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12,2011

部落格前言

部落格前言

《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是哈佛大學教授Gene Sharp所撰寫的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的行動戰略指南,教導人民如何對抗獨裁政權或壓迫體制,甚至面對不公義的政策也能利用這套指南來擬定必要的行動方案。《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的取得乃是2008年公投盟召集人蔡丁貴教授透過林哲夫教授的引介與Gene Sharp見面,由Sharp教授授權蔡丁貴翻譯為漢文。目前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行,由蔡丁貴教授翻譯、林哲夫教授審訂、林芳仲牧師主編。有興趣的人請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洽詢02-2362-5282分機363李鳳珠。

本部落格的主文《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因為字數限制,所以分為〈〉〈〉兩篇。所有延伸閱讀都集中在〈〉篇,因此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利用連結逐步閱讀,或者單獨閱讀各篇延伸閱讀,所有的延伸閱讀已經放入文章分類當中,讀者可以自行選讀。今年埃及變革中,其中的行動就是參考Sharp教授的非暴力抗爭理論,因此,只要人民善用非暴力抗爭理論,其所展現強大的力量是非常驚人的。



你還記得那位在埃及革命裡,以臉書觸發群眾的Google經理嗎??











還有2000年,塞爾維亞青年組織"歐特破"也是利用非暴力抗爭推翻獨裁政權


self_liberation發表於 樂多11:29回應(0)引用(0)自我解放

非暴力行動的政治--P492-495

非暴力戰略的基本要素

      戰爭的戰略與戰術已經受到仔細的發展及研究,而且主要的努力是用在發展形成戰略與戰術之基礎的理論。為了指揮戰爭中反應之「緊急需要」,建立了格言、規則及系統。在非暴力行動的領域,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相對應的類似發展。甘地對這個抗爭技術的戰略與戰術之發展做了最重要而有意識的努力。不過,他既不是一個分析者也不是一個理論家;因此,儘管他對實務有所貢獻及他所傳承的觀察,戰略與戰術之分析與形成都是留到其他人時才完成。

    只有到了相當最近的時候,注意的焦點才轉向探討以非暴力抗爭面對可能出現之內部獨裁者或者入侵者時、所需要之戰略與戰術的問題與可能性。注意力需要同時面對廣義的戰略與戰術領域,以及在面對特別之對手、而且要達成特別目標的時候可能出現之細部的具體問題。 

    當然,戰略與戰術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與程度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很多面向上。不過,他們在軍事行動與非暴力行動上特別重要。當社會及政治之衝突發展到公開鬥爭及力量之比對的時候,都透過這兩種行動的技術來進行。

    看起來在某些時候,軍事戰略上所得到的深度看法可以帶入應用在非暴力的戰略上;而且,也有某些時候軍事上的深入看法絕對不可以被帶入來應用,因為這兩種抗爭之技術的本質與動態有極端的不同。

    因此,本節不只是對非暴力行動戰略之既有觀察的單純敘述或分析,而且也會涉及在當軍事戰略對非暴力的技術似乎有效時、及當軍事的來源比非暴力行動者的觀察更清楚與更明確的時候,就會結合軍事戰略的原則。

    這裡有一些基本戰略性術語的簡短定義︰總體大戰略是最寬廣的概念,它的功能是協調及指揮抗爭陣營的全部資源,以達到衝突抗爭的目標。策略則是一個較狹義的術語,它是全面抗爭行動的大型計畫,包括發展出有利的情勢、決定何時進行對抗、以及在整體衝突裡如何利用各種不同之細部具體行動的大型計畫。

    戰術是指為了在所選擇策略中之更小型衝突所作的計畫。在作者的「非暴力行動與全民防衛的初學者辭典」一書裡,有這些術語的更完整定義。

一、 戰略與戰術的重要性

    戰略對非暴力行動的重要性,就像它對軍事行動一樣的重要。雖然軍事上的戰略性概念與原則不可以自動地被帶入到非暴力行動的領域,戰略與戰術的基本重要性無論如何是不會減少的。

    因此,必須關注到適合這種技術之戰略與戰術的整體原則(這個技術所特有的、以及可能從軍事上的戰略與其它類型之衝突所引入的)。當然,這些面向都需要在非暴力抗爭獨特之動態上與機制的內涵中加以考慮。

一個具有軍事背景的人可能會奇怪地發現,非暴力方法的某些解釋是在強調戰略與戰術的重要性。而具有宗教或者哲學非暴力背景的人可能也會吃驚地發現,它強調戰略與戰術,而不是道德規範和良心。因此,對非暴力行動之戰略與戰術的功能,有必要進行一些簡短的討論。

為了影響一次抗爭的結果,明智地選擇行動方案、並且細心而有智慧地實現它,是重要的。僅僅用說的,那個是道德的、及做正確的事,是相當不足夠的,因為可能有許多行動方案在道德上全部是「正確」的;而所謂「正確」的可能涉及對「邪惡」維持或者製造最大的反對,如果是這樣,問題就變成了要如何來作這件事;為了要滿足一個人的道德責任、並且使一個人的行動產生最大的影響,那些行動必須被謹慎地選擇,並且在適當的時候加以進行。

    研究與指揮戰爭的專家老早以前就學到,最好的結果從來不會僅僅透過一次沒有控制之武力與犧牲的爆發而達到。正如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所說︰「...如果戰爭的目標要完成,戰爭的行為必須以理性的方式加以控制...。你的戰略越好,你就越容易佔上風,並且付出更少的代價。」125如同在戰爭裡一樣,戰略與戰術也用於非暴力的行動,非暴力行動者的勇氣、犧牲、人數等等都會產生可能最大的衝擊。

依照滿足情勢之特別需要所選擇的戰略、戰術與方法,抗爭的過程可能會採取廣泛多種不同的形式。在非暴力的運動中,以抗議、不合作與干涉的具體行動,如果它們可以共同契合作為整體綜合行動的一部分,將會非常有效。若能如此,每個具體行動就會對抗爭之發展與成功之結局作出最大的貢獻。

    因此,具體行動之最佳組合的最好實現,取決於領導者對情勢有充分的掌握,並且有可以繪製運動方案的技術。甘地曾經寫到,「只有指揮運動的將軍才會知道每個特別行動的目標」。

    甘地極度細心地選擇行動的議題、地點、時間與方法,以便他的運動在可能對付英國人的時候可以放在最強有力的位置,並且讓行動自己可以傳達給他印度民眾最大的理解,以引起每個人最大的同情與支持。正如同在勞動罷工裡之戰略的重要性一樣,在更高度發展的非暴力抗爭中,它是重要的。當面對極端獨裁政權時,它更是如此。

有充分的歷史證據顯示戰略與戰術的重要性。有時候這個證據以一種反面的方式出現,顯示缺乏戰略或者沒有在戰略與戰術的問題上作出重要決策的影響。

     如果能夠對非暴力戰略的角色與原理有更多的理解,有時候在一個特定的衝突中會出現的困難問題可能就可以避免或者被更令人滿意地獲得解決。在其它的情況下,當幾乎所有目標與需求可能完成之後,非暴力運動仍然持續進行──通常上是比軍事衝突情況更長久;隨後的事件卻導致運動的失敗。

    在另外一些情況,即使以正常的標準來看,非暴力運動是勝利的,但卻被認是失敗的,結果,造成非暴力行動最終被相信是更為有效的軍事行動所替換掉。美國殖民地居民反對英國政府的抗爭可以毫無困難地以這種角度來解釋。

    如果要為一系列的非暴力抗爭,採取細心的戰略性與與戰術性分析,就必須對非暴力戰略的問題與一般原理進行相當的理解。讓對社會不滿的團體接受抗爭所採取的戰略也是重要的;在1901年芬蘭的例子中,要如何與對手交往產生意見的不合似乎讓內部的衝突更加嚴重地出現裂痕。 

 


September 4,2011

反政變(2)

可長可久的成功

反政變防衛的成功有賴幾個關鍵要素,這些因素當中包括抵抗的精神、防衛民眾的團結、防衛之社會的力量、人民維持抵抗與非暴力紀律的能力、叛變者的優劣點、叛變者選擇的攻擊戰略與防衛者戰略的智慧。

只有那些能夠利用明智戰略以擬定精心及強力之政治工具的人才能在反政變防衛中取得勝利。和軍事中的衝突一樣,真實權力的能力與防衛的力量在這種類型的防衛中都是必要的。憲政的防衛者被擊敗是有可能的,就如在傳統戰爭中會戰敗一樣。不過,有強烈的跡象顯示,在這樣的反政變防衛中,有決心的人民會有更大的機會達到成功,並且與軍事衝突相比,會有較少的傷亡與較低程度的破壞。

有長期防衛的必要時

如果反政變防衛無法在數日或幾個禮拜內成功,就會產生新的戰略情勢。叛變者可能已經成功地建立一個較低程度的合法性、接受度、合作與控制。衝突會從短期的反政變防衛演變成要與已建立之獨裁政權做較長期的抗爭。因為這是個相當不同的衝突情勢,這裡只能建議一些抵抗方式的大致方向

在這樣的抵抗裡,因為社會必須能夠維持長期的抗爭,與新政府全面不合作的戰略可能無法持久。反而,為了要能取得最後的成功,可能必須採取在許多關鍵重點上集中抵抗的政策,直到雙方力量的平衡出現改變,才可開始使用更廣泛或全面的不合作。

一個抵抗已建立獨裁政權之較長期的防衛戰略必須聚焦在兩個主要的目標上。第一,要避免政變者獲取任何獨裁政權本身以外其它主要的目標。如果獨裁者尋求其它類型的宰制,如經濟、意識形態或政治等,那麼防衛的規劃就必須集中在阻擋這些目標。這就產生所謂「選擇性抵抗」的戰略,有時也稱之為「重點式的抵抗」。

在選擇性抵抗的戰略下,在各種專業與職業的人們可以只針對重要的議題去抵抗。例如,警察可以在避免犯罪者利用這個情勢作怪的同時,選擇性地拒絕去尋找及逮捕民主陣營的抵抗者,或許可以警告人民即將採取逮捕與鎮壓的行動。老師可以拒絕將政權的宣傳介紹至校園裡,工人與經理人員可以藉著罷工、延誤與蓄意阻撓來阻止國家受到剝削,神職人員可以藉著講道的機會來宣導拒絕幫助獨裁者的責任。

長期防衛的第二個主要目標就是要保護社會機構的自治。當反政變抵抗無法快速成功時,新的獨裁者可能會企圖控制社會的各種機構並使他們保持沉默。這些企圖也會特別針對那些在早期曾涉入防衛抗爭的機構,像是法庭、學校、工會、文化團體、專業社團、宗教機構等等,如果他們完全控制了這些機構,社會未來的抵抗能力就會更為薄弱了。因此,長期的民主抗爭必須堅定地抵抗入侵者對社會機構之控制的任何努力。這些機構也是實際上或潛在的抵抗組織,他們可以防衛社會免於受到獨裁者的控制,並且恢復合法的政治體制。

這裡強調這個選擇性抵抗的戰略只是要說明,即使最初的政變防衛失敗也不必然會將整個社會帶入長期獨裁政權的毀滅道路上。不過,在叛變者鞏固他們的控制之前,主要的反政變防衛目的應該是將奪權者加以全面與快速的阻擋。

政變的癱瘓

不過,這種對抗已建立獨裁政權之長期防衛並不一定有必要,最初的反政變防衛抗爭可能早就獲得成功。如果公民防衛者即使受到鎮壓能夠維持他們的紀律並且堅持反抗威權與不合作,並且讓民眾的主要部分都能參與,叛變者要完成他們目標的努力,將會受挫並且最後受到阻擋。

一個有完善準備之人民及他們所屬機構所組成的抵抗最終會向政變領導者證明他們不被接納的事情。他們政變的目標被拒絕了,政變者要建立對社會的控制失敗了,政變的企圖只是引起公憤,將叛變者放在一個政治的黃蜂巢內,而有決心、不合作、與不服從之防衛者的數量會持續增加。很清楚地,反抗的防衛正走向成功、一場具備新活力與持久力的勝利。

在回歸憲政體制的過渡期中必須更加謹慎,特別是在原來的政治領袖們被叛變者所殺害的狀況下。可能的話,恢復憲政程序所選出之領袖們以前的職位,應用原有的憲法與法律,在未來適當的時候再加以修正。要盡快展開步驟以便開始修正合法性的問題與解決造成人民支持政變的社會不滿。社會與政府也必須要好好努力謹慎思考如何提升政府的民主素質。

嚇阻軍事政變

妥善準備一套對抗政變的防衛能力會對想成為叛變者的人具有令其畏懼的威嚇作用。當一個社會清楚地知道有一套完善準備的反政變防衛措施時,可能的篡奪者將會預期在最佳的狀況下會遭受到頑強的抵抗,而最糟糕的狀況下則是可恥地被擊敗,他們自然就絕不會想要政變了。

假如可能的叛變者或甚至目前政府的領導者都知道如果他們不能容忍憲政對他們職權的限制,而政治上的反抗與不合作將會加強社會的民主意志,他們就可能還是會安於扮演他們原本的憲政角色。

這種嚇阻能力完全寄託在一股可靠的能力上,一股能夠運作出有效對抗軍事政變的抵抗能力。因此,嚇阻內部叛亂之唯一的準備方式就是建立對抗政變攻擊之強力不合作與反抗威權的基礎。

和軍事防衛一樣,嚇阻能力並不能夠保證成功。政變攻擊還是可能會發生。儘管全面性的做好準備而政變發生了,那麼這種類型的防衛就可以有效地、有潛力很快地擊敗政變,並且恢復憲政政府,而不必冒著內戰的風險。

反政變防衛之倡導

這個政策的早期步驟就是必須散播反政變防衛的觀念到整個社會,與探討對對抗篡位者最強而有力的型式。即使這個觀念還很陌生,個人與組織也可以創立一個資訊性與教育性的計畫。也可運用文章、新聞報導、大眾會議、討論團體、無線電廣播、電視、專題討論、各種組織的演講、小冊子、書本等都是溝通與教育的工具。深入了解政變是可以成功地透過不合作與反抗威權來抵抗的觀念,是社會主要公民機構必須仔細思考與積極支持、及為了進行有組織之準備的先決要件。

顯然地,思考、採納與實踐這個反政變的防衛時,不應該期待得到有潛在政變意圖之黨派的支持。不過,如果反政變政策能夠得到「跨黨派」的考慮、支持及參與,它將會更形堅固。跨黨派作法的目的是要整合不同理念與政治立場的個人與團體,取得他們對反政變政策的發展、採用與實踐等方面的支持。有了這麼多元與大範圍集思廣益之民眾的支持後,反政變的政策會更堅強、而且更加團結。

反政變防衛之採用

有三個可以採用強有力之反政變防衛能力的主要方式:

(1) 透過向社會各階層進行廣泛的宣傳,加強對總體大戰略的理解與知識,及反政變抵抗的各種型式,如上述之討論;

        (2) 透過組織公民社會的各機構,讓他們能夠面對並且做好抵抗這類攻擊的準備;

(3)透過修改憲法、法律等與政府結構內各種組織的努力,杜絕叛變者的控制。

理想上,所有這三種方式都應該按照順序或某種組合,視特殊情況之下的可能性或最有可行性而決定。不過,即使在不知道最後確定要採用與執行的方式下,可以開始進行教育與思考的過程,這是可以作得到的。

公民機構的準備

儘管許多民主政府是脆弱而易受攻擊的,但並非所有的政治領袖都了解要準備反政變防衛的需求性與可行性。具備抵抗軍事政變防衛能力不僅重要,而且必須要加以發展。當政府不管基於何種理由而沒主動採取反政變防衛的政策、而且為它做準備,這些方式在具有任何程度的公民自由社會中是開放的,社會自己本身就可以採取行動。從這些例子中可以得知,由公民機構自己直接做的反政變防衛準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許多情況下,反政變防衛的基本觀念與抵抗的原則是可以普遍傳播的,而這樣的準備也可以由社會的公民機構所發起,並且獨立於政府的參與之外。

當然,這些準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認為目前的政府是最好有可能的、或是沒有嚴重的限制或問題。這裡的觀點所要指出的是,一個政權如果可能被可能的叛變者所壓制,它很有可能是一個很明顯不良的政權。阻擋以政變企圖建立一個更專制而壓迫之政府就是改進政治體制與社會所必須的先決要件。

通常被設定為政變目標的現有政府可能困於公開的缺陷,諸如普遍氾濫的貪腐、或者社會的分裂,像是「法律與秩序的解體」。叛變者可能會真誠地或錯誤地藉此宣稱,他們的政變對改變這些情況是有必要的。這樣的聲明可能會讓他們受到民眾的支持。即使如此,還是必須要對這些政變進行防衛。

新政權可能不會終結貪腐,而且支持「法律與秩序」的聲明可能被利用來建立新的專制或獨裁的政權。用政變的方式來導正問題,會對如何更換一個有問題的政權開啟危險的先例。事實上,這個政變可能有非常不同的大轉彎,而下一個政變可能採取更惡毒的方式。許多可行的補救辦法之一,包括以傳統形式之活動、或是小型之非暴力而仔細聚焦的抗議或者抵抗運動。

以反民主的技術做政治上的改變,軍事政變是一種要求政治改變但違反民主的技術,從本質上來說它是危險的,即使它宣稱是為了改正一些嚴重的問題。在政治上,時常因為某一人的行動而產生不是預期的後果,而且並非所有的意圖對大家都是公開的。

非政府機構與組織可以透過各種溝通工具來廣泛傳播反政變防衛的重要觀念。這些公民團體可以從個別或者與其他團體合作的方式來啟動與執行反政變防衛的政策。他們可以從教育自己的成員做起、從事準備、進行規劃他們所屬社會這個部門的民眾要如何最有效地行動,以協助擊敗未來可能的政變。例如,個人、團體、通訊的機構、運輸、政府部門、警察、宗教、教育及社會主要的各層面都必須規劃如何有效地阻擋政變者的控制。

即使當國家還未採納反政變防衛的政策時,強力的反政變防衛準備可以融入教育與政府的結構之內。在某些狀況下,由公民機構所組織的準備也會有地方與區域性政府的參與,並且與中央政府結構國家政府結構中之人員與團體合作。

這種型式的規劃必須以較重大的程度將焦點集中在社會上的某些層面,這些層面應該是叛變者有關合法性與控制的優先層面。高優先的領域應該是政府機器的控制下 (像公務人員、官員等等)、及對警察與軍隊的控制。還有高度重要的就是新聞報紙、無線電台、電視、電話、水、能源和食物供應等。經由這些初步計畫,從教育、組織、規劃、及準備,就可以準備一份阻擋未來政變之國家型計畫,以適應特定的國情。這樣的一個防衛政策就可以變得強有力,即使政府沒有採取主動。

如果這些機構很健全並且可以代表社會多元的組成,那麼由他們去準備並且指揮一個充足而有力的反政變防衛,是有可能的。即使政府本身並沒有參與這個防衛的組織,這個防衛還是有能力擊退這樣的政變。

政府主動做準備

在一個高度民主的社會,或者至少政治領袖們希望他們社會的發展是和平的、不會因為軍事政變而突然改變的社會,則其政府可能會採用反政變防衛的政策。立法機關與政府的其他部門可以建立起有效對抗未來政變的防衛準備措施,這些措施可能要藉助憲法的、法律的、組織性的改變,其目的就是阻擋叛變者奪取對政府與社會的控制。

例如,1997年泰國所採用的新憲法往這個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其第65條記載著:

     一個人有權利以和平的方式抵抗任何非根據此部憲法所提供的模式而企圖獲取統治國家權力的行動

顯然地,像這樣的憲法條款是相當重要的。不過,要使之產生效力則必須要有附帶的法律條款加以履行,同時也需要政府與非政府部門將不合作的準備做得足夠有力,這樣才會成功。

可能的話,政府本身要參與傳播對抗政變的防衛觀念、並且要參與有力的防衛準備,這樣做的好處是很大的。當然最重要的好處就是整個政府機器直接準備可以對抗政變者的佔領,官僚體系、公務人員、部會、行政部門、警察與軍隊都可以加以訓練,以提供強大的抵抗運動。反政變抵抗運動的特定義務與指導原則將可由公務人員、媒體從業人員、通訊操作員、警察、軍隊與地方、區域及省的政府雇員等自己來擬定與使用。如果這些運作國家機器的成員不為叛變者所用,則防衛的規模將更全面而且更有力,同時,抗爭的過程也會比較短,傷亡也會比較少。

動員防衛可行之立法與計畫

政府的防衛可能需要新的立法與實施條例。這些步驟中可以採用的有:(有關政府做的準備之更完整的討論,參考附錄一。有關公民機構做的準備之討論,參考附錄二。)

可以採用憲法的增修條款,賦予公民抵抗政變之權利與責任,及拒絕承認政變為合法的權利。

可以頒佈立法條文規定,所有的警察與軍隊有義務拒絕參與或協助政變。

●可以頒佈立法條文規定,所有的政府員工有義務拒絕與政變合作及服從於篡位者。在政變事件中,政府員工要根據既有的憲政體系、法律程序與政策的約束來執行他們的工作。

●可以頒佈立法條文規定,所有在通訊、媒體與運輸領域的人員有義務抵抗叛變者的審查,並拒絕與政變領袖合作或為其傳達命令。

●可以頒佈立法條文規定,所有公立及私人的金融機構有義務拒絕與叛變者有財務上的往來。

憲政政府可以事先與所有的國際機構、組織及有外交關係之政府做危機處理的溝通。在一旦發生政變時,這些機構應該維持與憲政政府的承認關係,並拒絕所有與叛變者的關係。

如果發生政變事件,憲政政府內的個人與團體可以訴請宗教與道德領袖譴責政變攻擊,並且感召他們的追隨者要拒絕與政變者合作。

憲政政府可以安排領導階層繼承的規劃,以備重要政府建築被佔據或政府官員被監禁或處決之需。

立法機關可以做好準備,以規劃憲政政府在政變瓦解之後要如何重新掌控國家。

立法機關可以呼籲各組織與教育機構去發展並實行公民的課程,教育他們有權利與義務去拒絕與政變合作。

 在所有的這些規劃裡,都要明確地指出反政變抵抗運動的本質是非暴力的,而且不能有人使用暴力的行為去對抗那些非法支持政變的同胞。同時也要明確地指出,那些發動政變或與其合作的人被判有罪時會受到怎樣的刑罰。

其它型式的準備

除了進行反政變抵抗的一般性指導原則的準備與傳播外,還有一些其它型式的防衛準備是可行的。舉例來說,可以藉著組織演習來加以訓練。在其中,假想的政變會受到上場的公民所抵抗。這些演習可以在住宅區、辦公室或工廠、及全國各地的城市、省舉行。

在這類對抗政變的防衛中,技術上的準備也是必要的。在叛變者已經佔領了一些關鍵中心及奪取了既有之新聞報紙、無線電與電視台的設施時,通訊所需的裝備與補給也是必須的。地下報紙、抵抗運動文宣與地下電台等出版補給品與廣播設備應該確保而且隱藏起來以備緊急所需。這些廣播電台、通訊中心或印刷廠的地點應該事先安排在友好而支持的外國領地內。

反政變防衛的後果

這個對抗政變之防衛政策的目標在於保衛憲政的政府,藉著阻擋叛變者所要建立的政府、讓攻擊者無法統治受到政變攻擊之社會、讓民眾即使受到攻擊時仍然有能力維持他們對社會控制與自治。這個憲政政府的保衛是整個社會所有成員的責任。就是這些人能夠維護並擴展他們的自由,並且根據國家所珍惜的信仰繼續改善他們的社會。

這個反政變防衛政策有重要而正面的特質。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政策、而不是依靠子彈與炸彈的政策,是奠基在人類的制度上、而不是在軍事科技上。這是一個為自由服務的政策、而不是以內戰作為威脅或是屈服於新獨裁政權的政策。如果這個政策在國際上受到廣泛地採用與實行,它將對排除主要政治問題的政變做出相當的貢獻。這將會限制住新獨裁政權的崛起,並且降低世界暴政的盛行。

這個政策是一個創新性的防衛,它立基於人民的力量。即使嚴重的危機中,人民就會是並持續維持是,他們自己命運的主宰。這個結果的貢獻是非常重大的。

附錄一  反政變防衛的立法與其它政府的準備

政府可以進行重要的準備以預防及擊敗軍事政變。不過,這可能需要制定新的法律與其附加的實施條款。在制定這個法律與這些宣佈責任義務歸屬的聲明中,必需明確指出任何人不可以用暴力的方式來對抗有違法行為的同胞。以下建議一些以法律的手段與程序,以達成這個目標。

1. 憲法條款應該要規定,在社會中的公民不論其地位、角色或立場都沒有權利接受任何由個人或團體所發動的軍事政變為合法政府。

相反地,毫無例外地,所有的公民都有憲政上的義務否定任何叛變集團的合法性,並拒絕與他們的所有合作與所有屈服。在反抗叛變者的期間,公民要堅定地持續他們背負的義務並協助滿足他們抵抗陣營同胞的生活所需。

2. 可以制定特別法規定所有全國性的、地區性與地方層級的政府員工與公務人員之法律責任,以拒絕協助軍事政變。他們的法律責任應該就是堅持只可以依照既有(政變前)的憲法與法律程序及政策執行他們的工作。法律也要約束他們,以拒絕服從及所有與叛變集團的合作。這種拒絕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叛變者所有管理上的支持、而無法實行他們違法的命令與目標。

3. 可以制定特別法規定,以實施新的憲法條款,並以法律義務要求所有警察與軍隊之所有成員必需不只要宣示效忠憲政政府而且要宣讀-或許在就職台上-拒絕參與任何陰謀組織或發動軍事政變的誓詞。而且如果後來發生政變,這些人就有義務對任何有企圖奪取國家機器的團體拒絕服從、服務、或者合作。

在司法體系下各階層的員警必須被授命繼續只遵照應用已經建立了的法律、政策與程序。他們必須不管來自於那些非法竊佔國家者之任何新政策、政令與命令的接收與宣佈。特別是他們要先去警告那些可能會被逮捕的個人與團體。而且也應該拒絕去找出與逮捕那些反對叛亂的愛國抵抗者,無論是以個人的行動或以團體的方式表示抵抗與示威。

有時候這種警察的抵抗可以相當公開的進行,在另一些時候,警察則可以假裝服從叛變者、但私下卻不是如此去做。例如,他們可以向上級報告說,要找到並且逮捕到上級通輯的人是不可能的。

如果接到命令是要驅散街頭示威,警察可以只單純地排列在指定的場所但不要採取鎮壓的手段,也可以加入抵抗者自己的示威行列中。絕對不允許警察成為篡位者的鎮壓工具。

4. 除了去抵抗叛變者之外,警察有義務要盡其所能地去主動協助抵抗運動。例如,在過去的抵抗運動曾發生過,員警用警車載運抵抗運動的新聞報紙與文章到城市內有需要的各個角落。

5. 士兵與軍隊中的其他成員也不能允許他們自己變成那些想取代憲政政府之集團的鎮壓工具。當政變是由軍隊中的長官所帶領時,士兵們的不合作與不服從可能會特別困難。這比較不像政治集團尋求軍事武力的順從來強制實施他們對社會與政府的非法統治。

與警察之替代方案類似,士兵在這種為難的情況下,反對政變的士兵可以採取任何行動,但都不可以是為篡位者服務。例如,他們可以非常溫和地面對街頭示威,或在接到對抗議者開火的命令時,可以射向群眾頭部上方的天空而不會傷害到任何人。他們也可以試圖去鼓勵所屬的部隊公開地反抗篡位者,或者在特別危險的抗議與反抗行動中,不使用軍事武器來參與。

