來，中西文化的衝突和新舊文學的交替。這兩個問題，關係到各地華文文學的獨特性與共通性。

繼承民初西學風氣，化解對立而轉為接納

先說中西文化的對立。歐西文明之傳入中國，影響士人，當然非自清朝中葉起，但確實是從這時候起，也差不多是香港開埠前後，它才隨船堅砲利而叩關直入。英法之聯軍，以至列強之瓜分，固然使變亂紛乘的中國，感到莫大威脅，但不少愛國志士起先還以為中國武力雖然不振，遠遜外敵，但論精神文明，則禮義之邦遠非他國所能企及。所以有人故意譯英國為「英狤猁」，有人以「射鷹」諧音影射要殲滅英國。等到清末民初，西學東傳，政治、思想、文學著作經過譯介之後，歐風美雨紛至沓來，中國讀書人才驚覺西方國家不只船堅砲利，連精神文明也頗有一些超軼中國。關於這些，我們從民國初年，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舊學根柢深厚的國學大師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論著中，多用西方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學術，就可以看出這種風氣的轉變。而這種風氣的轉變及發展，我們從兩岸三地分別來觀察，可以明顯看到，從國共內鬥開始以後，能繼承民國初年西學風氣，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化解對立而轉為接納的，首推香港。胡適在1935年來香港演講〈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時，就說過希望香港能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新文化」當然是指接受西方的文化與思潮。有人說香港自上世紀中期，一方面帶動了後來台灣大量譯介外國文學的潮流，一方面也變成了大陸閉關自守時中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或許可以這樣說，中西文化由對立而轉向接納，香港因接觸西方文明較早，因而走在台灣、大陸的前面。後來台灣一度超前了，政府民間都非常鼓勵，出版品非常之多，影響力也非常之大，受到各方矚目，因此也有人以為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潮方面，台灣的腳步應該在香港之前，其成就也超過香港。現在則大陸正迎頭趕上。

民初香港文壇重視舊文學，反對白話文

在新舊文學的交替方面，兩岸三地也呈現了同中有異的情況。歷來談論香港文學，或者兩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的人，一向都只把眼光放在新文學上，而很少顧及舊文學。這裡所說的新文學，指的是用現代漢語或白話文寫作的文學作品。事實上，幾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在清末民初以前，絕大多數都是用文言來寫作的。它歷千百年而變動甚少，即使到現在，不要說是香港、台灣或大陸，就連世界各地都仍然有人在使用文言寫舊詩，填詞作文。我們不應該說現代人用文言寫的詩文創作，不是現代文學。因此，談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注意到新舊語文的交替與觀念的遞嬗。前者關係著詩文的新變，自清末民初開始，一切文章寫作，已多捨文言而就語體，恰如1916年胡適文學革命之所主張；後者關係文學的觀念和文類的發展，姚鼐所說的古文辭，大家認為已不實用，古人以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卻反而被一般人所喜愛，一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之所鬯言。文學的觀念改變了。由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一變而成消閒娛樂之用。它重在感染讀者，而非直接宣揚政教。

這種風氣、觀念的轉變，我以為最主要有下列幾個因素：一是從1906年起，舊科舉制度正式廢除了，讀書人求學、就業、謀生、應酬，已不再以文言舊傳統為依歸。二是從清末民初開始，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學校制度改弦更張，逐漸加重外國語文、西方文明、現代科技的課程，而同時卻削減了古典經史之類國學的肄習。三是文言難學，白話好用，又多不學而能。人們本來就容易趨易而避難。因此，先則經史子集，繼則詩詞歌賦逐漸鮮人問津，成了專門之學或絕學。例如1921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創刊《文學研究錄》，主張因文衛道，發揚國粹，重視舊文學，而反對白話文。這反映了民初香港文壇的狀況。難怪侶倫在其《向水屋筆語》中慨嘆五四運動未在當時的香港起什麼作用。如今白話則已幾乎取文言而代之，成為大眾日常使用的共通語言。

