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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忠(四方評論)

我原本還猶豫是否該一直扮演一個不與作者甚至是出版者「合作」的書評作者，但當我讀完朱天心的《漫遊者》，以及其出版者發行的《聯合文學》雜誌上的相關評論後（見參考書目），我想這個文學體制的世界裡或許還有一個聲音是要由我這種作者發出的。這並不意味相關論者的意見不重要，不，關於朱天心小說新作中的技巧、修辭、死亡的意象與思索等方面，正好是論者已經致力於為朱天心闡釋的；因而同時也不意味我的觀點更好，只是我更覺得應該要有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刺激讀者的閱讀神經－－談人所不願談。

　　
　　綜觀這些難以歸類，我則願意稱之為「自傳性散文化小說」（這個語法是看朱天心文體後的一種自然模擬）的文字，簡單言其題材：＜夢一途＞寫夢中的回憶與追尋，＜五月的藍色月亮＞寫死後靈魂的漫遊，＜出航＞則是對親人逝去引發的死亡想像，＜銀河鐵道＞寫自己與台灣島人不同的朝聖之旅，＜遠方的雷聲＞揣想自己即將遠遊前一刻回眸時的心心念念之事，＜《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則逸出小說的界線，是不折不扣的悼亡散文。由於本書如作者自述，乃是失怙之後難以言詮的心境下寫就的，我對於這部份哀思的文字，亦以悼念文學前輩的心情敬謹以對；不過這篇評文卻是要以《漫遊者》為中心，討論朱天心近十年來日益顯現出的政治傾向與她創作風格的關連，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漫遊者》當中著實遠比悼亡主題來得巨大顯眼。
　　
　　朱天心在這些作品裡，顯現出她自《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以來愈見明顯的「雄辯式」文體，她散文化的文字幾幾乎乎就是一種「獨白」，她在對「你」，也就是她自己說話。我幾次不能卒讀《漫遊者》的某些小說，倒不是因為朱天心寫得不好；不，她已錘鍊出一種個人的風格－－汪洋恣肆、警語四出。我面對的障礙在於，我遲疑自己要不要隨她漫遊列國四境，因為她似乎並不想讓我聽聞並跟隨。這個比喻可能太玄虛了，那麼直白一點講，就是我感覺到朱天心走出眷村後，連＜古都＞裡頭的：「當這塊土地沒有了無可取代的東西能夠黏住人民時，人民只能無可奈何而非心甘情願的留下…」這樣的話她也不說了，她發展出一種我稱之為「漂泊書寫」的題材與思考。

首先我想到《奧德賽》。這部作品是希臘盲詩人荷馬的著名史詩，敘述希臘將領奧德修斯以木馬陷城之計攻破特洛伊城之後，卻因為屠城的慘無人性行為，激怒了奧林匹斯山的眾神，回途中碰上狂風暴雨，船隻與人悉數死滅，奧德修斯就這樣在海上漂泊十年才回到故鄉「綺色佳」。這個「漂泊」（wandering）主題的典範，在西方幾乎已無人不曉，現在，朱天心也在複述這個主題，雖然她和奧德修斯面對的是不同的命運，但她也曾遠遊京都，她難耐這庸俗民粹的福爾摩沙，然則她終究要歸返何處呢？這樣的漂泊者朱天心寫下了《漫遊者》，呈現了一個飄浪的現代奧德修斯的心路歷程，她不避諱立場與傾向，縱使坦然無傷，但其中也著實大有可探討之處。
　　
　　夢、死亡、遠遊、漂泊，這些重複出現的意象與修辭，不只是呈現失怙之後的一種心理折射而促成她書寫的轉變，這些「漂泊書寫」更像是一個外省第二代移民作者，雖然土生土長，但家國想像追隨的卻是父系歷史，如今父親已逝，她其實已更無留戀，像＜《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裡所講的：「父親不在，沒有仰仗了，奇怪的是鏡片沒再掉過一次」（頁155），我覺得「不掉鏡片」一語是個作者不自覺的隱喻，她暗示我們她將更「獨立」，甚至就承繼她那「寫給上帝看的」父親的姿態，橫眉冷對千夫指（此語我取其名不取其義）。
　　
　　我對台灣文壇的統獨爭議無意火上加油，但我們不能否認，戰後台灣文學當中自來存在著表露各類政治立場的作品，朱天心似乎也是其中必然被討論的一員。我承認，對朱天心的文學成就我感到難以絕對客觀評斷，但一路看她的小說演變，她無時無刻擺明要一洩心中怨氣的書寫方式，無疑使我喜愛她的小說愈來愈少則是實情。十年前，她關切弱勢族群，於是乎有＜鶴妻＞、＜袋鼠族物語＞、＜春風蝴蝶之事＞之作，這種寫作面向的拓展顯示作家本人的成熟；不過到她的＜新黨十九日＞、＜佛滅＞、《小說家的政治週記》等作品一出，則說明她別有懷抱。
　　
　　事實證明，台灣的政治變遷與社會權力重組對我們的小說家起了無可懷疑的「後坐力」，因為她感覺到自己被等同於「外來政權」、「既得利益者」。對台灣人（恕我不再另作定義）視為「神聖」的反威權運動她也有要「反之」的衝動，是故朱天心「醜化之」不足，「改變之」不足，最後給自己找一個答案：「沒有親人死去的地方，是無法叫做家鄉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但這已經無法遏止我們的小說家「獻身」到一個無法以文字說明的「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當中，就像我也極其喜愛的小說家陳映真、宋澤萊，他們和朱天心一樣成了族群論述與意識型態文學的「樣版人物」。動輒調動民族主義或族群道德主義來指摘另一方暴力、排他、不忠，我們的台灣島使作家也瘋狂，他們也想讓大家瘋狂，這是文學的沈淪，但更是作者的挫敗。