警察與軍隊的公開抵抗可能是極度危險的事,因為抗命與造反的罪罰通常就是處決。因此,其它反抗叛變者之比較不明顯的方式就值得詳細研究並加以運用。

6. 可以制定特別法規定,賦予所有從事通訊的個人與組織有法定的義務堅持他們對憲政政府的忠誠。這意味著在軍事政變事件中,他們會因法律的約束而拒絕服從叛變者從事審查、發表政變者的聲明與命令、與拒絕遵守任何叛變者非法的命令。

假使正常的通訊、印刷與廣播設備因叛變者的壓制行動而不能正常運作,也不能為合法政府所使用時,則這些專業領域的人員及其他的公民就有義務在篡位者控制之外的民眾中去建立新的通訊工具。

7. 在政變事件中,服務於各層級政府中的所有人與團體都應該繼續處理既有的政策與程序,時間上儘可能愈長愈好,而且不要去管篡位者所發布的新政策、命令與制度。

   在最初可能的狀況下,政府的員工可以在他們原本的工作崗位上做這樣的抵抗。一旦叛變者在那裡採取不能容忍的鎮壓時,這些個人與團體即可罷工或甚至消失不見。政府的機器也不容許成為篡位者控制社會的工具。

8. 可以制定特別法規定,賦予所有從事運輸的個人與組織有法定的義務拒絕篡位者所有的命令,並且讓運輸系統無法為叛變者所用,反而要用來幫助抵抗運動。

9. 可以制定特別法規定,賦予所有政府與私人的金融機關、所有銀行、商業機構、及其它金融機構、工會與類似的機構有法定的義務拒絕與篡位者有任何的財務關係。

10. 遠在政變發生之前,政府就該與有外交關係的外國政府及所有的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做好溝通。要求這些團體拒絕與潛在的篡位者有政治上或經濟上的關係,反而應該只承認憲政政府。

11. 立法機關、政府部會與局處部門應該要制定各種合法領導延續的緊急應變計畫,以便在叛變者佔據政府建築、監禁或處決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或類似鎮壓行動的時候,合法的領導階層可以延續運作。

12. 為了因應政變瓦解後,憲政政府要如何重新正常運作,立法機關應該要事先做好精確的規劃。在轉型過渡期間,篡位者的任何團體不可以被允許以非民主的方式設立自己的規則。要制定條款規定,在政變中與反抗它的防衛中,如果涉及政府官員的死亡,其他的人員要如何合法地繼承憲法上的這些遺缺。

13. 立法機關應在政變企圖發動之前就要敦促所有國內的獨立機構、組織、協會及所有的教育機構參與教育他們的成員及一般的民眾。教育他們拒絕接受篡位者、並且實踐不合作與反威權來對抗任何政變的企圖是他們應當有的愛國責任。

14. 立法機關也可以制定法律,來否決政變參與者因其違法活動而保有所獲取之任何的財務利益。同時要禁止他們未來擔任政府的工作或職位。

15. 立法機關也應該要考慮在法律上制定其它制裁發動政變及與政變合作的處罰方式。這些條款必須考慮到如何鼓勵早期的政變支持者改變他們的行動並加入對抗政變的防衛陣營。

 附錄二  公民社會的反政變防衛準備

如果社會的公民機構是有所準備並且有能力抵抗任何竊佔國家的企圖時,軍事政變就比較不容易發生,並且比較容易被擊敗。

這個防衛應該由非政府組織與協會、教育機構、經濟組織、通訊與運輸機構、宗教組織與機構等團體共同來準備並發起。

這個公民社會的抵抗運動可能以支持政府防衛措施的方式來進行,或是在沒有政府的防衛計畫時,可以由全體公民獨立而直接地發起。

不論用上述哪一種方式,由社會獨立機構事前所做反抗政變之抵抗運動的準備,都會使得政變的策劃者在發動攻擊之前思考再三。如果他們無論如何還是要發動政變,則這些準備將會增強反政變防衛的力量。

這些準備與抵抗可以大略歸類成五種型式的活動:(1)公共教育、(2)媒體、(3)政治組織、(4)宗教機構、與(5)特殊團體與機構。

1、公共教育

這些非政府機構的任務包括教育他們的成員與一般公民什麼是抵制篡位者使他們成為非法政權的有效方式,及如何發起廣泛的不合作及反抗叛變者統治上的努力,目的就是要使他們的控制變成是非法的而且統治是不可能的。

當公民社會的所有機構應該要參與教育他們自己成員而努力的同時,某些特定的機構應該特別適合與一般社會大眾接觸。這些機構包括了正式的教育體系與各種媒體的分部,諸如新聞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路與電影。這些公共教育手段的政治內容包括兩點:(1) 否定任何叛變者為合法的重要性,(2)不合作與反威權抵抗會讓叛變者無法建立並維持非法統治的重要性。除了要如何抵抗的明確指示之外,也可以使用一些以前之反政變抵抗的紀錄片與戲劇片,其它國家抵抗政變失敗的資訊也很重要。

公眾必須要被告知非暴力抗爭的特性,包括它的許多方法與在衝突中運作的方式。

有時候,公開的街頭示威有助於傳達對非法竊佔國家的反對意見。不過,在另一些時候,這種朝向叛變部隊槍口的街頭遊行活動可能不太明智。這樣的行動不但可能導致大量的傷亡,也可能造成群眾的恐懼並因此而屈服。

因為會有這樣的情形,所以公眾在事前很久便必須要被明確告知這樣的危機,並知道有其它明顯比較不危險的抗議與反抗方式,但可以使用讓民眾的反對清晰而不會受到誤會的方式。例如,如果大量的都市人口在特定期間只要單純地全部待在室內、或待在家裡、學校、或其它建築物內,街上空無一人,這麼一來軍隊就無法在射程之內及威脅到抵抗者。然而,這個空曠的街道將傳達更廣泛的反對訊息。

2、媒體

社會媒體的成員─新聞記者、報紙與雜誌的編輯、無線電與電視播報員及導播、印刷工會、通訊從業助手等等─都可以事先組織對抗軍事政變的防衛,這包括抵抗叛變者審查的計畫、為憲政政府與一般公民做傳達訊息的計畫、及拒絕幫助叛變者向人民傳達訊息的計畫。

除此之外,媒體人可以事先為傳播工作做準備,以因應他們的營運中心發生淪陷或必須要將機器加以掩藏。如果叛變者控制了社會的媒體設備,印刷工會、無線電台的操作員與其他人可以宣稱機器故障而無法依照叛變者的指示去運作。也要擬定出版地下新聞與秘密電台廣播能力的計畫,也可事先安排從鄰國發出廣播。

所有這些行動將會顯著地限制民眾可以給予政變領導者的正當性與控制,因為對擁有管道而且防衛者彼此之間、及與公眾之間可以廣泛地通訊的社會,這些政變領導者將無法行使對資訊的完全控制。

3、政治組織

政黨與非黨派組織在他們致力推展社會、經濟與政治使命之中,應該包含教育它們所屬成員與民眾反政變防衛之方法與重要性的任務工作。他們原有組織的聯繫窗口與網絡對於傳達必要之抵抗與實施反政變防衛的指導原則,也會很有幫助。

4、宗教機構

宗教與道德的領袖與團體要敦促他們的信仰者與支持者將政變視為對憲政民主的攻擊,就他們擁護者與信仰者的生活來說,既是不道德也是違反行為準則的。因此,如果這樣的攻擊發生了,那些宗教與道德的領袖與團體要敦促他們的信仰者與支持者要應用他們的信仰,拒絕給予叛變者任何合法性、拒絕與其合作與對他們服從,反而要參與反政變防衛的行動。

5、特殊團體與機構

社會裡個別團體與機構的成員及幹部也可以串連組織以預防叛變者控制他們運作的社會區域。例如,工作於運輸、經濟活動、大眾媒體、通訊、宗教機構、和所有其它重要社會功能與服務部門之公民社會成員都必須進行不合作與反抗的準備與應用,以維持他們能夠獨立於叛變者之外。

阻擋叛變者及其支持者佔據這些團體與機構之內部控制的企圖,對這些團體與機構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叛變者甚至可能企圖去摧毀這些獨立的團體與機構,並以受控於叛變者或其共謀者的新機構取代之。這些努力也是必須加以擊退。

所有公民與他們的非政府機構應該要展開準備,並且在危機來臨時能夠啟動真實的抵抗。這個反政變的抵抗運動可以根據政府事先的反政變防衛計畫來實行,或者像之前所提到的一樣,如果沒有相關計畫的準備時,就各自獨立展開。

這些民眾團體與機構運作或是控制重要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產業的功能,比起那些抵抗運動的理論家,他們通常能更熟練地決定用哪一種不合作與抗拒的特殊型式是能夠最有效地保持社會的這些領域不受篡位者的控制。以下是一些例子:

 l運輸工作者,諸如卡車司機、鐵路員工、或者航空人員等,比起政府辦公室的員工,可以非常熟練地決定最佳的方式以延緩或癱瘓運輸系統,並且將運輸系統保持於叛變者的控制之外。儘管在抵抗者造成部分癱瘓或叛變者的全面封鎖之下,他們更有可能知道如何運送食物及其它重要的補給品到有需要的地方。

l在通訊領域,只要手機與電子郵件系統仍然維持運作,它們就可以創造性地被用來協助傳達抵抗計畫、發動抵抗行動,並且報導叛變者的控制與抵抗之抗爭的狀況。

    當政府辦公場所或原來的廣播站被佔領時,為了因應緊急狀況而儲藏的廣播設備也可以被用來作為防衛之用。

l如果長官加入了叛變者陣營,政府部門內的公務人員仍可以繼續獨立地工作。除了公開反抗之外,公務人員也可靜靜地抵抗政變,透過使行政延宕、錯誤歸檔重要公文、等類似沒有刺激性但卻可以有效限制叛變者之控制的行動。

 l工會可以反抗式地拒絕叛變者對經濟活動的指示,而且可以繼續進行那些被禁止的活動,完全不管那些叛變領導人、共謀的管理者或企業幹部怎麼說。

 l即使叛變者禁止,紀念偉人、事件或對國家與民主抵抗者具有重要性之信仰的特殊日子可以舉辦儀式,並且制定新的日子來紀念反政變防衛之傷亡者或事件。


self_liberation發表於 樂多20:22回應(0)引用(0)延伸閱讀--反政變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P100-101

極端獨裁政權的弱點

根據我們對納粹與共產主義的體制、及某些小一點的獨裁政權的認識,要指出他們之中各種不同之具體缺陷是可能的。這些因素終將及時,即使在沒有故意努力激化他們之下,不同程度上會造成對獨裁統治之能力與特性的改變。例如,這些缺陷將可能造成下列的結果︰

 ‧ 限制政權施政的自由度;

 ‧ 讓政權對人民的需求與願望更加體諒;

 ‧ 降低殘暴與鎮壓;

 ‧ 讓獨裁政權在自己的行動裡變得不那麼教條;

 ‧降低政權對社會有效控制的程度;

 ‧ 破解政權無所不在的神話;

 ‧最溫和時,讓體制變得有點「自由化」或者甚至民主化;及

 ‧在最極端時,造成體制的瓦解。

下列是一些極端的獨裁政權的缺陷,包括極權主義的體制︰

1. 體制經營所需要之眾多不同的人們與團體的合作,可能受到限制或者被撤回。

2. 政權施政的自由度可能受限於過去的政策、及體制仍然要持續之要件與影響。

3. 體制的運作可能變成日常化,因此不會更溫和而且更沒有能力在教條的命令下進行激烈的改變、而造成政策的突然變化。

4. 為現有任務分配的人力與資源將使他們無法被再分發到新的任務。

5. 指揮中心決策時,可能從下屬單位接受到不準確或者不完整的資訊,因為下級部屬可能害怕引起高階長官的不高興。

6. 思想意識可能腐蝕,而且體制的神話與象徵變得不穩定。

7. 對意識形態的堅持可能導致對體制有害的決策,因為會造成對實際情勢與需要之注意力的不足。

8. 由於官僚政治之能力與效力之惡化、或者因為過度的控制與管制的繁文縟節,體制可能變得沒有效率;從而,體制的政策與正常的操作可能變得無效。
【101】

9. 體制內部各種不同的衝突可能關鍵性地影響而且甚至使它的運作中斷。

10. 知識分子與學生由於對情勢、限制、教條主義與鎮壓的反應,可能變得煩燥不安。

11. 一般民眾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後,變得冷漠或者懷疑。

12. 地區性的、階級的、文化的、或者族群之間的差別可能變得尖銳。

13. 權力階級結構將在某種程度上總是不穩定的,有時候更是如此。

14. 政治警察或者軍隊的部分單位可能擁有足夠權力行使壓力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或者甚至採取違反既有的在位者。

15. 對一個新的獨裁政權而言,需要一段時間讓它的基礎變得穩定,這就是一個特別脆弱的時期。

16. 決策與命令的極端集中顯示有太多決策必須由太少的人作決定,以致無法避免錯誤。

17. 為了避免發生這些問題,如果政權決定分散決策與管理,這將導致集中控制更進一步的消蝕,並且經常會造成新權力中心擴展的出現,它們可能想辦法以犧牲權力中心為代價而擴大他們的權力。

當然,這些極端獨裁政權的缺點,即使在這種情勢下有其它的因素參與其中,不意味著政權會迅速瓦解,或者會發生瓦解。獨裁的體制經常至少都知道它們的一些缺陷,而且會採取措施加以因應。同時,在適當的情形下,甚至是非常沒有效率及無能的政權經常都會苟延殘喘一段可觀的時期,並且正如里斯曼所言,「人們可能錯把體制粗魯的強制或者甚至是體制的意外事件當作密謀的天才」。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101-143(2)

第十三章  影響外部的觀眾

一個宣傳員是一個銷售態度與看法的專家。

-漢斯斯佩耶(Hans Speier),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政治學家

    儘管任何要求政治變革之非暴力抗爭的重心應該永遠都是在於內部,但是國際社會的支持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外交與各種不同之其它外部的支持可以擴大戰略性非暴力衝突抗爭的「戰場」,而且可以提高抵抗運動組織的能力。另一方面,建立與外部之政府與組織的夥伴關係會涉及明的與暗的成本。本章的目的是提出一個廣泛的架構,並且提出有關影響外部觀眾的一些建議。

政府

    一般來說,政府反映了歸功於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之「國家沒有朋友,只有利益」的智慧。有時候,這些利益可能涉及安全、經濟、或政治。更平常的情形,這些利益是相當務實的,而使用理想主義來於包裝這些利益,使它們更容易被受到影響之社會大眾所接受。在1920世紀,民族主義是一個戰爭動員非常有效的包裝策略。以「白人之負擔」作為合理化殖民主義的理由不外乎是一個用來掩飾真正意圖的遮羞布,其實它就是利潤的動機。當國家利益產生變化,不管是什麼原因,政策也隨著改變,有時候還相當突兀。結盟的夥伴也會變化(誰又能在1936年想到在1941年蘇聯將是西方民主國家的盟友),甚至到了戰爭中途還會放棄盟國。

126

因此,它是重要的,那些負責爭取國際社會支持的人應該體會暸解,以雙方共同利益的角度,向有可能捐助之外國政府解釋這個要求政治改變之非暴力抗爭的必要性。出現一個執政的民主政府,而且在多邊與雙邊之關係上支持這些價值,對一個民主政府要表示支持、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是一個正面的理由。當提高投資機會而且會保護目前的投資的時候,商業遊說可能更有動機轉到民主的理念。從潛在支持者的安全利益來看,一個友善的政府可能具有價值,可以在危機中提供軍用飛機飛行許可、安排情報交流、甚至在雙方利益如果受到威脅的時候、可能安排外國軍隊登路地點。

一個政府之行政部門的支持與理解是極為關鍵重要的。一個國家之元首只要提到民主抗爭就能夠立即得到全國的關注與正當性。這種承認可能會導致更多媒體對背景資料、有人情味之故事、對衝突抗爭之報紙社論的關注。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正在發動爭取民主的非暴力抗爭會有道德上的制高點,會讓對手在國際舞台上處於防守的地位。

每一個國家的立法部門都有其自身正式與非正式可以影響政府行政部門的方式。例如在美國,國會聽證會可以成為爭取民主改變之抗爭獲得曝光的一種有效手段,其後可以藉由演講、決議與有利的立法來達到曝光。

非政府組織

    要將一個議題的主題轉移到一個政府的國家利益是一個複雜與困難的任務,它需要一個各種不同的技能、專長與經驗,而且在每一個國家的真正具體之程序都是不同的。幸運的是,在許多民主國家,有一些支持與協助獲得能見度的民主運動組織。在非政府組織(NGO)的社群裡,有一些是相當精通於影響政府的深奧領域。有一些團體從事促進工人的權利、反對人權受到侵犯、關懷酷刑的受害者、提供自由與公正選舉的支持、提升國外的民主價值、或追求衝突之和平調解與斡旋等的工作。如果有一個或多個這些非政府組織認為一個運動是值得優先關注的,他們可以提供寶貴援助,並且制定與執行一個可以導引一個局外人看來是無窮無盡像迷宮一樣通往辦公室與會議的戰略。

127

像政府一樣,非政府組織也有它們的利益。建議在接近他們要求可能的協助之前。儘可能蒐集更多有關他們利益與運作方式的資訊。重要的是一個運動不要變成一個NGO的包袱,這可能造成運動內部的衝突、或者可能不符合人民的最佳利益。一個這種錯誤情形的極端例子,可能是當這個運動是代表一個有高比例之愛滋病、人口過剩與貧窮而受苦的社會,而非暴力抗爭運動卻去向一個反對任何生育控制形式的非政府組織尋求援助。

為了有效,一個非政府組織與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基於共同的利益、相互尊重與誠實。在請求援助之組織這邊,相互尊重包括表示對NGO的感恩,對於非政府組織這邊,要知道時間是一種寶貴的資源。為會議做好完整的準備、提供討論提案的書面資料、以及在要求額外資料的時候,提供及時的回覆,都是敬業精神與尊重的指標。誠實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宣稱自己是非暴力的運動,卻同時保持一個武裝的部隊,在運動與非政府組織之間已經建立關係之後,如果這個武裝部隊被發現,對一個NGO來說,都是尷尬的。

應該鼓勵運動內部之組織尋找以NGO之利益作為反映運動之具體目標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婦女團體、工會、政黨、記者協會與其它專業組織可以與國外類似團體的關係而變得更有力與更有效。運動能量的表現必須透過組織各個成員的力量來表現。除了要注意它們的存在,並且在適當的時候為這樣的關係背書,運動之領導階層直接投入這些建立與這些潛在捐助者之組織關係的工作不僅是沒有幫助的、而且是沒有必要的。

128

當捐助者要衡量他們支持之成效的時候,捐助者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往往是,贊助計畫之目標與成果之間的差距。在有極端貧困的地方,應該可以理解一部分的援助可以轉做為補助活躍份子的食物、住所、與日常交通。不過,組織必須了解,這些形式的支持並不是施捨,而是不求任何回報。那些接受援助的團體應該將贊助的計劃當作一項合約。一項合約是指對於捐助者之資金捐助的回報,受贊助者有義務為「可完成的目標」,如成員的增加、快遞體系的建立、訓練計畫、印刷品的製作與分發、或者任何要完成計畫目標的必要事項。達到或超過合約規定的義務就會取得這個組織可以延續計劃的地位,而未能履行合約時、捐助者有義務結束這種關係。在非政府組織社群內,尋求支援的要求遠遠超過可以使用的資源。重複強化失敗不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可以負擔的奢侈品。

媒體

    除了在外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社群之中培養支持之外,如果沒有外國媒體的支持,是不可能傳達到社會大眾所有的每一個部份。廣泛社會大眾對一個民主抗爭的認識與支持,可以提供動量並且協助其它爭取國際支持的努力。

與媒體的關係也是一個需要有專家提出諮詢意見的領域,這些意見包括制定一個媒體的戰略及對報紙、電視與廣播之記者、編輯與其他關鍵主播互動之必要條件的理解。而且也有必要了解特定新聞機構的主要讀者群。例如,華盛頓郵報與華盛頓時報有不同的主要讀者群,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也是一樣有不同的主要讀者群。

129

對於想要對民主抗爭有更多詳細資料的記者有越多的認識就會越有幫助。在許多國家有外國特派員的俱樂部,它的成員可能屬於主要的新聞機構、特約記者或許多不同出版品的「特約撰稿人」。取得他們的名字、徵詢一下他們的專業背景資料,也許包括使用電腦網路搜索,可以找到那些與他們發展密切之專業關係可能是有幫助的人。

記者感興趣的是新聞,最好是獨家新聞,並且為了讓消息有「新聞價值」,他/她必須有背景資料與新聞稿可以引用。更重要的是,新聞記者都想在活動之前得到通知。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有一個相互信任的關係。發展這種關係的負擔應該放在運動或組織的公共關係部門。經驗豐富的記者通常是憤世嫉俗的,並且會假設人們試圖利用他們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被利用本身並不是拒絕接觸的理由,但是如果這個記者沒有明確的機會可以成為報導這個抗爭的夥伴,一個記者可能不願意花超過發新聞稿的時間。

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依賴電視取得新聞。這就比照片/錄影的新聞更具有重要性。一個經驗豐富的電視記者-製作人可以為尋求最大電子媒體潛力的人提供某些精明的建議:

規則#1:在不會忽略或冷落任何新聞連絡窗口之下,努力確認一個或兩個特別有思想、感受靈敏、或平易近人的記者/製作人,並且與他們建立一個長期的合作關係。請他們喝一杯啤酒或咖啡,或者讓他們請你吃午飯。

130

規則#2:對你所選出的這一個或兩個記者提供給他們真正而有用的訊息,即使這個訊息並不是直接推銷自己的立場觀點。它的目的是建立你自己的信用、展示以自己的「新聞判斷」、證明你把他們的利益放在心上、並且表示你有保持很好的聯繫。保持經常性的接觸,但是除非你有一些新的或有趣的消息要透露,否則就不要糾纏新聞媒體。

規則#3:讓你自己保持有空檔。鼓勵新聞媒體與您聯繫;給他們你的電話號碼與電子郵件地址,並且及時回撥他們的電話。如果您遵循上述的規則#2,你可能會開始接到新聞媒體的電話,問你知道什麼事情,或只是徵詢建議。當然,你必須要小心你透露的消息,但是當記者要求你出去見面,這是一個影響新聞報導的機會。

規則#4:不要製造媒體的活動。不要召集記者,除非你有一些真實的底層消息。一旦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你應該在讓製作人可以舒適地在截稿之前完成的時間與地點,並且可以達到最大視覺與情感內容的方式來安排與製造這個活動。

規則#5:當你自己的運動要進行任何事件或行動,你認為將具有重大新聞價值時,應該要盡可能提早通知新聞媒體。不要誇大對它的期望。不要依賴書面的通知;如果人力上沒有問題,利用電話直接親自接洽聯繫。提供準確、簡潔與完整即將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細節、時間、地點、原因、當事人等等。不要忘記提供看似平常之後勤或機械性的訊息,它們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對一個電視攝製小組。如果合適,提供導引、背景情況介紹,與關鍵人物的採訪。

131

規則#6:要記得,你的理念不僅受到新聞媒體關注你的行動或者成果的服務,而且也受到新聞界關注到你的對手正在做什麼的服務。你的運動可能更熟知這個政權正在進行或計劃一些媒體有興趣的事情,而且你應該在你可以如此做的情形下分享這些訊息,但要符合保護自己的安全與消息來源的隱匿。

規則#7:請記住,記者與製作人必須向他們的上司「推銷」他們的故事,並且透過解釋他們可能不知道的因素,諸如背景、內涵、聯結性、或後果等,幫助他們來做這個工作,這些都可以使一個故事更具吸引力。你可能知道的履歷詳情或其中主要人物之間的關係,或者財務與商業上可能會更具重要性的聯繫。如果你做得到,提供錄影的片段,可以讓一個故事更精采。

規則#8:小心不要錯誤地陳述任何您所提供給記者的錄影帶記錄。提供完整而準確的細節,包括日期、地點與你提供之場景的內容。請確定您有提供這個材料的合法權利,並且在電視上播放這個錄影帶不會危及畫面上描繪的任何人或者讓你受到法律上的求償聲明。

規則#9:絕對不要對一個記者欺騙或提供不實或誤導性的資料。它可能會讓你在短期內有好處,但是它的長期傷害是不值得的。

規則#10:請記住,不同的網絡、媒體公司及新聞服務網向不同的聽眾說話、有不同的新聞週期、風格與技術上的要求。除了在最不尋常或者最緊急的情況,這些因素應反映在你與他們的交往之中。一個製作電視上現場簡短新聞的記者與要寫1500字之故事的文字記者有不同的需要。

132

結語

    要透過非政府組織之支持或透過巧妙地利用媒體來影響外部的觀眾,對非暴力運動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與這些外部力量形成夥伴關係可以提供正當性、力量、資源及對非暴力運動的報導,但是這些夥伴關係必須要滿足合約性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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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諮詢與訓練

    一個不幸的現實是,追求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以作為武裝衝突抗爭之替代方案的興趣,最常是在武裝抗爭失敗或經過廣泛研究而決定武裝抗爭不是一個達到勝利的可行方案之後才發生的。投資在武裝抗爭的這幾個月、幾年或幾十年可以代表一個重要的流失成本,而且可以理解到不願意承認,武裝的抗爭不是或者從來就不會是一個可行的替選方案。這個失敗未必是參與者的錯,他們可能相當有能力,但是這些更大的力量遠遠超出他們的控制。

當今反對專制政權之武裝抗爭的失敗不應該令人感到意外。隨著冷戰的結束,強權大國不再需要「客戶」國家來代理發動衝突,以對抗敵對國家集團而確保他們的利益。現在的國家更側重於經濟利益,可以更有效地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上來追求它。

政府之權力集中的提高,伴隨著對反對團體更好控制與鎮壓之技術的進步,諸如通訊、群眾控制、情報收集與其它強制性的措施,讓武裝團體的訓練、移動、與就業變得非常的困難。即使在民主社會中,「反恐戰爭」已經導致要接受對個人前所未有之控制與監視的結果這些行為在幾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對獨裁政權來說,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已經打開了更多鎮壓機會的大門。親民主的反對運動陣營被貼上恐怖主義分子的標籤連受到政府對民主國家之異議耳語的可能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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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因素讓爭取民主改變之武裝抗爭變成幾乎不可能,它們也改變了非暴力抗爭必須思考的方式,要如何執行他們的戰略。利用電話就是一個例子。在今天,任何時候要監控所有的電話是可能的,而且目前手機可以安全的時候是當電池被拿走之後!就全世界廣泛使用的電腦來說,要完全刪除硬碟上數據的方法只有燒毀它或者把它放在強大的電磁波底下。使用一支大鐵鎚加以敲打並無法保證電腦專家沒有辦法萃取一些資料。按一下刪除的按鈕只是讓它從操作者的眼前消失而已,卻不會從政府的情報人員手中消失。讓電腦中的「侵入程式」無法運作,只會吸引那些將它們放在電腦中之人的注意。使用解碼的程式,甚至無法在及時的情況下完成,也會吸引那些使用解碼程式之人的特別注意。

    已經有一些有關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書。這些書附帶有影片、文章與小冊子,對那些探索使用非暴力抗爭的人、或是對那些已經參與了這個形式之衝突而他們本身可能沒有足夠能力的人來說,目前是、而且將來也會是寶貴的資源。當時間是一個因素,而且知識與技能需要迅速地轉移,應該提出邀請顧問與有經驗之教師的需求。要接受這樣的請求是令人敬畏的責任。

