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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忠／評論(四方書網)

魯迅在＜故鄉＞裡頭說過這麼一句：「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這應該是後來所謂「路是人走出來的」之所本。我們可以這樣推開想去，這路怎麼被走出來的本身，就是一個頗堪思索的文化史問題；或者還可以進一步問，這路曾經被如何的命名或拓寬甚至覆蓋，究竟和我們的當下的時空有何關連？

　　
　　然後就說到「旅行」。誠如本書作者劉克襄所說的，探險、旅行、觀光，是人類認識異域的三個階段，看來探險是較為驚險原始的旅行，觀光則是較為安全現代的旅行，而旅行自己呢？從一個起點出發，到另一個異域去「觀看」，我想這是旅行最重要的元素，劉克襄書中的外國人就是在一個半原始半現代的十九世紀進入福爾摩沙，他們的眼睛與腳步使我們可以注意到，關於路如何走出來的問題以及旅行可能具有的文化意義都有深刻的價值。
　　
　　劉克襄在九○年代文學路線的改變，是我頗感好奇的事。從八○年代寫政治詩的詩人到成為台灣自然寫作的重要作者，雖然都是箇中領域的佼佼者，但書寫題材的差異頗大是不難發現的，如果試圖從當中找到一個共通點，或許應當是流動在文字中強烈的「現實意識」。因為像《漂鳥的故鄉》、《在測天島》中的政治詩標榜的介入詩學固無論矣，即便是《深入陌生地--外國旅行者所見的台灣》、《台灣鳥類研究開拓史》、《台灣舊路踏查記》、《小綠山之歌》藉旅行記、自然誌來認識台灣歷史風土與動植物，或者是透過《座頭鯨赫連麼麼》、《風鳥皮諾查》、《草原鬼雨》等動物小說來演化其生態觀與人生觀，劉克襄未嘗須臾將視角自土地上移開，這就使他的書寫行為透露出與其他作者極為不同的特色，所以這樣說來，二十年來劉克襄其實走的是一條相當明確的道路。是以《福爾摩沙大旅行》固然是舊作重刊（原名《橫越福爾摩沙》，1989），但由於加入大量他十年來「修為」功力的註解與說明，我們不難看到劉克襄一貫強烈的現實意識依舊綿延至今。

被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台灣，從來就是殖民者覬覦的美麗島嶼，從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據台後，歷經明鄭、清朝、日本的統治，每種文化的入侵都在對台灣的風土人文產生深遠的影響，「發現台灣」的歷程事實上也隨著統治者更緊密的調查與更大規模的開拓而時時向前翻動新頁。當中，西方勢力的進入固然是世界性殖民主義風行的結果，但就我們一向習以為常的中國歷史觀而言，大量漢人移民墾殖的歷史，其實對原住民族或平埔族而言乃是一場浩劫。所以我們不僅要從認識歷史自然風土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旅行者的記錄，同時也不能忘記，這種旅行者的書寫應被放在整個島嶼歷史與族群變遷的角度來加以考量，才能不至於又一次落入獵奇觀光的「純旅行」心態。
　　
　　在《福爾摩沙大旅行》的前言中就提到，這本書中所選譯的十九世紀外國旅行者的記錄，它們最大的貢獻「應該還是在地理的發現，以及對歷史事物不同於漢人角度的觀察」。他曾再度親履這些百年前旅行家們的路途，這樣使他自己得到一種重返「往日時光」的樂趣，同時也讓讀者可以藉攝影與說明獲得如臨現場的真實感，劉克襄的說法大抵可以證明我們前述的觀點，即他的舊路踏查與歷史觀察、自然觀察都是相當程度架構在現實意識的思考下的事實。
　　
　　由於提到「地理發現」，我想這應該是閱讀本書頭一個可以注意的問題。我並不反對就像礁溪溫泉之旅或花東縱谷三日遊的設計那樣，將本書中的路線介紹當作旅遊指南，但你可能會發現，如果沒有作者註解的內容，許多景點並不具備供人觀光的「價值」，更何況，僅僅將這些路線介紹當作旅遊指南恐也非作者本意。我覺得劉克襄相當程度指出了－－雖然這並不是本書的任務，外國人到台灣的旅行，和西方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歷史是同步的，不過旅行者畢竟不像侵略者，實際身份上是宣教士、貿易商、人類學家、政府官僚的這些旅行者，他們既是帝國向外窺探的眼睛，同時也是從一個西方文化的觀點來評價、再現他們眼中的東方，這種活生生殖民主義文本，應當是由台灣為主體來重新加以解讀時不應輕易忽略的。劉克襄在某些段落就發揮了文學家的本色，指出了路走到那裡掠奪就到那裡的旅行政治學：
　　
　　假如馬偕醫師和巴克斯船長仍然在世的話，或許他們會贊同以下的話：「在主耶穌和維多利亞女皇的保佑和旨意下，我們歷盡千辛萬苦，安然抵達「雪山」山腳，完成了目的。」然而，對那位一心想在山裡建立理想家園的平埔族頭目，還有他的族人們來說，相信是非常沮喪而痛苦的。（頁65）
　　
　　這裡就牽涉到殖民者遺產的問題，我們究竟要如何合理的評價殖民者帶來的「發現」或「遺產」？記得十年前原住民運動頗為興盛之時，就有人提出說如今原住民九族的命名分類法則，其人種學的基礎是日據時期在台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伊能嘉矩等所開創的（日據時期的人類學探勘是另一種日本觀點），於是原運內部就有人想要「正名」，如把「雅美族」改為「達悟族」就是著例，因為他們不願意沿用殖民者的命名，而「達悟」才是族語中的「人」。這跟前陣子喧騰一時的國徽與黨徽事件一樣，其實都是外來統治者對先住民文化的一種重新命名與掩蓋，顯示的無一不是統治權力的痕跡。所以我以為先確立一種基於台灣本土的詮釋立場是必要的，要對這些文化遭遇的過程中留下的遺產採取批判性接受的態度，而絕不能以所謂「習慣」、「進步」甚至「製造族群對立」等藉口而模糊了權力運作過程中先住民為之犧牲的慘烈事實－－雖然，歷史總是血寫成的。

