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剪貼展覽區

■還有很多像我這樣的作家在為了文學而寫作，為了良心而寫作，不是為了市場而寫作

　　■我寧願把所有優雅的讀者嚇跑，我也讓我的小說不優雅

　　■複雜的東西我真的說不好，你們當然可以儘量把它理論化，理論化的程度越高我越高興，顯得我有多了不起

　　時間：2005年11月27日上午地點：北京師范大學曾憲梓樓主講人：莫言

　　莫言簡歷

　　著名作家。原名管謨業，1955年生於山東高密，在家鄉讀至小學5年級後因“文革”輟學，在農村勞動多年。1976年參軍，1981年開始創作生涯。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等，另有《莫言文集》5卷。

　　編者按：市場經濟環境下作家應該為什麼而寫作？為金錢？為讀者？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國是不是只能生產文化快餐而無法產生文學大師？11月27日，在北京市文聯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辦的2005北京文藝論壇“大家談”上，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文藝”這一主題，著名作家莫言作了演講並現場回答了同學的提問。在演講中，來自農村的莫言認為自己現在還是農民，明確提出作家應該為良心寫作而不是為市場寫作，並透露他的新長篇《生死疲勞》將於明年1月份出版。本報徵得莫言先生的同意，摘登其講演。題目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的北京師范大學碩士是濫竽充數

　　開場時，主持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介紹莫言先生是北京師范大學的校友，是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和解放軍藝術學院聯合培養的碩士。

　　首先要更正一點，我的北京師范大學碩士是濫竽充數，有名無實，因為我們在1989年上的學，教室在北京東郊的十里堡，離北師大還有20公里之遙，而且我在上學期間有兩次險些被魯迅文學院的老師開除，因為我老是不上課，考試老是抄別人的卷子（笑聲），所以教務長憤怒地說必須開除莫言，以正學風。幸虧當時的指導老師寬宏大度，說開除了他影響也不好，而且對孩子的發展也不利，我們研究生班的名聲也不好聽，所以這算是把我勉強地留下來。

　　我讀碩士的文憑是很正式的，蓋的鋼印，有校長的親筆簽名，有國家教委的統一編號，這是假不了的，但我的論文是老師幫我寫的（笑聲）。你們的碩士論文大概要3萬字左右才可以過關，我的碩士論文大概只有12000多字，其中有3000字是老師幫我加上的。因為涉獵到中國古典的經典，涉獵到國外的文藝學問，這我哪知道，所以老師幫我一個一個抄上，然後做的儼然像一篇嚴肅的論文一樣。

　　因此我說我是師大的研究生徒有虛名，但是我感覺到能夠跟北師大沾上一點邊也是光榮。這個論壇他們最早讓我去北大，我說北大我不去，我還是選擇了師大，因為師大不但是在地理上離我的家近，更重要的是感情上離我的心近。（掌聲）

　　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文學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而不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兩種外部環境難道會產生出兩種文學嗎？這是我今天重點討論的話題。

■《紅高粱》改電影只拿了2800元

　　80年代社會的改革開放為思想的解放提供了外部非常好的條件，這時候我們一批年輕作家把讀到的剛剛譯過來的外國作品和我們所熟悉的中國作品進行了比較以後，確實感覺到非常的震驚，意識到我們過去所看到的、所寫的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文學，它只能是階級的狹隘的小圈子的文學，無法進入世界文學之林的，帶著鮮明的階級和政治印記的作品，不可能喚起人類普遍審美意識來。

　　文學應該超越階級觀念，應該超越政治立場，應該站在高的、廣的角度上鋪開整個人生里程，它應該是描寫全人類共同的感情。8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90年代初期，我想這10年應該是新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

　　由於沒有市場經濟的干擾，我想當時文學的目的比較純正，藝術的目的也比較純正。現在大家一切都在向錢看，那時候大家都比較單純，對藝術比較虔誠，大家都千方百計地進行探索，把文學作為最高目的，並不是把文學當作一些手段。當然那個時候也有稿費，但是那時候的稿費是不能商定的，是國家規定的，千字大概在5－10元之間，最有名的作家每千字10元，沒有名的作家可能6元、7元、8元，大家覺得也很高興，一部長篇能拿到1000多塊錢的稿費也感覺到歡欣鼓舞，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最富的標誌是萬元戶，農村哪一個人成了萬元戶是不得了的，要登報紙的，現在萬元戶肯定是極其貧困的象徵了，很多人都是億萬元、幾十億元了，萬元戶已經根本夠不上有錢人的標準，但是80年代萬元戶是很富很富的。