為有效之訓練而發揮最大的人力資源

    在戰略性非暴力行動的領域放映「一個更強大的力量」這支電影的許多貢獻之一,就是讓成千上萬的民眾有機可以看到及聽到這個已經提倡數年之久的明確訊息在權力之抗爭中時常認為武裝暴力或者屈服順從之外無從選擇的情況下,有一個有效的替代方案。

一般來說,隨著社會大眾對非暴力衝突抗爭之興趣的成長,我們看到一個對使用非暴力抗爭以對抗壓迫體制之資料與訓練之需求的增加。沒有一個組織有能量可以訓練非暴力抗爭的每一個層面。有些組織在解決民族運動之戰略必要條件上磨練他們的技能;有些側重在戰術的技能與技術;更有些則在非暴力行動的草根組織發展獨特的能力,以激發在政治過程中那些未被代表之民眾的權能。很有可能,任何提倡使用非暴力行動的團體都會被請求提供這個主題的訓練、講習班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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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知識的標準化

    那麼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某種方式的標準化、以構成一套非暴力抗爭理論與應用之知識與技能的核心?例如,我們都知道一些非暴力行動的概念或原則,可以適用於提高工資之罷工的規劃、抗議侵犯人權行為、或者計劃帶動政治改變之全國性的非暴力運動。我們也知道,這些概念與原則適用跨越不同文化與民族,就像戰爭的軍事原則可以普遍適用一樣。這些概念如何實際應用會受到衝突之環境特定條件的影響,但是這些理論仍然是有效的。也許一套「核心」知識可以幫助建立一個標準的認知架構,這個架構可以涵蓋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與非暴力衝突抗爭相關的主題。

可能包括在「核心知識」的一些主題可以是:

1、選擇最終與中間階段之目標的重要性。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方便於資源得到更好地利用、協助決定優先事項、以及提供社會大眾不僅是支持與參與的理由,而且也是抗爭展開之後、一個衡量領導階層之成效的手段。

2、權力多元化的本質、其權力來源及權力在所謂「支撐之支柱」的機構與組織中如何呈現。如果對權力的多元模式、它的來源、權力如何在「支撐之支柱」中呈現、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許多人會覺得要對非暴力之衝突抗爭進行戰略性的思考是不可能的。要對支撐之支柱的優缺點得到一個迅速的「快照」、或者執行計畫之詳細分析的具體技術在後續課程或諮商中可以提出。參閱第一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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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觸非暴力手段與方法的廣大知識庫。這不僅對抗爭陣營提供了一個選擇的菜單,而且也給非暴力行動的成員留下深刻印象,非暴力的行動遠比一系列的示威活動還要多。參閱第四章,方法與機制。

4、恐懼與克服其效應的技術。恐嚇社會大眾是獨裁者保持掌權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它麻痺、恐嚇與將社會個體孤立化。過去的經驗顯示,有一些有用的技術可以克服恐懼的影響。它的目標不是使人們無所畏懼,而是幫助他們儘管在恐懼之下還是可以運作。參閱第十章,恐懼。

5、接觸宣傳的基本要素。確認消息、目標、信使與回饋的概念,提供一個思考這個重要議題的架構。參閱第九章,心理操作。

6、非暴力運動的污染物。對非暴力運動一個危險的威脅是可以造成暴力的行動。孤立的行動是不好的。當這些行為可能是在領導階層知曉之下而被策劃與執行之層次的時候,那就會是災難性的。在建立一個「人民運動」時,總是會有增加目標與目的的壓力,以確保社會各界之支持。任何運動可以揹負的包袱總是有一個限度。非常重要的是,戰略性的目標必須是有限的,而不是不斷地擴大。當然,總是有「外國之手」的危險。派系內鬥會消耗運動的能量,並且協助這個政權來分化與征服它。運動失敗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的一些領導者在取得權力之前就更關心權力如何分配。另一種污染物是這個錯誤的概念,就是要爭取民主就必須要以民主的組織結構來啟動衝突抗爭。這是一個非暴力的戰爭,但是還是一場戰爭。它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與紀律。這不是一個「偶然」,而是一個精心策劃與執行以摧毀獨裁政權的戰略。參閱第十二章,非暴力鬥爭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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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知識與技術的來源

應該要鼓勵那些正在考慮或已經從事非暴力衝突抗爭的人,將技術與知識之訓練的提供者加以多元化。例如,當處理調動工人以聲援不同戰役之需求性正受到規劃的時候,戰略規劃者可能會發現,有經驗的工會組織者是最適當的資源。在這方面,這些經驗豐富的工會組織者應該從特定的部門加以組織化例如,農業、工業、服務業、或其它。

同時,由於宣傳,或者使用一個更委婉的術語,資訊與媒體,在非暴力衝突抗爭中發揮如此重要的角色,應該尋找經驗豐富與成功之公共關係顧問的專業知識。

婦女約佔非暴力運動招募之人力資源的一半。在某些社會,她們不是一般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可以從類似文化規範之國家找到一些具有非暴力抗爭經驗的人,可以分享動員婦女與確認婦女在抗爭中之角色的一些想法。

必須要特別注意青年部門。在非暴力衝突的抗爭中,如同軍事衝突,都是年輕人站在第一線。他們是社會改變運動的先鋒,而且確實是如此。不過,他們必須知道很多運動中的事情,而且必須很早就知道。不僅要提供書籍給他們作研究及舉辦戰術與領導研討會,而且他們也應該有機會與其它衝突抗爭中青年團體的老將相見,以便了解他們的成功與失敗。個人親身的經驗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但是學習別人的經驗無疑地是成本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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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需求者所提出之技術與知識的需求,唯一的優先就是給他所有最適格的訓練資源。這並不總是意味著,那些非暴力衝突抗爭的老將就是最有資格來訓練與諮詢的人。

有效的導師與顧問是什麼造成的?

即使我們擁有知識與技能可以回應協助磋商與訓練的請求,我們應該考慮我們的指導員應該具有什麼樣的素質與技能,才能保證被請求的知識與技能得到有效的轉移。其中的一些素質與技能,有:

1、作一個好的傾聽者與觀察者。透過對接受訊息及給予訊息的重視,經由評估先前的知識、了解團體的期望、以及獲得這個被提出主題之成功轉移的反饋,可以節省寶貴的時間。經驗豐富的指導員與顧問知道觀察肢體語言與接觸觀眾眼神的重要性。在上課休息期間,由助理蒐集這個團體的意見是一個有效的方式,以調整上課的形式、再回顧沒有被明確理解的主題、或者移動到在那一刻這個團體有興趣的主題。沒有必要全場都是顧問或指導員在講話。保持靜默片刻,可以提供別人一個說話的機會,而且他們要說的話可能是重要的,或者比指導員或顧問要說的話更重要。

139

關於先前知識的評估,吉恩夏普博士在1992年年底在緬甸馬納普洛(Manerplaw)之叢林總部訪問過緬甸的反對陣營。這個陣營最近已經引入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觀念。有人向夏普博士介紹了一個學生,他恰好是大學的教授。不僅僅只是交換寒暄,這位教授立刻開始討論吉恩之「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三本書上的具體觀點。這位教授在一年之前已經讀過這些書。

在請求諮商的時間點與諮商發生的時刻之間可能發生許多事情。因此,第一個討論的議程項目應該是由安排這個諮商之一個或數個團體提供一個情勢的概述。諮商的重點可能已經「出局」(事過境遷)而且可能已經確認出新的優先事項。在檢討這些議題而且決定哪些是顧問可以勝任處理的,就要修正諮商的議程。為了原來請求之相關主題而準備的說明可以由這個陣營保留。需要不同顧問之主題應該只處理到建議要去哪裡獲得這些專業意見的程度就好。

2、保持跨文化溝通的敏感度。有一些所有訓練員必須要明白的基礎知識。例如,學生在他們自己經驗與環境的內涵下,會將上課的資訊加以處理。如果使用有關這方面的例子,訓練員可以加快課程的進度。通常,雇用的翻譯者對這個主題了解不多,因此必須建立明確的規則以防止變成是翻譯者對學生在「上課」。有一次,有一個訓練員可以流暢地使用學生們的語言,但他選擇不向這位翻譯者透露他的語言技巧,這位翻譯者顯然地對這個主題感到很自在,開始對這個主題提供自己的、而不是老師的觀點。他很快就被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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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主題的了解要比課程計畫準備的還要多。當導師回答問題與強化教學目標的時候,這是重要的。這種「培訓訓練者」的方案有嚴重的不足。過去的經驗顯示,經過兩、三個來回的迭代,訓練員往往不能充分回答超越他們課程計劃的問題。因此,訓練員應該有可以獲得經過專業翻譯之原始資料的管道,而且對這些材料進行測試。同時,它是一個任何領域之專業工作者的商標,說「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讓我想想,我會盡快回覆你。」

4、了解學習如何發生。雖然經由閱讀、聽講、與動手(或者組合)可以將接收到的資訊加以保留的具體數據還是無法証實,一般的常識提議,一個人的出席參與任何活動都可以加強他在書本與演講中得到的知識。因此,訓練員有必要以視覺效果及盡可能包括實際練習來強化他的評論。老式的軍隊演習教官有一個對所有教師都適用的良好教學格言:「告訴他們你即將告訴他們的東西,告訴他們這些東西,然後告訴他們你剛剛告訴他們的東西。」

一名顧問不僅應該知道這個請求諮商的團體,而且應該知道這個團體在運動中的位置。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分裂團體的諮商,還是在反對運動之主流中間?最好有運動之資深領導人的背書與積極的支持。如果可以安排一場會議,這個顧問應該可以提供一個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總覽,包括它的理論與在其它衝突抗爭中的應用。如果對非暴力抗爭仍然還有一些可行性的懷疑,建議一個「標竿計畫」可能是適當的,這樣在運動中,一些意見受到運動領導人尊重的人就可以進行一個評估。很簡單地,如果領導階層沒有被說服、非暴力抗爭應該就是選出來的替選方案,這個運動將不會獲得可以成功地執行目標所需要之資金與高品質人才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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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不平常的,一個獨裁政權了解到非暴力抗爭所造成威脅的強度遠比反對運動之領導者還要早。那麼,可以審慎地不要將初期的幹部培訓公開。也沒有必要在所有情況下教師都要知道那些接受訓練者的名字。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聰明的做法是堅持在抵達訓練之後,學生以「化名」自我介紹,而真正的名字不必讓老師或以前可能沒有見過面的同學知道。

如果情況許可,訓練員與顧問應該與這個團體住在一起,以便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可以聯誼。換言之,訓練員應該很容易找得到。知識的轉移往往相當有效地發生在這些「下班」的時間。

142】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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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後的思考

    如何看待發動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與社會權力的理論,這些理論的執行不應該被當作一個深奧秘傳的事情。相反地,必須認知到戰略性非暴力抗爭是一門可以被那些尋求擺脫政府壓迫枷鎖的人所理解及所應用的課程。人們必須要清楚地了解到,他們握有暴君用來鎮壓他們之權力的同樣來源,而且人民能夠集體地拒絕將這些來源交給統治者,這就使得解放變為可能。

這本書主要的目的是提供讀者對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之基本原則有一個簡單的介紹以及對實際應用有一個簡短的討論。這不是一項明確的工作,而是一個思考利用人民之巨大力量要戰勝壓迫的方法。它展示了武裝與非武裝衝突之間的相似性,但是故意把重點放在也許是最不受重視的相似性,就是採用系統化之方法來作決策與規劃的重要性。一個健全的戰略可以提供方向與重點,以實現運動的目標,並且允許必要的靈活性,以調整計劃因應新的機會與挑戰。一個最高階的錯誤,就是當情境因素發生變化的時候而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很正常的,還要繼續遵循依照原來情境因素規劃之計劃。然而,有健全的戰略、周到的規劃、以及強有力的領導,一個非暴力運動能夠迅速作出這些調整,而且繼續選擇戰場,並迫使對手按照這種方式來作戰那麼戰略與領導可以對非暴力抗爭的結果造成決定性的差異。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10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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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恐懼

無畏無懼可能是一個天生的才能,但也許更珍貴的是經由努力獲得的勇氣、來自於培養拒絕讓恐懼主宰自己行動之習慣的勇氣、可以形容是在「壓力之下可以從容優雅」的勇氣在面對苛刻而不間斷之壓力下可以一再重生的從容優雅典。

Aung San Suu Kyi翁山蘇姬

對身體傷害的恐懼是所有人類在他們一生都會經歷到的一種情緒。這個情緒的頻率與強度會有不同的變化,它對我們思想與行為的影響也一樣會有所不同。人們會服從暴君的主要原因是擔心不服從會受到制裁。對肢體痛苦的恐懼是比害怕失去工作或政府退休金的恐懼還要高出許多。害怕失去一個人的生命是一個天生的恐懼,這個恐懼只有那些不論什麼風險都會以母性的本能來保護孩子的人才會忘記。有些人沒有了解的是,恐懼是感受到威脅時的一種正常反應。這是基因上已經嵌入我們大腦、以及在有危害生命之遭遇時加以保護或求生的一種反應。恐懼是整個動物王國面對威脅時的一種本能反應,因此,並沒有與它相關的道德價值。感到害怕並不是見不得人的事。

恐懼的價值是在察覺到令人害怕的刺激時,我們會警覺到可能的人身危險,而且我們的身體會本能地為它自己準備採取行動。本能為我們提供了兩個行動的過程逃離或戰鬥,而逃離是比較優先的。這種反應往往可以在動物王國觀察得到,為了避免危險,動物在察覺到有危險時都會逃跑離開。如果受到驚嚇而不能逃離,它會「凍結」並且保持不動,希望狩獵者不會看到它而繼續它的道路。只有在自我防衛的最後手段,動物才會惡意地發動攻擊。人類具有理解超越立即威脅的能力、可以使用理性思考,而不是靠著本能,來指導他們自己面對危險的反應。透過對恐懼之原因與影響的了解,我們可以為預期之可怕情況作好準備,以減少對原始之恐懼對我們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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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的心理學

     恐懼的生理特性是由神經系統之交感神經的神經元一直放電造成的。這會導致皮下與腸道的血管收縮,從而釋出更多的血液流向心臟(升高血壓)與肌肉。恐懼也造成心臟更快而且更有力的跳動,及增加呼吸的頻率(輸送更多的氧氣到肌肉)。交感神經刺激導致腎上腺髓質流出腎上腺素,它與其它激素導致從肝臟釋出大量的葡萄糖到血液中流動,後者提供給肌肉額外的能量來源。

     雖然這些是為了戰鬥的準備­而正在進行,身體也正在準備自己做好在潛在致命傷害的時候時可以求生。在腸子與膀胱末端的括約肌會放鬆,有時會造成大小便的失禁。

人類都有這些效應的經驗。我們甚至可以用語言來表達它們。例如:

「他的腳冷膽怯了!」血液快速地離開四肢到求生必要之最重要的器官。

「在我脖子後面的頭髮豎直了。」

「我被嚇到僵化了。」

「我嚇到尿在褲子裡」或「我在我的褲子裡大便」。

尷尬,是的。但是,我們不應該為大自然保護本能的工作正常而感到羞愧。

克服恐懼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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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的戰略須要對一部分的民眾採取集體行動。這意味著公民必須克服恐懼的效應,以對抗政權可能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制裁。當然,如果可以避開害怕的刺激,恐懼特性之一連串反應就不會發生。不過,它是一個實際的事務,閉上我們的眼睛、遮住我們的耳朵、與麻醉我們的感官就可以將社會大眾單元分化而且只能以個人行動。

在規劃一場衝突抗爭的時候,可能要適當地記得逃離令人害怕之刺激、而且考慮避免在對手有利條件下與他交手的觀念。可以設計一些降低觸發極度恐怖之事件的務實作法。這種努力要降低在非暴力抗爭中參與者間之恐懼感的一個例子,至少可以包括選擇示威的時間與地點、及儘快在這個政權之鎮暴部隊出手之前就宣布「勝利」並且解散。然而,另一種消除參與非暴力抗爭之恐懼的方式可以透過在附近的城鎮開展更多一樣相同的活動,這可能迫使警察部隊分散他們的部隊,從而減少了對付各項活動的警察人數。

驚訝往往造成恐慌。透過為這次活動之非暴力行動者做好準備,驚訝就可以避免。這些準備工作包括釐清行動目的的說明、準確地辨認警察或軍隊可能會使用的反制措施、審慎地規劃這個行動、及可能的話,演練關鍵之參與者的那些部分。這是恰當的,向參加者解釋他們可能會看到什麼(政府武裝部隊的調動)、聽到什麼(用警棍敲擊盾牌、步槍裝上刺刀等)、及在示威者的行列中將會發生什麼活動。

提供每一個參與者一些行動指南是提升紀律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壓力之下,沒有紀律的約束是不可能有一致而協調的行動。必須向參與者提醒暴民與要求改變之非暴力勢力兩個行動之間的差異。就像學校裡的學生,我們大家都經歷過「消防演習」,其中學生被排成一行帶領通過大廳與門口到外面的集合地點。在一兩分鐘內就可以將一百多名學生移動到一個安全的區域。老師們都知道必須要做什麼與怎麼做,而且學生會服從。將這個有紀律的行動與戲劇院或夜總會發生大火時可能會發生的事相比較,每個人都充滿著恐慌而且數以百計的顧客試圖在同一時間從門口離開。其結果是很少人,如果有的話,會安全地跑出門外。這個教訓是顯而易見的。要有一個好的規劃,確保參與者了解它,並且要確保領導者會加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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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領導者有信心將有助於增加非暴力抗爭之參與者的信心,而信心會顯著地降低恐懼的效應。參加非暴力行動的新人可以透過適當的訓練、及透過他們的領導者展示對他們焦慮的關心與理解而獲得信心。有必要一再地保證,以確保信心。例如,如果一個領導者不把自己放在示威的前排,他必須告訴他的民眾他為什麼不會在那裡,而他將在那裡。(「如果我站在前排,我將無法注意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無法與其他領導人溝通或可能須要協調避免不必要傷亡的一些變化。記住,我就是要宣佈勝利的人,所以我們可以很快地離開那個鬼地方」)。

除了解釋即將展開的行動與風險之外,領導者應該提醒參與者,為什麼他們會投入要求政治改變的運動。這個特定的行動與總體戰略有何關係,而且對總體戰略的支持也應該加以強調。也要讓參與者認識到,這個行動也反映了這個運動日益增長的實力,而且可以作為集體反抗暴政是有可能之一個令人鼓舞的例子。

在規劃非暴力抗爭的活動中,領導者必須考慮防止民眾覺得他們是孤立的措施。在公開的行動,例如示威,讓民眾足夠靠近一點,使他們可以接觸到其他人,手牽著手與發聲(聖歌、歌曲、與互相交談)可以不斷地提醒我們,沒有人是孤立無援的。穿著某種類似的服裝與符號是心理學上的道具,可以提供與其他具有共同信念與承諾的人在視覺上產生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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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規劃上值得認真考慮的重要元素就是那些在非暴力行動的現場、可以降低敵對部隊之恐懼程度的行動。應該要告知警方,不會對他們有所傷害,而且示威將是和平的。說過的話應該要以行動兌現。例如,應該鼓勵友善的面孔與對話。也許可以將一些警察的家人、朋友或其他他們認識的人排在前面的行列,以減少他們認為面對他們的團體具有人身上的威脅。一個武裝之個人發生恐慌可能啟動一個意想不到之暴力行為的連鎖反應。

假如暴力確定發生了,應該有計劃來照顧可能的傷亡。經過訓練的醫務人員與助手,應該在現場提供急救。可以提供這種照顧的事實將可以讓一些抗議者感到放心。提到有這種援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援助的落實與可能之人員傷亡可能會導致感到恐懼的不良反應。每一個抗議者應該攜帶乾淨的白布作為他或她自己的繃帶,減輕醫務人員攜帶額外補給品的需要。為什麼是白色繃帶?他們在照片上看起來比較好看!即使像繃帶一樣簡單的東西都可以用來增加優勢。攝影師將會拍攝示威的照片,如果有受人受傷,他們將會尋找吸引國際媒體注意照片。雖然一張照片有可能被數千萬人看到,但是那些受傷的人,應該專心處理他們的傷害而不要做一些世俗的或是瑣碎的事,例如梳頭髮或為了一時的明星而化妝。應該掌握每一個可以傳達非暴力抗爭訊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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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期間,每個人都應該接到一個他可以完成的特定任務,這就需要他或她不可以分心的關注。領導者必須堅持這些任務一定要完成。保持對指定之任務的專心有可能會降低一個人對身邊近距離週遭環境之景象與聲音的恐慌。微小的細節可以保證,恐懼有受到成功地抑制。應該指派一些人負責保持隊伍行列的整齊。另外一些人則要確保旗幟橫幅是在適當的高度。(將橫幅擺在示威者的前方及擋住示威者看到警察的視線將有助於減少恐懼。)可能需要有些人觀察與報告示威週遭的活動。其他一些人可能需要分發飲用水,以防抗議者中有人發生脫水。要安排一些人負責帶頭唱聖歌、喊口號與唱歌曲。這個訊息很簡單。領導者必須讓每個人保持忙碌。

在個人的層次上,有一些情緒因素上可以減少恐懼的考量。接受會害怕是正常的反應,意味著感受到恐懼並不是膽小的標誌。相信抗爭之理念是值得當下的冒險,這會加強對行動的承諾。冥想與宗教儀式具有鎮靜的效果,而且它們讓抗爭具有更多的內涵而且將抗爭帶入一個較大的信徒社群內。同樣重要的是那些受到委託要執行分配任務之民眾的道義責任。與戰爭時民族之愛國言論相反的,英勇的行為很少是因為愛好自由、民主、與法治而發生的。大多數勇敢的行為都是因為對自己同志的忠誠與奉獻而造成的。

結語

    透過認識到恐懼是一個自然的情況,如果我們自己經驗到它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譴責他人,或者感到羞愧。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們要成功地將自己從一個以恐懼來統治之政權中解放出來,他們必須了解克服恐懼之不利影響的方法與技術。為達到這個目的,已經證明知識、紀律與仔細的規劃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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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領導

優秀的領導者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在事情的最核心,而不是在外圍。大家都覺得他或她做出的一點改變會造就這個組織的成功。

-沃倫本尼斯(Warren G. Bennis),「要如何成為一個領導者」的作者

    將非暴力抗爭的理論與應用轉換為有效之行動的催化劑就是領導。在爭取民主的抗爭中,領導的角色就是動員民眾、為那些參與抗爭的民眾作一個榜樣、當別人質疑抗爭的結果時流露出自信、在適當的時刻做出正確的選擇、並且維持要達到勝利的堅定支持與合作。

在這個「形象塑造」與「旋轉變型」的時代,社會大眾已經對政治領袖產生不信任感。他們理所當然地質疑,他們在收音機或電視機上看到的及聽到的人是否真正地相信他們自己說的話,或者呈現的形象真正地反映他們的性格。很多人不會感到驚訝地得知,有人具有霍布斯(Hobbes)之人類觀點卻穿著傑弗遜民主人士的風衣。一般來說,人們普遍持有的信念,是金錢,而不是個性、政治觀點、或者治理能力決定了選舉的結果。如果政治人物這各描述的確是對一個普遍持有之看法的準確描述,領導者將面臨巨大的挑戰。毫無疑問地,一些國家的領導者與社會大眾對一般政治人物的印象非常的不一樣。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南非)、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美國)、雷奇瓦爾薩(Lech Walesa,波蘭)、與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緬甸)是一般看法之國家領導者活生生的例外。

當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距離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人民不能再對政府之作為與政策取得有意義之影響力或控制權的時候,那些追求民主改變的人們經常會發現相當大之國家力量排列好等著對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領導可以對社會大眾灌輸信心與勇氣,採取集體行動以恢復政治權力的平衡,並且促進個人的自由與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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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效之領導者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可以觀察到某些領導的共同特質或特徵。雖然有一種看法認為真正偉大的領導者就是天生要來領導的,但是對所有實際上的目的而言,領導的基本特質是可以經由教育、訓練與體驗而傳授的。如果人民的意志是要成功地強加在獨裁政權身上,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可能需要成千,如果不是上萬,的民眾在整個運動來擔任領導的職務。以下討論在非暴力抗爭中的特質,建議作為強化這個運動的考量。

領導特質

1. 樹立典範

    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組織都會反映其領導者的素質與屬性。一個利用他的職權謀取私利的領導者會應該不會感到驚訝地發現他所有的部屬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當領導者腐化的時候,系統性的腐敗就無法避免了。當領導者表現出誠實、勤奮、勇敢與尊重他人,在他的追隨者中間將顯而易見地找到相同的特徵。一個組織期待的所有特質與特徵一定會反映在領導者的態度與行為上。

2. 了解你要領導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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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效的領導者必須對他要帶領之民眾表現出關懷與愛護。在全國性的層次,這意味著要理解人口的統計數據,如人口統計、不同社群的收入(農民、工人、教師、公務人員等)、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種族多樣性、進口與出口、國內生產總值的來源、醫療保健與其它社會服務的可及性。同樣重要的是要了解「民眾整天在做什麼」。例如,2002年的津巴布威,人們必須忍耐每天站立在隊伍中等待好幾個小時才可以購買食品配給,面對至少有25個百分比的民眾感染愛滋病(HIV/AIDS)的事實,並且接受超過百分之百的通貨膨脹與百分之七十的失業。在那裡,民眾生活的現實包括沒有可支配的收入、人們都是營養不良、而且尋找工作與食品及照顧生病與死亡中的家庭成員之餘,剩下很少的時間可以從事政治活動。如果這樣的情境還不夠糟糕,這個政權所採取的政策,是故意要讓政治反對運動的成員與他們的家人餓死,而且經常派出流氓毆打與強姦她們。向民眾呼籲要求支持應該要反映日常生活的現實。

對社區層級的領導者而言,要記得每個人的名字與面貌。領導應該要努力親自了解他們的支持者,以及岸上觀火者,並且盡一切努力來展示對他們的關懷。地方性的領導者不僅要經常提醒他們自己的同胞、在一個民主政府之下他們的生活將來一定會更好,而且他們也應協助解決民眾可能有的問題。

3. 要有能力完成任務

    在危機中,沒有比不知道他工作的領導者會更快速地造成失敗與士氣低落。錯誤的決策造成不必要的風險與人員傷亡;信任消失了而且恐懼會變得司空見慣。領導者受到期待要知道如何在戰場上贏得勝利,不論是傳統的戰場或等同嚴苛之非暴力抗爭的環境。除了擁有或可以提供給他們啟動戰役的技能與知識,領導者必須認識到,還有其它方面的領導層面會影響抗爭的結果。在全國性的層次,這可能意味著領導者有能力可以清晰地闡述為什麼必須進行這一場抗爭,它也可能意味著領導者有能力激發公眾參與這個戰役。其它包括可以爭取國際支持與引導運動之資源的技能,這是一個以審慎的分析,有可能在最小傷亡下贏得勝利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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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層次,領導者必須了解如何評估形勢、選擇非暴力的方法,以來實現運動規劃的目標、準備好非暴力行動的計畫、訓練參與者如何成功地運用這個(些)選擇的方法。

4. 尋找與承擔責任

    看來在今天的社會,逃避責任是一個共同的特點。很多時候,當我們跟客戶服務的代表提到向他們購買之產品的問題時,公司的首要任務都是確保我們理解,無論是什麼問題,這都不是他們的錯。同樣的,當學生修課被當掉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歸咎於老師。一個政治領袖會說,他或她的決定是基於可以拿到最好的資料,而決策被證明是錯誤時不能歸咎於他或她。沒有準備作好一次重要的會議,是歸罪於沒有時間準備、還有其它優先的事項、涉及他們自己的子女(疾病、演奏會、家長教師會議)。這個王牌,「天災」永遠都是失敗的一個好藉口。不過,領導非暴力抗爭的領導者不是普通人,而抗爭也不是家常便飯。

