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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 (中國時報 人間咖啡館 2004/11/24- 25)

十八年前，我二十九歲，出版了《雍正的第一滴血》。在這本書的原版序裡，我簡單地交代了書中文字的來歷，也勾勒了我為什麼要把歷史材料（尤其是不受嚴肅史學工作者重視的邊際材料）重製入文的動機。然而，我似乎有意無意地遺漏了甚麼。十八年來，我幾乎忘記自己曾經出版過這樣一本小書，至於當年有意無意不去說明的一點兒也許不值得談的想法，更沉埋於無何有之鄉。

讓我把場景再往回推移十年。我十九歲。九月初，我進入大學校園，上著課，發現了一個能夠提振學業成績的竅門兒──我們一行三、四個同學稱這行徑為「偷課」──每天晚上，我們都溜進夜間部的教室去聽白課；由於日夜間部師資不同，課程內容迥異，花一份學費，得雙料講授，何樂而不為？到了第二個學期，甚至為了這樣聽課而搬進學校的宿舍。「偷課」的行徑也因為住進了校區之後、有了點兒當家作主的自覺，而益形囂張起來。我們的如意算盤是一年級時兼聽二、三、四、五年級的課，這樣一來，要在自己原先的班上爭名次、搶獎學金，其實勝算更大。

這就說到了有一次跳級聽劉光義先生的《莊子》。劉老先生嚴肅雍雅，講課時經常從歷史背景去形塑思想內在的動機，所以老是說：「莊子是亂世之人，是以《南華》是亂世之學。」在這種近似制約之論的觀念籠罩之下，不容易有純粹思想肌理上的探賾發微，但是這門課卻另有一種迷人的魅力。我記得劉先生上起課來，總是捧著書本，在講壇和前排課桌椅之間的過道上踱步，從教室的一側，踱向另一側，往復逡巡，不時會停下來、側仰著頭、斜稜著眼，像是準備檢查天花板上已經昏暗失明的日光燈管，覷瞇片刻之後，深深一聲嘆息，彷彿關鍵著國事、世局的樞紐盡在那根燈管裡，唯獨國人與世人不知，接著，便搖搖頭，操起那一口魯西腔的國語，歎道：「亂世之人如蓬草、如芥子、如塵土、如魍魎啊！為什麼要說『如魍魎』呢？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呀！」

多年之後，我才知道「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語出《淮南子．覽冥訓》，原典之義跟劉先生自己的感慨恐怕也有幾分出入。不過無論如何，劉先生像是另一個親切而牢騷滿腹的父親，讓我這樣一個「不知所求、亦不知所往」的懵懂學子有了最直接的學樣指標。過不了多久，我也能歪著個腦袋，望著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管，在學生宿舍的閱覽室裡，跟同學們感慨系之地說：「亂世啊！」對於像父親一樣的師長，我則毫無招架之力，一旦他說誰的《莊子》注得好，我看也不看就跟著說好，還能跟人滔滔雄辯其注如何之好。像父親的老師一旦對社會、對學術、對人生有了點兒甚麼意見，我也樂得「情現成」，立刻套裝成自己對社會、對學術、對人生的體會。

有一回遇上了扞格。那一天，劉先生在課堂上講莊子的文采，話鋒一轉，忽然提高了嗓門兒，道：「今天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你們看了沒有？多麼好的文章？甚麼叫文采？這就叫文采，積深歷久則入，發而為文，自然是一等文章！」我不知道別人看了沒有，但是我看了──距今時隔二十八、九年，我依稀記得那是一篇充滿著胡馬、秋風、大散關意象的散文。劉先生讚不絕口的同時，我激動地渾身上下起雞皮疙瘩，連眼鏡片兒都霧了。那篇文章的作者叫黃清連，是我在日間部的中國通史課老師。他剛罵過我。

和劉先生大是不同，黃清連老師當時祇有三十來歲，白皙臉龐恰恰配得一頭大波浪捲的濃密髮絲，上課時一逕坐在講桌後頭，叼著根煙，侃侃而談，聲音水靈清脆的。我們幾個相伴到處偷課的同學議論起這位老師來，有人說他像《聊齋》裡的書生，有人說他換上金絲圓框眼鏡應該就是民初之際的學者了，我則說他像個「老舅」。同學們不解其義，都以為我有這樣一個斯文秀氣的舅舅。我也懶得解釋，其實「老舅」云者，出自朱西甯先生的兩個短篇小說〈騾車上〉和〈牛郎星宿〉，這兩篇小說都採取了天真敘事者的觀點，側寫之下的主人翁則是這敘事者的舅舅或叔叔，他們都是像大哥哥一樣的年輕長輩，活潑、能體貼地和孩子言說玩笑，並且隨時洋溢著寬敞的懷抱，洗練的幽默感和雋永的智慧。