　　我記得我們當時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時候，一個同學有1500塊錢，大家紛紛高喊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笑聲），要均分他的財富（笑聲），現在一個人假如只有1500塊錢，估計他就要向人家要飯了。那個時候我們覺得很正常，比如我的《紅高粱》被張藝謀改編成了電影，當時大家很關注這個問題，莫言到底拿了多少錢，（笑聲）實話告訴你們800塊錢的原著費。那時候國家規定一部中篇小說或者一部長篇小說轉讓給電影的改編權法定是800塊錢，哪怕是把《戰爭與和平》拿來也是800塊錢（笑聲）；電影劇本無論多麼傑出，哪怕拍成的電影得了什麼奧斯卡大獎也是4000塊錢。《紅高粱》我作為編劇之一，張藝謀還對我們進行特別照顧，明明我們寫了單集的劇本，張藝謀給我們算上下集開稿費，後來我總共拿了2800塊錢，現在一個短篇如果有人要拍電影的話我起碼要跟人家要10萬塊錢（笑聲）。討價還價之後，以5萬元成交。

　　坐在旁邊的鄭洞天教授插話說值30萬，莫言接過話說今天來的重大收穫就是知道我要少了，下次可以多點。（一片笑聲）我的《白狗鞦韆架》霍建起改成電影《暖》，我咬牙切齒咬了半天要了5萬塊錢，可見要得少了很多很多，至少可以要20萬。（笑聲）

　　通過這個比較，通過小說改編電影版權費的變化，通過小說稿費到版稅的變化我們就知道20年左右的時間內市場經濟給文學帶來了多麼大的衝擊和變化。由於外在的變化，作家的創作思想、創作的動機、創作的熱情、創作的關注點也毫無疑問地帶來了很大的變化。

■作家應該為良心而不是為市場寫作

　　當前是什麼樣的狀況？也就是說在市場條件下的中國文學到了什麼狀況，我覺得也沒有像大家想像得那麼可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照樣或者說依舊可以產生傑出的文學作品，當然它也會產生許多快餐式的文化垃圾一樣的東西，但肯定還會有真正的文藝作品產生。

　　西方國家，美國也好，歐洲也好，日本也好，人家幾十年來，甚至上百年來始終是市場經濟，但上百年來西方一直在產生許許多多真正的、優秀的、經典的文學作品嘛。基於這個理由，我想即便是中國市場經濟永遠不會再改變，我們的文學也不會像某些人所想像得那樣全部都向錢看了，我們也應該看到其實還有很多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在為了文學而寫作（笑聲），不是為了市場而寫作，是為了良心在寫作，不是為了外部的聲譽或者讀者叫好在寫作。

　　市場對我們當然有影響，我們也沒有清高到看到金錢掉頭而去的程度，剛才我不還說要提高自己小說出版的價格嗎？不過我們有一個底線，我當然希望多拿版稅，當然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買我的書，但是我在寫作的時候不能有先入為主的概念，不能說這個細節寫出來對文學有利，但很可能會嚇跑讀者，很可能一部分讀者會不接受，我就不要這麼寫，肯定不會的。

　　假如這個細節是真正文學的，真正能夠表現出我內心深處對文學的追求和我的理念，哪怕讀者會不喜歡這些細節我也要把它保留。相反，假如有些描寫細節或者故事情節是能夠吸引讀者的，但是跟我心目中嚴肅的文學作品不相一致，或者說這些東西保留了以後會影響我的小說或者我的其他作品文學的品位，那我會毫不猶豫的把它刪掉，這是我寫作的基本底線，這個底線永遠不會越過。

　　■讀者就像老天一樣難以測評

　　當然在實際寫作和市場磨合的過程當中會產生許多奇怪的現象，有的人挖空心思想寫一部暢銷書，想向讀者獻媚，想討好讀者，但是寫出來以後讀者偏偏不買賬。有的人是杠頭，擰得很，故意跟讀者對抗，故意製造閱讀的障礙，他就是完全忠實心中對優秀小說的追求而寫作，很多東西寫出來歪打正著反而吸引了讀者。假如另外一個作家按照成功作家的路數再操作一遍的話，讀者可能又離他而去。總而言之我覺得讀者像老天一樣，老天中國的氣象預報還可以猜個八八九九，但是我想讀者的熱情、讀者的閱讀興趣和讀者的心態是作家永遠無法測評的。

　　當然我想這麼大的世界，這麼多的讀者，這麼多的作家，有的人確實能夠預測準，有的人也會跟風。比如某個作品忽然暢銷了，他馬上跟著去，即便賣不到50萬，賣10萬、8萬的也有可能。而且我們的社會現在是越來越寬容了，我們允許各種各樣的職業存在，我們允許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每一個藝術的類型都應該有自己的讀者和自己的觀眾。