一個有效的領導者會接受失敗的責任,以實現組織的目標。如果發生差錯,其他人不會受到指責。一個領導者應該承認,有些事情出了差錯,承擔責任,解決這個問題,從中吸取教訓,並且繼續前進。追隨者會感謝領導者為他們的犯錯而承擔責任。它也讓領導者有籌碼作出必要的修正。「看這裡,伙計們,我個人接受這個錯誤的指責。我沒有督導追蹤我的指示。但是我不希望接受未來同樣錯誤的指責。我們必須了解如何防止這種錯誤再發生」。扼殺主動性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責怪部屬的錯誤。處理錯誤的有效方法就是要認知到當啟動衝突抗爭時,錯誤是可以預期的。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不過,寬恕並不要延伸到那些不會從錯誤中學習的人,而再讓他們繼續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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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成功的功勞歸讓給別人

    當討論一個成功的活動時,一個好的領導者總是會避免使用「我」這個字,他會用「我們」、「他們」、「他」、「她」或「他們」將功勞歸給他或她的追隨者。是他們的貢獻讓成功變成可能。那個警告政府軍隊就要來臨的小孩子;那個在示威的時候提供茶水給抗議者的老太太;那個設計小冊子的年輕姑娘;那個冒著生命危險散發傳單的男子;那些規劃這次行動細節的社區領袖以及那些將它完成的人們 這些人才是應該獲得這次運動成功之功勞的人。

領導者可能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戰略家或戰術家但他的才華並沒有什麼意義,如果這些理念與運作的觀念不能由別人加以完成。這種將功勞歸給他人之領導方式的結果,會讓每個個人開始相信,他本人是重要的,而且成功要依靠他的貢獻,並且他的貢獻是非常受到感謝的。

6. 忠誠

    在一個民主社會,忠誠不是簡單的事情。它是一條雙向道,需要組織成員支持他們的領導者,而反過來領導者要尊重與關心他們的支持者。忠誠並不意味著成為一個只會說「是」、對老闆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毫不猶疑而服從的人。事實上,這可能是一個不忠誠的行為,它會讓領導者做出一些可能會有害於民主運動的事情,卻沒有警告領導者正在考慮中之規劃有一些不妥的項目。忠誠就是要求當有不同意見存在的時候,應該要提請領導者注意到這個不同意見,雖然不是在部屬面前,包括不同意見之理由與解決這個問題之建議的解決方案。領導者有相對的責任在組織內建立一個程序以確保具有正當性的關注確實得到重視處理。有可能這個不同的意見可能是因為忠誠的部屬並不知道更廣泛之戰略目標中的某些事實或計劃、有其它行動正在同時進行、或預期對手的活動所造成的。在任何情況下,當執行的這些決策已經發布要採取行動的時候,它們應該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忠誠度也需要領導者採取一個決策過程,允許資格最適合的人都可以對決策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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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了解你的對手

    這意味著應該要收集與分析有關對手的每一個訊息。例如,對這些諸如對手是怎麼想的、他通常做什麼、他在壓力下會做什麼、他相信什麼、對他什麼是重要的與不重要的等等問題的解答,都是應該加以研究的因素。到底誰才真的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指揮對抗民主反對運動之戰役的主要領導人有什麼了解?透過了解對手,戰略規劃者可以預料他的反應。

8. 從經驗中學習

    最昂貴的學習方法是從我們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教訓。更有效的方法是借鏡別人的成功與錯誤來學習。對於一些人來說,如果他們不能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自己親身的經驗並不是一個好老師。近年來,許多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之優秀的來源可以作為研究而且研究的成果已經發表,因此,從別人的經驗來學習是可以作得到的。38此外,還有一些非政府組織願意分享他們在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領域之研究與經驗的知識。39為了更直接的使用,重要的是,每一次與每一個運動之後「學到的教訓」,都要準備完成與別人分享這些資料。單獨這樣一個戰略家的課程,沒有辦法讓任何一個人變成一名戰略家。可以進行戰略性的思考,都是透過親身經歷的經驗,或者更重要的是,可以經由對其他人之經驗的閱讀與討論來代替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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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極大化與挑戰部屬的能力

    領導者必須挑選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對於那些研究過二次世界大戰的人來說,巴頓將軍與艾森豪將軍的名字都是很熟悉的。各人對盟軍戰爭的努力帶來非常不同的技能與個性。巴頓是一個聰明的戰地指揮官,他率領他的部隊在戰場上完成大多數人會認為超出他們之極限耐力的壯舉。他是一個令人害怕與受到尊敬的領袖。由於他的傲慢與對一些盟軍指揮官不折不扣的不肖,如果不是這樣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戰鬥的領導者,他無疑地早就被遣送回家了。另一方面,艾森豪將軍是一位非常有經驗與精練的參謀官,建立一個安靜而隨和傢伙的形象,可以得到別人的支持與願意合作。出於這個原因,他得到了歐洲戰場的作戰指揮權,並且負責歐洲的入侵。他有能力接受從所有盟國派來的軍事領導人,而且得到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得以成功地規劃與發動諾曼地登陸,它是歷史上最複雜的軍事行動。重點是,領導者應該知道部屬的優點與才能,並且使用他們以達到最有利的功用。

領導風格

領導風格在連續光譜上各有不同,從獨裁式的到民主式的「平等中的第一」。局勢將會影響採取的領導風格。決定領導風格的另一個因素是必須採取符合自己個性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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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獨裁式領導風格的主要優點包括這樣的事實,它是:

    理想上非常適合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的危機局勢;

    適合追隨者對領導者還不是很熟悉、而他還在建立自己權威的局勢;及

    當陣營受到挫敗,而必須對領導人感到有信心的局勢,是有幫助的。

對「一般」的評論總是有例外。在危機的時刻,可能沒有時間去徵詢別人的意見或者討論替代方案。不過,如果突發事件已經料到而且計畫已經準備好了,執行他們的決策就可以很快地作成決定。在危急的機情況下,戰術決策的層級應該被推到最低的層級,因為他們有最新的訊息、而且要由他們來完成這個決策。

獨裁式的領導有一些缺點。不像在軍事環境中服從可以由法律強制執行,人民支持非暴力運動與冒著風險是因為他們想要這樣做,而且他們不能被強迫去做任何事情。完全依靠權威也會壓制主動性,追隨者有可能變成這個樣子,上面沒有指示就不做事。不過,如果人們相信他們是決策過程的一部分,他們會有自己的名聲要保護,因而就會更熱心地看到「他們的」計劃是健全的而且有效地被實現。

民主式領導風格的好處是,它會:

    促進支持的意願,因為追隨者覺得他們正在,或者已經,參與決策的過程;

    鼓勵創新,因為如果時間允許,領導人會徵求可以解決問題的意見(也許是腦力激盪會議);

    造成每個人都知道為什麼與如何作出決策,可以培養信任感與信心;

    提供給會員在民主社會擔任領導職務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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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民主的領導風格可能出現某些缺點。首先,如果領導者沒有任何基本的領導特質,立即就會暴露出這方面的不足。此外,在意見非常不同的時候,要作成一個決策可能變得相當耗時。

無論個人採取何種風格,領導也負有培訓部屬的責任。這意味著那些身邊週遭的人都有機會看到決策如何作決定、了解為什麼有些訊息比其它訊息更重要,而且被要求提出建議的意見。那些建議必須經過批判討論。換句話說,熟練的領導者應該是他群眾的導師。隨著他們熟悉度的成長,他應該賦予他們更多的責任。對部屬的指導,在運動中的每一個層次,要能促進信任、信心與承諾。除此之外,一個沒有訓練繼承者在死亡、生病或被逮捕時可以接替他的領導者,是一個差勁的領導者。

結語

成功的領導者有著某些共同的特徵。不是任何一個領導者要能成功都必須展示所有這些特質,但可以發現所有成功的領導者都會具有其中的某些特質。領導往往隨著情勢而改變的或多或少都需要一些特質、或者需要不同的領導風格。不過,重要的是要記住,足以勝任是比採用的領導風格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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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污染物

污染物,名詞,一種會汙染另外一種物質的物質;污染,動詞,經由接觸使之不純潔、不乾淨或腐敗。

-韋伯斯特新20世紀詞典完整版,1975年。

    正如水可以污染我們車子的燃料一樣小小的數量就可以導致引擎無法點燃與跳動濺射,而多一點的數量就會讓引擎完全停止運轉非暴力運動也可能有污染物,讓運動變得沒有效率,甚至摧毀它們。本章將研究對追求非暴力衝突抗爭之組織最嚴重的污染物。

暴力是一種污染物

    反對運動向政府或其支持者施加暴力、不論得到授權與否,對非暴力抗爭的成功是一個嚴重的污染物。一個單一事件之暴力行為可以提供一個方便的理由、讓政府採取殘酷報復行動來對付反對運動內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被宣稱為事件負責的目標。反對運動的暴力行為也可能有破壞社會大眾之信心與運動參與之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個運動之所以可以存在的前提是透過非暴力之戰略與戰術來實現它的目標。

因為暴力而引起暴力報復的極端例子,就是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瑪斯(Hamas)與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及在第二次加沙地帶與約旦河西岸之暴動中他們對以色列平民的自殺炸彈行動(Intifada)。因為巴勒斯坦執政當局未能積極地撇清與這些恐怖行為無關,以色列社會大眾對巴勒斯坦人可以談判家園的支持就蒸發了,國際社會開始後退而降低對以色列之墾殖政策及以色列武裝佔領約旦河西岸的有力約束。除此之外,一直到巴勒斯坦執政當局的領導階層有了重大的調整,它都被拒絕作為一個可以未來討論以終結衝突的實體。如果恐怖分子這些攻擊的目標是要終結以色列的佔領,我們必須質疑他們選擇在以色列最堅強的地方以色列的軍事武力,挑戰以色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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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政治抗爭,包括最暴力的抗爭,其能量、熱情與年輕人理想主義之重要性對成功的貢獻很難被高估。但是非暴力戰略中最顯眼的好處之一使用暴力永遠不會有的好處就是它的隊伍與領導階層完全不會受到年齡或性別限制之無可限量的好處。在另一方面,可以合理預料暴力會遏止一些身體上比較不硬朗但仍然有價值的支持者來加入運動。非暴力運動的成員,也相當於和平主義與宗教信仰的成員。暴力行為可能導致流失一些可以強化支持民主運動之道德權威的個人與團體。雖然一個理念是有價值而合理的,但是經由自己之行動或者對手技巧性之宣傳與情治特務而出現暴力,要讓國際社會合理化他們對這個理念的支持、卻要為以暴力對抗政府的行動而背書將會有困難。

表現不團結就是一個污染物

    「人民運動」的力量需要「人民」積極的參與。而當被壓迫的人民認為這些運動反映了人民的願望、而且認為領導階層有能力引導運動走向勝利時,他們就會受到這個改革運動的吸引。不像一些比較極端的宗教狂熱分子、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卻沒有任何踏實的勝利希望,大多數的人都是理性的。我們不會故意去乘坐一個沒有導航設備的飛機。如果一個運動缺乏明確的目的與達到勝利的戰略,有理性的人也不會冒著生命與生計的危險來參加一個反對暴君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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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中聯盟成員彼此之間的不團結可能導致對這個運動可以達到政治改革的能力失去信任感與信心。這個信任感的流失就會助長社會的個體分離化,進而促進無助感與失敗主義氛圍的瀰漫。威權體制透過對現有政府控制之外的組織加以取代或者滲透來強化社會之個體分離化。這些組織通常會消耗掉部分個人的時間與忠誠,但這些組織受到政府特務的滲透會抑制一個人對生活條件與政治表達意見的能力。[參閱圖 5,忠誠圓比圖]。領導者之間的不團結也會抑制人們克服恐懼效應的能力。最後,支持民主陣營領導者之間未能促進運動內之團結與政府的特務鼓動不團結兩者之間就沒有什麼差別了。

有些運動永遠不會變成可行,部分原因是因為領導階層內部的不團結在關鍵的議題上讓合作變得窒礙難行,如果不是不可能。其它的一些運動,曾經有力量過,但當社會大眾目睹組織內部鬥爭的結果時就失去它們的有效性與吸引力。當號召一個大型的群眾行動時、有一些團體拒絕參加或者有些團體就是不願意提供協調一致的戰略來支持社會大眾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時,就可以看到不團結的跡象。

在運動中促進與保持團結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將抗爭的目標設定在最低的限度。也必須讓大家都了解,實現這些目標對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有利,包括許多目前支持對手的人。

排他性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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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或聲明可能被圈外的團體認為是對參與政治抗爭的限制,這會導致敵意或者冷漠。例如,和平主義者的一些努力要讓非暴力運動保持「純淨與有信仰」(忽略了大多數人與他們並沒有相同之理想主義的現實)。在委內瑞拉,反對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非暴力運動朝種族與經濟的方向發動了,貧窮與有色的種族支持總統,而有錢的、中產階級與白人支持反對陣營。真正的議題,如腐敗、無能、及逐步走向獨裁被種族與階級的分裂言論就被淹沒了。

民主運動內外國人的存在

    一個政治性抗爭之國內部門中的反對陣營應該不要讓外國人的參與成為公眾的議題。當反對陣營要求沒有正當授權及明確責任的技術援助時,反對運動應該對這種援助儘早表示感謝或者甚至定位為確有其事。快速而透明地承認有外國人提供援助的理由是一個紮實的理由。首先而最重要的,盡可能地,應該提供盡可能多的訊息給戰略性非暴力運動的成員,以便可以理性地判斷他們領導人的能力及任何外國技術顧問的能力與可能的特殊利益。雖然有可能一些外國的諮詢或援助以不能對外公開發表作為這些諮詢與援助的條件,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必須仔細衡量披露可以產生的預期好處相對於可能的傷害。

其次,在戰略性非暴力運動中對外國人的參與採取透明的總體政策,可以大部分解除政府主張任何反對運動的成就都是外國人的決策所造成的論點。不僅政府的指控會大受削弱,而且反對陣營的回應可以簡單而直接:「我們已經多次表明,我們運動的領導階層認真地從所有不同人生歷練與所有愛好自由的國家中之許多合格的人選之中選出我們的顧問。當需要諮詢的時候,它往往有助於我們的領導階層達成一致的決策。本來就應該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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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外國人可能具有豐富而可能對民主運動是有用的知識與技能,從事或打算接受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應該聯繫這些人明確的讓他們理解,訓練者與顧問是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並且要挖掘他們的才能。

軍隊對政治抗爭的積極參與

    鼓勵一個國家之軍事機構的政治化是錯誤的。要軍事機構避免捲入國內的政治抗爭已經相當困難,特別是如果政府的領導階層被認為是由選舉合法產生的、而且領導階層援引憲法權力指揮軍隊來對付政治反對勢力。應該要預料到,隨著運動變得更強大,政府投入武裝部隊以對付非暴力抗爭運動的可能性,在最低限度上應該要加以考慮。因此,反對陣營應該及早開始努力阻止武裝部隊參與一場與本國公民的戰爭。

一旦軍隊在國內的政治抗爭中選邊站,即使是為了最民主的理由,使用武力以對付大部份民眾的可能性就會增加,而且因為如此,增加了內戰或軍事政變的可能性。這兩個可能性既對人民不利,也不能強化非暴力運動。如果軍隊以假藉提供過渡為理由而掌握控制政府,除非受到立即的攻擊,這個過渡時期可能會持續數年或甚至數十年40。如果一些高級軍官個人強烈地感到要選邊,他們應該辭職,而以個人的身份去適合他們的政治派系內追求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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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非暴力衝突的組織結構

    一個無法引導維持聚焦在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之核心目標的組織結構,就會吸引一些污染物。正如在任何戰爭中,由委員會來做決策是不適當的。理想上在戰略的層次,應該有人負責決定何時與何地戰役將要開打,而其他的人應負責發動這些戰鬥與戰役。在運動的每一個層次內,任務分配時應該要知道負責執行的個人。承擔責任從來都不是複數的「我們」,只有單數的「我」。這並不是意味著,不容許許多人參與準備或提供建議給決策者,而且這些建議將受到認真的考慮,而是要確認負責決策與執行的個人。

對政治團體而言,總是會有一種影響決策而讓自己在抗爭之後取得較有利位置的誘惑。有時候,這些活動可能變得比要達到「衝突後」的時期還要優先。這個運動內應該要有某種機制,以確保所有的計劃都是基於客觀的分析、直接對目標的支持、並且分配給運動內最有能力獲得成功的組織。理想情況下,這個機制將應該要有一組規劃參謀人員是可以信賴的,他們可以抵抗以目標與能力之外的任何理由為藉口、而設計對某一個團體有利之方案的壓力。一個在運動內部追求自己更好之位置的組織,必須只是需要擁有最好之訓練與得到最好領導的力量。

這個運動應該有一個後續追蹤的機制,以確保各組織的承諾得到實現。一旦對目標與策略達成協議,應該可以期待所有運動團體的全力支持即將到來。這些支持這項成員組織所接受之戰略的計劃,是不能被當作是「隨意任由選擇的」。如果一個被授予任務的團體明顯地超出它在戰略估計上所具有的能力,這個錯誤應該立即提請規劃者注意,因而可以做一些調整。可能有必要對組織加強額外的能力,或者作為最後手段,重新分配任務給另一個成員組織。編寫「經驗的教訓」可能是對評估組織承諾與目標實現的程度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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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

    政府的線民會滲透到非暴力運動、以回報運動之能力與意圖的假設,它並不是反對運動可以預期之政府的唯一干預。比線民更陰險的是特務,他們會試圖挑起暴力、鼓動運動內部的不滿、並且將運動轉移遠離政府的脆弱點。對這些威脅的回應就是不要變得過度偏執,而是要在需要仔細研究未來選項之討論的時候、對討論行為模式的改變跡象保持警覺。

結語

    雖然可能沒有辦法可以完全消除非暴力運動中的污染物,但是透過保持警覺、採取預防性的行動、並且在問題浮現的時候採取迅速的行動,這個運動可以限制對組織及其結盟成員的不利影響。對運動之污染物最重要的嚇阻就是強而有效的領導。

124】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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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08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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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戰略性思考的深度見解

為了偉大的目標,我們必須勇敢挑戰偉大的事情。

—卡爾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iz),「戰爭論」

    學習如何戰略性思考之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效法軍事機構的例子,它有一個導師制度依照廣泛的專業教育。軍事的管道沒有對平民開放,那些從事非暴力抗爭的人很少有時間與資源去花費多年研究的時間,以促進他們之戰略性思考的能力。本章的目的就是向讀者介紹幾個選定戰略思想家之深度見解的例子,它們可能有助於發展對「整體畫面」之思考的熟悉。我們選出了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克勞塞維茲(Clausewitz)、甘地與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的真知灼見,但還有許多其他戰略思想家、他們戰略性思考的能力同樣地會有幫助的。

馬基雅維利

如果在意大利發生之各種不同運動與起義的外觀,都看不出任何軍事的能力,真正原因就是,戰爭的老辦法不是很好,而且沒有人能夠找到新的方法。一個剛上台的人沒有辦法獲得比發現新規則與方法更大的聲譽。

—馬基雅維利,「王子論」。

    尼柯羅馬基雅維利(1469年至1527年)成長於歐洲正在發生主要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時代。23從以物易物之制度轉型過渡到貨幣經濟促進了權力的集中。君主在與商人聯盟之下,獲得更大的財富,而這個財富造就了僱傭兵的創立與使用。因此,統治者變得不是那麼依賴於地主所提供之義務兵的服務,他們時常只有在不需要耕種與收穫農作物的時候才能夠使用。這些財富也可以用來購買一個相對較新的武器,就是大砲,它壓倒了不太富裕之統治者的防禦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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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爭奪權力抗爭產生的改變中,馬基雅維利注意到使用僱傭兵的主要問題。的確,統治者不再依賴於騎士與附庸。僱傭兵同時也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因為它們可能被用來鎮壓在統治者自己國家之內的反對派,而且他們可以進行長時間的戰役而不必冒著農業生產收入的風險。然而,馬基雅維利觀察到,儘管使用僱傭兵有固有的優勢,他們也帶來固有的風險與缺點。購買來的士兵是為了黃金而打仗,而不是為了他們的神、他們的國王或國家,而且不論是一般的忠誠度還是戰場上的勇氣,都無法確定,也沒有辦法強制執行。

馬基雅維利還指出,新的組織與戰術都是必須的,以對付大砲的使用,而且招募來自農村地區的公民士兵,會把統治者服務得更好,也比僱傭兵更會打仗。 他還看到發動戰爭的沉重開支,它的意義就是戰爭必須打得「快而準」,以避免讓統治者變成貧民,並且避免在人民之間製造太多的怨恨。

馬基雅維利在「王子論」中對專制政府有必要殺死他們的敵人、以避免受到報復的忠告,經常受到引用。不過,這個戰略思想家做出另外一些結論,更符合當今更開放社會的主張。例如他認為,一旦統治者之權位已經確保的時候,共和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他還論述說,一個政府要能夠確保安全與持久,除了保有公民軍隊之外,它還必須保有政治權力的監督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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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雅維利發現他那個時代之政治與社會及經濟條件之間的聯結,並且建議做一些變革以適應那些已經被摧毀之封建時代一些機構的力量。他能夠看到「整體大圖」,而且能夠準確地描述它。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的深度見解,在本章前端的引述具有常常被忽略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指揮官好像是按照機關槍與精準砲彈發明之前的戰略與戰術。否則要如何解釋在西邊的前線有這樣重大的傷亡卻只有這麼少的成果?這個引述同時提議說,如果正在做的事情不管用,即使做更多相同的事情,也不會帶來成功。

正如在馬基雅維利時代,砲兵改變了戰爭的本質,科技水準給了我們能力可以改變啟動非暴力衝突抗爭的方式。電腦、網路管道、移動與衛星電話、加密的節目、電視、廣播都是非暴力抗爭的主要武器。

在準備發動一場非暴力抗爭的戰略中,理解這些政治與社會及經濟力量的聯結是至關重要的。今天,我們必須了解這些力量,不只是在一個國家內,而且還有那些外部的,因為全球化提供了機會,將戰場遠遠擴大超越出了馬基雅維利可以想像得到的範圍。

非暴力抗爭是一項讓人民自己可以解放自己之方式而發動的衝突抗爭。它們構成了馬基雅維利在建議發動戰爭中的「公民軍隊」概念。如果人民不為自己爭取民主而參與,他們就不太能夠承擔得了要維續他們自由的挑戰。發動非暴力衝突抗爭之過程是一個人民的自我民主化進程。他們會經驗草根運動之領導、各個團體之間的合作、以及確認目標與目的之重要性。

    馬基雅維利對戰爭必須「快而準」的深入見解,可能在非暴力抗爭中並非總是作得到的,但其根本的意圖當然還是適用。這個需要非常巨大的速度與果斷的動量。非暴力抗爭的戰略規劃者當然必須要記住,資源與人民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而且戰略就是要動員市民、攻擊對手之權力來源、並且在合理期限之時間內要實現勝利。理想情況下,非暴力的閃電攻擊會出現在對手之支撐支柱快速潰散的時刻,而讓這個政權沒有工具可以來治理。不過,對一個非暴力運動要在它開始的時候就具備協調、規劃技能、紀律與開展這個運動的資源,這將是非常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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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塞維茨

    卡爾克勞塞維茨是一個普魯士軍官的兒子,出生於 1780年。早在他的軍事生涯中,克勞塞維茨結識了一個亦師亦友的格哈德夏爾恩賀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st)將軍。夏爾恩賀斯特賞識他的能力,並且為克勞塞維茨能獲得工作任務,讓他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戰爭理論與實踐的大師。 1818年,他晉升為少將,而且成為普魯士戰爭學院的院長,一直到1831年他得到霍亂去世前不久。在此期間,他著作了這本「戰爭論」(沃姆克立吉【Vom Kriege】)。

   這本「戰爭論」之目的不是要作為進行戰爭的清單。它是對戰爭的一個哲學評鑑。克勞塞維茨了解到法國大革命、及其繼承者拿破崙,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戰爭的進行方式。從謹慎之小型軍隊調動的角度,戰爭成為與尋找決定性勝利、並且要接受雙方巨大的損失(戰爭是一個將範圍擴大到極限的暴力行為)之大規模軍隊的競賽。克勞塞維茨沒有提供指導如何進行戰爭,反而提供如何思考戰爭的見解。他指出,總體大戰略(它包括外交、經濟與政治方針),最終是政治領導人的責任。在制定軍事戰略的今天,指揮官往往受到一些對他們的限制,以確保政策目標與優先事項的保障。這些限制措施以如下的手段實施,諸如資源分配、確認作戰的範圍、通告參與的規則、及分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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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勞塞維茨與馬基雅維利注意到已經發生戰爭之本質與進行的變化,非暴力運動的戰略家也必須對影響非暴力衝突之進行的重大改變有所認識與關注。也許影響戰略性衝突抗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例如,人、物、訊息、及最重要的觀念之變動速度,這都是科學與技術進步的直接結果。

當政府變得權力更加集中,他們可以行使對人民的更大控制權,透過限制性的法律、加強監測、及更有效的警察部隊。而且,在較小的程度上,我們目睹非政府組織與機構、及外國政府與跨國公司對政府之反向壓力的成長與有效性。有些這種組織的存在主要地就是要影響政府,以追求他們自己,有時候是很狹隘的利益。

在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中,如同在武裝的衝突,「戰場」已經擴大到包括其它的國家。一個國家之獨裁政權的權力來源可能是一個跨國公司,其總部與主要的股東都在另一個國家。要攻擊這個權利的來源可能包括採取在股東會議、法庭、社論意見網頁、大學校園、或者街頭的抵制或抗議的行動。也可以在國外,例如,聯合國組織、國際特赦組織、無國界醫生、無國界記者與全國民主基金會等找到盟友,這些只是民主運動一些潛在的結盟夥伴與朋友。

雖然「戰爭論」提供讀者對戰爭的哲學評鑑,但克勞塞維茨對戰爭的深入見解,應該對啟動非暴力衝突的人具有興趣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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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目的是目標,戰爭是達到目標的手段,而且絕對不能考慮脫離目的之手段。

非暴力衝突的目標通常包括自由與民主、尊重人權與法治作為他們抗爭的目標,因此,「手段與目的」不僅相容,而且相輔相成。恐怖主義的目的就是向民眾灌輸恐懼,因為它不能促進民主或任何有利於公民社會的價值,它是與實現民主是一個不相容的手段。傳統的軍事行動以反抗的武力對抗一個政權,因為壓迫者都具有超過公民抵抗者的壓倒性優勢,這種傳統的軍事行動充其量最多只能形成一個僵局,但卻有可能付出巨大的傷亡成本,包括軍事與文職人員,以及重大的經濟損失。游擊戰爭幾乎總是在所有交戰各方的手裡導致大量平民的受苦受難。可以理解壓迫者都將平民當作敵對的戰鬥人員,奪取糧食及其它物資、破壞農作物、將平民搬遷到有守衛的營區、進行對民眾的廣泛盤問、並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撤消在這個衝突之前可能存在的任何權利與保護措施。另一方面,游擊隊會把平民當作自己的稅收、食物、新兵與情報的來源。被懷疑是政府的告密者往往受到嚴厲的對待,以期建立對付游擊隊之不支持者的範例。從這些遭受苦難的民眾來看,這些交戰的各方並沒有什麼差異,他們都是野蠻、掠奪的壓迫者。

戰術是構成戰鬥中使用武裝部隊的理論;戰略是形成為了戰爭之目的而使用戰鬥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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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深度的見解在抗爭成長的節奏中可能受到忽略,因而戰術在沒有參考已經選出之戰略下就做出決策。戰略決定要以何種方式交戰。認為非暴力之戰略是非暴力行動之結果的觀念已經發生反映了對戰略思想的無知。非暴力抗爭的資源肯定會是供應不足的。沒有戰略之目的而要應用它們,就只會有風險而不會有任何收穫。