即使是「老舅」這樣的人物也有令人心碎的時候。就在我去上莊子課的前兩天，在中國通史課堂上，黃老師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歷史是甚麼？」隨即以漫點學號的方式叫了幾個同學應答，我還記得絕大部分的同學提出了類似「部頒」的標準答案：歷史就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的記錄。不意就在我搖頭暗笑著這些答案痴騃的時候，一聲「五十九號」朝我點了過來。

「歷史是甚麼？」「老舅」微笑著問我──我理解那笑容裡的意思，應該就是對於制式教育內容所能夠提供的制式答案的不屑罷？

而我卻正當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年紀，想讓講桌後的「老舅」知道：這一班學生應該不都是死背教課書的蠢蛋，我說：

「就是有關過去的、你一旦相信了以後就變成真實的文字記錄。」我說。

「老舅」遲疑了半晌，臉上的笑容消失了，顯然，他對我的答案不祇是不滿意，還有著相當程度的憤慨，彷彿我的答案侮慢了甚麼十分不可侵犯的東西一樣。

「這位同學，你大錯特錯、大錯特錯了！」黃清連老師接著說：「歷史是發生過的，歷史是存在的，歷史是不會因為人是否相信而有所改變的。你的觀念輕佻而危險……」

身為班上永遠的第一名，我從來沒有捱這種斥責的心理準備，所以接下來還有些甚麼教訓的話語，我是一句也記不得了。我祇知道：過了不知多少日子，同堂修課的同學們自凡是與我發生了爭執，還會伸出根食指朝我點點翹翹，開玩笑說：「這位同學，你大錯特錯呦！」而我──在兩天後的晚間，莊子課堂之上──當劉先生不住地稱許黃老師那篇文章的同時，我的眼鏡片兒起霧，滿腦子是那一句：「你的觀念輕佻而危險。」

其實黃清連老師沒有說錯，我不過是想要語出驚人，不料卻遭到當頭棒喝。可是，對於劉先生所稱許的那篇文章，我開始有了一種「輕佻而危險」的想法──一種「有為者亦若是」的想法。如果要我在近三十年後為自己作簡陋的心理分析，我願意這樣說：出於一種不甘於受挫（甚至受辱）的奮發之感，我反而刻意在每一次接觸到所謂史料的時候，會有如扣弦而發一般地產生兩段式的反應；第一個反應是：這記載可靠而值得相信麼？它必有可疑之處罷？第二個反應是：這記載可以被重寫而還是有人會相信麼？應該試試罷？

之後二十九年過去了，我從來沒有往史學的領域裡跨走一步，卻總保持著一種的確可以「輕佻而危險」形容之的習慣，那就是一方面把一切文本材料都當成是一種歷史材料，一方面不斷地使用解釋工具去翻修、篡奪這個材料，看看這材料耐不耐操。在頭一個十年之後，我寫成了那本《雍正的第一滴血》，可書還沒出版我就後悔了，連作者應該做的三校都扔給了我的父親，所謂不忍卒睹也者，斯之謂也。原因很簡單：一打開那書的封面，就可以聞到一陣輕佻味，撲鼻而來。所幸這本書問世近十年，歷經二版二刷，算一算沒印幾千本，惹厭不多，誤人有限，我就悄悄地跟出版單位解了約，想是從此斷版，毀屍滅跡了。

未料又過了十年，我的妻子在這本書的原出版社任事，成了我一部份作品的主編。她認為即使是給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紀的讀者寫些堪讀的歷史故事，這本書都還合用而有趣。我正躊躇著該怎樣修改、甚至重寫這本書的時候，報上刊出了歷史學者逯耀東的一篇文章，標題是〈雪人已融──給周樑楷、黃清連的信〉。

之所以有這樣一封信，不外是因為周、黃二位擔任了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小組的召集人和委員，二位史學工作者都是逯耀東先生的學生──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逯先生私淑的門人、弟子。然而，已經退休的老教授之所以會難掩義憤地寫這封公開信，不外是老先生以為周、黃二位「遵從某人的意旨，閉門造車將歷史裁剪得柔腸寸斷」。至少，就這封公開信的內容所示意者，逯耀東先生十分在意那份課程綱要所顯示的歷史工作者的治學態度：將自己剪裁斷碎之後的歷史材料「再拼湊起來，就宣告新的歷史解釋已經形成了。」