　　所謂的嚴肅的純粹的文學它也不可能那麼嚴肅，也不可能那麼純粹，比如武俠小說的因素、言情小說的因素、驚險小說的因素完全可以被嚴肅寫作的作家所借鑒，也就是說一部小說肯定不可能提純得像蒸餾水一樣，裏麵包含了多種多樣的東西。

　　我們不應該把當前創作的五花八門、作家的形形色色當作一件不好的事情，而應該當作是件很好的事情，到了今天這種社會狀況下沒有一個能夠適應或者說沒有一個能夠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的作家，也沒有一部作品老少咸宜，已經是像社會本身的狀況一樣讀者分成了無數的層次，作家分出了無數的圈子，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在發表自己的個性，每一個個性都是一個獨具特色的花朵，所以市場經濟下的文學我認為並不悲觀，而且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好的現象。

　　而我們剛才所講述的所謂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黃金時代恰好是社會不正常的表現，就是因為我們經過了長期的禁錮和封鎖之後突然開禁，而且文學變成了當時社會情緒的發泄口，文學變成了撥亂反正的工具，文學變成了給各個領域被委屈的人平反的一種武器或者一種工具，那個時候社會的關注點確實集中在文學和其他的文藝上。現在經過了20年的發展，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許多當年說出來可以掉腦袋的話現在大家可以隨便地討論，在這個狀態下我們還希望所謂的文學黃金時代，還希望文學作為一個社會的重點被所有的人所關注，那就是癡心妄想。

　　金錢和政治結合會產生腐敗官員，金錢和文學結合會不會產生腐敗作家呢？這個問題留給大家考慮。我就講到這裡。（掌聲）

我本身就是一個農民

　　提問：莫言老師您好，我是您的忠實讀者，但是這個讀者主要是對您中期前的作品的喜愛，特別是《紅高粱家族》，但是從《檀香刑》和《豐乳肥臀》之後我就不敢讀您的作品了，我主要是想保留對您以前的好印象（笑聲）。因為我覺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作家想保持對經濟的抗爭，但是在書商和其他的條件下不自覺地向經濟屈服了。我特別喜愛《紅高粱家族》，另外還有一部不太著名的作品，但是對我的衝擊很大，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紅高粱家族》因為寫山東高密這個地方受到了當地很多的榮譽，而寫《天堂蒜薹之歌》聽說受到當地幹部的指責，甚至揚言要報復。在經濟條件下政治到底現在對您有多大的衝擊。

　　從《天堂蒜薹之歌》中我看得出來您對農民是非常同情的，對農村問題也是很關注的，現在為什麼很少了？（掌聲）

　　莫言：這個同學的問題包羅萬象可以講一上午了（笑聲），我簡潔地回答一下。

　　首先我不知道你對我過去的作品是不願意讀還是沒讀，如果沒讀就下結論的話還應該再讀一下。我覺得《豐乳肥臀》和《檀香刑》一直保留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的磅薄和韌性，而這兩部作品毫無疑問沒有受到市場經濟的衝擊和影響，但可以說《豐乳肥臀》這個書名很商業，很包裝，很煽情，當然在書出來的時候也受到了很多類似的批評，我一直在為自己辯解。這個書確實沒有考慮到太多的商業，因為考慮到商業的話我就不會用這樣的書名，而且我也預感到假如用《豐乳肥臀》這個書名，這本書很可能會帶來麻煩，進一步就是要被禁止，一禁止的話我的書就不能再出了，商業上肯定會有大失敗。但是我對這本書的書名一直沿用到現在不後悔，我覺得書名和內容是完全一致的，這本書換了任何一個書名都是不合適的。關於《豐乳肥臀》的問題如果你有疑問可以問張清華教授，他是《豐乳肥臀》專家。（笑聲、掌聲）

　　關於對農民的同情我要糾正這種同情的說法，因為不僅僅是同情，我覺得我跟農民是血肉相連的或者說我本身就是一個農民。我曾經說過，一個作家之所以成為了一個什麼樣的作家，是因為他在沒成為作家之前的生活所決定的。我對農民的關注現在依然非常強烈，儘管我現在遠離故鄉，每年只回去兩三次，沒有像當年當農民那樣天天在地上，但是我對農村的了解與對農村的關注非常強烈，我跟農村始終沒有隔斷，農村目前發生的一切變化，當下農民的想法，當下農民的痛苦、困惑和他們心中真實的想法我還比較了解。

