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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忠(四方書屋書評)

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飾過的野地，我最終將告別它。我想尋找一個原來，一個真實。－－張煒＜融入野地＞（頁325）

　　
　　好像有一個手機廣告是這樣的：人猿泰山清早起來打了個哈欠，接下來似乎是該他仰天長嘯昭告一天開始的時候，只見他拿起手機傳送訊息給森林中的萬物：「o-i-o-i-o」，省時又省力地達成了任務。廣告當然是要傳達手機的便利性，通訊工業的發達已經可以代替泰山的人力發聲，只要有機械代勞，任何人都可以像泰山一樣高枕無憂。然而，便利之餘總像少了點甚麼似的，大概是勞動、情感、付出、關懷之類的東西罷！這則廣告如果讓想融入野地的張煒見著了，不知他會做何感想？
　　
　　台灣此間對中國大陸現當代小說發展較不瞭解的讀者，恐怕一時還不易掌握張煒這類型小說家的定位與特點，但為了讓以下的介紹得以進行，一些簡要的回顧恐怕是必要的。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共產主義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統治者將政治教條一無例外的籠罩在文藝創作者的天空，文藝上「規定」以無產大眾為主體，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幾成「聖旨」。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學荒蕪除外，無論文革前「十七年文學」的發展，亦或是文革後所謂「新時期文學」的發展，都不能擺脫共產黨以政治性強烈的文藝政策干預文學發展的背景，作家無法完全繞過早被政治滲透的生活種種，因為黨國意識型態這「政治正確」的符咒之水已遍灑神州。
　　
　　我們要談的重點應該放在文革後出現的新時期文學現象，而文革後出現的文學亦無非是對文革創傷記憶或經歷的反響，整個八○年代陸續曾出現過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先鋒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文學」為名的小說潮流，其實都顯示出作家亟待從過往政治干預生活的情境中掙脫的過程－－無論是以批判或遺忘的姿態。當然，這裡面還牽涉到個別作者關切問題之不同，以及對表現方式的美學追求等問題，但正是那樣一個充滿文革記憶的土地上，才有那麼多不得不與之呼應的作者群。
　　
　　然而，進入九○年代之後，隨著商品經濟法則的運作，資本主義邏輯似乎早戰勝共產主義的哲學，人人都爭著「下海」大撈一筆。文革記憶不再那麼沈重，新一代的作者顯然很可以掌握新興中產階級的文學口味，而初嚐私有制果實的市民們也需要更能與其生活有共鳴的文學作品。九○年代初期有痞子王朔，九○年代末期則有棉棉、衛慧等寫手，這些作者有的是趣味、機智與都會感性，因而他們也不作興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這套說法，「文以載道」的傳統顯然與之漸行漸遠。
　　
　　不過總有些人看不慣這種改變，他們認為中國社會的這種改變無非是一種墮落、腐化，作家亦然。於是乃有所謂「重建人文精神」的呼聲出現（我們評論過的余秋雨正是在這種語境下被接受的）。當中，張煒與張承志這「二張」就是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的小說家，他們不僅在小說中傳達自己的理念，更以隨筆、論說的方式闡述自己的理念。關於這牽連甚廣的背景闡述這裡無法展開，不過對於二張的提法實際上倒是爭議頗多，關鍵就在於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變動。這裡，我先引一段「負面」的說法僅供參考，至於支持張式理想主義的一方可能會有的想法則不妨逆推回去。論者陶東風說：
　　
　　事實證明，道德理想主義的唯道德的價值取向，在今天已經發展為對中國世俗化乃至現代化進程的全面否定與拒絕。凡是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相關的幾乎一切價值取向都受到張承志與張煒的拒絕與批判，如科學技術、世俗化、物質富裕、城市化、工業化等等。（《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頁212）
