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8,2006
給老師蓋章
散文‧禤素萊‧
當上大學東亞學院圖書館研究員不久,師母給我送來了兩枚印章及一盒漳州八寶印泥。師母說︰“你在整理書籍的過程中,凡踫見書里沒蓋上印章的——是我的藏書的話就蓋上我的名字;若是漢茂的,你就用他那枚印章給他蓋一蓋罷!”
當上大學東亞學院圖書館研究員不久,師母給我送來了兩枚印章及一盒漳州八寶印泥。師母說︰“你在整理書籍的過程中,凡踫見書里沒蓋上印章的——是我的藏書的話就蓋上我的名字;若是漢茂的,你就用他那枚印章給他蓋一蓋罷!”
我慎重地收下了印章,師母走到我的窗前靜靜地往外凝望。我的辦公室在圖書館六樓,佔了整面牆的窗玻璃讓山谷對面的牧場盡收眼底,夏天時還能數得清草原上的馬和綿羊。延著草原下去,如果讓窺望的眼神滑著冬天的雪橇,就可以一直滑到大學因之命名的魯爾河旁。過了魯爾河,視野不及的高崗上,師母心里的那雙眼睛;我知道站在窗前師母心里的那一雙眼睛,早已攀緣到高崗上。那里一棟俯望魯爾河的美麗房子,是她和漢茂老師的家。
將師母送到了圖書館大門,我再次謝謝她不久前轉送給我們的大批書籍,那都是老師辦公室及書房里整理出來的。她微微地笑著,說︰“也不用謝,我現在看到這些書心里也只有厭倦。如果不是這些所謂的學問……”師母沒有再說下去,趨前給了我一個擁抱,擺擺手轉身走了。此去千里。
回到辦公室,我將方形的印章擎於掌心賞玩。淡紅色的青田石觸指冰涼,被遺棄案頭六載的落寞仿佛在里面凝固了。印鈕的仿古瑞獸精工雕琢,多年來它曾伴隨老師豪邁地一本本奔走於書籍江山。印面篆體瘦瘦地鐫刻著反轉的字形,我好奇地猜測著老師名字反面的寫法,對鏡般的文字效果讓他的名字無從辨識。我於是把印章在印泥里輕輕地一壓,然後在白紙上端正地蓋,好像老師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必得恭恭敬敬地。蓋完後舉手移開,老師的名字就四平八穩地被朱砂還原了。
老師是個德國人,可是在自己的書籍扉頁並不貼上拉丁文Exlibris代表“我的藏書”的藏書票,而是在首頁蓋上那麼互的印章。選擇鈐印而不是貼上藏書票,除了老師的漢學身份外,自然也因他的藏書以中文書居多。老師對印章的情有獨鐘讓人想起杭州西泠印社的翩翩君子,以周秦兩漢古銅璽印或明清各流派的印章,按自己的旨趣所向賞印問篆。而老師,舍藏書票而唯以篆印宣告,隱然流露他心志所系。
在圖書館整理珍貴館藏時,偶見書頁里藏書者留下的一方方鈐印,總不免惜之嘆之。這些僥幸逃過被循環再生的中文書籍,挨肩接肘立於書架上,縱使版本再珍貴,面對異國幾無知音的窘境,到底還是將身段立成了尋常百姓。藏書成癖的愛書人當年鄭重其事的蓋章,蓋成了歷歷在目的前朝遺跡。書主可曾料想他的藏書會淪落異鄉,來路不明地落戶德國這樣一個城鎮的圖書館架上?
