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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忠／評論(四方書網)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語
　　
　　我不希望「濫殺無辜」這四個字出現，我受不了。－－彭孟緝語
　　
　　

對每一個台灣人而言，台灣史其實意味著各自認知的不同的台灣史。我越來越這麼覺得，每當我看到台下學生的眼中充滿一片疑雲時，我也會落入另一片疑雲當中：我要如何讓他們理解我所認識的「歷史」這玩意兒？而與其說歷史全是謊言或虛構，無如說歷史是建構的，這後現代式的講法想必許多篤信「歷史真實/連續性」的人難以接受；但，在這個統獨異道、中台對峙的時代，誰說的或誰詮釋的歷史更為可信？會不會，我們有天會發現對所謂歷史的理解，不過是一場荒謬的誤會？就像，那「反共復國」、「殺朱拔毛」的國族神話一樣，誤我良多啊！
　　
　　我曾經也是台灣歷史迷霧中的迷兒，直到我意外走進了歷史的禁區，卻發現歷史原來還有另一種所謂「真相」，直到現在，我的歷史認識可能還是粗淺的，卻願相信不是盲目或幼稚。而我所謂「禁區」，最震撼的便屬戰後初期（1945-1949）的這一段台灣史實，從「祖國」光復、「祖國」接收、「祖國」「劫收」、「祖國」二二八屠殺到「祖國」白色恐怖，我的閱讀經驗徹底打破我在制式教育中被豢養的中國血統論迷思，也激起我對自我史觀重新確認的思考，這也許是非常危險的閱讀歷程，愛國且害怕真相者勿試。
　　
　　在我自我史觀重塑的過程裡，說起來恐怕要令藍波兄（朋友對藍博洲兄的暱稱）失望，除了歷史事件的認識外，在歷史評價的判斷上我多少是因為「歪/倒著讀」他的書而受益良多的，但這一點無損於他對報告文學史或台灣史建構的功績。藍博洲（1960-）其實成名甚早，且是以小說家之名崛起，在他服役時以＜喪逝＞獲得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1985），到加入《人間》雜誌（1987），而＜幌馬車之歌＞得到洪醒夫小說獎的時候（1988），我還是一個只知猛啃官版歷史教科書的中學生而已，但此後他用心於報告文學十數年，他所致力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訪談與報告文學書寫，真可謂台灣第一人。雖然台灣的哪一個政權恐怕都不會採納他的證言，但他為我們所留下關於蒼白年代的歷史，使我們不會目盲於統治者的恣意言說，我們可以據而判斷，並據而成長。

歷來，關於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已得到較多的關注，雖然國府統治者不無把罪過委諸陳儀的策略性卸責之嫌，但官方史料的公開與公眾輿論的探討則已無禁忌。倒是關於國民政府「撤退」（轉進？逃亡？）到台灣後，為了防止共黨的滲透與徹底控制台灣社會，以法西斯心態所進行的橫貫整個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鎮壓、逮捕與槍殺，反而因事涉統治者的隱密內幕，還有反國府行動本身不少的左翼與親共的傾向，此一史實在反共氣氛濃烈的台灣始終未能獲得眾人的正視與總結。
　　
　　藍博洲前此的著作即在進行白色恐怖相關當事人及其遺族的訪談，成果頗為豐碩自不在話下，這次的近作《天未亮》則時間上更上溯到一九四九年在台北發生的「四六事件」，這個可視為白色恐怖「濫觴」的校園逮捕事件，讀者除了可以從大逮捕中看到國府即將撤退前台灣社會緊張恐怖的氛圍，更值得重視的是事件的主角乃是當時的大學菁英，他們的思考與行動反映了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微妙心理轉變，這種心態轉變其實是最讓我感到充滿「問題性」（problematic）的所在。
　　
　　事實上，「四六事件」已在今年一月由教育部長代表政府致歉並宣佈明確定位，官方說法稱「四六事件」是台灣學運的啟蒙種子，日後的五二○、野百合運動都具有延續火種的意味，政府將補償此白色恐怖事件受害者並恢復名譽學位云云（見《高教簡訊》119期或當時報章）。在這個宣告中，我們看到官方對白色恐怖受難人難能的正面評價，這或許是因為新政權（民進黨政府）並無包袱的心態使之豁然，然而事涉敏感的許多官方文件與檔案是否能一一解秘公開，恐怕也難對此間利益糾葛甚廣的政治環境期待過高。
　　
　　看來，「史」失求諸野，許多民間的回憶錄與訪談錄反成重要史料。藍博洲的《天未亮》基本上便是由一篇較詳盡的四六事件始末紀實做為序幕，然後再加上當事人洪敏麟、盧兆麟、李松盛、陳丁旺、謝培元、黃正道、涂炳榔、蔡德本、朱實、朱乃長、曾文華等原師院學生的訪談，這些「證言錄」由藍博洲與當事人的一問一答中完成，一方面有當事人的歷史記憶，當然也有因提問人立場所引發的一些「火花」。

