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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忠(四方網路書評)

正如同《海那邊》的書名所顯示的那樣，這是本講述關於海的「那一邊」的故事，左邊或右邊的都是；或者說，由於海的左右邊成為作者同時關注的焦點，因而也是作者寫下這種特殊情境作品的現實因素。嚴歌苓（1958-）這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因為嫁做外交官之妻而遠赴美國，從而也造就她書寫風格上的一次轉變，當然，也帶給我們探討的新起點。

　　
　　「國境」、「邊界」除了是一種地理的概念，往往也指涉文化的藩籬，因為越過境或邊的同時，時常也帶出文化遭遇的問題。自願的越界稱為移民、留學、旅行，被迫的離境則是漂泊、放逐、逃亡，在世界文學史上因此而產生的文學我們屢見不鮮，而且還異彩紛呈。例如在國文課本中可看到諸如千年之前楚國屈原的＜離騷＞、＜漁父＞之類的流亡文學，我們當不陌生才是。
　　
　　詩窮而後工，大概是流亡作家的最佳寫照。就像嚴歌苓自己也常提到的一些名字：康拉德、昆德拉、那博可夫、阿言德，她這樣形容他們的作品：「他們有的寫移民後的生活，即便是寫曾經在祖國的生活，也由於添了那層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廣度，添了一層與世界、其他民族和語言共通的襟懷。…這是移民生活給他們視角和思考的決定性拓展與深化」（《波西米亞樓》頁215-16）。這個提法無疑有給自己壯聲勢的意味，然而我倒以為用這些流亡或異議作家來相比，恐怕是一場「美麗的誤會」；至少，嚴歌苓不是因為什麼壓迫才離鄉去國，她僅僅是一名留學和出嫁的中國人，她的國外處境不僅和流亡者天差地別，甚至她的階級屬性還是相當「高級的」外交官層級。當然，一名離鄉客在異邦，基本上就將構成寫作的新衝擊，這倒是無庸置疑的。
　　
　　嚴歌苓以中國人身份而置身美國，雖說是中國第五代移民，但她其實並未與前此的移民傳統關連太深，這點也使她與其他華裔美國文學作家有著明顯的差異（詳後）。嚴歌苓自上一世紀九○年代開始，以台灣為最重要的發表場域，不僅囊獲台灣各項重要文學大獎（包括以《人寰》獲得時報文學獎的百萬小說獎），而且幾乎所有出國後的作品都先在台灣出版。嚴歌苓以中國作家自居，力圖證明自己不是寫華文邊緣文學，而是正統的中國文學，強調好的移民文學就是正統中國文學之一。不過，她寫的是女性在文革或美國的生命經驗，按理說，她訴諸的對象應該是更能理解她文化脈絡的中國讀者，卻緣何選擇到這和她無甚關連的海島來開疆拓土？除了台灣優渥的獎金誘惑與通暢的出版通路促使她選擇向台灣發聲外，嚴歌苓的小說真正試圖向台灣人講述的是什麼？我始終是頗感好奇的。

當然，我們首先當為台灣適於各種文學人口滋生而自豪，畢竟這對我們視野的開拓就是一種助益。但我其實更好奇的是，嚴歌苓（半）放棄對美國人或中國人發言，是否有她值得探究的原委？像「華美文學」（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中以英文書寫的譚恩美（《喜福會》）、趙健秀（《唐老亞》）、湯婷婷（《猴行者》）、黃哲倫（《蝴蝶君》）、徐忠雄（《天堂樹》，麥田）諸位，他們已是移民多代後的美國公民，雖寫的是中國故事、華人世界，但試圖以美國「本土」的群眾做為對話對象是可預見的。即便是新近出現以英文寫作的哈金，他首先也是要讓英文讀者接納他。自然，我們一定會想到也能以法文寫作的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
　　
　　我不大喜歡從眾談所謂「世界華文文學」，因為就像「世界英文文學」已經與帝國主義時代一樣歸入歷史煙塵中，我實在想不出以華文文學做為討論範疇會帶給我們什麼特殊啟示；除非，我們總是免不了還在「中國中心」、「中華文化」這樣的想像裡談論「同音異義」而風格迥然的文學，這個欲蓋彌彰的文化統合與文學一統的藍圖，使我們不得不質疑提倡者其背後的政治假設。嚴歌苓的作品想擠身中國文學主流那是她的主觀願望，事實上，連她自己也沒有讓作品在中國出版並引起注意，但我相信被編派在美國華文文學史的版圖一隅，恐怕是太委屈她。
　　
　　因而，我們更願意從作品的思想和美學部份來分別探討，而且是從台灣的角度加以解讀。和也牽涉到「中華」屬性（Chineseness）的華美文學相比，我們先前討論過馬華文學，我曾對其中一些抱持中國情結的旅台作者提出批評，敢情不就是把台灣當作傳播理念的寄居地，然而卻未曾思考如何與本地讀者對話？嚴歌苓的情況雖不盡相同，但她依然是依賴這個華文生產機制而立足於台灣文壇的，台灣的文化土壤之特殊由此可見一般，我們的讀者實不能忽略掉此一顏氏文本出現於此間的文化情境，及其耐人尋思的發聲策略，這份自覺應該能使我們閱讀過程時刻對照這台灣自身特殊的文化情境。

