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院

作者：Pierre Bourdieu
翻譯：孫智綺
出版時間：2003年12月
出版社：麥田出版

水火不容？ 從《以火攻火》一書反思台灣社會運動    

Pierre Bourdieu1930年生於法國南部小城 Denguin，大學於法國高等師範學院主修哲學，1954年通過哲學教師會考，之後陸續展開其教學生涯。1958-1962年間因阿爾及利亞戰爭服役，在服役期間，布迪厄參與阿爾及利亞地區的人類學研究，因此其學術轉往人類學與社會學發展。退伍後，1964年起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研究與任教，研究並發表關於藝術、文化、教育、社會等等研究及論著。1985年起任法蘭西學院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主任，並獲選為法蘭西學院社會學終身講座教授。卒於2002年1月23日。      

「 以火攻火」的意思是指一種撲滅森林大火的方法，放火以止原本延燒的火勢。本書是由數十篇社會評論輯結而成，針對的議題有經濟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責任，媒體如何與政客學者相結合，以操控輿論及遂行其政策，當時的社會事件及勞工運動等等 。

著筆之際，台灣正處於反對拆除「樂生院」抗議運動激烈開展的時刻。近一年台灣所生成的各個社運事件，如2006年9月反貪腐的「紅衫軍」運動、國營企業工會抗議「更名」的運動，以及樂生院的抗議運動。一連串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活動」，讓人更能體會出Bourdieu的憂心：「政治離人民越來越遠。」 （Bourdieu 2003：11）本書的出發點，也在這樣宏觀的關懷下，從各種面向檢討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型態，反思在自由競爭市場、國際局勢，甚至在文化、藝術、媒體等面向的盲點。

Bourdieu認為當前統治階層所信奉的治理模式，大多依據資本運作邏輯下所生產出的大量論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未經徹底檢討與反省的經濟力量不斷地壯大，透過國家與資本家的不斷呼喊著「市場自由化，競爭自由化」的論述中，背後所挾帶著強勢國家政策的保護與介入，在國際機構與跨國企業組織的附庸下，轉移了整體社會所呈現出的不平等的現象。這一個整體社會是世界性的，透過「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模糊概念中，無預警的籠罩了在整個人類世界中。其中大量「生產」與「消費」的資本運作，更加強地主導了社會的走向。然而掌握生產與消費的組織與機構，卻不受任何的監督與檢視之責。九十年代之後，這樣的運作模式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劣的狀況下，其惡果卻由大多數弱勢的團體與國家來承擔。這樣的情況所產生的政治經濟關係，Bourdieu認為這是一種政治觀，並且「這一政治觀在經濟及社會之間劃出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       

面對這樣的情況，作為一個學者不應迴避，躲避在所謂「學術中立」的藉口中，自外於政治之外，Bourdieu更進一步指出必須與社會運動者進行更一步的聯絡與結合。學者擁有歸納與論述的能力，然而缺乏社會運動者的經驗與觀察，兩者的結合便可生產出強大的論述能力，有能力的與統治階層、國際機構與企業組織形塑出一種集體的體制，共同規劃未來的社會計畫。       

對於Bourdieu而言，理想的社會建構必須有實際的、有效的組織來運作，其中更需要有關懷，具有批判、反省的學者加入。而所謂的「批判式的反省，是所有知識份子 政治行動的一個絕對必要之前提。」（ibid：41）對此，Bourdieu觀察到現今的學術逐漸走上「學術的學術化」，其中的論述生產往往以艱澀的術語、理論，而阻斷了與政治進行辯論的機會，同時也失去了與社會運動者溝通的條件。如此一來，政治支配的力量不斷的擴大，並無所節制的情境下，我們所要面對的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不平等與不正義的政策實行，而是來自於以更大的權力所進行的掩飾工作。其中嚴重的並不是什麼樣的情況會使政治進行掩飾的工作，而是我們曾接受過什麼樣的模糊概念，在未曾質疑的情形下無意識的接受，並心甘情願的活動。較為明顯的像是全球化、現代化等「進步」觀念的宣揚。隱晦的部分像是民主制度、自由主義，甚或是自由競爭市場等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對此，有能力的學者應該以更開放的態度，與社會運動者討論與溝通，進行政治性與社會性的辯論，而不是一味地進行說服與政策背書的工作。       