老師的藏書數千,除了六十年代留台時候大量購入的書籍外,他三十幾年的學術生涯也換來不少同道饋贈的著作。老師早期的藏書大都規規矩矩地蓋著他的印章,然而到了後來,也許買書收書的速度太快,很多書就不及兼顧了。我每天給沒有藏書印的書一本本地蓋章,蓋得多了,也沒敢大意忘記這是老師的章,恭謹之余我還是暗自得意的,就像小太監拿著皇帝的印璽偷偷蓋著玩,不知不覺就狐假虎威起來!比如同個作者居然在三天內重復送老師兩本相同的書,我往往毫不猶豫地就將第二本淘汰,絕不納入館藏!送第一本尚能讓人分享作者論說成書的喜悅,送第二本嘛,就不免缺欠誠意,有硬銷的嫌疑。有關作者若不是書堆積著賣不出去,就是寒暄客套,短時間內和老師幾次踫面,就慣性地掏書送人。老師看著對方再次地在書頁又題字又簽名,必定是不忍心去提醒對方的罷?
看多了書內頁的題字,也就開始分辨得出贈書人和老師的關系。有時候是某個想來問學的研究生,先呈上自己的著作讓老師過目,恭敬地請老師“指正”、“雅正”。稍有名氣的作家們就題上“惠存”、“留念”。跟老師也許是舊識的,就古靈精怪地要老師“亂閱”、“笑批”,甚至於“乞大斧”。上款也各有千秋,有者洋派地來個Dear,直呼“老馬”者有之,“小馬”當然也不乏。同是西方漢學家,原名Boris Riftin的俄羅斯學者,用中文直書“漢茂老友”,而下款他自己的名字,卻是一個百分百的互名字“李福清”。馬漢茂與李福清,不知情者哪會想到收書者及贈書者都不是互人呢?!
詩人楊煉大概不屑於一般的“雅正”,落了上款後就直接了當地題︰“一句‘鬼話’頂一萬句……?”一萬句甚麼呢?竟將問題留給老師來答了。他的書名,就叫《鬼話》。老師也認認真真地,研究著他的鬼話,在諸如“肉體的毀滅”字句旁斷斷續續地畫上他習慣畫的邊線。
老師在成為教授以前,當然也是虛心討教於各大學問家的,因此也獲得了許多他們饋贈的書籍,比如錢鐘書就曾贈送老師多本著作。錢鐘書題字一般不志明日期,在書頁下款落的是“鐘書奉”,還往往加上一個致趣的壓角章。那個“奉”字,讓人盡見國學大師的謙虛。雖然多本藏書內頁里,上款早已題就老師大名,我還是萬分小心地在書頁里落一方顯眼鈐印。顯眼,是為了要讓將來的借閱者知道,這可是當年大學者親自題送老師的書!有章為證,表明真跡。
在書頁的題字里欣賞各人的手跡,也成了給老師藏書蓋章的一大樂趣。沈從文屢經歷史的瓦礫,筆端卻豁達坦然。錢鐘書總是毛筆字,字體舒展超逸。曾就學於哥廷根大學的季羨林墨寶如柳條四散,《留德十年》的陳年舊情,眼下卻只能是《清塘荷韻》的留白。高行健在獲獎以前送老師的《沒有主義》,草書似的上下款外,甚麼也沒有題。劉再復的字體在書頁上像是文字的軟體操,題款飄洋過海地,簽名下面還一定志有他漂流的寄居地。而顧城,畫畫般地題送他的“英兒”。
在給老師的書一本本地蓋章的同時,我像在給老師畫一張生活行腳圖。贈書人讓我看見他如何知交滿天下,作者們下款的地點也讓人大略摸索出他曾經到過的地方。句子旁畫的邊線透露著一本書好不好看的訊息,某些書畫了沒幾頁邊線就不了了之,顯然地,老師沒有把書看完。字里行間的眉批是欣賞老師幽默最生動直接的索引,那些搖頭擺尾滑稽的大問號,按著去讀後也不明所以時,我往往就能想像師徒兩人對著某段莫名其妙的文字一同捧腹大笑的情景。書里時不時夾著一些字條,或者陳舊的電話賬單,再不然是買了一束花的收據,叫人遐想師母收花時候幸福的容顏。點點滴滴,蓋章竟拼湊出我來不及認識的老師的世界。
如果說一個章代表著一段生命記憶,那麼每一個蓋在一九九六年藏書內的章,都要領我回到掬來卻殘破不堪的回憶里。那年,我的生活正步步邁向絕望的邊緣。抬首看不見未來的方向,回望也只是斷若懸崖的退路,人在異國,舉目尚且無親。終於,因腸胃出血而兩度被抬入院後,憂郁,就如一床厚重的被子,沉沉地將我覆蓋。幾近窒息的我屢次對著一室黑暗苦苦張望,夜色為何如此深沉?長夜為何如此漫漫?
