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1,2006
从“手抄本”到“走向未来”
作者:毛尖
第一次看长篇小说,是从一本缺头缺尾缺页的手抄本开始的。那是八十年代初,小学三四年纪时候。和我同桌的是个留级生,因为每次考试需要我的协助,所以总会千方百计地搞一些稀罕的东西来贿赂我。那一次,他把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用颤抖又得意的语气说:“手抄本。”
第一次看长篇小说,是从一本缺头缺尾缺页的手抄本开始的。那是八十年代初,小学三四年纪时候。和我同桌的是个留级生,因为每次考试需要我的协助,所以总会千方百计地搞一些稀罕的东西来贿赂我。那一次,他把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用颤抖又得意的语气说:“手抄本。”
我没敢接过来,知道“手抄本”意味的是什么,那是父母和老师最痛心疾首的东西,是“下流”和“坏孩子”的同义词。但是我薄弱的理智无法抵挡“手抄本”所携裹的无限神秘,当他第二次递给我时,我慌慌张张地藏进了书包。
下了课,我飞奔回家,把表弟叫来,告诉他我有“手抄本”了,他看了一眼那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马上激动起来,匆匆忙忙说:“我先去小个便。”
那是本地地道道的手抄本,已经被太多的人看过,我至今不知道它的题目是什么,但天然地意识到那是本“黄色读物”。多年以后,我在书店里看到被印刷得很精美的我们那一代的手抄本,比如《第二次握手》,比如《少女的心》,根本无法重历当年的激烈心跳,那实在是一些平常小说。
然而,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光是“抚摸”这样一个词,就足以让我们呼吸急促。后来,《简·爱》能在八十年代如此风靡,和小说题目中的那个“爱”字是大有关系的,那时候,“爱”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书籍的匮乏让我们对所有能到手的读物都非常珍惜,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初,凭票供应《基督山伯爵》,爸爸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带了一套给我们,那套礼物的贵重可以从我们当晚的伙食看出来:杀了一只老母鸡,买了一条大黄鱼。
《基督山伯爵》后来成了我们家的钻石,很多人来借,白天刚还来,晚上又出门了。那时外国文学刚开始公开发行,书一上架,就卖完了。当时阵势只有后来我们上中学时,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日子才重新出现过。两位武侠大师把我们弄疯了。《萍踪侠影》、《射雕英雄传》、《冰川天女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这些武侠小说全面取代了书包中的教科书,我们为这些武侠小说包上封面,上书“语文练习三百题”。
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班上有很多男生开始炼武功,我的表弟拜了一个邻居小车工为师,脚上绑着沙袋睡觉,说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飞起来,不需要从正门出入学校。那是我们青春的火红岁月。等到后来看完了金庸的所有小说,拿起罗曼罗兰,拿起《二十二条军规》时,八十年代也没剩下几年了。记得当时还特别流行过尼克松的《领袖们》,其中有一句,说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像一堆土豆。很多人借这本书看,就是为了这句话。看惯了新华社的统发稿,对中共高层的“土豆”描写让很多人兴奋不已。
《理想的冲突》风靡校园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我们开始对西方思想和哲学感到很大的兴趣,“走向未来丛书”应运而生,但凡自己觉得有点深度的人,一定是看过这套丛书的。后来和一些朋友谈起来,都说谈恋爱的时候,谈谈“走向未来丛书”,那事情基本上就成了。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们没读什么书。如此进入了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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