不過,沒有戰鬥、戰略就沒有任何作用;因為戰鬥是戰略運作的原物料,是戰略應用的手段。

如果沒有行動與運動去執行它,最好的非暴力戰略也是「沒有」什麼作用。如果戰略的原物料是戰鬥,那麼非暴力抗爭的「原物料」就是人、組織、訓練、熟練的被領導。按照目標與現有的能力,這些組織必須有能力與對手進行抗議、不合作的行動、與介入干預。凡是要實現確認之目標的能力上有所不足,就必須以訓練來建立成功交戰的能力。壓迫,或是被擊敗,都必須以行動來面對。

戰爭是力量的一種行動,以迫使我們的敵人屈從我們的意志。

正如炸彈、大砲、坦克與步兵的妥善部署,才能取得成功,所以非暴力抗爭的方法也可以迫使對手「屈從我們的意志」。一個精心設計而有支援計畫與草根基層受過訓練之領導者的戰略,可以構成強大的力量,足以消除政權可以繼續存在之這些必要的權力來源。有時候,非暴力抗爭運動會尋求與對手談判做為抗爭的目的。這應該是戰略上的一個錯誤,它有幾個原因,包括這樣一個事實,談判可能不會產生決定性的勝利。談判應該被視為可能的「手段」,但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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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求人民停止進攻的行動而來支持談判,非暴力的運動就會失去動能。尋求談判的一方,一般被認為是無法或不願意繼續抗爭,因此它無法「強迫」對手屈從於自己的意志。因此,如果正在考慮以談判作為一個戰略的中間目標,最好是由第三者來提出談判的呼籲。在尋求談判的協議之前,非暴力運動的領導者應該有能力要求對方遵守坐上談判桌的商定條件。如果做不到,那麼他們將在談判桌上失去他們原本繼續抗爭可以贏的東西。當非暴力之勢力已經獲得足夠的力量可以迫使這個政權坐上談判桌,而且可以強制執行協議之任何條款的時候,這個政權已經被削弱了。

從你對手因為你的要求而得到之處罰越小,你就越不能期待他會嘗試、並且他會否決你的要求;他的努力越小,你就越沒有必要讓自己這樣做。更進一步說,你自己的政治目的越溫和、你越不重視它,在必要的時候你就越不會感到勉強而放棄它。

正如前面之章節所提到的,在要求政治改變之非暴力抗爭的初期階段,非暴力抗爭陣營向政府提出無法執行的要求是草率的。向任何對手提出要求都應該符合要求改變的能力。與其讓達成主要的訴求冒著失敗的風險,一個更好的戰略就是選擇較次要而有較高之成功概率的議題。除此之外,低風險而顯然不是政治性的議題可能會被認為不具威脅性、或輕微的、因而不可能導致受到打擊摧毀。在第四章所述的配合調處之機制是適合使用在這些情況。這些議題的類型在可能的談判中也可以做為「籌碼」的考慮,因為對這些議題的談判妥協可能對這個運動不會有嚴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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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規劃進攻性交手時的關鍵思考就是要知道什麼時候宣布勝利,以避免與對手用他的方式進行不必要的對抗。如果某一個特定行動之目的已經實現,在嘗試推向更多的目的之前,要仔細考慮潛在的風險。針對這個知道什麼時候宣稱勝利的基本原則,可以提出這樣一個論點,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應該可以在軍隊以坦克與步兵攻擊之前宣布勝利而解散。結果不是鞏固一個局部的、但卻是意義重大的勝利,反而是這個運動遭到擊敗,失去了前幾週已經獲得的很多成果。

甘地

要討論戰略性非暴力的衝突就不能忽略領導 20世紀初印度獨立運動的效力。聖雄甘地(1869年至1948年)出生於印度並且接受訓練成為一名律師。他在1893年到南非,在這其間他在那裡參加了反歧視的抗議活動。1915年,他回到印度參加了獨立的民族抗爭。

甘地展示一個領導者最基本的特質面對逆境時,持續致力於建立一個健全的戰略。如果一個戰略是基於對形勢與相關勢力的仔細分析,領導者可能會改變他的戰術,但他應該不可以動搖對這個戰略的承諾,而與戰鬥混在一起。甘地符合大將軍領導之這個特殊的必要條件。他曾經發現一個對政治權力的深度見解。他知道這個深度見解是真實的,超過半個世紀,他從來沒有動搖離開它。這個真理是「如果人民不服從,一個統治者將無法統治」。從這個真理,他制定了一個概念性的架構,並且提出一項全面性的計劃,它破壞了英國繼續統治印度的能力與意志。

甘地並不是空前絕後地做出這樣的結論,沒有人民的支持與合作、統治者是無能為力的。吉恩夏普之「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是參考16世紀法國的哲學家艾蒂內伯埃提(Etienne de la Boë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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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埃提在18 歲時這樣寫到:

...如果不給[暴君]他們什麼東西,如果不服從他們,不需要打仗,不需要出手攻擊,他們仍然是赤裸裸的而且做不了什麼事情的,並且不會進一步做什麼,就像一支沒有泥土的樹根,樹枝就會凋謝並且死亡。

    1908年,里歐托爾斯泰(Leo Tolstoy)所描述之大英帝國主義與自願性奴役制度的基本自相矛盾。談論到在印度的這個具體問題,托爾斯泰寫在他的「給信印度教者的信」:

一家商業公司奴役一個2億人民的民族。將這個事實告訴一個不會迷信的人,他將無法掌握這些詞句有什麼意義。3萬人已經制服2億人是代表什麼意義...?這些數字沒有很清楚地指出,如果不是英國人已經奴役印度人,難道是印度人奴役了他們自己嗎?

1920年,甘地表示了同樣的話:「沒有一個政府不只是印度政府,能夠維持生存、如果人民停止繼續服務它」。

甘地認為,印度人屈服於英國統治的根本原因是受到歷史與文化的影響。為了克服屈從英國統治的腐敗性後果,甘地制定了「建設性的計劃」,如果成功地追求將可以個人與集體自尊取代屈服的個性,並且找到表達印度人民的能力與意志的方式,以展示對佔領他們之統治者的不服從與不合作。這個計畫的五個目標是,要:

促進印度人民向自尊與尊嚴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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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減少對英國機構的倚賴;

    追求積極爭取獨立的抗爭;

    將「人」(英國人與印度的支持者)與「政策」加以區隔;

    以改善印度人之個人與集體的道德地位,掌握與維護道德的制高點。

計畫的每一個組成或目標都可以單獨地追求,並且集體協調整合成為不合作之努力的一體。印度社會各階層的參與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當公民在每一個組成部分中取得進展時,他們的自信心就增加了,而且他們會明白他們自己目標的感覺與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

甘地所設想之進行非暴力抗爭的工具,是撒提亞格拉哈(Satyagraha一般譯為「真理之力」),一個對抗不公義之法律而有紀律之公民不服從的類型,它包括非暴力(ahimsa)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對任何有生命的東西,都不加以傷害。

    甘地之撒提亞格拉哈是對真理的堅定承諾。這是透過非暴力之行動而鍥而不捨地追求正義的理念。它不是消極的抵抗。相反的,它是基於行動的理念。它透過集體的不合作與不服從的行為而拆除權力的來源以打擊壓迫者。同時,撒提亞格拉哈包括說服轉換之機制的努力讓壓迫者「改變心意」看到他施加在人民身上的不公不義。理想上,只有那些已經接受非暴力作為他們個人信念之個人才能進行撒提亞格拉哈,但甘地在面對現實之不完美的世界,不排除尚未信仰者參加非暴力的抗爭。甘地還發現,即使是那些曾經施行暴力的人可能很快地適應非暴力抗爭的必要條件。因此,撒提亞格拉哈可以是全國國會的一個政策,同時,是運動中許多個人的一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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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希爾利德爾哈特爵士

    巴希爾利德爾哈特爵士(Sir Basil Liddell Hart1895年至197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過英國軍官、看過戰鬥。從他的軍中醫療服務退休之後,他成為許多領先之英國報紙的軍事記者,並且非常廣泛地撰述軍事的主題。在這裡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他對小型有限目的、或稱「間接方法」之戰略性的深度見解。不要攻擊對手最強壯的地方,哈特敦促設定中期過渡的目標,以吸引敵人離開自己優勢的位置,讓他們分心不再追求自己的目標。

他這樣詳細闡述:

會採用小型而有限之目的的戰略更常見的原因是,等待勢力平衡的改變這個改變之追求與實現往往經由讓敵人的力量逐漸流失、以逐步的戳刺而不是冒險使用大型的攻擊讓敵人的力量被削弱。這個戰略的必要條件是,對他力量的流失應該要遠比對自己力量之流失還要大...透過造成他力量有一個過度廣泛的分佈;以及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透過耗盡他道德與身體的能量。

    利德爾哈特的觀察毫無困難地適用於對抗根深蒂固之獨裁專制政權的戰略性非暴力運動。這在反對運動的早期階段尤其正確,那個時候他們的勢力還沒有獲得所需要的資源與技能,而且還沒有對獨裁統治構成立即而有效的威脅。當利德爾哈使用這樣的字眼「等待力量平衡的改變」,他接著具體建議要如何迫使產生這個力改變。同樣地,對於非暴力運動,「等待」並不等於無所作為,相反的,它意味著必須採取進攻的行動,這個行動可以削弱對手而迫使力量的平衡發生有利於非暴力運動的變化。透過選擇中間過渡的目標,以避免在對手最強壯的地方發生直接的衝突對抗,間接的攻擊會將對手吸引遠離他的優勢地點、並且分散他追求自己目標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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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一章中,我們研究四個篩選出來之戰略家的深度見解,以說明影響他們思想的因素,並且強調他們針對目的性關注的一致性。我們也討論了這些深度見解對現代非暴力之衝突的適用性。在任何情況下,戰略家必須有能力見森林,而不只是見樹木。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06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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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行動規劃的思考

基本原則就是絕對不可以完全保持被動。

—卡爾克勞茲維茲(Carl von Clausewitiz),「戰爭論」

非暴力抗爭在戰略與戰術層次之行動規劃所需要的各項任務工作,是規劃者的多重挑戰。在最佳的條件下,這些問題只是對能力往往受到高估的成員及具有多元分散之期望的鬆散聯盟加以協調。要整合這些期望讓它成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對戰略分析與規劃往往只有很少經驗的運動領者來說,是一個艱鉅的任務。連要讓這些不同的團體之間互相溝通都是有困難的,因為許多團體已發展了自己獨特之非暴力抗爭的詞彙或者不理解這些詞彙通常與非暴力抗爭相關的基本概念。

軍事規劃通常是在一個結構層次分明的組織環境裡進行。不過,非暴力運動的組織環境,通常是一個大家地位都「平等」之團體的聯盟,這些「平等」的團體似乎都要爭取「平等中的首要地位」。在不同的團體之間總是流傳著指控,他們之中誰已經被政府特務滲透了(而事實是,可能所有的團體或多或少都是這樣);有可能對應該採取什麼形式的政府以取代目前反對的政府有不同的意見;有些領導者可能被其他人認為過於專制獨裁,而實際上以民主社會的標準、可能還未被調整到政府權力的極限(它應該不會是第一次,軍閥會協助推翻同伴的軍閥);有一些可能一直等到有能力啟動武裝抗爭變成一種實際可行之替代方案的時候,才會參與非暴力抗爭。即使有這麼多樣性的目的與存在如此的不信任,戰略與支援的計劃仍然必須要加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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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顧慮

    可以審慎地假設,到了某一個時刻每一個想要發動抗爭的反對陣營,都會被受到攻擊的政府鎖定並且滲透。雖然滲透有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政府的線民也可以被當作發送選擇性訊息給政府的一個管道。運動的領導者可能希望轉達給執政當局之訊息可能包括這個線民的報告,說這個運動仍然想要保持非暴力、它不打算報復、對政府官員實施大赦仍然是一個選項、反抗的工作是針對這個允許濫權傷害人權與貪腐的「體制」,而這個運動並不是針對所有這些在體制內工作的人員,他們同樣都是這個體制的受害者。也可能這樣是比較有幫助的,讓政府透過它自己的特務「發現」這個運動企圖在新的民主體制內將納入包括軍事人員、警察、公務人員機構,唯一的規定是他們要承認新政府的權威與宣誓效忠新憲法。

    也可能這樣是比較有幫助的,讓政府透過它自己的特務「發現」有這麼一份名單,這些人參加了酷刑與非法的處決。這些特務應該可以準確地報告,存在著一份檔案,上面有每一個個人的姓名並且包括受到實施虐待與其它犯罪之行為的具體指控、記載濫權虐待之受害者的照片、及證人的宣誓證詞、包括反對政府制裁之壓迫與暴行的軍方人員與警察。政府特務在反對運動中也應該能夠將所有這些收集的資訊複製一份呈報給他們的上司,為了安全的顧慮,這一份報告將會被安全地存放在國外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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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一些面向,不能夠、也不應該保持秘密。事實上,有人會反對暴政,對一個暴君來說顯然是不足為奇的。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地知道,社團組織會聯合起來抵抗一個暴君。最可以確定的,任何專制政權都會知道近年來成功的非暴力抗爭,以及這些抗爭是如何進行的。這也是真實的,行動規劃的資訊資料對時間來說是很敏感的,也就是說,一旦行動開始進行之後它的價值就會大大降低了。

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當政府對這個抗爭之規劃與構想有一些了解,可能對民主運動有幫助,有一些活動還是需要加以保護,以免讓對手知道。一般而言,需要保護的資訊資料,主要是反對運動主要領導者的位置或移動,因為他們熟知涉及一個組織以上的規劃活動,以及如果他們被政府逮捕的時候,有一些人就可能就會有生命的危險。塞爾維亞抵抗組織歐特破(OTPOR)發展出一個連他們大多數的成員都不知道的領導階層。這個領導階層從來不會聚在一起,但有必要的時候才會簡短地兩兩互相見面。

緬甸的國家聯盟理事會的(NCUB)則採取另一種方法,將規劃部門與一般運動的運作保持距離,NCUB是一個反對仰光軍事獨裁統治之親民主力量的保護傘組織。它設立了一個「政治反抗運動委員會(PDC)」以發展進行戰略性分析的能力、制定計劃,並且協調成員團體的非暴力活動。這個團體直接向NCUB負責。

資訊組織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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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告訴我們,某些類別的資訊對協助軍事指揮官作出正確的決定總是有必要的。這是軍事參謀人員的職責,確保這些資訊做好準備而可以使用。與其在收集它們之前等待被分配負責蒐集這些類別的資訊,參謀人員一直在搜尋所需要的資訊,以便可以做出正確的決策、分析它、並且將這些資料在特定地點以特定的文件歸類建檔。因此,當一位將軍走進他的指揮總部,問道:「敵人正在做什麼?」一位參謀官應當能夠以及時的資訊加以回應。因此接到資訊之後,這位將軍就可以決定在他自己要完成目標的計劃上、對手之行為所產生的影響,以及確認發起進一步進攻行動的機會。

非暴力行動的規劃者不應該忽視軍隊在規劃與執行作戰長達數世紀的經驗。軍事規劃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它的系統性方法:制定形勢的戰略性估計、選擇行動的路徑過程、制定明確的任務聲明、並且準備行動計劃。另外,按照標準格式與程序,這些資訊在每一個規劃文件中將以相同的順序排列。

一項軍事行動計劃的格式包含重要的資訊有,在預定行動的區域內對手與其他友軍正在做什麼、這個計劃的目標、以及將被提供可用的資源。研究一下軍事行動計劃的格式,就可以找到一個例子,資訊是如何組織得最好到可以滿足那些負責執行者的需要。如下列的大綱所顯示,它可以適用於非暴力規劃的各個層次。

一個行動計劃的格式

1、情勢。以下小節對預定區域的行動環境做一個簡要的描述。

1)友善的情勢。在本小節,描述在預定區域附近友好團體活動的資訊。這個資訊僅限於應該要考慮到的項目,這些項目就是將來受到分配任務時必須準備詳細計畫的指定工作項目。

2)敵軍情勢。本節描述預定區域附近敵軍目前正在進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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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務。這是一個聲明,清楚地確認行動中的「何人」、「何事」、「何地」、「何時」、「為何」。對於誰應該負責執行這項任務、要達成的一(或數)個具體目標、何時應該開始行動、以及為什麼這個任務是必要的,應該不要留下疑問。

3、執行

a、行動的觀念。本小節描述規劃者預先設想從開始到結束如何展開行動。閱讀者可以「看到」任務背後的「想法」。它可能包括進一步確認預期目標要求的「階段」:

(1) 階段一、準備。這段說明要採取這些行動以便被分配到這個任務的組織(們)能夠有足夠的能力。

(2) 階段二。這段說明從行動開始直到目標的達成,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3) 階段三。如果適當,這段小節與其它小節可以用來辨別立即要採取的行動,以整合目標,或者描述要指定什麼後續任務,以便該組織能夠預先設想下一個任務。

b、工作項目。本小節確認分配給參與組織的具體工作項目。

4、行政管理與後勤。本段文字確認行政管理與後勤的協調安排,以便行動可以得到充分的支持。

5、命令與訊號。如果這次行動中有特別的通訊與報告的需求,這項資訊應該出現在本段的文字。否則,它會只是很簡短地寫著:「按照SOP」(現有之作業程序)。對於非暴力的行動,本段可能更適合被稱之為「協調與溝通」,以反映認知到行動參與者與那些負責協調涉及所有部門的人之間溝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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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格式,沒有包括假設條件的段落。當文件變成一個「命令」(即當決策形成要執行這個命令與完成任務分配)的時候,規劃中的假設條件會被刪除。計劃書的參考附件(例如宣傳支持的附件)會放在本文件的最後。計劃與命令的分配涉及妥協的風險。非暴力運動之規劃者所做的假設條件對敵對的政權是一件很重要的情報。只是從敘述一個假設條件就會曝露什麼是不知道的,並且更緊要的,什麼是被認為是重要的。假設的條件還會揭露了提供給計劃撰寫者的分析品質。附件記載著這個運動之能力與意圖(例如將包含在一個「宣傳」或「溝通」附件)的詳細資料,對手就可以在計畫與命令被執行之前採取預先排除或中立化整個事件。

這種特別以軍事為基礎的格式並不是唯一可以用於規劃的格式。它可以進行調整,以適用於幾乎任何組織,或者可以發展一個新的。不過,一個包括所有必要資訊的格式,應該要被為了政治改變而從事抗爭的任何一個組織所採納。使用這樣一個格式不僅可以指導發展一個完整的計劃,而且也可以預防遺漏重要的資訊。甚且,一旦熟悉了這個格式,閱讀者會知道在這個計畫書的何處找到特定類型的資訊。

控制的措施

為了運動期間幫助協調許多團體的活動,規劃者會有一些選項作為控制的措施,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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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當一個特定事件是以一個更大行動之一部分出現的時候,將被用於其它計劃之行動資源可能有必要從其它的組織借用。因此,這個活動可以適當地設定一個「不早於」或「不晚於」的時間框架。如果這個事件是行動的一部分,目的在於引導出一個大規模的行動,指定一個「H時刻」使每一個活動同時發生就很重要。此時,儘管殘酷與重兵佈置的警察與軍隊會出現,行動必須發動,基於預期警察與軍隊的反應時間,可以規劃「閃電」(打就跑)的示威活動。在這些情況下,應該可以規劃示威活動在幾分鐘之內完成目標。

2、界線。當各自分開活動是適當的時候,一個戰略可能號召在不同地區進行運動。例如,如果資料分析顯示,一個省之一個特定支撐的支柱可能會受到配合調處而不是受到更有效之強制脅迫攻擊的時候,就要對某些行動下達限制的命令,只能使用一些特殊鎖定的活動以針對這一個支柱加以攻擊。

3、協調地點。在一個聯合行動中,當一個以上的組織出現在同一地區之附近的時候,應該要具體指定一個地點作為建立聯絡協調與交換資訊之用。

4、其它。其它控制的措施應該要考慮,例如集合區域(事件之臨前)、或抗議地點(當有必要突然離開示威地點的時候)。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一個或多個控制措施的想法,是要減少有可能對規劃活動之結果失去影響的能力。當控制失去了,目標可能無法實現,傷亡的機會可能會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參與者之間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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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不是推開─支撐的支持

    戰略性規劃的工作應該納入招募民主反對陣營的朋友及暴君支撐支柱之主要官員的親戚。在這方面,重點要強調在吸引主要支撐之支柱的成員對反對運動的支持,而不是採取辦法,將他們更深入地推向這個政權之權力結構的中心。(參見圖 4,支撐之支柱的拉近與推開)。當這些人被期待需要進行逮捕、恐嚇與虐待自己家庭成員的時候,暴君就會面對這些人持續忠誠的問題。可以理解一名防暴部隊的指揮官在示威之前線有他們兒女的時候,是很難抽出警棍、刺刀與放出令人嘔吐之氣體。從邏輯上講,該名指揮官應該用一名缺乏經驗的指揮官來代替。民主反對運動應該將這名被替換的指揮官列為招募對象,這也是合乎邏輯的。當支撐的支柱不可阻擋地受到侵蝕的時候,這個政權的困難將會永無止境。

能力相對於意圖

    戰略規劃的另一個考慮是能力與意圖的相對性。對手擁有可以做某些事情的能力不會突然改變。另一方面,意圖卻可以迅速改變。因此,納入能力考量的規劃要可以配合適應意圖的改變。如果重點是放在能力上面,我們可能會對執行與部署反對力量的改變感到有點驚訝,但這些改變並不會導致癱瘓休克。戰略規劃者進行戰略性的估計就可以將對手可以使用之能力列表出來。

創造讓對手兩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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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執政當局對民主運動的主動性會如何反應,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將會力求創造招募的機會。如果這個政權掃蕩示威者,它將會進一步與民眾疏離,助長招募的前景。如果它接受反對運動的任何要求或請求,不論任何理由,反對運動就可以宣布這個調解是一次的「勝利」,因為運動日益強大而可以迫使這個政權遵從人民的意願,這也給招募提供另一次的機會。規劃者永遠要尋找機會,讓這個政權永遠陷入一個政治的兩難困境中,而這個困境唯一的結果是對它不利的。規劃者應當確認人們強烈堅定的信仰,並且挑逗對手採取違反這些信仰的行動。例如,宵禁與禁止大型集會應該一定會干擾到宗教及傳統慶典與儀式。

最有名的「兩難行動」是1930年印度追求自治運動期間、聖雄甘地領導的「為鹽而走」的運動。甘地確認了一個議題,可以吸引印度的每一個階級與種姓,並且將迫使英國殖民政府要嘛逮捕他,這個舉動將會「放火燒遍整個印度」,或不逮捕他,將「允許他(甘地)在草原上放火。」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英國對鹽的製造實行國家壟斷。由於這是一個飲食的必需品,每個人都必須購買政府生產的鹽。它的製造不需要技巧(收集海水,讓它蒸發,然後將鹽刮起來),如果人們只要開始為自己製鹽,它是一個很容易打破的壟斷。如果不將甘地宣布打算製鹽的意圖加以反對,政府深知後果的嚴重性。當政府未能採取行動(在成功的摧毀壟斷之行軍的幾個星期之後政府逮捕了他),公民的不服從經過驗證成為有效的非暴力武器,可以破壞政府的權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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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略性的規劃由政策目標推衍出來明確之標的開始。它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建立一些計畫,這些計畫具有清晰的意圖、任務與能力保持一致性、提供對細節的注意、並且預料對手的回應。要能夠將這些計劃做到最好,可以透過使用一種系統性、包括資訊組織化格式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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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心理性的行動

筆比刀劍更有力。

—愛德華喬治厄爾李頓布爾沃李頓(Edward George Earl Lytton Bulwer-Lytton)(1803-1873年)

心理性的行動(PSYOPS)是規劃優越之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主要核心。主要是經由使用宣傳的方式,其目的是影響特定目標之民眾的態度與行為。PSYOPS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它的有效性,無論是在軍事行動與非暴力抗爭,它都是一個有力的武器,可以削弱、分化、中立與瓦解對手之支撐的支柱。反對運動陣營也可以運用來協助進行招募工作。本章的目的是提供一個方法來研究宣傳的組成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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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對許多人來說,「宣傳」一詞已經變成受到排斥,可能因為獨裁政權成功地利用它的關係。在西方國家,現在有各種委婉的名稱來稱呼它,例如「資訊與教育」、「媒體關係」、「旋轉診斷」與「市場行銷」。不管如何被歐威爾(Orwell)式的貼上標籤,如果這些工作是要影響人們的態度與行為,它們就是宣傳。19有政治目的之宣傳本身不是不道德的或者是「邪惡」的,它不會比刊登煙草或肥皂的廣告更加邪惡。宣傳就像職業說客的股票買賣,他們向世界上每一個立法與行政部門的決策者吹噓他們客戶的利益。

符合廣義之宣傳(影響態度與行為)的定義有宗教的書籍,如「聖經(Bible)」,「託賴聖經(Torah)」與「可蘭經(Koran」;如何建構政府的論文與文章、例如「聯邦黨人論文集」;或者更為險惡的文件,如「錫安長老智慧的議定書」,以及許多人認為針對青春期前兒童之「喬駱駝」香煙的廣告主題。所有這些宣傳的例子都會以正面的與負面的方式、直接影響世界各地億萬人民的生活。所以,利用溝通技巧來包裝如何改變我們思想與行為的意圖,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歷史。

    與一般流行俗語「事實勝於雄辯」的講法相反的,真相是,只有當事實放入文章之內涵的時候,這些事實才會有意義。對於一個受到譴責的囚犯來說,某一個小時的鐘聲響了,可能意味著他只剩下5個小時可以活命。對於上班族來說,同一個小時的鐘響,可能預示著一個工作日的終了。一份據實的報告說一個國家有百分之四十的失業率,可能被認為會引起許多已經失業者更多的恐慌,並且引起那些還在就業者的憂心。

對反對運動的領導者來說,它可能被認為是新機會的內涵,將政府冠上無能、缺乏愛心與腐敗的形象,並且從日益不滿的群眾中加強其成員的基礎。無論是為自由的或受控制的新聞媒體撰寫,主編們經常會為他們的讀者將「事實」放入他們編輯部自己喜歡的內容。在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中,應該努力指責對方所有對人民產生不利影響的「事實」,並且明確指出必須採取何種行動,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不會令人意外地,解救的方案總是政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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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的組成

目標對象。在一般情況下,全體人民都可以成為宣傳的對象。不過,為了最好的效果,被設定為目標的群眾應該分解成小群組,以便為每一個群組調整製作訊息。經驗與研究強烈地顯示,有效的宣傳就是針對更小而有限之目標群眾的宣傳。因此,相同的訊息,希望要傳達給農民的與要傳達給學生的,可能就要使用不同的包裝。非暴力反對運動的主要宣傳對象,就是統治者之支撐的支柱,及根據分析之每一個被鎖定群組與次群組的教育水準、宗教信仰、種族、願望,以及獲得宣傳訊息的管道。