國粹派、西化派，甚至鴛鴦蝴蝶派，共存共榮

現代文學創作既以現代漢語為主，久而久之，大家所說的文學創作，也就約定俗成，以為全是用白話寫作的「新」文學了。

了解這種情況，我們再來觀察、比較兩岸三地文學所使用的語言，就可以發現一個特殊的現象：大陸最早提倡普羅文化，一般人早已棄文言而用白話，文學創作者很難自外於現實的政治社會；台灣雖經日本統治，卻一直文言白話兼顧，除近年來提倡本土化之外，一直以維護中華固有文化為己任；而香港在被英國管轄期間，文化政策一直模糊，因此國粹派、西化派，甚至鴛鴦蝴蝶派，都可以共存共榮。他們多數很功利，懂得「適者生存」的道理，知道何時應該「轉←」。

台灣和香港受到美、英等外國文化影響比較多，在大陸閉關自守時期，學界文壇來往交流比較多，因此台港二地在上世紀中後期，常常互通聲氣，在華文文學的影響上，一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只新、馬、菲、越等地，連韓、日、歐、美各地的華文作家，在上世紀最後的二三十年，很少不在台灣出書或發表文章，很少不與台灣文教界接觸。而在他們與台灣接觸的過程中，也幾乎同時與香港有所聯繫。

因此，有的人談香港文學，說它具有「意識自由」、「題材通俗」、「風格多樣」等特點，我以為所言過於浮泛，未中肯綮。試問意識自由、題材通俗、風格多樣等等，何嘗不是台灣或其他某些地區文學的共同特色？也因此，要談香港文學的獨特性，除了應該從其語言習慣著眼，更應該從某些文類的成就，去和其他地區比較，找出香港文學的真正獨特之處。它應該是香港所獨有的，或者它是香港所創始而領先的。

香港文學出奇制勝處，在於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學寫作

用這樣的觀點來觀察香港文學，把它放在兩岸及各地華文文學中對照比較，我們便可以看出下列幾個特點：

一、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派武俠小說，承還珠樓主、王度廬等人之後，結合歷史，熔裁詩詞，運用電影等表現手法，融傳統於現代，無疑為武俠小說開闢新天地，影響了後來在台灣寫作的臥龍生、司馬翎、古龍等人。他們的作品不僅風行一時，至今不衰，而且已傾銷大陸，引起廣泛的回應及盜印的熱潮。這是香港文學的光榮。

二、除武俠小說之外，香港所出版的新偵探、歷史改編及科幻小說，較之其他華文地區，也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至少在上世紀中期以後，倪匡、南宮博等人，都是我們在談張系國、高陽等等科幻、歷史小說時，不能不提的香港作家。

三、香港報刊雜誌的專欄文字，形式篇幅極為短小，通常五百字上下，內容則無所不包。群雄英雌各據一方，分而讀之，有時神龍見首不見尾；合而觀之，則儼然看到了香港速食文化的縮影。真的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從早期左舜生、易君左、曹聚仁等人的文史小品，到現在董橋、陶傑、劉紹銘、李碧華等人的潑墨即興之作，都可謂各領風騷，展現了香港專欄作家的學養才情。衡之其他地區，確屬罕見。這何嘗不是香港文學的獨特處？

四、以前有人批評香港是文化沙漠，愛護香港文學的黃維樑，曾寫專文加以駁斥。事實上，批評的人重點是說香港特重飲食男女，較少顧及其他。飲食、休閒、娛樂文化，如果真的是香港的特色，那麼，何必強加辯解呢？在我看來，香港文學的獨特之處，正是在通俗文學、庶民趣味之中，兼取中西一些新穎的形式技巧，加以揉合，因而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莫言寫山東紅高粱，李銳寫西北黃土地，蘇童寫江南世家，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寫台灣鄉土人物，各有各的地方特色與語言習慣。香港人是學不來的，也不必學。那麼，香港人寫什麼呢？語言出於中古粵語，文化屬於嶺南文化，作為一個國際聞名的大都會，香港文學能夠出奇制勝處，正在於致力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學的寫作。自古以來，城市文學就離不開飲食男女，離不開大眾化，趣味化，通俗化，商品化。唐宋以後的傳奇、話本、雜劇、戲曲，不都是因此而興起的嗎？

【2006/11/19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