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倒水別莊

光復當初，台胞們的熱烈興奮，也是因為期望祖國的懷抱，而情不自禁所致的。老實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的很，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民報》社論「祖國的懷抱」；1946年3月）

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人歡欣鼓舞地歡迎「祖國」，有人形容全台是如醉如狂，普天同慶‧‧‧




但自1945年 10月 25 日國民政府接收以來，到 1946 一整年，第一次面對「祖國經驗」的台灣人，面臨了「幻想的祖國」與「真實的祖國」在內心中的激烈交戰、衝突、煎熬，終至幻滅‧‧‧


1947年，情況持續惡化，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一切終於因為2月 27日下午的星星之火而全面爆發‧‧‧



什麼事情忍無可忍呢？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不消多久，就被民間譏為「劫收」台灣，其貪污腐敗、惡質奸醜可謂罄竹難書，下面列舉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事例：




● 新總督府




不同於當時中國各地的政制，台灣被接收後，由所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當時中國各省多採省政府之委員合議制，獨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經中央授權特殊化的行政首長專斷制，「台灣行政長官」不僅在台灣有極大的委任立法權（就是可以不經民意公佈法律），而且在行政、司法有絕對指揮監督權力，更有甚者，第一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又身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同時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比起「日本時代」的軍人總督的權力還要大，台灣人眼見「光復」後的政制如此踐踏民權，於是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起了「新總督府」的外號。




● 人事不公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名義上說台灣人有參政權，事實上全力排除台灣人居任重要職務：




◎ 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裡，只有一個副處長是台灣人，其他二十個人，從行政長官、秘書長、處長到主任秘書，全部任用外省。



◎ 行政長官以下各縣市長，只有三個台籍縣長，其他二十餘人全用外省。



◎ 根據1946年11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全台灣簡任及簡任待遇級的官員（共327人），台灣人只占0.82%，較低階的薦任及薦任待遇官員（共2,639人），台灣人也只有6.63%。



◎ 在公私機構中，即使是同階級的職務，台灣人的待遇都比外省籍者差，差距甚至比日據時代日人和台人的差異還要大。



◎ 非台籍人士牽親引戚，排擠台灣人，略舉二例為證，彼時省參議員林日高曾經提出質詢，當時台南法院院長之妻任檢察處書記官長，主席檢察官之妻則為法院書記官；又台中法院中，約五十人職員裡，超過一半是法院院長的親戚。




曾任報社記者的台灣文學家吳濁流這樣說：「在日據時代，嚐過那種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的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




● 全面「劫」收




第一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初抵台灣，在電台廣播時，向台灣人民說：公務人員有三件事是不該做的－「不偷懶、不欺騙、不揩油」。


事實上是，陳儀政府把「不該做」的都做光光，而且做的很徹底。


當時許多台灣人聽到「不揩油」一詞，還不知所云（台灣第一個博士杜聰明的回憶錄也有提到這點），經過打聽，才知道是不收紅包、不貪污的意思。


在日本時代，台灣人雖受壓迫、歧視及剝削，但已經習慣於依法行事的公民社會，絕大多數台灣人不禁納悶，公務員不貪污是天經地義的，為何還要由長官廣播訓詞呢？




國民政府的接收人員到了光復區（包括中國各地），習於接收金條、洋房、汽車、小妾和高位，中飽私囊，現在大家常開玩笑的「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就是那時候譏刺國府接收而來的。




當時由大陸來的一位記者唐賢龍於南京出版的《台灣事變內幕記》中說：




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台灣在日本統制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佛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




台灣「光復」一年後，《民報》以「祖國的懷抱」為題，發表社論，其中說道：




光復當初，台胞們的熱烈興奮，也是因為期望祖國的懷抱，而情不自禁所致的。老實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的很，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




根據統計，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短短十餘天之內的報紙，有關貪污案件的新聞報導，不重覆的就有六則，平均兩天一則，最大的金額高達當時法幣兩億元，例如：「資源委員會」盜賣台糖公司十五萬噸白糖，賺取一百二十億台幣價差（由孔宋蔣陳四大家族與陳儀等分贜），到貿易局及專賣局局吞沒數千萬台幣接收物資等等，當時的專賣局局長任維鈞對於省參議員王添灯質詢其竊取接收的鴉片七十公斤，私運香港變賣一事，還堂而皇之地答詢：「聽說是給白蟻吃掉了！」




當時國府的貪腐，簡直無法形容，也讓民怨沸騰。




● 資源剝削




「剝削」不是殖民帝國主義幹的事嗎？不過，國民政府在「光復」台灣以後照幹不誤，在接管後，日本人所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600多個單位全部被納入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廿七家公司經營，從交通、運輸、堆棧、農產、漁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化學、製鹽等等，都受政府統制。




長官公署除了沿襲日本時代的樟腦、火柴、菸酒、度量衡專賣制度，而且還透過其他機構，把石灰、鹽等民生物資也進行統制產銷；偏偏國府人員專業不足、貪腐有餘，產品質劣價高，日本時代盈餘很好的專賣制度，在國民政府接收後，呈現虧損。