傳達的訊息。如果目的是要改變人民或者其中一個群體的態度或行為,重要的是,想要改變什麼樣之態度或者行為的目的就必須講清楚。例如,如果人民已經接受生活在一個壓迫政府之下的命運或業力,那就有必要灌輸這樣的想法,也許導致他們變成奴隸並不是「神的旨意」。甚至,必須培養人民的力量可以讓自己從暴政之下解放自己的想法。還必須讓公民認識到,有一些組織性的反對團體歡迎他們的支持與參與。理想的情況之下,這個訊息應該有一個「回覆地址」,也就是說,民眾應該知道是什麼團體寄發這個訊息。不過,這種資訊的傳播或許並不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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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傳達工具。如何完成傳達訊息涉及傳達工具的選擇。這個工具可以是傳單、電台廣播、電子郵件、電影、演講、一本印刷的書籍或文章、或招牌及海報。謠言也可以是訊息有效的中繼傳播工具。不容忽視的是使用「重要傳播者」,如宗教領袖、反對派之政治領袖、教師、理髮店與美容院、傳統與精神領袖、記者、工會發言人、商業團體、及其他自己社區內有地位的人。

反應回饋。商業廣告可能是最大的宣傳用戶。它被用來說服我們購買煙草產品,這些產品確實會讓我們遭受各種不同的健康問題、說服我們吃動脈堵塞的漢堡與薯條,或者最近,鼓勵我們乞求我們的家庭醫生為我們開特定藥物的處方。這些廣告是否成功,是容易衡量的-就看它的銷售量。對政治宣傳家而言,反應回饋的訊息往往短期內更難加以衡量。民意調查,如果由可靠的團體專業地進行而且每隔一段時間而且隨著事件來完成,可以是有幫助的。其它時候,我們必須等待,直到鎖定之群眾表明了態度上的變化,表達了對這個訊息的看法或是採取與這個訊息一致性的行動。因為其它因素都可能影響這個態度或行動的改變,這些量測還是可能會讓人受騙的。

另一種獲得有效性之量測數據的方法,就是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與徵求反應是完全不同的。諮詢意見是以被諮詢者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提供回答具體問題之資訊的方式來進行。徵求反應的方式是以詢問被徵求者一個具體問題,而取得一個明確的答案。例如,徵求對政府態度的反應,調查可以採用一個問題清單為基礎,例如「你是否支持政治反對陣營呼籲政權的改變?如果是支持,為什麼?」在某些社會中,民眾可害怕如實回答這種直接的問題。為了諮詢得到這些資訊,可能首先提出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問題與意見,以及如何影響到被諮詢者及他的家人,然後由受訪者已經討論過的主題當中,問一些「繞著」目標問題的相關問題。換句話說,諮詢意見採取「間接方式」,避免只需要「是與不是」之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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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的分類

根據預定的群眾目標、訊息、將被發送與接收的行動環境,必須作出選擇,確定誰應該是訊息的來源。

「白色宣傳」正確地確認它的來源。新聞稿、演講、報告與新聞在訊息來源辨別上往往是真實的,允許目標群眾的查證。例如,「尊敬的紹斯摩選區的國會議員約翰史密斯,今天在大學教授協會的一場演講中表示,.... 」由於這個評論可以驗證與分析,關注的重點應該放在預期這些評論可能如何被接受與評價上面。有時候,選擇引述的一句話可能對訊息的來源者造成尷尬,而他可以解釋這是斷章取義。不過,如果訊息來源者必須使用這種「斷章取義」來解釋許多個被引述的話,誠信將變成比這個被引述的話還要具有傷害性的議題。另一方面,確認訊息來源可以強化一個個人或組織的形象,表現出觀點的一致性與對公眾關注的重視。

灰色的宣傳不會具體確認訊息的來源。它不會確認來源,而可能會看到:「根據昨天的報導,...」或者「可靠的消息來源報告說,...」或者「目擊者說,他們看到,....」它企圖表現出權威性,以避免被看起來像是政黨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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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宣傳是故意錯誤地確認訊息來源的宣傳資料,通常都故意地將對手當作訊息的來源。「星期二晚上,當陸軍總司令威爾福德伊哥,總統最信任的顧問,被問到總統在最近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明顯反常行為時,他證實 ...」。它可以用來在對方陣營產生猜疑與混淆、降低士氣、轉移對我方陣營之弱點或意圖的注意力。黑色宣傳需要很高的技巧及取得敵方陣營大量資料的管道。一般來說,它應該只用在戰略層次上,以避免暴露宣傳員,並且保持將白色與黑色宣傳運動之間加以分離。

溝通的技術

圖騰象徵。圖騰象徵在傳達意識形態與運動目標上可以是強有力的溝通工具。一個有效的圖騰符號是簡單的、暗示的、很容易識別與理解的。納粹的卍字,基督教十字架、塞爾維亞抵抗運動之緊握的拳頭都是圖騰象徵的例子。圖騰象徵也可以是聲音,例如鼓的聲音,而最近的,敲碗盤瓶罐的聲音。其它的圖騰象徵組合可能包括一些行動,例如特殊的握手方式、或手勢。在選擇一個運動之圖騰象徵的時候,必須小心避免冒犯文化的敏感性。

口號。這個口號應該是一句簡短的用語,用來表達如憤怒、憎恨、藐視或勇氣的情緒。「記住阿拉莫」,激起美國人加入與墨西哥的戰爭;「記住緬因」提供美國公眾支持發動美西戰爭一個單純合理化的理由;「他完蛋了」在2000年塞爾維亞用來對付米洛塞維奇的政權。在津巴布威,「民主改革運動」採用「受夠了」的口號,來動員反對運動對抗羅伯特姆加比(Robert Mugabe)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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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音樂,作為宣傳的方式,可以用來凝聚美好未來的情緒形象、帶回到過去苦難的傷痛與回憶、並且協助凝聚對當下暴政的一般反抗。當人們一起唱著設計之宣傳音調歌曲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彼此互相加強對預定要傳達之訊息的接受。

平面媒體。平面媒體包括書籍、報紙、小冊子、傳單、招牌與海報,這些讓宣傳者要向各種不同的群眾傳達選擇之訊息的時候,有一個菜單來做選擇。政府與反對陣營各自「控制」的報紙構成一個現成的平台,進行進攻性與防衛性的宣傳工作。不過,必須小心注意避免陷入花太多精力在辯護上的陷阱。21平面媒體這種形式真正的利基是,它可以讓人仔細的閱讀與研究,以及對運動的原始文件進行討論。招牌與海報可以使用圖片、圖騰象徵、標語、與顏色發送包裝的訊息。觀眾可以保存印刷品,它也意味著這些訊息必須在宣傳的目標上要有一致性,因為人們一定會將它們拿來比較的。因此,宣傳者必須要以已經精心挑選過之權威性的政策目標為依據。決定政策的問題,不應該是宣傳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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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視訊。有效利用無線電傳遞宣傳的關鍵是選擇特定的聽眾做目標,並且為這些聽眾製作訊息,同時提供誘因來收聽這個訊息。流行音樂、新聞、天氣報告、體育、衛生、特別是發生在國外、以及在目標國家有關非暴力行動的訊息目標聽眾可能對所有這些議題都會感到興趣。電視、錄影帶與CD以圖片強化了口語的效果。如果一個領導者要演講,應該要考慮到哪些物品與符號也要被看得到。一面國旗可以對照出權威性的光環。一幅受人尊敬之歷史人物的照片有助於將演講者連接到民族歷史的合法性關係。可以適當地考慮在細節上要穿戴什麼服裝與配件。當希特勒希望自己被形塑為德國人的父親角色時,他就會穿西裝或其它平民的服裝,並且常常有孩子出現在照片裡面。當他要把自己形塑為帶給德國勝利之國家軍事領導人的時候,他會穿著軍裝出現。

謠言。在缺乏可靠資訊的地方,例如在一個實施新聞檢查之腐敗而獨裁的政權,謠言提供了資訊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使它們的來源不明,而且資訊無法獲得証實。如果謠言是一個整體宣傳工作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謠言還是要有至少一個薄弱之事實的依據,或者至少要被認為是有已知或被質疑的事實。這個謠言的主題對目標而言應該是重要的,它應該是有趣的,讓其他人願意重複說它。謠言可以用來提高或降低目標群眾的士氣,或產生例如仇恨、厭惡或欽佩的情緒。

警告!

在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中,宣傳是用來動員民眾以反抗壓迫他們的政府。透過改變公眾對服從的態度,公民不服從就有可能成為普遍化。這個政權的權威性或者合法性就會被解除了。民眾就敢於忽視不公不義的法律。為了扭轉社會被政府的壓迫帶來的個人單元分化,要建立新的組織,以取代那些被政府所破壞的,以及建立那些企圖破壞或中立化政府所依賴之機構與組織(支撐之支柱)的組織。總之,這個政權就失去了它執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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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宣傳是這樣一個強大的武器,如果沒有被有熟練地採用,它總是危險的,所帶來的損害可能是龐大的。如果一個運動可以成功地將服從的行為模式改變到不服從、反抗而且無視政府的法律與規章,它可能會發現自己面臨無政府狀態。如果社會裡的機構已經被摧毀,在沒有恢復到這個同樣的專制統治之下,也許不可能維持服務社會、法律與秩序、與文明,而這個極權統治正是一開始會有民主抗爭的原因。

雅克艾魯爾在他的著作「宣傳:人們心思的形成」裡,強調宣傳者所面臨的這個重要課題。他把宣傳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鼓動的宣傳」,它是用來鼓勵公眾採取行動與不服從。第二類是「整合的宣傳」。這是用來培養社會之一致性、以得到對新統治者權威與價值觀之認同的宣傳。它企圖說明,公眾會因為正在發生的改變而受益。

從艾魯爾之深度見解可以得到的這些結論,包括為參與抗爭的群眾發展或強化一個行為守則或者指導手冊,是有必要的。與其呼籲一般性的不服從,針對具體不公不義之法律與規章的不服從,應該更適當。除此之外,宣傳應該強力並且經常提醒公眾,人民的服從正在由政府那邊撤出並且轉移到民主運動陣營這邊。有必要設立替代性的或平行的機構以便接受公眾忠誠度的轉移。它有可能將整個組織的忠誠度做「整塊」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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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與偏見是兩個最強烈的情感,而且最容易點燃。在一些社會中,這些情緒總是等待浮出表面。以點燃激情對抗這些民眾團體得到的任何短期好處、與發展與維持一個穩定的公民社會,而讓民主體制可以運作所受到的長期損害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為了民主運動,都不要點燃這些情緒會更好的。但是,如果它們浮出檯面,它們應該導引到針對「體制」,是這個體制允許暴政,而不是這些從中受益的團體。而且,將「敵人」這個範圍縮小到一個人或在權力頂峰的團體,破壞性的情緒可能會伴隨領導人一直到他的死、流亡或監禁。

摘要

使用宣傳以影響人們的態度與行為,可以並且已經在政治權力的抗爭中被專制與民主陣營雙方使用過。宣傳,它本身並無所謂是善良或是邪惡。它是如何運用這個工具並且是為了什麼目標,而這些目標是可以而且應該由道德判斷來引導。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ix-xii

VIII

致謝

沒有非暴力衝突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的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及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USIP)的哈麗雅特亨格斯(Harriet Hentges)的強力與持續的鼓勵,我可能就不會接受撰寫這本書的挑戰。我還想要感謝在USIP的計劃經理朱蒂巴莎羅女士(Ms. Judy Barsalou)的耐心與的鼓勵。

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的創辦人同時是資深學者的吉恩夏普博士,提供了非常有幫助的意見和建議。因為他是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卓越權威,在他的許多著作裡,他已經如此熟練地解說了這個主題,我不願意嘗試寫這樣一本書。因為他已經寫了有關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聖經」著作(「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及「從獨裁走向民主」)。有一天,討論到我的書,我向他表示我保留看法的時候,他的回應卻是「有多少著作都是以聖經為主題?」

  我的兄弟,法蘭克哈爾維(Frank Helvey),用一位上訴律師的批判眼光,看過一遍又一遍的草稿之後,指出需要精準明確的地方,因為我無法像我通常在進行諮詢或在課堂授課一樣,可以在場觀察讀者的表情或者回答問題。康斯坦絲米多斯(Constance Meadows)在那麼多次看見草稿需要大幅修正而被退回時,決不表現出來該有的挫折感。

還有許多其他人,太多而無法一一提及,影響我的思想及投入對非暴力抗爭、反對不公不義政權的理解與應用而加以推廣。對他們所有人來說,我表示肯定他們的貢獻。不過,如果這本書裡存在作為或疏忽的任何錯誤,當由我負全部的責任。

 IX

引 言

  20 世紀是有史以來最暴力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導致超過2億名士兵與平民的死亡。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小型,但是仍然一樣恐怖的解放之戰、征服之戰、以及人們因為政治與宗教信仰上之不同而發生的國內戰爭。令人懷疑在20世紀中沒有一天,沒有重要的武裝衝突在進行。

    因為科學與技術之進步所提供的工具,讓武裝衝突的後果對軍事目標越來越具破壞性,同時也大大增加了附帶損害的可能性,亦即,對平民生活與財產造成非故意性的損壞。這些附帶損害的發生不僅因為特定武器的致命性,而且是因為武器的大量使用。相對廉價之化學性與生物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它們的便於運輸與交貨造成對平民產生附帶損害的可怕後果。

    新聞對20世紀90年代初期沙漠戰爭中使用「聰明炸彈」的報導,誤導了美國公眾產生一個錯誤的觀念,誤以為戰爭的攻擊可以是迅速、乾淨、而且穩當的。

    不過,2003年初以美國為主導的聯軍在對付伊拉克的戰爭中,廣泛使用精密導引的飛彈,不應該被認為轟炸砲擊的新標準,因為很少國家能夠負擔得起廣泛使用這些昂貴的武器及它們的支援技術。因此,即使在小型有限的戰爭中,包括內戰,還是那些平民會繼續遭受現代化戰爭武器的重大衝擊。

在蘇聯與西方之間的冷戰在20世紀最後二十年開始融化的情況下,過剩的輕型武器、大砲、飛機、軍用車輛與許多各式各樣的彈藥,出現在國際軍火市場裡。

    生產新武器的經濟規模(亦即,生產數量越多,單位成本越低)也幫助了這些可以讓買家更付得起成本的武器生產。國家與商業貿易公司派遣他們的武器推銷員行銷他們的商品。這些價格付得起而且可以買得到的武器,最終將促成暴力衝突在全世界的逐步上升。 

X

這些軍事技術的發展以及越來越具破壞性之武器的提升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衝突的結果可能對雙方都造成慘重的破壞,是否值得為任何理念進行抗爭。在一場可能摧毀一個國家如此多人員與經濟資源的戰爭中,而且甚至連衝突的贏家都無法完成抗爭的目標,誰真的能夠宣稱勝利?看到這樣的破壞,交手的雙方已經逐漸尋找以嚇阻與談判的政策來避免戰爭。嚇阻的政策曾經湊效,特別是防止核子戰爭。不過,當雙方發動戰爭的能力還沒有被清楚地達到勢均力敵時,武裝衝突還是會繼續發生。甚至,在種族與宗教因素主導的情況下,啟動抗爭的算計可能就會失去它的客觀性。

總是有值得奮鬥的理念,而且壓迫必須被推翻。有一些議題可能無法單獨透過談判加以解決,可是武裝抗爭在受壓迫的社會可能不是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因為國家經常會單獨壟斷軍事上及其它政治上的壓制工具。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受壓迫的人民就必須在屈服與從事一個幾乎可以肯定注定失敗的武裝抗爭之間作一個選擇。為了追求政治上的改變,除了武裝抗爭之外,還有第三條可以選擇的道路-戰略性非暴力的抗爭。在這本書裡,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意涵是︰

非暴力抗爭是一個根據衝突的情勢、參與陣營的優勢與缺陷、非暴力行動技術的特性、能力與必要條件、特別是這個抗爭的戰略原則的分析而所準備之戰略規劃而進行的抗爭。在緬甸、白俄羅斯、伊朗、圖博與辛巴威的民主抗爭都是為了值得尊敬的目標而反對不公不義政權所從事之非暴力抗爭的例子--它們終結了暴政並為人民帶來和平與公義。                                  

XI

期盼這本書的撰寫可以對正在尋找或者研究非暴力替代方案的人們有所幫助,提供他們在使用武裝抗爭反抗高壓政府或殖民侵占之方法以外的另一個選擇。

    這不是一本「如何」進行非暴力抗爭的書,而是提出一個架構,在反抗國家暴政時,鼓勵對戰略性非暴力的基本原則作有條理次序的思考。它包括了已經被證明有效之啟動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理論、戰略規劃、與操作的資訊。

    衷心期望讀者會發現本書的編撰層次,讓它很適合在許多不同的訓練場合內,可以與其他人對這個主題的內容進行溝通。

戰略性非暴力抗爭會進步成為武裝衝突之外另一種選擇的原因,部分的理由是因為它將導致更少生命傷亡與更小財產破壞的合理可能性。但是,即使假設不必然如此,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非暴力抗爭是一個進行反抗高壓政權的有效方法。

    軍事的勝利是藉由毀滅對手的能力與/或繼續戰鬥的意願。在這個面向上,除了使用的武器系統是非常的不同之外,非暴力的戰略與武裝抗爭的戰略並無任何不同。

    在對這本書有一些熟悉之後,一些讀者可能錯誤地作出結論,認為要為啟動一個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戰略及支援計劃作準備,必然變成如此複雜,只有最健全及財務上穩當的反對陣營才有可能接受這種挑戰。

    事實不是如此。應用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之基本原則的起跑門檻,就是要設想這些基本原則,而本書不僅會討論它們、而且要挑戰讀者去思考如何為一個特殊的理念來應用這些基本原則。

    與飛機的飛行手冊不同,本書這裡沒有詳細而一定要遵守的檢查表。相反的,倒是有一張可以引導一個人思考從獨裁轉變到民主之觀念與建議的「檢查表」。

XII

所有有關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之主題的文章或者討論,大多歸功於吉恩夏普博士。他是駐在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的資深學者。

    他在衝突研究上幾乎已經花費了五十年。當他在牛津大學研究的期間(1960-64年),夏普博士發展了一個社會權力的理論以及對其本質特性的理解,它被認為是理解非暴力抗爭的基本原理,就如同克勞斯威茨(Clausewitz)的研究被當作是對軍事衝突之特性與理論的基本原理一樣。

    本書的第1-4章是以他對非暴力抗爭之理論與應用相當多的貢獻作為基礎,或者是從其中推衍出來的。

    在夏普博士的很多著作中,他的「非暴力行動的政治」(1973年)共三冊及「從獨裁走向民主」(1993年)一書,是研究戰略性非暴力抗爭時,特別重要的來源。

在我邁向美國陸軍步兵軍官生涯第三十年的結束時,我於1987-88年以美國陸軍資深研究員的身分在哈佛大學的國際事務中心進修,我在一個非暴力制裁計畫的會議期間遇見夏普博士。

    他用這樣的字眼介紹他的主題︰「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就是奪取政治權力,或是說,就是對其他人拒絕這個政治權力。這不是關於和平主義、道德或者宗教的信仰。」這些話吸引了我的注意,因為我對「非暴力」的認知是受到越戰時代「花朵小孩、和平頭、逃避徵兵者」影響的印象。從那以後,吉恩就是我理解這種深具潛力抗爭方式之原理、動力學與應用的導師;他就是我回應那些從事反抗壓迫者提出資訊需求時的工作同事;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001-045(4)

【35】 

抗議與說服

      抗議的行為及試圖說服對方就是向這個政權提供一個信號,支持民主的勢力對政府的某些措施及政策有嚴重不同的意見與否定。

    這些抗議主要是表達象徵性的意義。更進一步說,這些行動也具有提醒社會大眾的作用,讓民眾知道非暴力的反對運動正在挑戰政府於特定議題的濫權。

    雖然非暴力抗議的行動及試圖說服可以在戰略性非暴力運動之任何階段進行有利的使用,它們一般都是在抗爭過程的初始階段引入,甚至它是公開的啟動。

無論選擇任何形式之抗議與說服的方法,行動應該要得到普遍的媒體報導。如果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遊行示威或者抗議信件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一件受到全世界關注令人震驚之抗議與說服的例子,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越南,幾個和尚以自焚的方式抗議美國支持的西貢政府。

     這些自殺的行動當然引起很多人會去思考,為什麼有人會忍受這種痛苦作為政治抗議的方式。犧牲的目的就達到了,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那些組織者邀請國際新聞社來報導並且拍攝這個事件。

這些方法不會造成對對手權力的來源的直接攻擊,如第1章所討論的,而它們是間接的攻擊,目的是要將這個政權之作為透過社會大眾的檢驗,對政權的行動表示異議,並且試圖說服這個政權及其他人、改變是必要的。與表達不滿相比較,非暴力抗爭更有力,多出很多。 

【36】

不合作

    不合作是反對運動可以使用之非暴力方法中最強有力的類型。在一個戰略中,聰明的選擇與規劃這類的行動可以提升消除政權權力來源的可能性。

     政權的權力來源,(亦即,權威性、人力資源、技能與知識、物質資源、無形因素、與制裁) 可能受到全民的攻擊,而不會只是兵役年齡之男性的攻擊。

    沒有政府能夠在沒有人民的合作之下倖存。不合作想要傳送的訊息是,「我們人民,將不再幫助政府壓迫自己的公民。」

    它的目標是讓政府的運作有所困難。不合作可以達到最巨大的效果,就是當選擇的行動支持非暴力的戰略、並且可以整體配合而不是偶然發生的時候。

結合針對政權之支撐支柱而發動的內部不合作運動,應該推動一項共同而協調的努力,發展國際支持、實施以撤銷合作為重點的制裁。

    在國際層次上的不合作及在國內的不合作可以幫助要求政治改變的支持者。消除國際支持的運動方式,包括像是阻止或者禁止投資或者進口,在國際論壇裡反對政權的政策,限制官員的簽證申請,限制自己的公民到不公不義政權旅行,並且限制外國幫助支持對非政府組織管理的人道救援計劃。

社會的不合作

    在國內的每個人都可以實踐社會的不合作。迴避與被鎖定之政府官員有社會上的接觸,可以對官員及他們的家庭成員產生毀滅性的心理傷害。

    社會菁英可以停止邀請政府官員參加社會活動,並且拒絕參加政府官員贊助的及政府官員一般都會出現的私人社會活動。鄰居與非政府組織舉辦之社會活動的邀請名單可以排除政府官員的小孩及他們的親戚。

    作父母親的可以阻止他們的孩子與政府官員的孩子往來或者約會。這樣的閃躲迴避就是在傳達一項訊息,人們不能容忍那些支持政權的人。不過,它應該小心而準確地運用。如果它運用得不妥當,反而會對目前正在進行將政府的支持者轉化到反對陣營的努力產生干擾。

【37】

    可以聯合抵制為政府提供特權之社會及體育的活動。甚至穿著對政府不爽之口號的衣服就是一種不合作的行動。那些被鎖定目標的人很快就會瞭解到這樣的不合作已經開始的訊息。

在美國被殖民時期,麻薩諸塞的總督曾經抱怨,儘管他是代表英國國王的事實,他頂多就像一名犯人一樣。沒有人服從他,本地民兵漠視他,他的指揮與命令不受理會,而且教會信徒躲閃他。

經濟的不合作

    基於所有的政府都需要經費以提供人們所期待之公共服務的明顯事實,以經濟的不合作作為戰略性非暴力行動的一種方法,就是利用破壞或者降低政府支持者受到的經濟獎勵,企圖對政府的支持度進行攻擊。

    以拒絕或者減少政府執行政策所需要貨物或者服務的購買管道,經濟的不合作會削弱政府保留它支持者效忠的能力。

不支付稅款或者不繳交足額的稅款(「避稅」)就是一個經濟不合作的例子,而消費者聯合抵制對政府提供收入的產品或者服務、造成經濟不穩定的罷工、或者提領銀行的存款而造成國際投資者不能忽視的一種財政危機等等,都是經濟不合作的例子。另外,偶爾可以說服國際公司、貿易協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對鎖定的政府不給予經濟合作,會更加削弱他們的經濟狀況。

    經濟的不穩定不但會削弱一個政府之支撐的支柱,而且它會使政府打擊反對陣營之政治不合作作為無法著力或是受到限制-對非暴力抗爭目標的總體戰略,這並非是沒有意義的的貢獻。

【38】

在一場戰略性非暴力的抗爭中,追蹤政府的每日貨幣現金的進出流動是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尋線找出以經濟不合作方法容易攻擊的脆弱點。有時候,貨幣現金來自於自然資源的銷售,及出售低廉勞動成本的貨物與服務。

    對出口而言,應用經濟不合作之方法最有效的目標就是在銷售地點,而對一個政府的進口而言,進口的來源就是最脆弱的攻擊點。

政治的不合作

    雖然對政府施加任何或所有的不合作行動,作為戰略性非暴力運動的一部分,本質上都是「政治的」,吉恩夏普在「非暴力行動的198種方法」(見附錄2)中明確指出38種具體的政治不合作行動。

    這些行動主要的目標,在於否定權威性,權威性是一個政府或者佔領勢力的關鍵權力來源。政治不合作的附加價值就是它也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強化。組織社團會獲得經驗及以獲得他們單獨或者與其他有同樣思想之社團協力共同反抗這個政權之行動能力的信心。

政治的不合作是一種對政府的直接打擊。對否定擁有假想權威性及其政權合法性的聲明、宣言及其它文件,都可以用來說服民眾,這個政府並沒有權利運用權威性。

    這種抗議的行動之後,隨著就可以對政府機構的聯合抵制、公務員可以怠工、無數的機會可以讓社會大眾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這個運動如果廣泛而且一貫持續地進行,可以中立或者甚至瓦解一個獨裁政權的權力。

【39】 

介入干預 

    非暴力行動之目的或效果可以中止既有的行為模式、政策、關係或機構者,就是介入干預的行動。它們可能還有創造新的行為模式、關係或者甚至建立新機構的效果。

    因為這種方法是更直接地挑戰社會現狀,它們讓燙手的議題更有能見度,它是對執政當局更直接的挑戰,同時提高迅速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介入干預的行動比抗議及不合作行動可能導致更立即及嚴厲的鎮壓。

新近之美國歷史提供第三者的介入干預可能造成既有行為模式及社會關係有效改變的許多例子。

     美國民權運動期間,午餐吧台之靜坐抗議的能見度很高,是對餐廳種族隔離的直接攻擊、以及迅速地結束它的有效行動。更進一步說,這些運動也帶來需要制定法律的必要能見度與緊迫感,以處理種族隔離更廣泛的議題。

    自從這些行動開始,幾十年已經過去了,在大多數靜坐抗議期間發生的暴力有時受到忽視。靜坐抗議受到無數的毆打、釋放警犬攻擊以及其它的暴力行為。

    這種暴力,經常是當局的授意,起動政治的柔道角力。在其中,當權者授意以暴力反制和平抗議者的行動更激發出反對種族隔離強而有力的公義力量。

    在反對一個獨裁政權的戰略性非暴力抗爭裡,為人民伸張公義的力量可能不是國家的政府,而可能是要從國際社會來加以強化。

【40】

2002年12月派遣國際和平團的人員到印尼的亞齊省(Aceh)是一項國際介入干預的例子。他們是為了伴隨代表人權觀察及人道救援工作的人員,這些人員陷入受到反對亞齊省政治改革運動人士暴力攻擊的危險。

    在此同時,這些國際觀察者的存在作為一阻止那些提倡自治或獨立之團體成員以暴力反抗印尼政府當局。

    國際介入干預的另一例子,使用外國人作為保護巴勒斯坦農民及其他平民,不受以色列墾殖移民及以色列防衛部隊的攻擊。

介入干預的行動可以削弱並且可能加速政權支撐之支柱的倒塌。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支援計畫可以迅速地調整,以利用目前出現的機會。

    如果缺乏一個戰略及依照預期需要可以調整的一些計畫,運動的能量可能就會損耗。一個這樣的動量損耗就是提供對手有時間作出回應並且重新組合。

    相反的,如果政府機構察覺介入干預者的行動已經造成生存的直接威脅,他們的成員可能,的確,團結在這位領導人周遭而且為準備進行一場「殊死戰」。

    為了降低政權之支持者可能陷入這種僵化心智狀態的風險或者效果,應該考慮並且提早實施針對這些特定的權力來源加強宣傳工作。

【41】

第5章  問題的解決

以參謀研究之格式進行的時候,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會浮現。

  Saw Yo Shu凱倫全國聯合會,當被問到他為什麼要在他的反政治威權委員會支持教導同仁這個方法的使用。

    為了可以成功地啟動任何抗爭,一定要有明確的目標、戰略與支援的計畫。非暴力抗爭的總體戰略目標及指導方針將會是反對運動領導階層的政策決定結果。

    當這些政策決定發展到要轉化成為可以執行之支援計畫的時候,或者任務工作是發展戰略目標及支援計畫的時候,就會出現許多問題。

經驗已經顯示,在獨裁政權實施嚴密之社會控制、及主要議題的決策被限制於少數政權支持者的國家,解決問題的技能經常是一項稀有的資源。

    例如,在極端的情況下,有關個人在那裡居住、上大學念什麼科系、吃什麼、提供什麼吃的食品等選擇有可能是政府的決定;在某些情況,也許是因為恐懼或者是因為文化水準,下級部屬不願意作出建議,而只是執行別人所作的決定。

    為了能夠適應對問題的認識、評估它們的原因、並且提出可行的建議,一定要允許人們在各種大小問題上有機會磨練他們的技能。

現實上,人們在他們的一生中作過成千上萬的決定來解決問題。大多數這些問題都是相當較小的(穿什麼、買什麼、或者在小孩子的生日聚會要邀請誰)。

    有一些會重要一些,例如要選擇什麼行業。大多數這些決定的意義小到最後的選擇變成無關緊要,因為我們都能接受次於最佳解決方案之選擇的後果。

【42】

    不過,這個情況不是在有其它選擇的時候會沒有差異。與誰結婚的決定就有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每天影響我們的生活!