　　
　　為了介紹張煒的小說得先引出這一大段話頭來，實在是情非得已，但相信這個背景的提示可以幫助讀者更容易進入小說家的文學世界。張煒（1956-）這位來自山東棲霞的小說家，他的創作開端大抵在文革後開始，一九八五年的長篇小說《古船》被認為是本世紀中國文學的長篇力作，九三年的《九月寓言》則獲得第二屆上海文學獎長篇小說一等獎，一九九四到九五年又連續推出《柏慧》與《家族》兩部長篇，張煒正是以其史詩般的風格與民間鄉土理想的刻畫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九月寓言》主要由三類故事所構成，一種是傳奇性的小村故事（如金祥買鏊子一段），第二種是民間口頭流傳的歷史故事（如金祥憶苦），第三種則是現實中的小村故事（如青年們的夜遊）。除了第一章由唯一的見證人肥的視角來敘述外，其餘六章都是隱含的敘事者以全知角度講述上述三類故事。這似乎顯示，此一小村的存在已成過往，因而更含有值得回望瞻顧的理想性，就像一則寓言一樣，需在表象的敘述之外尋找真正隱含的理想。
　　
　　的確，張煒的這部作品給人的第一個感覺是它濃厚的抒情語調與詩性語言，這正顯示出他對此寓言式的小村之認同。打從第一章開始，村姑肥與丈夫在秋涼九月回到荒廢的田園村落裡，面對著荒廢的碾盤，她回憶起昔日年輕人們在夜裡的冶遊嬉鬧，恍如失樂園一般的日子，敘事者發出了「那個纏綿的村莊啊，如今何在？」（頁8）的問句，似乎這也是小說終歸要成為一則「寓言」的暗示，張煒其實在召喚一個世界。且看他的抒情片段：
　　
　　我那不為人知的故事啊，我那浸透了汗液的襯衫啊，我那個夜夜降臨的夢啊，都被九月的晚風吹跑了。在這冰涼的秋夜裡，萬千野物一齊歌唱，連茅草也發出了和聲。大碾盤在陣陣歌聲中開始了悠悠轉動，宛若一張黑色唱片。她是磁針，探尋著密紋間的坎坷。她聽到了一部完整的鄉村音樂：勞作、喘息、責罵、嘻笑和哭泣，最後是雷鳴電閃、地底的轟響、房屋倒塌、人群奔跑…所有的聲息被如數拾起，再也不會遺落田野。（頁8）
　　
　　如果說，先前的《古船》還實寫了解放前後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國農村社會的歷史變化和幾代農民的苦難歷程，指涉著張煒對具體歷史時空的反思。到了《九月寓言》，張煒則消解了清晰的時代背景與政治氛圍，創造了一個超越現實的藝術世界，並在當中寄寓著他回歸鄉土、融如野地的理想主義情懷。八○年代中期的文化尋根派作家原本就希望將新時期文學從社會政治層面向歷史文化的層面開展，但多少還是免不了啟蒙或獵奇的意圖，但九○年代走向民間的文學現象，其中張煒等人的作品則是走入民間、野地，更進一步要揭示民間所藏有的非政治與非知識化的價值。
　　
　　張煒在寫這些農民時總是用濃重的情緒性辭語加諸他們，例如寫金祥為了尋找平底的鏊子讓老婆慶餘煎餅，千里迢迢出村去找到這個原也不屬於村子的外來之物，與其說張煒在描繪金祥歸鄉的渴望與執著，毋寧說他更想凸顯的是鄉土人物的精神力量：
　　
　　無論如何他閉眼以前要再看看那個小村，看看他的慶餘、大黃狗和年九，看看大碾盤子，看看慶餘怎麼在嶄新的鏊子上攤出一張黑煎餅阿！（頁57）
　　
　　理想價值也表現在《九月寓言》中對「現代化」帶來的「毒害」存在著疑慮，例如村中婦女喜歡到礦場中的熱水池洗浴，這一動作本身原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但在張煒的世界裡，這個外來的東西卻為小豆帶來災難。小說寫到看管熱水池的小礦強暴小豆的一幕，作者對「妄想」洗去身上泥土的人提出一種也是「寓言式」的警訊：
　　
　　她本該是一個土人，這是命定的呀！她偏偏要去大熱水池子，偏偏要洗去千年的老灰。…今後她再不會去大水池子了，不去尋找一個廷拔女人不該強求的東西，不存非分之想。她將老老實實地、一輩子做個土人。她躺著，淚流滿面，恨不能即刻化為泥土。（頁68）
　　
　　因此，對現代化存在疑慮的作者，將理想寄之於生生世世勞動著的芸芸眾生，因為這些野地奔跑、生息於斯的群眾具有亙古以來的「土性」，那是張煒心目中的理想性格。大陸重要的評論家陳思和曾用「還原民間」一詞來概括九○年代某些風格的小說作品，他指出文革後的小說家仍有強烈的為群眾代言的使命感，他們像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希望能在作品中向廟堂中權力者傳達改革之意，這就使得他們即使在寫民間時都具有先天的思想優勢。但一些作者逐漸對「民間」具有的意義與價值做出不一樣的詮釋，作者採取尊重的平等對話而不是霸權態度，使文學創作中充滿了民間的意味，代表性的小說正是張煒《九月寓言》、莫言《紅高梁》、《檀香刑》、張承志《心靈史》等作品。