憂郁把人靈魂孤獨地囚禁,迫使自己的心靈成為蒼茫異域。我看見窗外成群麻雀飛躍,我看見庭院里滿樹春意鬧,可是春天的聲音卻是寂靜的聲音。生命的歡樂像默片滾軸而過,與己無關地。所有的感官皆錯位失效,專注地傾聽,僅聽到了生命的沉默,凝神地探望,卻望盡了無際的漆黑。
就是在那樣放棄或自救的掙扎下我輾轉到了倫敦,而竟在那里遇上了老師。他把我邀回德國,收入門下。憂郁隔音的牆上漸漸開了扇窗,晨曦初現。老師是那個無意之下探頭搭救的人,他救了我,可是當年他並不知道。
而我竟也從不知道,老師在替我開了一扇窗的同時,自己原來也陷於憂郁之境,在生命消音的那一面被重新幽禁。三十幾個博士及碩士生圍繞著,每一天,都在向老師學問的儲藏不眠不休地榨取。他沒有時間休息,無法放緩生活的步驟,那心靈無聲的禁錮最終聚郁成一股生命的疲憊。仿若那錯置於書本內頁的印章般,憂郁在難於消印之余,還藏匿著伺機與患者重新打個照面,而老師未曾警惕。生命的書頁繼續一頁頁翻動,一九九九年的春天,老師翻到了那一頁,憂郁撲面而來。也許他沒有準備,也許他看得太投入,終於,老師走失在那一方致命的烙印里,沒有再回來。
在寫給女兒十八歲生日的信里,老師曾經是這麼說的,他說︰
祝賀你加入成人的行列!如果你以為大人都知道前面的路怎麼走,那是個誤解。成年人在誠實地審視自己時,會發現生活里總是不斷地出現困難,希冀的目標經常無法達到,挫折感隨之而來。生活中當然有快樂,但問題常比快樂多更多。有些大人出於軟弱或自衛而故意在孩子心中虛設下完美的光環,我始終認為生活是一種沉重的工作。我們家庭上溯到祖輩的忽格洛特族,受到基督教樸素教育的影響,一切外在華美的事物對我而言都值得懷疑。真正的權威和力量應該是發自內在,而不是外加上去的。一張桌子,一張床,兩本書,於願足矣。
對著老師的最後一箱藏書,我始了解“於願足矣”的安身立命往往不敵生活這一種沉重的工作。擱下了印章靠到窗前,禁不住淚濕衣襟。夕陽無限惆悵地掛在遠方森林邊上,這大學幾乎全是水泥構造的建築正在一天天地陳舊下去,七年的時光不過是條逐漸探到窗沿的白樺枝子。我想起因著老師離去而擱淺的論文,想起老師生前喜歡的一首詞——少年不識愁滋味……仿佛看見年少時候的自己,登樓遠眺,為賦新詞之余,還以為就此望盡天涯路。而今,甚麼時候秋意竟已深?
老師的最後一箱藏書隱喻著時間走向了盡頭,那是他離世以前所翻看的十幾本書,那是師母保存多年,關於老師最後的記憶。當一切都逐漸遠離,就只有這箱書,依稀留著老師翻動的指紋,把捏著生命的不安與浮躁,是師母對老師難以割舍的眷戀;是我蓋章時對老師最後的告別儀式。
莊重嚴謹地,我給老師的書蓋下了末後的一個印章。小太監變成了移民廳官員,老師出境了,章蓋下去,是對生命永遠的封印。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散文‧禤素萊‧18/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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