「四六事件」據書中所述，是由於師院與台大兩名學生「單車雙載」受到員警取締，後發生衝突而致員警出手毆打學生，師院與台大兩校學生串連向警方抗議要求道歉、懲處，在兩造各持己見下學生抗議聲浪節節高昇，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爆發軍警進入校園逮捕學生領導人的「四六事件」，陸續被捕者有數百人之多，事後遭槍斃、投獄者亦有數十人，另像「黑名單」之首周慎源那樣在逃亡過程中被擊斃的亦不在少數，故又有人稱之為「四六慘案」。
　　
　　歷史地看來，當時下令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和負責執行的警總副司令彭孟緝心中，應是感受到國民黨在內戰中無法抵禦共產黨所集結的反獨裁力量而必須以台灣做為退路的急迫壓力，認定台灣的學運必然是受到共黨職業學生的滲透，於是在「恐共」的心理下肆行逮捕。對不久後倉皇辭鄉隨國府來台的外省族群而言，這恐怕是不得不然的肅清，即便連我父母那一代篤信「國民黨有功論」的台灣人而言，白色恐怖也只能「宿命地」是無可奈何的「歷史必然」－－否則，要國民黨如何安定統治並有日後的「經濟奇蹟」呢？
　　
　　即便如此，我們日後的安定也是無數所謂思想犯、政治犯犧牲生命與青春所換來的，做為人，做為同胞，多數的「沈默者」真沒有在統治者扣上扳機的那一剎那做為幫凶或共犯的嫌疑嗎？我們分明是在他們的仆倒的腐屍上、染血的青春上成長的，以他們之死換我們之生，而這竟是我們一向沾沾自喜的安定繁榮的代價。
　　
　　無論如何，對戰後初期渴求「祖國」撫慰的台灣人而言，歷史證明，不但沒有受到「祖國」因遺棄在先而對這「孤兒」有所憐惜補償，「祖國」反因台灣留有日本殖民餘毒的眼光而亟欲清洗之、改造之（如說國語、讀三民主義），其過程可以說就是「再中國化」。尤有甚者當然是貪污、獨裁的國府統治文化，這是「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點應無疑義，而這也是後殖民時期有人以「再殖民」或「內部殖民」來指稱國府的統治模式的原因。在我看來，「四六事件」應是「二二八事件」後人民力量對抗國府之運動的延續，其中更不乏當時進步的外省來台人士與學生，只是它更形複雜地捲入共產黨與左翼思想的時代因素，使我們難以找到各方同意的適切評價。

「四六事件」據書中所述，是由於師院與台大兩名學生「單車雙載」受到員警取締，後發生衝突而致員警出手毆打學生，師院與台大兩校學生串連向警方抗議要求道歉、懲處，在兩造各持己見下學生抗議聲浪節節高昇，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爆發軍警進入校園逮捕學生領導人的「四六事件」，陸續被捕者有數百人之多，事後遭槍斃、投獄者亦有數十人，另像「黑名單」之首周慎源那樣在逃亡過程中被擊斃的亦不在少數，故又有人稱之為「四六慘案」。
　　
　　歷史地看來，當時下令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和負責執行的警總副司令彭孟緝心中，應是感受到國民黨在內戰中無法抵禦共產黨所集結的反獨裁力量而必須以台灣做為退路的急迫壓力，認定台灣的學運必然是受到共黨職業學生的滲透，於是在「恐共」的心理下肆行逮捕。對不久後倉皇辭鄉隨國府來台的外省族群而言，這恐怕是不得不然的肅清，即便連我父母那一代篤信「國民黨有功論」的台灣人而言，白色恐怖也只能「宿命地」是無可奈何的「歷史必然」－－否則，要國民黨如何安定統治並有日後的「經濟奇蹟」呢？
　　
　　即便如此，我們日後的安定也是無數所謂思想犯、政治犯犧牲生命與青春所換來的，做為人，做為同胞，多數的「沈默者」真沒有在統治者扣上扳機的那一剎那做為幫凶或共犯的嫌疑嗎？我們分明是在他們的仆倒的腐屍上、染血的青春上成長的，以他們之死換我們之生，而這竟是我們一向沾沾自喜的安定繁榮的代價。
　　
　　無論如何，對戰後初期渴求「祖國」撫慰的台灣人而言，歷史證明，不但沒有受到「祖國」因遺棄在先而對這「孤兒」有所憐惜補償，「祖國」反因台灣留有日本殖民餘毒的眼光而亟欲清洗之、改造之（如說國語、讀三民主義），其過程可以說就是「再中國化」。尤有甚者當然是貪污、獨裁的國府統治文化，這是「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點應無疑義，而這也是後殖民時期有人以「再殖民」或「內部殖民」來指稱國府的統治模式的原因。在我看來，「四六事件」應是「二二八事件」後人民力量對抗國府之運動的延續，其中更不乏當時進步的外省來台人士與學生，只是它更形複雜地捲入共產黨與左翼思想的時代因素，使我們難以找到各方同意的適切評價。