這樣的說法當然是注意到這批小說中與主流文化價值或政治意識型態的「脫勾」，小說中的重點不是新時期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觀點，而對民間的存在給予以更熱切的擁抱，這意味著作家回歸到生活本身接納生活實相的企圖，而不在是一廂情願的改造或進步。這一點，張煒在一些隨筆中也顯現他與民間（文學）的關連，其實可以引來和小說文本做一番對照：
　　
　　一個神思深邃的天才極有可能走進民間。從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當他重新從民間走出時，就會是一個純粹的代表者：只發出那樣一種渾然的合聲，只操著那樣一種特殊的語言。…他不再是他自己，而僅是民間滋養的一個代表者和傳達員，是他們發聲的器官。（＜偉大而自由的民間文學＞，《純美的注視》，上海遠東，1996.2）
　　
　　恐怕沒有再比這樣更謙卑的民間哲學、文學的信仰者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張煒正是為民間生活之紛繁樣式所著迷的小說家。只是，我們亦不難感覺到一種「絕對化」了的價值在當中滋生，這在脫卻了政治意識型態影響的書寫主潮後，又像是在確立另一種烏托邦價值。陶東風在論及張煒的《柏慧》時乾脆就稱這是一本「政論式小說」，表達了張煒的文化哲學與政治社會觀點，小說中的葡萄園有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方式、透明純潔的人際關係、無私奉獻的道德情懷。這種現象我們在《九月寓言》中雖沒有感受得那麼明顯，但張煒對鄉土的肯定的同時在當中寄託了他的理想是不難發現的，肯定者將之視為張煒對抗庸俗化與理性化的思想展現，但我們同時不無疑問：理想國究竟是小說家所示現給我們的虛幻樂園，亦或是無力改造現實後的一種自我慰安？
　　
　　光看中國大陸的小說恐怕還是隔了一層，我們不妨對照一下此間的文學創作者是否也在尋思相同的問題。我想到黃春明對工業化下農村社會的流逝的哀傷情懷，在他的《放生》中我們看到，黃春明簡直把鄉野傳奇化了，山川、草木不僅有靈性，而且還具有生命。＜銀鬢上的春天＞裡土地公竟爾化身為老人，讓小孩可以在他鬢髮結花，呈現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熙和景象。＜甲鬼的來了＞當中，臨終前的老廟祝向外來的年輕人講述上萬隻白鴒鷥莫名消失的故事，牠們的精魂如今還附在竹林之上；而另一位沈石虎先生則述說另一則關於背水鬼渡河的故事。鄉土無疑仍是黃春明理想的世界，只不過於今已難追尋，黃春明顯然是懷舊感傷更甚於批判現實的作家。
　　
　　同樣都有失落的鄉土，但除了黃春明這老鄉土派之外，台灣的作家似乎並不回歸歷史的某個時空去尋找典範，當代的紅塵煙雲似更易引起他們的注意。這就使我不得不沈思，雖然我並不覺得復古可以維新，也不一定能認可張煒寄寓理想典型於鄉野的「信仰」，但野地裡的理想主義者之存在總還是提醒我們一點：某些正在逝去的東西當中，也許正有我們將永遠失去的價值。張煒那麼不合時宜地想留存它，而我們的作者呢？

　　
2001.7.27寫於風城

　　參考書目：
　　
張煒，《九月寓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10.11。
　　
張煒，《古船》，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9.7。
　　
陳思和，＜還原民間--談張煒的《九月寓言》＞，《還原民間--文學的省思》，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6。
　　
王彬彬，＜悲憫與慨嘆--重讀《古船》與初讀《九月寓言》＞，《在功利與唯美之間》，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1。
　　
顏敏，《審美浪漫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張承志、張煒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1。
　　
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