劉克襄所認為這些旅行者的第二個貢獻也提醒我們注意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出於西方觀點對台灣的認識，他們絕對是與漢人觀點不同的。然而與其說是貢獻，毋寧說他們基於文化差異、經濟利益下的記錄，這些異國情調書寫恰好提供我們省思台灣開拓史的諸般問題。好比書中經常提到的平埔族，這些被清廷與漢人移民稱為「熟蕃」的族群，他們其實是夾在山地原住民與平原漢人中間的生存者，英國領事艾倫行經新港時就提及：
　　
　　在新港，大部份已經歸化的土著被稱為「平埔番」，或者稱為平地的半開化土著。他們定居的地點，通常位於平服他們的漢人，以及他們稱兄道弟的山區土著之間小村落。…他們的思想單純，性情較為安靜而溫和。漢人歧視他們，認為他們是「番」，也就是野蠻人的意思。漢人也毫不遲疑地佔據了他們的土地，而且還反過來租賃給他們；相對的，當他們請求官吏賠償時，卻總是被置之不理。（頁89）
　　
　　我相信如果和前述旅行者與殖民主義的關連進一步思考，艾倫的陳述不無有出於同為掠奪者一員而對漢人競爭對手的一種醜化意圖（書中提到的英國商人柯勒也稱漢人「狡猾」，見頁109），但我們實不難看出，漢人在移民墾殖的過程中對原住民族的侵擾、掠奪，這的確是歷史教科書當中不曾如此詳細敘述並批評的。我們的漢人先祖的確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驅逐蕃人野獸，同時還開山闢地，但在透過當時外國旅行者的眼睛，我們的確也無法忽略正是我們的漢人先祖在展現強勢族群的生存暴力。
　　
　　當然，為了平衡，同時看看漢人或明清朝官員的台灣觀察是必要的，像郁永和《裨海紀遊》、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黃叔璥《台海使槎錄》或藍鼎元的《東征記》，可以說是和當時西方人的台灣觀察形成一種關於台灣的對照閱讀，讀者當能由這些從中國出發和由英國或美國出發的旅行者的不同記錄中，意識到觀看台灣史的角度原不是僅由單一史觀所能盡括。當然，這些十八、十九世紀的旅行記錄而外，日據時期二十世紀在殖民政府的資助下，鳥居龍藏、伊能嘉矩、鹿野忠雄、森丑之助等人，以近代人類學或博物學的科學步驟進行記錄與踏查，這些相關的譯介在市面上其實並不難找到。

　最後，還應當一提的是近幾年來頗具聲勢的旅行文學風潮。在報刊與航空公司的推波助瀾下，原先很可能只是個人性的旅行經驗，被大量的書寫以及公開，他們都相當程度的指出一個事實，即作者都是「出國」旅遊後的觀感。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可以比較，這些在台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有能力飛到世界的盡頭去旅行、觀光而後衍生出來的書寫行為，它們和十九世紀外國人到台灣的旅行經驗有何差別？和劉克襄專注於島嶼旅行的態度又有何差別？如今我們可也有機會觀看外國並書寫他們了，這當中複雜的文化意義誠然殊堪玩味。
　　
　　參考書目：
　　
劉克襄，《福爾摩沙大旅行》，台北：玉山社，1999.10。
劉克襄，《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台灣東海岸的旅行》，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5。
劉克襄，《深入陌生地--外國旅行者所見的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3。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陳逸君譯，台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1。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