從我的角度觀察（顯示我可能也有某些盲點），例如，藍博洲的問話就頗有「玄機」。像他訪談黃正道時，對黃答說不會唱＜義勇軍進行曲＞（日後成為中國國歌）以及說當時懂這首歌的人不多感到納悶，就不無預設的說：「可是我聽很多人說，光復以後，他們學的第一首中文歌曲就是這首」（頁198）。而當藍博洲問盧兆麟「省籍問題」時，也傾向以認為省籍問題並非「問題」的立場去誘導當事人，所以他才問說：「為什麼『二‧二八』過後在你們之間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反而台灣社會一直到現在卻還存在著『省籍情結』？」（頁107），這樣自然就導出當事人敘述和諧相處的一面，而非當時也存在的「文化差異」現象。這就是我想說的歷史評價問題，事實上，藍博洲也是帶著某種「歷史期待」去進行訪談的，而訪談結果也在不知不覺中滲入作者的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的傾向，這是毋需用「中立」、「客觀」報導做為虛辭也能為有識者所理解的歷史角度問題，但也顯示，他的報告也只能是某一種接近真實的歷史版本。
　　
　　這也就說明了，歷史竟是如此弔詭的，不是嗎？在某些人心目中的民族救星，在某些人眼中卻成為暴君；在某些時代為正義獻身的志士，在某些時代將被視為暴徒、匪諜。歷史或竟更是反諷的，究竟一個獨裁的政權是否會是一個造就經濟起飛的好政權？還是，究竟我們青年的熱情與反叛是否有可能被導向激進左派之路（如文革中的小紅兵那樣）而使社會淪入另一種動盪不安？歷史不能重來，唯有看我們如何接受並轉化成新的歷史認識。我不想徒然捲入任何統獨、左右的論辯當中－－雖然自知難以如願，且恐怕也已多少惹人不悅，但我卻願意像書中曾文華的說法那樣深信：
　　
　　然而，因為我們有一個理想，一個看得到的理想，心裡就比較安穩踏實。…我不是說我多有理想，我只不過是個很普通的理想主義者而已。（頁384）
　　
　　做為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理想的國族主義者），我們應該追求的是「理想」－－容我想像的話應是和平、自由、正義，統或獨不過是當中的一種選擇而不是敵我矛盾，更不該輕易用民族主義話語來仇視對方，而自以為具有高於一切的正當性，否則，知識分子終究還是會在國族暴力前噤聲或為之巧辯，一如「天安門事件」或「中國對台試射飛彈事件」之於中國知識分子，一如「為統治清鄉虐殺」或「《台灣論》事件」之於台灣知識分子。
　　
　　我喜歡魯迅，因為他總是那麼無情地為中國開藥方，這裡但問是非沒有國族，我由此受教甚深。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魯迅在段祺瑞軍閥政府開槍掃射請願群眾的「三一八慘案」後所寫的＜無花的薔薇之二＞中，「血寫的事實」一說頗使我憤然，也曾為他的「人和人的靈魂，是不相通的」之說而憮然（見《華蓋集續編》），但觀諸人類的歷史規則有時也能稍有所悟，多少也印證了魯迅「付利息」的歷史預言。像在閱讀「四六事件」相關資料的時候，我讀到一則和「二二八事件」與「四六事件」關係「匪淺」的彭孟緝的訪談記錄，算是當事人的彭孟緝除了為自己派令鎮壓、槍殺提出辯護外，自稱「老頭子」的他竟要求二二八史中不要以「濫殺無辜」來評價、定位他的「哀求」（見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第五期），那模樣突然使我深受震動。

對於歷史上的「屠夫」，我們要如何責備、批判都不為過，但在即將被寫入歷史的前一刻，是的，無論他是否認罪抑或懺悔，他依舊感到戰慄，感到無法撼動的關於人追尋正義與真實人性的巨大力量，他惟哀哀相求而已。這樣來看藍博洲的報告文學，我相信也能使我們想到「青史不容盡成灰」的老話，而益感到從歷史中「求教訓」的必要性。
　　
　　今天，我們因為《天未亮》一書而有機會重新審視一段久被湮滅的台灣史，而猶待我們去認識的又豈止是這樣一段歷史而已，那些在歷史暗角塵封的人與事，能夠抵擋著人世的健忘與短視而不至於死滅或風化嗎？尤其，即便是白色歷史的招魂者藍博洲如此為我們喚回記憶，那自來被蒙蔽已久的台灣人的視聽能否因此而打開呢？我倒是頗有疑問的。因為知道事實全貌已頗為困難，再來更需要的則是詮釋與理解的功夫，但就像我們一開始所提問的：在這個統獨異道、中台對峙的時代，誰之言說較為可信？這樣一個關乎信仰、認同、終極價值的大哉問，恐怕就不是這篇蕪文所敢回答的了。
　　
2001.3.16 寫於風城

　　作者按：因對《天未亮》一書引發的「白色恐怖」相關議題頗多感觸，故本文拉雜談來未免使書評略顯冗長，望讀者見諒，並盼共同思索之。
　　
　　
　　參考書目：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份）》，台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4.30。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6.20。
　　
藍博洲，《屍沉、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6.30。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1。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5.11。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1996.10。
　　
電影：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好男好女》（1995）。萬仁，《超級大國民》（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