言歸正傳。嚴歌苓在她沒出國前三部作品的寫作風格與主題，我因未能盡窺全貌，不敢妄言。但她以「移民經驗」做為主題的一系列書寫，藉著得獎及作品改編電影（如《少女小漁》、《天浴》），的確為她在台灣文壇掙得一席之地確為事實。包括《海那邊》、《人寰》、《扶桑》、《少女小漁》等長短篇小說集，莫不是立足在新大陸而交織著舊山河的記憶，這使得她的小說處處透露出一名女性移民在面對異國文化的衝擊時如何調適新舊經驗的心理狀態，這種張力形成她多數小說的魅力所在。《海那邊》這本短篇小說集，作品篇幅都不長，但已可窺見嚴歌苓慣於使用的一些手法與思想狀態。我想藉此提出一些關於她小說中對書寫女性與移民時顯現的某些「議題性」，也就是說，嚴歌苓如何寫、寫什麼應該是我比較想在這裡探討的。
　　
　　《海那邊》裡面＜紅羅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移民小說」。丈夫已死去十年的海雲帶著兒子健將嫁給在美國的周老先生，一家四人的關係顯得異常詭異，健將依戀母親也想霸佔母親，海雲則和周的兒子卡羅產生一段曖昧的感情。嚴歌苓把人物放在這樣一個任何人事都陌生甚至不友善的環境中，藉著移民者強烈的心境起伏營造一種充滿壓迫感的氣氛。例如寫健將與卡羅的比較，就說兩人雖一樣無甚出息，可是卡羅開跑車、彈半調子鋼琴，而健將卻一無憑藉，即便這樣：「認真說他比健將更沒出息，因為他是存心沒出息，而健將對自己那份沒出息純粹無辜，純粹不能自主」（頁14）。寫海雲在陌生城市中，買衣服裝扮自己似乎是唯一令人快樂的事，然而沒有健將帶路的那天，海雲獨自一人卻找不到那件非買到不可的紅羅裙，那份慌張可以反映出海雲的無助：
　　
　　她在商場迷了途，怎麼也找不見那件紅裙子了。她沒有一個人出過門，總是健將領路。不知怎的，她感到一種可怖的迷亂，眼和手慌慌張張地翻著傾掛的上百、上千種衣裳，像是在找一分性命攸關的文件。卻怎麼也找不到了，那件太陽裙，那個在一天前使她快活過的紅融融的物件，不見了。她喘息越來越緊迫，似乎找不見它，往後的日子是過不下去的。（頁16-17）
　　
　　海雲與三個男人間的關係是如此複雜：繼室、母親、情人，而人欲、親情和倫理的衝突在這個女性移民者身上翻騰，再沒有比這個更教人更能想像移民者的痛苦，這是嚴歌苓的拿手好戲。不過我們應當注意，嚴歌苓筆下移民的生活經驗中並未有太多真正的外國文化交疊，因而，這份異域經驗及其壓力總顯得令人有那麼點不夠深刻的感覺。
　　
　　其他如＜簪花女與賣酒郎＞寫不諳英語的齊頌被姨媽「賣」給人當老婆，＜大陸妹＞寫大陸妹被懷疑傳染了頭蝨給小娜拉，＜學校中的故事＞寫我和文學教師一段特殊的情愫，＜搶劫犯查理和我＞則是一個關於愛上俊美竊賊的奇特故事。這些小說都顯示，嚴歌苓對於說一個曲折離奇或悲愴愁苦的故事是在行的，「戲劇性」在她的小說中是永不缺乏的元素。所以，誠如張大春在談及＜海那邊＞時說的，這個寫想娶妻的白癡、保護他也控制他的雇主，和另一個討生活卻思鄉難耐的大陸客之間各有立場的糾葛關係，使這篇得獎小說像是「通俗劇的成功示範」（頁69），這句話也等於指出嚴歌苓致力於情節營造的特點，新移民的經驗就是在這一幕幕曲折的戲劇中被展現出來。

