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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尖

在逝世前一个多月，鲁迅在一篇题为〈死〉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寓所与世长辞，与他一起离去的还有折磨了他半辈子的疾病。

鲁迅一生见证并经历了很多疾病，他“弃医从文”的故事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深意的寓言。“疾病”穿越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和他整个一生，也被他赋予了各种精神意义。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自言做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立场，“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他的小说中，“疾病”从来都不只是生理性的疾障，而总是有精神性的指向，“病”成为了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隐喻，疗病也被引申为对民族精神的救治，是“启蒙”的一个比喻说法。

二十世纪早期的诸种疾病中，“肺病”无疑是最主要的顽疾。鲁迅笔下的人物，如华小栓，魏连殳等，大都是肺病患者，这或许与他父亲的病带来的创痛记忆有关。但是在鲁迅那里，“肺病”并没有被定位为一种呼吸器官疾病，而是被赋予了形而上意义，“肺病”是一种痨病，“咯血”是其最重要的症状，而失血则暗示着生命力的流失。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提出：

肺结核是时间之病；它加速生命，照亮生命，使生命充满精神。

而且，肺结核又是一种与环境相关的疾病，改换环境被认为有助于减轻患者症状，甚至能使患者获得痊愈。在鲁迅小说里，肺病的时间性从个人扩展到了民族的、社会的层面，魏连殳把自己当作一炬蜡烛点燃，然而这种疯狂的燃烧照亮的却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黑洞洞的民族历史和现实；华小栓的痨病则象征着一个民族所沉积的时间的灰烬将毫不留情地夺去无辜后代的生命。肺病对于患者个人是时间的助燃剂，而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肺病却是淤积着太多黑暗的民族历史的象征，在间歇性的窒息和不断的咯血中，民族的生命力已奄奄一息。肺病还暗示了外部环境的压抑力量，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构成了一种对抗性关系，既然无力改变环境，肺病患者的死去也就无可避免。在鲁迅对自己的肺病症状的描述中，精神的压抑和痛苦也被异常清晰地放大了。1936年9月3日，鲁迅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八月三十日信收到。男确是吐了几十口血，但不过是痰中带血，不到一天，就由医生用药止住了。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

肺病的每一回发作都起因于来自外部的重大打击，可见在鲁迅看来，“精神的不愉快和压抑”确是肺病的病因之一。总之，在鲁迅那里，肺病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疾病，是与重铸民族魂的启蒙主义精神勾连在一起的。

在稍后的郁达夫等作家笔下，肺病患者又是另外一副面貌。郁达夫笔下的吴迟生 ，文朴 ，李白时 ，丁玲笔下的莎菲 ，都是年轻的肺病患者，他们和他们所携带的疾病不再主要隐喻着病苦的民族和民众，疾病的个体性被突出出来，而且肺病被认为与欲望尤其是性欲有关，它同时也是激情的动因。桑塔格对“肺病”作了隐喻学的梳理：

肺结核始终被认为能制造欣快感、增大的胃口、增强的性欲……肺结核的发烧症是内在燃烧的标志；肺结核患者是被热情‘燃烧’的人，这种热情导致身体消亡。

郁达夫和丁玲笔下的肺病患者大都是这一类的“燃烧的人”，他们年青的身体在苏醒，欲望在生长，然而肉体的欲望却在现实社会中无法自由宣泄、获得满足，欲望因而被禁锢在身体内部，以肺病的形式燃烧着生命。在这里，肺病虽然同样隐喻了个体与压迫性的社会总体之间的冲突，但对“个人欲望”的指涉使其与鲁迅笔下的肺病有所区别，启蒙话语被“个人解放”话语所取代。郁达夫的〈过去〉（写于1927年1月10日） 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8年2月） 便是相当典型的文本。