除了媒體上刊登的片段，我並沒有逐字逐句讀過那份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坦白說，我也不認為一份高中歷史課程綱要關係到多麼重大的歷史是非，用我早就積習難改的、輕佻而危險的態度來說：高中課本不正是青春期裡最不重要的歷史教養材料嗎？就像《儒林外史》裡一而再、再而三嘲謔的「時文」一樣，這種課程，不外是國家機器遂行其綑綁讀書人思想、以市恩邀諛的設計而已，難道不是這樣嗎？但是，我更在意的是深深藏埋在我自己的青春期所經歷過的那一點小衝撞。

黃清連老師也許未必記得（You’ll never know where education stops.）但是他親口這樣說過：「歷史是發生過的，歷史是存在的，歷史是不會因為人是否相信而有所改變的。」不正是這幾句簡單的話，在過去近三十年間一直打造著我對一切文本材料的辯證基礎嗎？我不敢相信逯耀東先生所謂「遵從某人意旨」、甚至「曲學阿世」的指控，毋寧相信，逯先生的學生輩們在問學的道途中發現了更具抽象高度的解釋工具，這種工具會讓傳統史學工作者堅信的「客觀存在的事實」顯得簡陋寒酸，經不起研磨。當一套又一套新穎而鋒利的解釋工具看起來比事實更新鮮、比真相更迷人的時候，我們的史學工作者是不是有了更崇高的價值和更迫切的任務？

我把逯耀東先生的公開信影印幾份，用磁鐵吸附在冰箱上，站著讀；夾在書頁裡，躺著讀，細讀之下，居然讀出好幾個文不從、字不順的地方，於是便感動得落下淚來。我想他老人家是真著了急了。那樣一封匆匆草草的信，連我一個外人兼外行人都為之泣下不已，原因何在？別怪我割裂劉光義先生的話來套著說：「亂世之人如蓬草、如芥子、如塵土、如魍魎啊！為什麼要說『如魍魎』呢？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呀！」

逯耀東先生何嘗沒有「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的感慨呢？但是對一個畢生治史的學者而言，世之亂，何嘗不是因為基本價值動搖失效呢？當史學工作者不再認為「歷史是發生過的，歷史是存在的，歷史是不會因為人是否相信而有所改變的。」他當然也可以改口說：「歷史是想像的產物」、「國家是想像的產物」、「傳統是想像的產物」、「意義與價值其實也有很大的一部份是想像的產物」，甚麼不可以是想像的產物呢？「想像的」──imaginary── 一個新穎而鋒利的解釋工具；唯其當訴諸公共檢驗、客觀討論而獲致理解的對象居然轉化為訴諸個人想像而得恣意成立的時候，言人人殊，因是因彼，知識語言的風紀就蕩然不必存在了。語言的溝通與解釋一旦蕩然，歷史祇好變成信仰的人質。

誰在綁架歷史呢？我想：年少自負、放言任狂的我正因為「輕佻」，所以還不至於如此「危險」，倒是絳帳曳曳、堂奧深深，那些個勇於推翻老前輩、老法統、老學術權威的教授先生，他們是聽不進老輩兒那些個「詩書隱略，遂其志思也」的教訓的，他們自己也不是沒有說過：「歷史雖然是一個消逝的過去，消逝的過去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絕不可以被污辱被損害。」（逯耀東先生公開信）這一類的話。祇不過他們現在不再承認這一套了，他們不再相信了。

在劉光義先生的課堂上，我是學過一點兒老玩意兒。劉先生在講壇和前排課桌椅之間的過道上踱步，從教室的一側，踱向另一側，忽然停下來、側仰著頭、斜稜著眼，像是要檢查日光燈管，說：「莊子說過一個故事──罔兩問影子說：『剛才你走著，現在你不動了；剛才你坐著，現在又站起來，你怎麼這麼沒有獨立的節操啊？』影子說：『我是因為有所依傍、有所期待才會這樣的啊！我所依傍、期待的東西、又是因為它也有所依傍和期待才至於如此的呀！我所待者，不過是蛇腹下的皮、蟬的翅膀，我怎麼知道何以如此，又怎麼知道何以不如此呢？』」接著，劉先生覷瞇片刻，才道出了他的結論：「唯有亂世之學，才能體會節操之飄零如此不堪；也唯有亂世之人，才能成就亂世之學啊！」





雪人已融──給周樑楷、黃清連的信
逯耀東（歷史學者／台北市)
友善列印
【聯合報】2004/11/13

樑楷、清連弟：
在報上看到樑楷的照片與清連的名字。樑楷是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小組的召集人，清連是小組的委員。雖然其他小組的成員我也熟，但你們不同，你們不僅是我的學生，而且又是我的弟子。我的學生不少，但弟子卻不多，都在你們為紀念我退休和生辰編的〈結網編〉、〈結網二編〉中。〈結網編〉的出版，象徵我們近四十年師生的親密情誼。四十年彈指即過，我們師生情誼越來越深。我們雖然是師生，但情同家人，我視你們如子姪。除了治學，你們的姻緣，一路行來的成功的喜悅和挫折的抑鬱，都向我訴說。所以，我們的師生情誼決非泛泛。因此，我必須寫這封信給你們。