從某一個「求教訓」的角度來看，朱天心的族群文學未嘗沒有回應於當下複雜的台灣政治氣候之意義，我從來不認為族群偏見已經消失，但我們也從來沒有較好地處理這個問題。朱天心的怨懟之語則告訴我們，老兵（榮民）、眷村子弟乃至一般無權無勢的外省族群，除了是國民黨選舉時的鐵票保證外，他們並非剝奪先住民權利的原兇，甚至二十年前李師科因搶案被捕時便是要：「向國家討回公道」。可是在台灣意識日益主流化後，客家與原住民族群權益有否被重視固是問題，但無法避免的族群暴力更時有所聞，像朱天心一再提及的那樣，「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因而要講台灣話的口令竟有如生死符一般，這種教訓我們絕不能輕易看過。朱天心捉住了這點，但她卻以為捉住了全部真相，主要還是她無法超脫出以外省族群為本位的思考，所以當她以整個寫作生命向「台灣人」討個公道時，就不能不陷入狹隘的「敵我兩分」的思考當中，問題是我們的文學能以這種方式來介入現實嗎？
　　
　　回過頭來，讓我們看看朱天心新作中轉變。按我看，朱天心的文字日益有一種「酸氣」，這是她從早期一些政治小說裡逐漸發酵出來的，裡頭有種微妙的心理癥結使然，似乎是不得不認同但又有點被強迫的味道。＜銀河鐵道＞的這段話重複了她在先前許多小說裡也有過的話語模式，「刮洗」（揶揄）了台灣人「庸俗」的政治朝聖心理，藉以對比自己彷彿更不沾塵埃的銀河之旅：
　　
　　你羨慕他們勤於砍樹把房子蓋得很醜，日子過得全不沮喪；你羨慕他們賊來迎賊、官來迎官、稱大清良民；你羨慕他們一點不怕戰爭；你羨慕他們，絡繹於途前往菱田小鎮買總統肉粽、保特瓶總統汽水、總統褲、捐金牌給街口湄州媽祖小廟心存僥倖小孩也能從此到大第一名…。（頁103）
　　
　　這種誰都讀得出來的「假羨慕」，其「陷刻少恩」之處她的袁瓊瓊阿姨早有所言，王德威也言簡意賅的說是「怨毒著書」。說真的，她說台灣人「迎官迎賊」一語還真有乃父之風，早在二十年前「鄉土文學論戰」時朱西寧在＜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裡，就問過被日本佔領半個世紀的「台灣鄉土」類似的話：「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再換個角度想，如果把過去外省老兵路祭兩蔣、兩臂「殺朱拔毛」刺青的畫面併而觀之，朱天心會去嘲弄嗎？然而我更想問，不能由深層的政治潛意識以及歷史因素去觀察或省思兩方的行為嗎？小說家但憑一己愛怨恣意嘲諷，徒然加深了對「非我族類」的偏見印象而已，又有何益於「大和解」呢？