〈过去〉的主人公李白时是个单身青年男子，体质单薄，对美丽的年轻女性满怀渴慕之情。他爱上了一个叫“阿二”的美丽女子，但这爱情却无法实现，他“胸中苦闷不过”，辞去了在上海报馆的工作，想去北京把“全部的烦闷葬了”，“然而于不知不觉的中间，终于得了呼吸器的病症。”所以，肺病很确切地和欲望的压抑或得不到实现有关。〈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所得的肺病也种因于此。年轻的莎菲，因为满腔炽烈的爱无从寄托，她的肺病终于越来越深。不过，李白时和莎菲的病又有所区别。在郁达夫那里，肺病患者最后抵达的是“欲念的洗净”，象天使般降临的美丽纯洁的女性虽然不能治愈肺病患者的痼疾，却能使他的欲望获得升华，使心灵复归于宁静。失意的李白时，在漂泊中遇到了“阿二”的妹妹“阿三”，他的“头脑心思，完全被她搅乱了。”这种无法遏制的欲望被归结于肺病：

听说有呼吸器病的人，欲情最容易奋兴，这大约是真的。那时候我实在再也不能忍耐了……

但同时，他狂热的激情又时时刻刻受到内心“道德感”和“羞耻感”的袭击。最后，他终于因了阿三的眼泪，洗清了邪念，“心里头什么也不想了”，并且真诚地请求对方的宽恕：

请你饶了我，噢，请你饶了我，我以后永也不再干这一卑劣的事情了。

而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却不存在这样一条欲念升华的道德拯救之路，莎菲的“病”无药可治。苇弟不是她的所爱，“白脸庞红嘴唇的”凌吉士灵魂又太轻薄，绝望的莎菲最终只能以“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结束内心的告白。 从莎菲的“病”例我们可以看到，“疾病”的象征力量已经明显弱化，它已无力直接指涉诸如民族、社会、历史这样一些宏大的对象范畴，燃烧的激情几乎只能烛照个体的内心世界，而无力将其光芒射向更广大的区域。病人也不再是立意在反抗的“狂人”或“孤独者”，他们为欲望所驱使，屡屡受挫又无从解脱，最后变成了可怜的人。

虽然疾病的象征意义逐渐被掏空了，但郁达夫、丁玲这些作家还是很喜欢在小说中将“病人”作为叙事主人公，在这些“病人”及其“疾病”身上投射很多情感。在他们的作品中，“病人”经常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他们又多半是写作者，“写作”被赋予了某种疗救功能。失意的李白时，无聊之极，也学学时髦，“把我的苦闷写出来，做点小说买卖”； 患了肺病的莎菲，就是通过写日记来释放或埋葬自己的欲望。事实上，从鲁迅的“弃医从文”开始，“写作”、“作家”和“疾病”就一直是互相缠绕，写作为了治病，同时，病人又是作者，文学治疗别人的疾病也治疗作家自己的病。但是三十年代伊始，疾病、病人和作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新感觉派”笔下，“病人”普遍地不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而是与叙述者疏离的对象，“疾病”也不再具有精神价值，而完全是一种可厌的生理缺陷，这表明新一代作家已不再赋予“疾病”以特殊的象征意义。例如，施蛰存在1929年以前的作品里关于死亡、疾病和病人的描写都还是柔情脉脉的，可一到三十年代，他笔下的病人就似乎得不到他的善待了。〈旅舍〉开始，主人公丁先生一上场，施蛰存就写道：

他每天都很忙，甚至星期日也没闲暇的时候，所以渐渐地成了神经衰弱的症候。近来因为自己觉得身体太坏了，做事情完全失掉了秩序，便有些惊慌起来，怕自己会发狂或是死。这种对于自己要发狂或是死的担忧一占据了他的思想，他的神经衰弱症便越发厉害起来。

在这里，患神经衰弱症的丁先生纯属庸人自扰，是典型的都市臆想症。

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和电影文本中，疾病的类型似乎发生了某种转移，“神经衰弱”这种带有都会特质的病开始流行开来。大量“肺病”患者的突然消失，以及“神经衰弱”患者的陡然增加，似乎并不是一种病理学现象，而是与都市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的都市文学中，神经衰弱成了一种普遍的病症。比如，《子夜》中的那些工商界巨子，有一半是患了神经衰弱症的。

施蛰存写丁先生，写〈狮子座流星〉里的“臆想症患者”卓佩珊夫人，笔调都是调侃加嘲讽。而到了〈残秋的下弦月〉里，写到“妻”所患的种种毛病，他却没那么好心情了，直接地用了“可憎”这个词：