論理說，我的門人弟子掌握了台灣以後的歷史解釋主導權，我應該高興，分享你們這份榮耀和喜悅，其實不然。因為一種歷史的解釋的形成要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最初中國大陸依附政治形成的五朵紅花的歷史解釋，也是經過他們舉國歷史學者長期爭辯，一直到最後還是有共同的結論，不像你們遵從某人的意旨，閉門造車將歷史裁剪得柔腸寸斷，然後拼湊起來，就向天下宣告新的歷史解釋已經形成了。這樣不是草率些嗎！所以，半年多前高中歷史課程問題初起之時，我就認為這是一場鬧劇，這場鬧劇的結果，使我想起一首兒歌「雪人不見了，雪人不見了，雪人沒有手也沒有腳，雪人為什麼不見了？」我總覺得這場鬧劇不會維持太久，所以當問題發生，當時的小組召集人張元從大陸回來，電話問我意見，祇淡淡說：「我真怕你回不來了！」樑楷當時是副召集人，我的態度就不同了，我訓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多年的師生情誼也就此聯絡少了。後來想想我當時也許太激動了，但再往深處想，作為歷史工作者堅持歷史的尊嚴是必須，也是必要的，這也是我們經常提起的。

現在經過你們裝飾過的歷史拼盤終於端出來了，雪人果然不見了。樑楷說歷史家根據證據說話，樑楷教過史學方法，當然知道歷史工作者重建過去材料重要。歷史工作者根據最接近的材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是對於開羅會議的材料依據和解釋，竟是根據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不知道樑楷說的杜正勝是教育部長或是史學工作者杜正勝。我說的杜正勝，過去曾是一個很勤奮的中國上古社會史的工作者，但不是一個史學家，台灣到目前祇有史學工作者，沒有史學家。因為史學家不是將歷史作為一種工具，應該有更遼闊的胸襟和對歷史懷有更深層的關懷或敬意。我實在不願意說杜正勝和我是同門，都出自沈剛伯先生門下，因為他根本不了解剛伯先生所說的「量才適性」真意。關於「開羅會議宣言」的根據和解釋，根據杜正勝的「讀書筆記」呢，樑楷的史學方法教到那裡去了！寫到這裡，徐泓（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送來一份關於開羅會議宣言資料，包括美國外交檔案資料，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檔案資料共十八頁，關於日本資料是東京大學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彥研究室所譯「英、米、華三國開羅會議宣言」，其第一頁就說「日本國應將自清國人盜取之滿州，台灣及澎湖歸還中華民國。」這是徐泓從網路上取來的，祇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樑楷、清連平常你們很勤快，為什麼這次這麼懶呢？

如果樑楷根據是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那又當別論了。雖然樑楷說屬凱撒的歸凱撒，屬於上帝的歸上帝，也就是要維持史學工作者獨立的尊嚴，如果祇是部長的「讀書筆記」，那就是遵照長官意志，遵照長官意志就是政治干涉歷史了。歷史雖然是一個消逝的過去，消逝的過去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絕不可以被汙辱被損害。史學工作者憑藉史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史料是把兩刃的劍，可以東殺也可以西砍，但史學工作者站在中間，絕不能因政治主觀意願評斷是非，司馬遷寫伯夷列傳，特別強調伯夷阻武王伐紂的馬頭，表現對權威的抗拒，最後飄然而去義不食周粟，這是表現對政治的疏離，也就是所謂隱逸，司馬遷在絕對政治權威壓迫下無處可隱，苟且偷生，他卻能以「詩書隱略，遂其志思也，」留下當代的歷史，與權威抗衡。

你們知道，我也曾捲入政治的漩渦，但終於拔出泥足，自逐於紛紜之外，兩袖清風一肩明月，一路陽春教授幹到底，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雖居非驢非馬之國，卻沒有「曲學阿世」，這是我們相處多年，你們深知的，當年編〈結網編〉，取董仲舒「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之意，祇是如今網已破，雪人也融化，過去的幾十年也煙消雲散了，我們也在其中，其沉痛可知，思之泫然。但路還是要走下去的。最後，我將自己的座右銘寫給你們：「不論受到怎樣的摧殘和損害，不論被壓榨得如何扁平，人就是人，人必須站著走路，因為人是有脊樑的！」夜靜更深，意不盡書。

耀東草於糊塗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