學者的這種政治「介入」，Bourdieu並不認為等同於政治人物參與政治，而是重新地將政治拉回人民生活中，剝除統治階層與行政官僚矯作的面貌，回到一個社會中本應具有的「溝通與協調」的機制，實質的去探討與建立民主的真正意義。

全書是Bourdieu晚年在全球各地公開發表的討論集結成書，目的在於催生一個新興的歐洲社會運動。他說：「社會史教導我們，若沒有一個能強制社會政策的社會運動，就不會產生社會政策，而且使得市場經濟『文明化』的同時，也加速其效率的，不是當今人們所要我們相信的市場，而是社會運動。」（ibid：21）。同樣地，台灣的社會運動也面臨了通盤檢討的地步。環顧十數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形式，似乎掉入到Bourdieu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的陷阱中，它填滿了社會運動所具有批判的空間，開啟了社會運動僅作為一種「公眾意見」的情緒發洩管道。於是，社會運動兼具了兩種模糊而矛盾的身份，一是街頭的激情，二是理性的批判。然而，透過政治的操弄，使得街頭激情的表達成為社會運動的符碼，填滿了社會運動所具有的批判空間，而再也無法有效的抗衡。論述不在，只剩民粹的操弄。因此常可見到社會運動在街頭激情的助燃之後，所謂的議題也淪落到二流名嘴與政客的政治籌碼中。       

近年來常見台灣早期投身於社會運動的人士，逐漸淡出街頭，投入到社區、部落與民間基層的草根工作中，冀求在當初投入社會運動所抱持的理想、批判與反思的精神，投入到基層的工作中。街頭離他們遠去，卻鑿出了台灣民間旺盛的生命力。這股熱情與理想，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達到行動的高潮。然而這股回到民間的浪潮，除將社會運動隱居在民間中，重新思考社會運動與實踐之間的關係外，也無意間的將知識份子帶回學術的場域中，汲汲於教育與研究的工作中。某種程度上也削減台灣在七十到八十年代間，聚集了學者、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者等各方人士所結合出來的論述能力。       

在政治經濟充斥著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中，Bourdieu也感到「強勢者那隻看不見的手」不斷地滲入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中，進行社會收編的工作。學術教育的場域如此，社會運動的場域如此，基層的社區工作也是如此。而當初在社會運動的號召下，所集結的集體體制與構造出的社會計畫，也在那隻看不見的手，有系統的原子化、零碎化。       

台灣民間的生命力像是流水一般綿延不絕，然而水源再充足，也禁不起政治不斷地操弄。它們不斷築出一道道提防，將這些具有生命的水，隔絕在政治之外，甚至也將人民的生活隔絕起來，僅剩下是那些在支配者規劃下的疏洪道閘門，隨統治階層的意願，進行疏洪或是圍堵的動作。        

或許，透過Bourdieu在本書中的提醒，也能讓台灣的社會運動也有解放的可能。正如書中所道出的「唯有靠能協調所有社會運動既是理論又是實踐的批判活動之龐大集體力量，才能創造多層次的研究、討論、動員結構，藉此一點一點地使推動政治的新方式，能進入事物及精神之中。」（ibid:65）

[1] 引自http://www.xxc.idv.tw/dokuwiki/doku.php/people/pierre_bourdieu

[2] 引自http://www.cite.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7366

[3] Bourdieu認為的知識份子是指那些介入政治行動的藝術家、作家及學者(Bourdieu2003:42)。

[4] 新自由主義基本的特徵是對於大政府的管制有其敵視的態度。其次是對於市場自由競爭的贊同，他們認為市場能夠不受干預或少受干預的情況自由運作，世界將會達到最好的狀態。第三新自由主義反對福利國家的制度，認為福利制度削弱了個人進取與自立精神。最後是一種推動全球化的態度，並對國際關係採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相關討論可以參照Giddens, A.《第三條路》，Bourdieu《防火牆》，以及本書的討論。

參考資料：
Anthony Giddens（1999）《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鄭武國譯，台北：聯經。
Edward W.Said（1997）《知識份子論》，單德興譯，台北：麥田。
Patrice Bonnewitz（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Pierre Bourdieu（2000）《布赫迪厄論電視》，蔡筱潁譯，台北：麥田。
Pierre Bourdieu（2000）《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孫智綺譯，台北：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