根據當時來台採訪的記者唐賢龍的採訪記述，當時一位屏東種蔗老佃農黃雨清說：




過去在日本人的時代，他們雖然一切都統制，但還給我們一條可以維持最低限度求生的路，可是自從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除了香蕉及橘子未加統制以外，其餘的不論何項，差不多都統制了‧‧‧就拿我這種甘蔗的老頭兒來說罷，過去雖然苦，我們總還可以吃到配給米，填得飽肚皮，但現在，時代變了，物價更高，我們最近竟連吃蕃薯的機會也在逐漸減少。




當然，國民政府「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也在統制經濟中大伸其手，官員收了好處，就睜隻眼閉隻眼，奸商與貪官雨水均霑。




二二八事後，1965年美國華盛頓大學的F.H. Michael 和 G.E. Taylor 兩教授在著作中說：




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專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務受到有系統掠奪，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佔島上的經濟。



事後由國府監委楊亮功與何漢文做的調查報告中也指出：




以工商企業之統制，使台灣擁有巨資之工商企業家不能獲取發展餘地；因貿易局之統制，使台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




後來負責來台監督「清鄉屠殺」的國防部長白崇禧自己也承認：「因貿易局統制範圍過廣，民營工廠範圍日狹，遂使人民生活困難，失業增多。」





● 物價飛漲




國府接收後的台灣，因為物資掠奪及貪污腐敗，民生凋敝、物價飛漲，二二八事件後《前鋒》雜誌曾刊載社論，其中說到：「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亂發，一漲而再漲，甚至於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糖價，反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結果民生塗炭，民不聊生‧‧‧」




什麼叫做「物價飛漲」，以下是數字（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物價統計月報》）：自1946年1月到1947年2月，台北市的白糖價格上漲達 2133 %，米價上漲 383 %，雞蛋上漲 344%，鹽價上漲 609%，豬肉價格上漲 221%‧‧‧




如果單看米價，台北市的米價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7年1月二二八事變報發前夕，就漲升了400倍（40,000%）之多，人民的生活有多痛苦，可想而知，還得看到貪腐的官員成天花天酒地、撈盡油水‧‧‧





● 經濟失血




在國民政府的惡政之下台灣在戰後翌年（1946）的生產總指數，竟然連終戰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都不到，一個政府能夠在一年多之間，把一個原本頗有基礎的地方，搞得如此一敗塗地，其惡質顢頇如何？




天津《大公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兩週前，以一篇社論分析道：「就物質往來論，祖國大陸是佔了台灣的便宜的。多少糖由那裡運出來，多少煤，多少香蕉波羅蜜，由那裡運出來‧‧‧」




由於米價暴漲、米荒嚴重，二二八爆發的前兩週，台北市還發生千餘人請願要求解決生計問題；物價騰飛是一回事，當時全台連同婦女小孩人口六百萬人，竟然有四十萬到五十幾萬的失業人口，許多人為求生存，鋌而走險，竊盜頻傳，本來幾乎看不到乞丐的，現在乞丐出現了，而不敢當強盜，又沒臉當乞丐的，只好走上自殺一途，1946年11月中旬，當時的台北縣長就曾坦白說：「數月來台北縣發現自殺案件計三十七件，均係貧苦失業的原因。」




「光復」後的台灣人，竟然過得比日本時代更慘，上海《大公報》當時的評論是：




‧‧‧台胞的經濟地位並無改善，實在光復得十分空虛！再加上，接收下來而生產停頓，物價逼人，生活比從前痛苦加倍，人心就在這個洞中流去了。




● 軍警殘民



接收台灣的國府軍隊軍紀惡劣，偷搶拐騙劫殺無所不來，本來台灣民間沒有鎖上腳踏車的習慣，飼養家禽的籠子也就地放在屋旁，結果這些祖國軍人就大肆順手牽羊，更有甚者白吃白喝、詐欺恐嚇店家。




無法無天的軍人有槍，當然成了最好的兇器，僅舉部份例子，1946年２月上旬《民報》相關的新聞標題就有：




2月2日：左營海軍軍人曾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

2月9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

2月10日：高雄市碑子頭市場國軍／白晝搶魚商卓乞食現款六百元

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區長陳夫人

2月12日：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

2月16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日人家宅頻遭其害／手槍威脅是慣伎



《民報》在10月28日社論中毫不客氣地指責：「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




當初台灣人民夾道歡迎的祖國軍隊，反過來魚肉人民。曾任省參議員的韓石泉就在二二八事件後評述：




光復後使余感覺驚異者，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台南市編餘士兵與警員衝突，新營鎮民眾與警員衝突，員林鎮法警與警員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至於嫌犯拒捕擊斃者，時有所聞，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



事實上，1947年2月27日下午的緝菸事件，只是千頭萬緒中的一小端，國民政府接收一年來，人民生活水深火熱、貪官污吏橫行、軍警強取豪奪、治安嚴重敗壞，罷工、鎮壓事件早已層出不窮。




再加上台灣在日本時期奠定的產業及法治基礎，相較於中國大陸持續戰亂造成的發展遲滯，兩方的文化隔閣更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加深，為後續的事變推波助瀾。






資料來源：李筱峰《解讀二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