    就如同個人一樣,組織也必須解決問題。因為組織的決定可能影響組織內部及外部的很多人,而且產生資源性的後果,要對決策者之他或者她提供客觀與最完備資訊的建議,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軍事與非暴力抗爭的決策環境過程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軍隊參謀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對那些作決策的及那些有責任向決策者提出建議的人,都是一個有幫助的例子。

這個解決問題之方法論可以應用於一場運動許多種行政管理及經營的主題,可能是簡要的或者是詳細的,並且可以應用於每個層面。按照下列大綱順序的格式進行是重要的。

 參謀研究問題的格式

1 .  問題的陳述

2 .  假設的條件

3 .  與問題有關的事實

4 .  事實的討論

5 .  結論

6 .  建議

 段落一:問題的陳述

    正因為問題是關注的中心,第一個段落就要把它說明清楚。要用適當正確的話放進這個段落可能不是一項乍看起來那麼簡單容易的任務。

    在第一段落有可能被錯誤地放在說明一個症狀,而不是問題的本身。一個人普通而日常的經驗,他頭痛復發時會吃兩片阿斯匹靈,就是說明了在邏輯裡這個錯誤的例子。

    他已經解決了頭痛的症狀,但不是問題的根本-他為什麼會頭痛的根本原因-還是沒有被發現並且沒有受到重視。

【43】

 段落二:假定的條件

    參謀研究問題時,假定的條件是代替事實之代用品的合理想像。通常他們會提到未來的事件、條件及可以利用的資源。

    實際上,假定的條件是對實際知識的缺口進行填空的人為工具。理想上,我們喜歡不必做任何假定,並且只在說明要解決的問題時,才把它們涵蓋進來。

    這是假定條件的正確性應該受到仔細檢視的原因。還有一些危險存在於未明說而隱涵的假設條件,例如在重要的任務中假定某些社團具有某些能力。

段落三:與問題有關的事實

    成功解決問題過程中的重要步驟之一,就是蒐集與問題相關的事實訊息。在先前的例子裡,有頭痛復發疾病的這個人,應該將有關他生活模式的所有事實包括他的飲食、視力、工作習慣、運動、受壓情況與許多其它的事實略舉出來。

段落四:事實的討論

    在這個段落裡面,就是因為與問題有關,這些假設的條件與事實的訊息要加以討論、並且分析。透過這個過程,就會發展出來並且考慮到可以選擇的方案。

    頭痛受害者這個例子可以拿來說明這個步驟的重要性。一位想要對復發之頭痛找出一個解決辦法的醫生,可能要仔細檢查受害者受到暴露而產生頭痛的全部已知原因。

    這個人可能沒有睡眠的問題、壓力可能處理得很好、不是住在一個瘧疾流傳的地區、而且沒有流行性感冒,但是他確實大量閱讀、是40歲,並且已經超過10 年沒有接受眼睛檢查。

【44】

 段落五:結論

    對與問題直接相關的假定條件與取得的訊息進行討論及分析之後,在這個段落要選出並說明最好的解決辦法。例如,眼睛疲勞可能就是這一位醫生對於病患的頭痛所作出的結論。

段落六:建議

    在這個段落裡,要將結論轉化為對決策者的具體建議,以便提出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在我們的例子裡,為了解決頭痛,就會開出檢查眼睛的處方。

可以使用三項準則對建議事項進行簡單的「測試」︰

1、合適性。建議事項會真正解決所描述的問題嗎?

2可行性。建議能夠執行作到嗎?

3可接受度。決策者願意接受這個成本(以政治、財務、及人力資源的角度)嗎?這個決策需要將現有的資源分散、或者獲取新的資源嗎?

使用這種解決問題方法的一項附加價值,決策者能夠回顧這些建議是如何作出來的。另外,決策者可能另外有在作出建議之形成過程中所沒有被考慮到的資訊。由於有這樣的新訊息,這項參謀研究報告就可以確保受到再一次的檢視。在1992年年中,緬甸反對陣營的聯盟組成反對政治威權委員會(PDC)。它的先期任務之一,就是準備一項在改革環境下為了緬甸的民主、如何啟動抗爭的研究。

【45】

    這個委員會準備了一項參謀研究,其內容受到緬甸聯盟之全國委員會的高階討論,以決定到底武裝革命要優先?還是要尋求使用非暴力的抗爭?

    顯而易見的,與翁山蘇姬之國家民主聯盟的非暴力努力相似、這個因為要指導戰略性非暴力抗爭而組成的PDC,贊成非暴力方案的選擇,但是他們謹慎地保持客觀。

    使用了參謀研究的格式。PDC的參謀研究就是這種解決問題方法如何被運用來作為面對戰略性政策問題的例子。有關這項研究,請參閱附錄3。

摘 要

    透過經驗,解決問題的參謀研究格式將變成使用者的第二天性。就像打開保險櫃的號碼組合一樣,參謀研究格式裡的段落順序將引導找到問題解決方法的出路。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001-045(3)

25

4章   非暴力抗爭的機制與方法

 ... 我聲明的全部就是,我自身的每個試驗都加深我對非暴力的信心,它是人類可以處置之最偉大的力量。

                                                       聖雄甘地

      不論你喜歡使用什麼樣的途徑,要讓一個社會從獨裁政權轉變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是困難的。如果反對運動選擇戰略性非暴力的戰略作為行動的路徑,必須考慮到可以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權力關係產生預期改變之不同非暴力抗爭的方法或機制。

    夏普博士明確指出四個「改變權力關係的機制」,它們是說服轉換、配合調處、強制脅迫與分支瓦解。在檢視資訊的時候,它們提供一個可以辨識的框架,來瞭解權力關係改變的動力學。

    這種類型之非暴力行動也可以當作促成改變的方法或者拿來作為評估早期非暴力行動或運動之影響的方法。

    本章裡也包括非暴力行動的廣泛分類介紹︰抗議與說服、不合作及介入干預。有關吉恩夏普明確指出198種不同方法的目錄,請參閱附錄2。

機制

    為了產生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必須從理論落實到實務。在從理念到行動的轉變過程中,重要的是反對運動對偏好之機制或者過程的選擇,以影響統治者的態度與行為。反過來,這個決定也將因而影響方法的選擇,以實現在人們與他們政府之間的關係產生預期的改變。

26

說服轉變

    這個機制或者過程在抵抗對手的時候,使用它來促使他改變,以不同等級的強度說明非暴力行動的目的或者影響。

    透過採用抗爭團體的建議或者訴求更符合他們的利益,或許有可能說服執政集團。對抗爭的陣營而言,說服轉變有許多的優點。

    政權對改革目的之有效性的同意讓步,可以提升反對運動領導人的可信性與及合法性,降低與國家機器直接對抗的潛在風險,並且非常重要的,為衝突的未來階段儲備可以運用的資源。

    不過,這個機制,通常只涉及低強度的施壓行動,當它面對極端獨裁主義之政權的時候,經常是不足夠的。即使如此,對議題作出適當選擇及講究改善傳播,偶而對非常殘酷的政權也會成功。

在緬甸發生過一件讓軍事獨裁政權受到說服轉變的例子,它涉及在公立小學的英語教學議題。在1962年的軍事接管之後,溫納將軍認為英語是過去英國殖民統治的殘留物,他宣佈國民小學不必進行英語教學。

    在那個時候,英語已經是大多數緬甸人普遍使用的第二常用語言。對這個改變,觀察者也質疑這個改變背後邪惡的理由。

    為了把人們和外國的觀念及影響加以隔離,斷絕學習英語的機會僅僅是制訂嚴厲審查法律的一種延伸。在大學裡以英語授課也受到限制的規定。二十多年之後,對執政當局而言是很明顯的,這種類形的審查制度造成嚴重的經濟後果。

    外國投資者不願意發展工廠,因為勞工及中層經理人沒有能力以生意及商業上的國際語言進行溝通。

    大學生無法大量再被西方先進國家的研究所接受入學。仰光醫學院的畢業生不再被接受到外國實習或者甚至被接受進入到國外的專科領域研究。

    經過商業界及支持民主之積極分子多年提倡英語訓練更暢通的普及性之後,執政當局軟化了,因為它被說服這個讓步也是符合自己的利益。

27

謹記,戰略性非暴力抗爭是針對權力的來源發動攻擊,對政權支撐的支柱發動說服轉換的努力可能更有成效。

    在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是讓組織與被鎖定之機構的成員暸解,他們個人不是「全民公敵」,而是實際上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內,他們將會以一個有生產性的成員而受到歡迎、感激與尊重。一旦完成這個目的,被鎖定之機構的成員將更容易接受政治改變之需要性的訊息,並且會對日後具體行動的號召作出回應。

說服轉變是擴大與強化支持民主力量的基礎機制。 對民主體制與獨裁主義政權生活對比的宣傳、及全世界目前正在發生非暴力行動的新聞,技巧性地加以運用,對說服轉換的努力是有幫助的。

    遊行示威、罷工、聯合抵制及其它形式之抗議的新聞消息,都是影響社會大眾之態度的例子。最重要的,以一個「明天之願景」的觀念,及如何實現這樣的願景,必須向社會大眾說明交代清楚。

或許,說服轉變之努力的最強大力量是那些反對集權主義政權之人士所展示的勇氣。以勇敢的公開行為抵抗壓迫,可以去除把非暴力抗議者視為懦弱者的制式刻版看法。

    勇氣受到普世的尊重,不論是戰場上的士兵或者是面對不公不義政權的非暴力鬥士所展示的那種勇氣。在某些時候,反對陣營成員所忍受的痛苦能夠對壓迫者及被壓迫者的態度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勇氣並不總是由個人為了理念而參與運動中產生的流血來量測,願意勇敢承擔一件行動的後果才是勇氣的真正量測標準。例如,1776年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那些人展示了反抗英國國王的極大勇氣;20世紀50及60年代公民權利運動中,參與「靜坐抗議」以結束種族隔離的積極分子也展示了極大的勇氣。

    這兩個反抗運動之行為引起社會大眾檢視一個抗爭目的的公平性,因為抗爭的支持者必須接受嚴厲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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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調處

    有時候,一個政權會配合調處支持民主勢力的訴求或者要求,不是出自於尊重或者禮貌,而是因為政權可能想要緩和社會的緊張氣氛、影響外國政府的態度、向公民表現他們關心人們的福利、或者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將一個議題提早結束以防止對手加以操弄利用。

    這個政權不是因為受到強制屈從,而是自己決定,他們的利益不可以直接受到威脅,也不可以在特殊議題上對反對陣營讓步而被削減。而實際上,這個政權絕對的執政權力已經被削弱,並且對能夠引起社會大眾敵視政府的議題變得敏感。

    新聞上經常有這種極權政府所作配合調處的報導。仰光的軍事政權及共產中國的領導人時常在西方國家重要人物來訪的時候釋放幾個犯人,有一部分就是為了配合應付政治改革的需求。

    以色列政府例行性地做一些象徵的表態,以配合應付美國政府提出以人道對待巴勒斯坦人的要求。

    政府選擇配合調處的議題絕大部份都是棘手的,如果雙方同意,將不會威脅到他們的掌握權力。換句話說,這是一件他們認為是風險很小的決策。

    最近政府對反對陣營作出配合調處的例子,從象徵性的表態到自由選舉的出現。

    例如,1988年在立陶宛由於社會大眾對共產政權抗議的持續增加,它的最高委員會希望藉由配合民主運動的要求修正憲法、以取得立陶宛語言的官方地位及允許在歷史古遺地點上升國旗,作為疏解社會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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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關鍵時刻,由「沙志迪斯(Sajudis,譯者註:獨立運動之印度語)」及其它支援團體等組成的「共同委員會」所領導的民主運動,已經變得如此廣泛擴散與成功,執政當局僅僅象徵性的配合不再令人民滿意。結果是反對陣營增加了它的可信度、作為民主改革的一股力量。

海珊胡笙(Saddam Hussein)在2002年決定允許一次宗教儀式參拜是另一個當代配合調處的例子。雖然海珊胡笙在伊拉克社會握有絕對的控制,但是他仍然必須退讓什葉派(Shiite)教徒隨從者的訴求,在巴格達的郊區舉行朝向一所宗教廟堂的數千人朝聖大遊行。

胡笙可以拒絕這項要求,而且他確實擁有軍隊與警察部隊來貫徹這樣一項禁令,然而他退讓,可能是希望避免再次對他的統治點燃公開而且激烈的反對。

雖然這些選舉的健全性經常受到妥協,但是默許對自由選舉之呼籲是一個政權能夠提供之最極端的配合調處方式之一。在20世紀最後的二十年,有許多極權政權在他們的轄區內允許「自由」選舉的例子。

    緬甸在的1990年的全國性選舉說明了執政當局如何密謀人民選擇的結果。緬甸的溫納將軍在被解除權力下台之前、最後官方的行動之一,就是舉行多政黨的選舉。

    在19887月他退休之前數月,已經有要求政治改革的遊行示威,包括多政黨的選舉。 溫納認為多政黨選舉將降低,如果不完全消除,對獨裁統治的公開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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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的政權自信對選舉舞弊具有的能力,他覺得反對陣營將在一場選舉中毫無希望地分裂,一場投票箱的勝利應該是萬無一失。

當這些團體選擇議題進行可能之配合調處的時候,重要的是,這個配合調處必須安排得在獲得對方同意的時候,要讓統治者被社會大眾「看起來很有面子」。

    同時,社會大眾應該理解,執政當局之所以作出配合應付,正是反映非暴力運動的力量正在成長,而且提升社會的改變並不必然需要流血。說服轉換及配合調處的累積效果強化了社會,並且為社會準備進行更強大有力的行動。

    極權體制政權通常使用選舉來配合應付反對陣營對政治改革的要求。令人遺憾地對社會大眾而言,反對陣營的領導人時常天真地認為,選舉會是自由而且公正的、社會大眾能夠禁得住政府的威嚇、或者國際觀察團能夠確保選票計數的完整無暇。

    2000年在塞爾維亞及2002年在辛巴威之選舉就是舞弊之選舉得到不同選舉結果的例子。在塞爾維亞,政治反對運動建立一個選舉監控系統,從所有的票箱到在貝爾格勒(Belgrade)中央選舉辦公室。他們有一支訓練有素而且組織良好「出來投票(Get Out The VoteGOTV)」的運動志工,而且有一個在政府試圖偷竊選舉時的因應計畫。

    反對陣營稍早從計票站回報之選舉票數顯示這是一次民主的勝利,而且在官方的統計結果之前,就宣佈了結果。當政府宣佈指出,根據它的計算,反對陣營沒有贏得選舉,整個塞爾維亞各地的人們走上街頭一起示威,並且宣佈他們勝利。

    各地的示威最後累積變成走向國會的大遊行。因為準備完備,當新政府宣佈成立的時候,警察及軍隊並沒有介入干預。

     在第一次拒絕多政黨選舉的想法之後,仰光政權同意在1990年5月舉辦選舉。讓政府感到非常驚奇的,民主國家聯盟(NLD)贏得超過80%的選票。執政當局卻拒絕承認選舉的結果,並且對政治反對陣營再次加以打擊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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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在辛巴威的選舉有一個非常不同的結果。在辛巴威,反對陣營的民主改革運動(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MDC)擬定一個類似「出來投票」的行動及利用國際壓力要求一次自由公正選舉的策略。很少焦點注意到「B計劃」,在選舉結果受到現任的羅伯特姆吉比想要偷天換日的時候,這個計劃就將開始生效。然而早期的跡象顯示,姆吉比無意放棄權力。 

    受到承諾會提供食品與薪資,以手盾與刀械武裝的年青民兵,被組織起來並且受到指揮去攻擊反對黨的黨工人員。MDC的支持者及被懷疑會考慮投票反對姆吉比的那些民眾都受到攻擊及威嚇。

    MDC的總統候選人以叛國的理由受到逮捕。警察與情報人員加入參與威嚇民眾。即使在選舉當天,都有國際觀察團親眼看見排隊等待投票的民眾被打的新聞報導。

    來自某些歐洲國家的觀察員被驅逐出境。選舉當日將投票所遷移,這是政府企圖讓選民對到那裡投他們選票造成不知所措的一個策略。當結果要列表統計出來的時候,數千張的選票下落不明。

    姆吉比宣佈勝利。因為對確保人民投票的公信力沒有詳細的計畫或能力,MDC只好不得不低調回應,宣佈選舉既不公正也不自由,並且要求重新舉辦另一次選舉。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保證新的選舉將會導致任何不同的結果。

這個教訓是,失去選舉對執政當局太重要了因而不可以輸,選舉的失敗意味著同時失去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合法性。相同的理由,對反對陣營來說,選舉也太重要了而不能選輸。必須確實作好準備,以仔細規劃的方法、讓民眾準備好保護他們投票箱的選票,以防止執政當局操控舞弊選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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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脅迫

    說服轉變與配合調處的方式讓壓迫者面對非暴力對手之訴求的時候,在接受或者拒絕之間受到很少或者幾乎沒有立即的傷害。

    不過,強制脅迫可以迫使這個政權面對所提出的訴求屈從。當強制脅迫能夠有效的時候,這個政權實際的權力已經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

    反對陣營必須暸解,太早而不成熟採用強制脅迫的企圖可能會破壞社會大眾對他們自己的信用度。

    挑戰壓迫者政府之根本存在的強制脅迫要求,必須只在為了提高成功機會的仔細計畫與客觀分析已經作好之後,才可以運用。

    如果這些要求無法確保可以經由強迫服從達成,必須考慮延後行動或將要求的內容重新加以調整。

    政黨與學生有時候會提出無法達成的要求。更適當的作法是讓這個政權知道自己組織之的目標,而只有在民眾被動員、發展組織的戰略規劃能力以及破壞了政權的權力來源之後,這些目標才可以變成具體的要求。

    例如,如果這一項「要求」是一場「自由與公正的選舉」,而政權拒絕這個要求的時候,要用什麼方法加以制裁?

     當反對陣營的要求達到反抗政權意志的時候,強制脅迫就算是成功的。2000年10月在塞爾維亞的選舉例子裡,即使米羅塞維奇政權宣佈必須重新舉行選舉,反對陣營就宣佈選舉勝利了。必須提防這個政權會在選舉時耍詐,在選舉之前就要完成以戰略性非暴力抗爭掌握權力的細密計畫。

    成千上萬的塞爾維亞人遊行前進到國會大樓並且加以佔據,果斷地將獨裁者從權位上趕下台來。米羅塞維奇並沒有能力阻擋他被趕下台。他支撐的主要支柱已經蒸發不見了。

    警察拒絕維持設置路障以阻止抗議的民眾進入貝爾格勒,並且武裝部隊拒絕為了米羅塞維奇而介入干預。他們引述說,選舉是一場政治事件,而並非需要軍隊介入干預的那些事情。

    這兩個支撐之支柱的撤回,是幾個月期間辛苦努力的結果,說服軍隊、警察及政府的成員、民主的改變將不會減少他們的重要性或者導致領導階層的撤換。米羅塞維很快地就意識到他已經變成沒有權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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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一些實例,威脅使用非暴力的強制脅迫讓反對陣營贏得勝利,沒有足夠能力行動的威脅確實會傷害任何運動,這就像2002年發生在辛巴威的情形,當時號召了二次無法實現的總罷工。

    需要好幾個月的規劃與協調,才可能完成另一次成功的罷工。嘗試以強制脅迫的方式但卻沒有能力施加威脅的制裁,會導致民主抗爭動量的損耗;積極之社會大眾的支持就會渙散;而且國際的支持者可能會質疑運動的存活能力。

    在重大之非暴力運動的規劃與執行期間,有絕對的必要進行能力評估的再回顧,以避免對運動造成這種嚴重不利的結果。

分支瓦解

    如前所述,反對陣營有能力對統治者加以強制脅迫,就是反映權力已經有了重大的重新分配。

    一旦反對陣營體會到這種權力的平衡已經朝向自己有利的方向移動,就可以在多面向以使用更有力的不合作及介入干預的方法來攻擊這個政權。

   如果這些攻擊可以持續,政權勢將因為維持統治所需要的權力來源不復存在而分支瓦解。

如果反對陣營認為對執政當局的分支瓦解勢在必行,那麼非暴力行動的強度與範圍就一定不能減弱,要持續到政權崩潰為止。

    無論什麼理由,反對陣營運動能量的損耗,會提供這個政權重新確認它權力的機會。就像軍事行動中之「利用時機與尋求機會」的階段一樣,當防衛守勢的連續性已經被突破,而敵人想要撤退時,就必須以最大強度及有意願接受更高風險的方式加以攻擊,將戰役提早結束。

    缺乏一個戰略性的計畫,一支軍事部隊可能無法迅速回應並且擴大突破。這些對非暴力的抗爭也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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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非暴力的行動支持並且反映出非暴力改變的機制。反對陣營抵抗對手而可以使用的非暴力行動方法,是既廣泛又多樣的。

    在「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中,夏普明確列出將近200種的方法(附錄2),並且提醒說這個附錄仍然不是詳盡的。實際上,要鼓勵以開創性的想法補充適用特殊情勢的方法。

抵抗一個不公不義政權之非暴力行動經常會受到激烈的報復。對受到嚴刑、拷打、監禁及其它制裁的對待(暴力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必須心理上有所準備。

不過,當政府如此反應的時候,反對陣營經常能夠利用社會大眾對這種行動的傳播認知,而強化民眾對民主運動的公開支持,並且透過暴露這個政權之殘暴及提出政權合法性的質疑來削弱政權。在上一個世紀的運動裡,受到逮捕與監禁是榮譽的標記。

適當之非暴力行動方法的選擇,端視他們使用這些方法的目的而定。有時候,運動或者組織,可能基於偏愛或者所知的能力就選擇了某種方法,然後也許有或者沒有為非暴力行動選擇一個目標。這樣的作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理想上,我們應該首先研究目標,然後從方法的列表中選擇最適當的方法,以促進完成戰略性及戰術上的目標。為了方便思考,方法可以分成3大類。它們是抗議與說服、不合作及介入干預。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001-045(2)

國家公務員

    國家公務員經常受到誹謗、批評、嘲笑、並且評價不高。有時候,這些政府官僚被認為是一群螞蟻-成千上萬的無名氏、容貌模糊、心不在焉的工作者,在他們的小小方塊之間來回從事他們的小任務。

    然而,政治領導人,就像蟻群中以仰賴為生的「蟻后」一樣,沒有這些服從而熟練的國家公務員進行這些好像無害的活動,就無法倖存了。

    就是這些人把命令轉化成為行動:他們發佈規章、估計並且徵收稅款、準備預算、管理學校、將訊息輸入成千上萬的資料庫、為政府進行採購、控制機場與海港、派駐在大使館、維護通信系統,這些實際上,就是執行讓政權可以運作的所有任務。沒有他們,沒有任何政府可以運作。

採用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以謀求改變政權與民主改革的反對陣營,必須理解贏得政府公務員之支持的重要性,但是也必須要能理解,政府公務員的生計取決於他們對政府雇主的服從,正因為如此,一直到對統治者支撐的其它支柱已經被嚴重地受到削弱的證據清楚地顯現之前,很少公務員會公開反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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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政府公務員對反對運動的期許,即使不方便公開表示,他們可以對運動進展貢獻的方式,只有想像力才能加以限制。

媒體

    如果一個民主改革的民眾運動可以成功,它必須有方法可以把它的訊息傳達到它的目標對象。獨裁政權知道這個道理,並且試圖拒絕或者限制這樣的管道,導致建立網路戰的中心及嚴厲的法律以限制擁有或者使用電腦與傳真機。

    例如,緬甸為了「沒有執照」的機器而執行長期監禁的判刑,有時候會限制衛星電話的所有權與使用,而且政府會三不五時干擾反對陣營的電視與海外的無線電廣播,以阻絕提供訊息給社會大眾的嘗試。

一個實施壓迫統治之政府對新聞媒體及國內大眾傳播等其它形式的控制,可以很容易地作到。設立出版檢查委員會以要求全部的書籍、雜誌與報紙在出版之前必須提出申請,有時候非常有效。當全部出版的花費已經被支用了之後,即使沒有要審查,就會有強烈的動機進行自我審查。

    報紙、其它出版物、電視與廣播電台的許可證可能被吊銷,他們的設備會被沒收,並且他們的所有權人與編輯會受到人身的威脅。為了克服這些國內的限制,海外製作的方式現在相當普通,不論是從挪威廣播的緬甸廣播電台,或者是從加利福尼亞發射的伊朗電視台節目正在對德黑蘭內的觀眾放送與反對黨領袖的訪問。

    在一個國家的邊境之外發射大眾傳播的可能性,可以由塞爾維亞民主運動中得到例證。在2000年選舉之前,超過60公頓的傳單被裝運到國內並且在幾天之內就發放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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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界

   即使在大多數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的獨裁政權下,商業界在經濟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給人民的是政府無法提供的貨物與服務。時常,政府默許不合法的黑市活動、以降低消費品短缺的公眾挫折而受到政治操作的事件發生。

    與商業界共事有一個缺點,特別是跟外國與跨國的對手。就是大家都認為,國際企業喜歡與獨裁政權共事,而不是與更開放而且更民主的政府共事。

    一旦統治者被說服完成交易就會得到報酬,協調的空間就更少了。工作條件、工資與工會是經常是讓統治者認為可以私下而且有效處理的事務。重點是國際企業公司可能對政府是民主的或者是專制的、並沒有特別的興趣。

    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利潤。民主運動的挑戰就是說服這些公司,這樣的變化即將發生,並且可能在將來對他們是重要的,說服他們在運動已經採取的行動過程中至少保持中立。

值得正面一提的事,本地與外國商業界的成員經常都有本地、地區及外國生意接觸的現有網路。當如此做是符合他們利益的時候,他們可以為民主抗爭提供包括金錢、信差與顧問的重要資源。