　　現在，我對農民的關注和同情不但沒有減弱，而是越來越強烈。當一個作家的心中充滿膨脹氣息的時候，膨脹情緒的時候，他的作品裏面不可能不表現，相信你如果繼續關注《紅高粱》之後的作品，你會從我的小說裏讀到我剛才所宣泄的情緒。當然也會有人批評，這樣不節制了，這樣就是宣泄了，這樣背離了文學優雅的傳統，想優雅就讓他們優雅去吧，我是一個對農民充滿同情、對社會的不公充滿憤怒的作家，我寧願把所有優雅的讀者嚇跑，我也讓我的小說不優雅。（掌聲）

　　■作家要善於把別人的生活變成自己的生活

　　主持人：有一個書面的問題。莫言老師您好，我是北師大文學院的一名學生，我對文學創作比較感興趣，但目前還僅限於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進行創作，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獨特的創作經驗？

　　莫言：每個人剛開始寫作的時候都離不開寫自己的經歷，我個人剛開始創作也是走這樣的道路，如果一個作家僅僅局限和滿足於寫自身經歷，寫自己所了解和知道的事兒，他的創作資源很快就會枯竭。一個人從20歲開始創作，20歲以前的記憶寫幾部小說就寫差不多了，這種創作現象在50年代、60年代的時候也出現了很多，當時很多老作家像寫《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等，第一部都寫得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寫的也就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但是後來的作品就發現編造的氛圍非常濃，跟第一部作品根本無法相提並論，第一部小說是他全部的經歷，寫光了。

　　一個好的作家或者說一個能夠持續不斷地寫作的作家必須能夠掌握一種技能，這種技能就是說把別人的生活變成自己的生活，把別人的經驗變成自己的經驗，這種能力我想是一個作家基本的素質。怎麼樣變？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第一要借助於想像力，第二要借助於自身的經驗。

　　怎麼樣把別人的生活變成自己的生活，還要有虛構細節的能力，有一種沿著情節往後延伸想像出細節的能力來。舉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比如說我在幾十年前讀過一部革命戰爭小說，寫抗日英雄的，有一個抗日英雄經常一個人跳到日本人的火車上去，把押車的日本鬼子的腦袋用大刀砍下來，最後他被日本人抓住了，腦袋被砍掉了，村裏的老百姓當然希望英雄不死，於是一個關於英雄沒有死的神話在村子裏傳說開來。說鬼子實際上並沒有把英雄的腦袋完全砍下來，只砍斷了一半，每當月圓之夜這個英雄就會騎著一匹白色的駿馬，沿著街道來回賓士，這個情節沒有說服力，大家一聽就知道是胡說的，是老百姓內心的一種美好願望，希望英雄不要死。但是這個作家很高明，也可能是無意的，他在講述情節的時候加上了兩個細節，就是說這個英雄騎在馬上，左手托著下巴，脖子上圍著一條白色的畫著紅色梅花的綢巾，這兩個細節就把虛構出來的情節證實得栩栩如生，為什麼要托著下巴呢？因為頭砍斷了一半，前面是連著的，後面斷了，不托下巴的話在奔跑的過程當中腦袋就掉下來了（笑聲），而且脖子上的這條綢巾是固定腦袋的，雙重的保險，就使虛構的細節變得像真的一樣，大家也感到這個英雄真的沒死，否則的話怎麼能看得這麼準確，這麼仔細呢。

　　這個技能掌握之後你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寫下去，寫完了自己可以寫別人，寫完了中國可以寫外國。（掌聲）

　　提問：在您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讀到大量有關感官體驗以及意向學組合的東西，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感到非常不可思議，這中間充斥了充分的情感以及非常奢華的想像力，請您談一下有關情感想像力以及意向選擇關係的問題。

　　莫言：提問的這個同學不是博士就是碩士。關於想像和感官、感覺是許多評論家在評論我或者研究我的時候慣用的術語，我本人在寫作的時候確實沒有這麼複雜的想法，我就上了小學五年級，認識大概500多個漢字就開始寫作，後來可能又加上了500多個漢字，現在頂多是1000多個漢字，我怎麼會有那麼複雜的想法？可能我在寫作的過程當中不自覺地把童年的記憶和經驗變成文學的手法表現出來了，比如我很小就輟學，一個人牽著牛和羊在廣袤的田野上放牛放羊，在草地上躺著，看著藍天、白雲和天上的鳥，這時候腦子裏經常產生各種各樣的幻覺，身體也產生各種各樣的幻覺，這些幻覺的東西是童年時期所培養出來的對外界事物和大自然的感受，在寫作的時候當作經驗寫出來，結果經驗變成了文學的形式。複雜的東西我真的說不好，你們當然可以儘量把它理論化，理論化的程度越高我越高興，顯得我有多了不起。（笑聲、掌聲）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