然而，短篇小說畢竟還是因應字數限制，情節完成要求的速度本就較快。如果把嚴歌苓的這個特點放在長篇裡看，就可以像充滿氣體的氣球一樣，讓特點的好壞分外鮮明。新近她得獎的兩部長篇：《扶桑》以十九世紀在舊金山的華工與娼妓的命運為背景，《人寰》當中則以文化大革命做為舞臺，嚴歌苓慣於從整體性的中國人悲劇歷史中，微觀人物的情慾起伏與運命糾葛，使她的小說不同於省思這些苦難經驗的其他中國作者的作品（如知青小說、傷痕文學），因為她站在一個相對較遙遠的距離觀看這些歷史時，歷史的災難本身及其影響並不再與她切身相關，反而是「人性」更為她所關注。
　　
　　因此之故，《扶桑》關於扶桑、大勇、克里斯的華洋感情糾葛，以及《人寰》關於「我」私戀父親的朋友賀一騎，都是作者著力描摹之處。反思或批判歷史中的錯謬、愚昧絕非嚴歌苓的重點，當她去除了歷史中關於華洋衝突與專制災難的「負面」部份時，小說的人性衝突之戲劇張力於焉昇起，但文革浩劫或華工血淚的大歷史卻能為她小說的深度加分，嚴歌苓的小說充分呈現了一個身在美國的中國裔作者對女性與移民議題的巧妙運用。
　　
　　如果說，要對一個作者提出忠告，我倒想提醒一點，那就是對戲劇性的著迷不應掩蓋對真正情感的表達，小說除了好看，更重要的應該還是作者那份「真情」。否則小說人物就如同懸絲傀儡，歷史有如道具布幕，嚴歌苓的小說境界在我的感覺裡總少了那麼一點諦觀有情的真情，使她顯得有些難見真心。說得透徹一些，我覺得沒有感受到關於她因置身異域而有的切身情緒，這難道是因為她體驗的並不是真正屬於廣大女性移民者的經驗？或者只是從屬於她這一階級與文化堡壘中的個人化寫作？
　　
　　就像詹宏志在評論《人寰》時說的，一場文革浩劫成了少女純美戀情的背景音樂：「這種書寫是道德的嗎？是政治正確的嗎？」我認為詹宏志意識到這個寫作方式的特殊所在，但試圖為她開脫。我們當然無權限制作者的寫作方式，而說嚴歌苓的兩部長篇不道德、不夠政治正確的批評也太泛政治化，我毋寧想說，嚴歌苓沒有深入去寫真正移民女性的漂泊離散經驗（diasporic experience），去描繪語言、文化、性別、國族問題加諸（第三世界）移民女性的壓力及其後果（詳史書美文），恐怕正是她通俗之所在，亦正是她得獎原因之所在，這個關於邊緣（移民女性議題）與正統（中國文學、通俗得獎作品）的辯證，說明女性移民書寫的「議題性」。也正是「去政治化」的書寫，使嚴歌苓的女性移民議題變成一種普遍性的人性問題，而不是關乎美國女性移民的文化認同政治。

從嚴歌苓的《海那邊》出發，我們越過一個文學海洋，到達的是一個通俗劇的世界。嚴歌苓想吸引的不是一個深究移民女性痛楚的讀者，而是對異國情調、文革、娼妓戀情、少女戀（伯）父好奇的讀者。關於移民女性的問題，如果去看早期台灣留學生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韓裔車學敬的《聽寫》，或者其他華美文學作者的作品，相信會和嚴歌苓描繪的世界完全不同。移民書寫在本土或異域原本都是個邊緣議題，但在我們的看法裡，不同的作者卻呈現截然不同的風格，這是個有趣的閱讀測驗，我想讀者應該各取所需，就毋需作者代下判斷了罷！
　　
　　
2001.4.25寫於風城

　　參考書目:
　　
嚴歌苓，《海那邊》，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3.10三版。
　　
嚴歌苓，《波西米亞樓》，台北：三民書局，1999.4。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9。
　　
Sappho，＜流亡七十年--俄國流亡文學的移位與重整＞，《誠品好讀》月報9，2001.4。
　　
史書美，＜離散文化的女性主義書寫＞，《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 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立緒文化，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