妻是患着种种可憎的病：心脏怔忡症，胃不消化，发热，偏头风。她淹滞在床上已经六七周了。

而且，她总还要臆想自己得了肺病。在这篇小说里，上个时代的“悱恻的肺病”受到了明显的冷落和厌恶。主人公不仅对“妻”的妄想很不耐烦，而且对于她的种种“假肺病患者”的“缠绵想象和感伤回忆”也感到了由衷的“憎厌”：

哦，我们从前常常到公园里去玩的，不是吗？也在秋天，公园里的那些红红的枫叶多美丽啊？……我们总喜欢去坐在这种美丽的树叶底下的。

施蛰存对肺病的“不敬”以及对肺病患者浪漫思绪的“嘲讽”是意味深长的，这种“不敬”和“嘲讽”几乎是一种文学态度，表达了他对五四以来积累的“疾病隐喻”的悄悄反抗。而在穆时英笔下，“病”更是全面蜕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他小说中的患“初期肺病”的“白金女体”更是对过去肺病患者的戏仿。

〈白金的女体塑像〉写一个“失眠，胃口呆滞，贫血，神经衰弱，患初期肺病的”年轻女性在“谢医师”的诊所看病的经过。女病人一进来，谢医师就被她“白金似的肌肤，梦话似的声音”蛊惑了，等到她脱了衣服躺到解剖床上去后，她瑰艳的白金塑像般的身体让他完全缴械了，“残艳的，肺病质”的身体如此咄咄逼人，让中年的谢医师变得亢奋又痛楚：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在这个“病人”和“医生”的错乱故事里，“肺病”的确还秉有其五四时代的冷艳气息，以及由此激发的蓬勃性欲，但是，“白金女体”不再有莎菲式的热烈，“谢医师”的狂热也不再因缘于激情。我们在冰心、丁玲、郁达夫笔下屡屡谋面的肺病患者多半燃烧着热情，怀着实现不了的爱、痛苦和痴情。但是穆时英笔下的这个“白金女体”却连姓名也没有，她是“冷静的”，“诡秘的”，“没有感觉似的”；至于那个被她“淡漠的声音”迷住了的谢医师，也完全不同于其五四前辈，既不是莎菲的“苇弟”，也不是她的“凌吉士”，他是个刻板的人。这个主人公已经完全远离了“激情”、“缠绵”、“悲伤”等等主题，他的形象是卡通式的，他的举止是漫画风的，绝对不是以往“肺病”故事里的主人公，肺病的刺激只是让他忽然觉得寂寞起来：

他觉得他缺少个孩子，缺少一个坐在身旁织绒线的女人；他觉得他需要一只阔的床，一只梳装台，一些香水，粉和胭脂。

这个世俗版的肺病故事既没有以身心的净化而告终，也没有以最终的燃烧而收场，“白金女体”和“谢医师”的关系从高潮走到反高潮，倒是为张爱玲以后的许多反高潮故事作了铺垫。

张爱玲是一个更加“冷酷”的疾病解剖者。〈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烟鹂，“虽然她是美丽娴静的，最合理想的朋友的太太，”但是她乏味，愚蠢，而且竟然空虚到找了个“比她再下贱的”瘌痢疤裁缝。 于是张爱玲让她得了比较下等的病：便秘。张爱玲这样写她的病：

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里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只有那个时候是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做事，不说话，不思想；其余的时候她也不说话，不思想，但是心里总有点不安，到处走走，没着没落的，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生了根……振保带烟鹂去看医生，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买药给她吃，后来觉得她不甚热心，仿佛是情愿留着这点病，挟以自重。他也就不管了。

烟鹂的病显然不全是生理性的，而更象一种病态的心理现象。只有把自己幽闭在浴室中，隔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她才会感到安全，并摆脱开让她感到厌惧的一切关系和责任。在这里，病具有“非病”性，它是出自一种心理需要。佟振保在娇蕊向他吐露真情后，突发肚子痛，显然也是出于心理上的原因。