　張讓在《剎那之眼》（大田）裡這樣形容過朱天心（甚至還有朱天文、顏忠賢、林俊穎）作品裡的疲老的老靈魂，她覺得這不是老，而是幻滅之後的虛無、朽爛和自戀。而我願意借張讓深刻的話語再說一句我要強調的問題，張讓認為他們那種「時代的感傷」其實是：「好像個人的善惡掙扎已經不存在，而被一個普遍的惡取代：現代。現代集中了所有的錯誤和邪惡，相對，過去集中了所有的美善」。
　　
　　是的，如果落實到朱天心身上，我們不妨直截了當地說，朱天心之遠遊日本京都古城，或在夢裡滑翔到地中海北岸、底比斯或羅馬古城，甚至是攀著死神的斗蓬遠赴非洲吉力馬扎羅山頂，她似乎不僅在「時間上」回到＜古都＞所說的「時移事往」的「過去」，並且也在「空間上」遠離了當下這座島嶼的座標。為甚麼呢？因為她對「這個地方」（也許是台北或整個島嶼）越來越不耐，她渴望離開，雖然她的種種書寫像是要保存記憶，但那更像是給它們留「遺照」，最終要像＜夢一途＞所講的：「種種，你有意無意努力經營著你的夢中市鎮，無非抱持著一種推測：有一天，當它越來越清晰。清晰過你現存的世界，那或將是你必須－－換個心態或該說－－是你可以離開並前往的時刻了」（頁43）。
　　
　　評者與作者的關係是頗耐人尋味的，至少被引為作者知音的評者是如此。黃錦樹以一後輩身份陡然成為本書的序文作者，自然是因為他先前關於朱天心的一篇論文使然，在我看來，又恐怕是黃的馬來西亞華人身份使他格外敏感於自己的異鄉客身分吧。黃錦樹說，朱天心的這些篇章像是「賦」，而且是宋玉＜招魂＞的那種賦，因而乃有所謂＜古都賦＞、＜漫遊者賦＞之說，黃錦樹其實是從無法歸類文本的角度如此比擬的。不過我卻認為，若要說及朱天心漂泊書寫的內裡精神，恐怕更像更早的屈原＜離騷＞、＜天問＞等浪遊江澤之畔的南方辭章吧！試看＜離騷＞中寫道：「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稍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恍惚之間，我也有如看到朱天心匆匆遠遊的老靈魂。
　　
　　＜遠方的雷聲＞開頭是一句悲涼極了的問話，剛好銜接＜古都＞結尾處問的「這是那裡？」那個問句，朱天心說：「假想，必須永遠離開這島國的那一刻，最叫你懷念的，會是什麼？」（頁132）然後，朱天心就開始孤獨的漂泊。她終將追尋的究竟是迦南地，亦或是一「烏何有」（nowhere）之鄉呢？有那麼一個淨土是她可以奔赴的嗎？孤臣孽子心，朱天心的苦心孤詣不應該使她成為外省人的原罪代言者，而應該具有更廣闊的胸懷思索「華族」近百年來的命運，並以更寬厚的思考、批判也包容歷史造成的錯謬。捨此徑不由，而專事潔身自戀並自外於台灣社會，我誠然為朱天心的文學生命感到擔憂。

漫遊者固然自由，但如若心底有怨莫申，豈不似屈原行吟澤畔一樣，是一個「騷客」而非「智者」，漂泊書寫終究難有涯岸可靠。我們深盼作者之處在此，豈不是因為我們也在她的作品讀到一種「不忍」，因為她描繪的正是戰後新移民的滄桑心境，惟不知作者是否顧慮到讀者的期盼罷了！然而又或者真如她的另一半唐諾所為她申言的：「寫作時已完全不考慮讀者」，還是張大春形容朱天心「用典」的意義：「暴露出一種不惜與不明白典故出處的讀者決裂的態度」，是耶？非耶？還願作者有以教我。
　　
　　最後，我必須特別在此記上一筆，呼籲讀者切莫因為書評可能的「誤讀」而失了讀小說的興致，要又有人來質疑筆者在「反廣告」，那我就罪莫大焉了。至少朱天心的小說不可不讀，她的族群立場與文學表現，在今日台灣文壇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我知道做一個客觀的評者並不可得，更何況我一直是想要引爆一些議題以供讀者一同思索，罪我者或贊同者皆無礙於我表達我的「偏見」，一如朱天心追求「不認同」的自由，應該也是我們要極力維護的自由才是。
　　
　　
2001.6.5 寫於風城

　　
　　參考書目：
　　
朱天心，《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11。
　　
朱天心，《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5。
　　
張小虹，＜女兒的憂鬱--朱天心《漫遊者》的創傷與斷離空間＞，《聯合文學》195，2001.1。
　　
朱偉誠，＜無重力狀態的漫遊憶往--讀朱天心《漫遊者》＞，《聯合文學》197，2001.3。
　　
范銘如，＜《漫遊者》的拾荒癖＞，《聯合文學》198，2001.4。
　　
黃宗慧，＜她看見死亡的顏色--貼近《漫遊者》的幽冥之境＞，《聯合文學》2000，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