在郁达夫和丁玲笔下，病人经常是富有激情的人，即使是在施蜇存笔下，病人也还多少有点“罗曼蒂克”，虽然这种“罗曼蒂克”非常惹人生厌。但是张爱玲笔下的病人却一个个都是毫无激情的人，他们平庸、狭隘、琐碎、心灵空虚。在小说中，他们大都是灰色“低调”的人物，得不到张爱玲多少温情的笔墨。

〈十八春〉里，曼桢的姐姐曼璐年轻的时候当舞女，落下了一些病根，后来嫁了暴发户祝鸿才后身体越来越差，最后死于肠痨。对于她的病，张爱玲的笔触是近于报复式的：曼璐毁了自己妹妹的青春和爱情，她自己的下场更惨。张爱玲这样写最后一次在小说中露面的曼璐：

曼璐瘦得整个的人都缩小了，但是衣服一层层地穿得非常臃肿，倒反而显得胖大……只看见她一双眼睛半开半掩，惨白的脸汗滢滢的，坐在那里直喘气。

对曼璐的死，张爱玲没有表示一点伤感，虽然她年轻时也如花似玉，有真心渴慕她的男人，但是在疾病占领她的身体后，疾病也占据了她的灵魂。早年，她做舞女，做交际花，张爱玲下笔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因为那时，她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姐姐。但是她嫁了祝鸿才后生了病，居然丧心病狂到要成全丈夫的坏心思，借自己的妹妹生个孩子，以此笼络住姓祝的。半夜了，她生病的身体盘算着自己的妹妹，她一边还微笑，她这微笑是“稍带点狞笑的意味的，不过自己看不见罢了。” 这个在更深夜静的床上乱想的病人是恐怖的，她的病逆转了曼桢的一生，张爱玲从此再不肯宽恕她。

〈金锁记〉里，性格变得乖张尖刻的七巧的生病，也被张爱玲描写得很刻薄：七巧身子一向硬朗，只因她媳妇芝寿得了肺痨，七巧嫌她乔张做致，吃这个，吃那个，累又累不得，比寻常似乎多享了一些福，自己一赌气便也病了。起初不过是气虚血亏，却也将合家支使得团团转，哪儿还能够兼顾到芝寿？后来七巧认真得了病，卧床不起，越发鸡犬不宁。

的确，张爱玲对病人的描绘没有鲁迅的高度和深度，但是张爱玲对“病”的消解，其轻描淡写的冷静态度使五四时代相当严重的“疾病”意义变得无处着落，而正是在此意义上，“疾病”的现代意味凸现出来：疾病不再具有形而上意味。

〈花凋〉写一个美丽的女病人。19岁的川嫦在谈恋爱的时候得了肺病，男朋友恰巧是个医生，却无力医好她，任她一天天瘦下去，最后死了。光就故事看，倒是典型的五四肺病故事，但是张爱玲对肺病和病人的态度不像冰心那样温情脉脉，美丽的女主人公给人的感觉至多是可怜的，而且张爱玲下笔总带着点控制不住的讥讽。其实，〈花凋〉的开头三段，基本上表明了张爱玲对五四肺病故事的态度。她用川嫦的墓碑文总结五四故事：

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然而下面紧接着的两句话，却把这个五四故事毫不客气地全部否定了：

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

然后，张爱玲就以她的叙述全盘瓦解了这个美丽的墓碑故事：川嫦是在家里最受忽略最受委屈的一个孩子，后来靠大姐介绍了一个男友，起初川嫦并不满意，但也没什么比较的机会，俩人就恋爱了。有一天俩人跳舞回来，临上床前川嫦回想当晚情景，想着“他的胳膊肘子恰好抵在她胸脯子上”是不是妥当，想着“下次他们单独地出去，如果他要吻她呢？”想着“脸上发烧，久久没有退烧”。第二天就生病了，以后就一路往下病，没好起来过。至于她的男朋友和家里人，开始还热心给她治病，后来就精神涣散了，川嫦就这样委顿下去，死了。

张爱玲讲这个故事的语气是超然的，她俯视着她的人物，19岁美丽女孩的肺病，被张爱玲冷冷地归纳为“骨痨”，这个名称比之“肺病”，实在少了很多美学意味。而张爱玲的意图也在“骨痨”这个词里显山露水：“肺病”这样的词被“骨痨”代替后，文本中的“肺病”就死了，肺病的意义也被解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