年青人

     防止年輕人變得政治化是獨裁主義者政權主要的關注,除非這種政治化是支持政府而且是受到政府的控制。只要學生及其他年青人尚未對政府的穩定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挑戰,反對陣營就失去了為加速政治變化之傳統上的先鋒。眾所周知,在政治反對運動中,政府透過一些方法來阻止學生變得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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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拒絕讓公開反對政權的那些人有受教育機會。另外,為了阻止形成大的團體,學校可能會被關閉,或者將學校分成多個校園。以長期徒刑來對待破壞那些各種不同限制言論與集會自由的法律。可能舉辦政府管理的年青人活動,提供金錢、食品、衣服與武器而讓學生來威嚇反對政黨。

     一些人曾經努力解釋年輕人經常在革命運動中願意接受風險而站在第一線的理由,認為年輕人是「沒有什麼可以損失」。 

    通常,可以確信年輕人比較不可能會有任何工作上的重要束縛,並且他們也很少會有主要的家庭責任。他們也會表現出生活的年輕熱情及對自己生命不朽的信仰。

    這些原因只是對他們參與度之解釋的一小部分,因為年輕人會失去更重要的東西-他們的生命與他們的未來。不過,最重要的,不是可能失去什麼東西,反而是可能獲得可以生活在一個自由與公義的社會,這才是提供年青人參與的原動力。

    年輕人一般不會將他們受到暴政的奴役加以合理化。他們也普遍不接受,像一般說的那樣,改變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年輕人對從謊言中察覺真理、從不對的當中察覺正確的,有一種憑經驗而不會減少的直覺,在各種情況之下,屢試不爽。就是這種智慧的透視度才會激勵他們。

    每次要考慮徵募學生及其他年輕人加入民主運動的時候,還是有必要注意小心。在團體裡面,他們在生活的所有面向都是冒險者。

    如果沒有明確的指導與紀律,他們的行動可能變得過熱,並且如果被激化,他們可能表現出與獨裁主義政權利用的那些人相同的醜陋個性。一個「行為守則」對於參加運動的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對於青年組織更是特別重要,而且更緊要的是,行為守則必須以訓練與強力的領導作為配套,以降低損壞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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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

    毫無疑問地,全球化的威力已經使到處各地工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已開發國家的工會力量已經減弱,因為公司威脅把工作遷移到勞動成本更便宜的地方。

    在開發中國家,與基本之工作環境安全、好的工資或者工人的權利相比,政府可能對這種生產線遷移所造成對他們的經濟利益更感興趣。民主、法治及結社自由是在糾正權力不平衡而造成欺壓工人的步驟。

組織工人可能是困難的,但是,一旦開始進行組織,團結就會很快傳開。要記得,波蘭民主運動的取得勝利是從格但斯克(Gdansk)造船廠內電機技工的罷工開始的。

    對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規劃者來說,會特別有興趣的一個勞工部門是運輸及其相關產業。中斷任何商品、人員與服務的流動可以對政權造成立即在經濟與政治上付出代價。

    與此同時,戰略性規劃者需要考慮如果食品及其它必要之商品無法提供給社會大眾的時候,可能會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

宗教組織

    歷史上,有組織的宗教曾經在反對暴政的政治抗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站在尋找改變的這一邊,但是有時也不是這樣。

    經常宗教組織有自己的網絡,精神與財務兩方面,在整個他們運作的社會裡,從富有的菁英到社會的基層群眾。同時,也因為宗教領袖通常受過良好的社會與宗教教育,他們一般受到他們之隨從者與瞭解他們工作之其他人的尊重,並且他們經常能夠遠遠超過道德與宗教之教示而影響其他人的態度與行為。

    他們也能夠帶給反對運動一個精神的面向,並且甚至變成反對運動最具形象的代言人。在另一方面,他們可能變成對專制政權之更狹隘的特別利益具有同樣的影響力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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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如此,運動領袖一定要調適任務,以鼓勵得到宗教領袖的支持、或者破壞他們對運動可能有害的影響。

非政府的組織 (NGOs)

   在政府直接的控制與監督之外能夠運作的任何團體或者組織,是民主運動的一個潛在的資產。國際性的NGO團體能夠募款、與很多民眾直接溝通交流、從國外獲得需要的專門技能、以及從其它民主運動獲得的經驗提供深入的看法。

    在國內的NGO有時候,在他們被允許的活動範圍及在籌募資金的來源方面會受到限制。

    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NGO有時被安置了政府的線民,但在多數情況之下,要克服這一項嚴重的挑戰不是不可能。

    在非暴力的衝突裡,NGO的重要價值是他們為會大眾提供服務,因此展示人們不必完全倚賴政府。NGO的活動能夠減弱獨裁主義政權要求社會大眾服從之強制、而且細緻的約束力。

    一個引人注目有效之NGO的例子,當溫奈將軍(譯註:緬甸聯邦軍政府國家領導人)在1962年掌握政權不久之後,發生過緬甸人民對獨裁主義者政府之依賴受到破壞的例子。

    在緬甸西部的阿拉干州(Arakan State)遭受到毀滅性的洪水侵襲。根據報告指出,一位天主教傳教士立即向國內其它各地及印度的傳教士拍發需要幫助的無線電廣播。

    回應非常迅速而且有效,食品、衣服與建築材料在數天內就到達了。當政權最後派來評估損害小組的時候,他們瞭解到並不需要政府的幫助,人們已經自己單獨解決了這個危機。

    根據報導,溫奈對這件事非常生氣,這就是緬甸的基督教傳教士受到驅逐出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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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必須要提醒民主運動,NGO可能有他們自己關注的議題。暸解那些議題可能是什麼、並且確保與民主運動的願景與目標之間具有兼容性,這是很重要的。

其它支持的來源有專業組織、政黨、外國廠商與外國政府,個別的及透過國際組織的。

    不要忽略社區內一些特殊興趣的小社團,像縫紉會、打獵與釣魚俱樂部、圖書俱樂部、語言學習社團、機車俱樂部、爬山與徒步走俱樂部、觀鳥俱樂部、硬幣收集俱樂部、園藝俱樂部及體育俱樂部等。

    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需要對權力來源及積極參與的民眾有所控制,有組織的團體擁有權力的能源,並且提供集體行動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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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服從 

人生而自由,但處處生活在枷鎖之中。 

吉恩雅克羅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社會契約」,第一冊,第一章。

 為了嘗試對上述這些觀察作出回應,吉恩夏普博士提出下列問題︰

    統治者如何從這麼多被統治者之中獲得並且保持對政治的掌控?數目這麼多的人即使很清楚地這麼做並不符合他們利益的時候,為什麼會屈服於他、而且服從他?

    在上面引用吉恩夏普提出之問題的文字,就是他對為什麼人們會服從之深入分析的基礎。這一章,在很大程度上會提供這個分析。權力多元主義的模型(第一章)、權力來源結構分解為支撐的支柱(第二章)、及服從是理解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之理論與應用是一組的三個重點。

    因此,有必要對人為什麼會服從作一個徹底的理解,有時候甚至到為了他們強烈反對之理念而放棄他們自己生命的程度。服從正就是「政治權力的核心」。

    如果人們不服從,一個統治者將無法統治。這個深度的看法就是非暴力抗爭之戰略的立基。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激勵大眾撤銷對獨裁者或者其它獨裁主義政權統治的認同,我們就應該首先暸解為什麼人們會一開始就服從。

習慣

    大多數人會服從的原因是因為服從的習慣。我們習慣於服從掌權的那些人。從嬰兒期開始,我們都生活在威權之下。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威權性源始自於我們的父母、大哥大姊、祖父母及其他親戚,並且移轉到教師、警察、甚至到權力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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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習慣上我們就會服從交通號誌-即使在漫無人煙的道路十字路口。

軍隊新兵訓練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服從的新習慣。新兵迅速學習到對他教育班長的命令作出立即而毫無疑問的反應。

    數小時重複而緊湊之命令的操練,及經常性的威嚇監督,與現代戰爭的作戰技能毫不相干,但是它們與養成遵守命令的習慣有密切的關係。

    另外,基本的戰士技能,例如武器的使用,都是透過重複的訓練而嵌入腦海,讓它們的使用都變成習慣性的,而且不需要特意再去思考。對菸草上癮的人知道習慣是什麼一回事。我們不知道我們吸了多少香菸,記不起來我們什麼時候抽它們,當菸價已經上漲到荒謬之水準的時候,還是戒不了菸。

    要打斷這個或者任何其它習慣,包括給對權威的服從,我們必須做出故意的決定,以經常性地來提醒我們自己的決定,並且一再告訴自己為什麼中斷這個習慣是重要的。

對制裁的恐懼

    懼怕因為不服從而受到處罰是人們為什麼會服從的另一個原因。當我們違犯法律的時候,國家的權力可以提出對我們不利的處置,我們可能會被處以巨額罰款,國家可能查封我們的財產,國家可能把我們關進監獄。

    國家甚至可能為了我們不服從法律而將我們起訴。制裁的目的是處罰侵犯者及/或嚇阻其他人不服從相同的或者類似的法律。與得到大眾樂意支持的統治者相比,暴君更依賴人民對制裁的恐懼來確保人們的服從。

自身的利益

    有很多人可能會說他們強烈地不喜歡他們的政府,然而他們卻積極地支持它。研究那些提供支持政府的人們會得到之自身利益及個人報酬的角色,就可以充分地解釋這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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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對武裝部隊的成員提供遵守不受歡迎甚至野蠻之政策的個人報酬是什麼?可能的因素是遷升、獎章、權利、特權、或者退休收入。

    在一個國家控制的經濟體系裡,大多數的人都由政府雇用,不要失去工作會符合個人的自利原則,因為可能沒有其它任何可以選擇的工作。其他的人可能因為支持政權而獲得重大金錢上的報酬。

    我們不應該譴責在自利原則之下會支持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會這麼做都有他自己的原因。很多人相信沒有其它的替代選擇。我們的挑戰就是證明在他們的自利原則下他們可以不必服從。

道義的責任

     在每個社會裡普遍都有服從義務的道義責任感。這種要服從的義務來自︰

    社會的共同利益。它的理由是法律保護所有的公民,某一些法律保護我們以防止其它(搶劫、謀殺、強姦)反社會的行為;其它的法律確保社會的一般利益(貨物的配給與服務、軍隊對年輕人的徵招、稅款)。

    有時候,因為我們不相信會有一個讓生活更好的替代方案,讓我們甚至覺得服從一個不喜歡的統治者更能夠維護這個共同利益。約瑟夫史達林顯然是一個暴君,然而,成千上萬的人們服從他,因為大家都認為服從是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

    即使在知道史達林必須為謀殺超過2千萬的人負責之後,一些俄國人仍然盼望著「過去美好的時光」。我們可能看到這種服從之道義責任的反射造成同儕的壓力。要記住-同儕的壓力是一個雙利刃,可以是改變行為模式的有用工具。 

被神化的因素

    有時候,統治者被包裝成為超人的形像或者像神一樣的個性。當一個統治者被認為是強而有力、或者被認為是宗教信仰人格化的時候,幾乎不能想像可以考慮不服從那個統治者。

22

    在他的統治的高峰,有誰敢不服從的阿道夫希特勒?領袖人物被神格化已經有一段悠久的歷史。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接受「神王」與「國王神聖權利」的概念。這種神權統治方式的另一變型,是20世紀伊朗之宗教與國家的結合。要因應這種服從的因素,我們只需要講出事實-人不會各方面都強而有力,統治者也不是上帝的代理人。

對統治者的心理認同

    一些人把統治者當作他們家族的延伸。這就如同一支足球隊的後援會在球隊贏的時候會感到快樂、在輸的時候會感到悲傷一樣,一個統治者變成一種個人的延伸。

    這在人們與統治者有共同經歷過困難經驗的情況下,這會特別真實,例如為獨立而抗爭。(一些為獨立而戰之不名譽的戰士包括胡志明、溫奈將軍、以及羅伯特姆吉比)。

    如果這種家族的延伸是決定每個人服從的一個因素,就要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說帖,讓這種對統治者的認同不再是一個合理的講法。

冷漠的區塊

    有一些人可能公開對大部份(如果不是全部)的法律表示冷漠,這些法律幾乎不可能預期會觸擊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會服從、只是因為不這樣做好像會比這樣做會有更多的麻煩。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大多數法律可能都有合理的假設。不過,當限制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法律入侵到這個冷漠的舒適區塊時,問題就會出現。

    提醒大眾不應當對這種入侵保持冷漠是民主之反對運動的任務,因為當個人的自由受到被強加在社會大眾身上越來越細微之限制所腐蝕的時候,它會促成社會的被奴役。

 23

自信心的缺乏

    因為種種不同的原因,一些人對他們自己、他們的判斷或者甚至讓他們自己有能力進行抵抗或者不服從的能力,缺乏信心。

    雖然經歷過數十年獨裁主義者的統治,社會上對於決策還是很少有經驗、或者很少有機會可以培養領袖人物。

    或許有一些人認為他們的統治者比他們自己更有資格來作決策。更重要地對一個抵抗運動來說,他們可能感覺他們無法成功地反抗政府或者參與他們自己的解放。

    需要讓民眾對統治者行動傳達評判的能力恢復信心,然後按照這些判斷採取行動,是非暴力抗爭的成功關鍵。有時候,有些我們可能認為是「冷漠」,其實可能是缺乏自信心。

結語

    我們剛剛研究了人們服從他們之統治者的幾個理由。5這些理由是對人之服從是「天性」的論點提出反駁。人類的順從不是基因事先預為安排的。

    服從主要是習慣、恐懼及利益的結合-而習慣與利益可以加以改變的,而恐懼是可以加以克服的。


戰略性非暴力衝突--p001-045(1)

1

 第一章   政治權力之理論

 政治權力是工具、影響力、與壓力的總合 ─ 包括權威性、獎賞與制裁 ─

這些可以提供當權者實現目標,特別是那些政府、國家及反對陣營團體的當權者。

  吉恩夏普博士,「非暴力行動的政治」

      對權力的追求看起來是一件所有人類及其機構的自然附加物。它發生在國家之間、在政府內、公司之間及其內部,甚至在朋友之間。

   或許一般民眾最熟悉的是在稅收分配上發生的權力角力。由律師、說客與公關專家組成的集團為他們的客戶爭取稅款優惠或者獲得有利的政府合約。有時候,令人質疑這樣的分配能夠帶給納稅人好處。

    經常,從社會大眾的角度看不到這樣分配決策的影響來自何處。例如,逐案檢視美國國防預算的過程,即使軍隊部門並不想要它們,充滿著國會議員對美國國防部強迫接受飛機、船艦與武器的情形,特別是當它們是過時了、設計不良或者是不必要之剩餘設備的時候。至少對一般很少瞭解特殊利益團體及他們遊說者的民眾來說,可能無法理解政府要選擇對哪些項目提供資金。

    甚至稅款到底最後如何被使用,可能出現自相矛盾。當政府部門尋找新方法來破壞他們負責執行之法律的時候,會讓環保人士感到相當錯愕。在民主國家,使用徵收的稅收經常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反映它是對控制與影響權力之持續努力的面向。

【2】

不過,比稅收分配競爭更具有深遠之後續效應的,就是為了控制政府的權力角力及其所導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在一個「自由與暴政」的連續光譜之間  (無可否認的是主觀的用詞) 當指針強烈地指向暴政的時候,那些受壓迫者就會產生一股尋求改變的渴望。

    會產生什麼改變以及如何試圖讓改變發生─將由受壓迫之人民對權力之本質與來源的理解程度決定。夏普博士描述二種模式說明社會中之權力的基礎─一種是單一整體的,另一種是多元的。 

權力是單一整體的理論

 解釋政治權力的一種模型,被吉恩夏普博士稱為「單一整體」理論。它描述權力是在一個堅固而不會改變之權力結構頂尖上端中心的理論,參閱圖1。這個單一整體模型中描繪的權力佔有者可能會因為許多原因而改變,但是權力結構本身,亦即,它的金字塔外殼好像被固定在花崗岩上,不會因為內部權力的混合或者從外面要求改變之意願而改變。這個理論假設人民倚賴當權者的善意、支持與決策,以及統治者決定如何運用這個權力。最好的情況之下,這個權力結構的所有權會透過有秩序與合法的選舉過程而有所改變。

    不過,在一個專制的體制下,要不要舉行選舉經常是由統治者一個人做決定,通常事前就決定了選舉的結果。緬甸的溫納將軍(General Ne Win)及辛巴威的羅伯特姆加比(Robert Mugabe)的例子,就是這種將選舉舞弊當做選舉過程之整體一部分的專制統治者。

    偶爾,獨裁者會算計錯誤而且沒有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選舉的預期結果。例如,緬甸的軍人政權在1990年授權舉行一次選舉,但是選輸了卻讓他們感到震驚。軍事政權對這個意想不到之挫折的回應,就是拒絕接受選民的意志並且逮捕反對派的政治領袖。

 3

當社會大眾接受(或者迫於壓力而默許)這個單一整體權力之概念的時候,獨裁政權會感到舒適。僅僅這個他們在掌握權力的事實,授予他們權力實施統治以及要求人民必須屈服,還被當成被統治者的盼望。

    在這個模型下,國家的脅迫能力被視為強制要求服從之主要與合法的手段。20世紀中有眾多的例子。

    在20世紀30與40年代,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造成將近2千萬人的屠殺─這大約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抵抗德國戰爭期間死亡的蘇聯公民數目相同,這些人被認為是對他掌握權力的真正或者潛在威脅。

想要透過非暴力的衝突抗爭以破壞並且驅逐暴政,就必須跨越單一整體之權力結構的概念界限,以確認並且評估所有各種形式之權力的實際分配。

     雖然權力的單一整體模型是一個研究暴君如何取得、掌握及傳承權位的有用分析工具,但是要以這個模式作為思考政治變化之依據的時候,就會在考慮可能之替代方案上出現嚴重的限制。

    對「改變之夢想者」而言,有需要瞭解這個權力是單一整體的模式,但是為了把夢想轉變成為行動,他們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檢視權力、它的效用及它的損失,透過另一個模式找到更多的成功例子─這個模式正是以「多元性」作為它的引導特色。

權力的多元性模型

   另外一種可以幫助理解權力本質的模型被夏普博士稱之為多元性的模式,參閱圖2。 與單一整體模式將權力視為是在一個堅固不變結構的頂端中央有所不同,這個理論描述政治權力是多元性的而且是脆弱的。

    權力的來源被認為是存在於整個社會的人們當中,掌權者只能在人們的允許下才能運用那些權力。換句話說,統治者只能在人們的同意與合作之下實施統治管理。這個同意與合作可能是樂意地給予、或者它可能是經由脅迫強制。同意可能是對社會之某一部份漠不關心的結果、或者甚至是受到服從行為模式的文化影響。

4

    無論如何,權力多元性模型的重點是,因為人們是提供那些統治者的權力來源,因此人們也能透過保留他們集體提供這個政權之權力的來源來撤銷對他們的同意。

根據夏普博士的理論,從六種權力的來源可以瞭解權力之多元本質的關鍵所在。 如同下述之討論,從這些依序列舉的權力來源中可以找到控制、重要影響,或者中立化的方式。這些權力的來源表現在組織與機構之中,在第2章的討論中被稱之為「支撐的支柱」。

1、權威性

    權威性是聲明可以統治管理之權利,以及可以要求被統治者服從的基礎。選舉的結果經常被引用來作為可以統治之權力的驗證。這是為什麼那麼多獨裁政權堅決要求舉行選舉、然後投入大量偽造的選票、威嚇選民、限制對手的選舉活動、並且拒絕承認或者接受不利自己的選舉結果。

    合法性對任何政府都有關鍵的重要性,並且被認為是超越憲法權力之上,否則一個非法政府就會在國內及國際社會上出現潛在嚴重的後果。

    在國內,喪失外表的合法性可能成為政治反對勢力取得正當性的一個主要因素。 使用「社會契約」的概念,政治反對勢力可以宣佈,如果政府已經對國家憲法犯了實質破壞的時候,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已經被違背了,為唾棄這些需要服從、支持、及與政權合作之義務提供了基礎。

    在國外,一個政權失去合法性可能使國際社會易於接受反對這個政權之經濟與政治的制裁。政治與經濟之聯合抵制能夠削弱這樣的政權,就像發生在南非之種族隔離政權及在緬甸之獨裁政權的情形。

5

    2002年,大英國協將辛巴威的資格加以停權,在已經從殖民地轉變成獨立民主之政權的這些政府中不受歡迎與之同席而作,是對姆吉比政權的一個重大表態。

    甚且,一旦獨裁政權之權威性已經受到嚴重的腐蝕,民主的反對陣營很可能獲得外部財務與道德上的支援。不過,透過這些國際支援的態勢永遠不足以充分地將統治者趕下台來。甚至,如果這些制裁的影響對公眾之危害比對政權之危害更大的時候,這樣的制裁也可能是具有反效果的。

2、人力資源

    支持統治者、與之合作,並且屈服於統治者的民眾人數是一個政權之權力的重要關鍵。這並不表示這樣說,是指如果多數人不喜歡現任的領導人,那麼這個政權的改變就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說,潛在的改變已經出現。

    歷史上充斥著多數人民會受到一個少數人壓迫的例子。在另一方面,缺乏主動的支持與多數的合作,戰略性非暴力的抗爭是不會成功的。在為民主的奮鬥上,人的數目是很重要的﹗

3、技能與知識

    統治管理比以前更錯綜複雜。在21世紀初,美國的總統廣泛地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有權力的人。

    然而,這個非常有影響力的統治者對於錯綜複雜之飛機維護與班機時刻表、管理海事法、進行犯罪調查、徵收稅款、發展戰爭計畫、發放食品、發展及為通信網路、與許多其它必需精通之服務等等的任務一無所知。

    重點是由人們提供的技能與知識讓政府,各種層級的政府,才得以運作。如果沒有這樣的貢獻,一個政府自然就會癱瘓。

6

4無形因素

    雖然要量測他們的重要性有一點困難,無形的因素例如宗教、對服從與屈服的態度、使命感或者文化水平都會影響統治者與社會大眾的關係。

    例如,在某個時代某些社會的許多人會接受「國王的神聖權利」,相信統治者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理人。不服從統治者會被認為是不服從上帝。在其它社會裡,例如日本,皇帝被認為是一位神君。民主在這些情形之下將會是沒有可能的。

    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實例上有一些政府將伊斯蘭教的宗教與傳統的政權加以合併。雖然這些從「凱撒的歸於凱撒」的角度來看是完全適當的,但是馬上就須要辯論哪些確實是屬於他的。終究,民主是建立在一個信仰,統治者的任何權力都是從人民的信任「借貸」而來的。

5、物質資源

    「誰出錢,誰點戲」的說法當然最適合應用於政治。對經濟、財產、自然資源、通訊及運輸的控制,是對民眾之統治權力極限的一個重要面向。

    例如,如果國家擁有全部農場土地,它將有效地控制所有農場家庭生活的很大部分。類似的模式,審查制度盛行的地方,所有各方面之新聞從業人員的生活都會被政府控制或者受到影響。

    在石油工業已經國有化的國家,政府很少依靠民眾取得稅收。這種不需要依靠民眾取得稅收的情形,會讓政府有將財務權力加以集中化的影響。

7

6、制裁

    強制服從及對政府法律包括規章制度之支持的這個能力、受到社會大眾在支持、合作與默許之程度的限制。制裁是以使用處罰的方式,以阻止不可接受的行為。

    制裁並不必須要用非常嚴厲與極端的方式,例如處死或者監禁,才會有效。拒絕或者終止就業、退休金的喪失、對教育機會及升遷的限制、旅行的限制(拒絕發放護照)、財產之「主要資產」的徵收、拒絕提供用水的管道、及其它制裁等等全部都能夠被有效地使用來讓人民屈服。

    在一些獨裁的政權,媒體習慣於自我審查,因為政府有能力利用新聞紙的分配及收音機與電視許可證之撤銷的控制方式,關閉出版商與新聞組織。這樣的制裁是稀鬆常見的事。

    每個政府都把制裁當做工具。最常見的是,他們用來控制反社會性的行為。在另外一些場合,為了政治目的,它們已經被用來作為威嚇並且處罰人民的武器。

    例如,德國納粹使用集體處罰以嚇阻德國軍隊佔領區地下抵抗運動的未來行動。在剛進入這個世紀的時候,以色列政府將集體處罰加以合理化、作為嚇止恐怖行為的方法。

    即使為了個人的行為而處罰一個群體是違反基本人權的事實,利用集體處罰作為一個有效的嚇阻工具還是令人質疑的。的確,集體處罰及暗殺事件可能會產生與所期待及所盼望的相反效果。集體處罰可能導致決心採取報復,而不會成為是未來暴力行為的嚇阻工具。 

結語

8

第1章探討權力的兩個模式。單一整體的模式描述權力是在一個不變的架構裡運用,在其中,人民是倚賴這個統治者的。多元性的模型則對權力的運用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認為統治者是倚賴人民的。人民提供統治者的權力來源也被確認出來,並且指出如果將一個統治者的這些權力來源加以撤回,他將不可能具有統治的能力。

    詳細說明了這些可以提供及維持政府日常操作之各種不同的架構,並且被稱之為「支撐的支柱」。因此,權力的來源可以在政府之內與之外的組織與機構中找到表現的方式(參閱圖3,支撐的支柱)。一個獨裁政權的對手也需要支撐的支柱。

    當支撐的重要支柱受到足夠破壞的時候,政府或者反對陣營就會像一座大樓的支撐架構被削弱並且坍塌在它自己身上一樣,同樣地會癱瘓倒地。

 9

 第二章   支撐的支柱

 大利拉(Delilah)對參孫(Samson)說:「求你告訴我,你因何有這麼大的力氣,當用何法捆綁而剋制你。」

士師記(Judges),第16章第6

    組織與機構是由前一章裡所指認之不同權力來源所組成的混合體。權力的來源是透過這些團體提供給政府作為它的統治能力。任何政權會倚賴支撐的某一些支柱多於其它的支柱。同時,獨裁政權會嘗試限制反對陣營支撐之支柱的擴大與優勢。

    在戰略性非暴力的衝突裡,應該不會令人趕到訝異規劃者操作的焦點主要會放在支撐支柱的調整與能力。 

支撐之支柱的辨認

    當一個政權的對手開始思考任何非暴力之戰略的時候,支撐之支柱的辨認與分析是基本的。除非政權的主要支柱受到破壞、中立化或者被摧毀,幾乎不可能看到政治改革或者政權交替的希望。因此,那些從事對獨裁政權進行非暴力抗爭的反對陣營,必須針對關鍵的機構與組織給予密切的關注。

警察

   「保護與服務」的座右銘是全世界大多數之警察局想要傳達給社會大眾的印象。不過,被保護並且受到服務的到底是誰,卻總不是社會大眾。相反的,這個最常見的而且是到處存在之政府的「老面孔」,有時候把腐敗而且鎮壓的政權列為保護與服務的優先任務。

 【10

這是一個常見的假設,如果腐敗是系統性的,沒有改變政權,改革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即使不是不可能。即使在民主社會內,一旦腐化入侵植入在警察體系裡,改革只能透過撤換警察向他負責報告的這些個人。

    把地方警察放在當地選出官員的監督下具有正面的效果,人們就可以找到對警察局人員之行動直接負責的人。在擁有國家警察部隊的地方,要在地區性的警察行為上方施加影響力就會變得更困難。

    公民不需要等待政權更替才開始改變警察人員的態度與行為。可以記住一些關係警察的因素。首先,警察通常住在他們服務的社區。因此,他們的家庭、親戚、熟人與朋友已經發展一個人際關係網絡(例如,學校、生意、宗教組織及社會團體)。

    那麼,如果這個政府將社區內反對政權的某人定位為罪犯、間諜或者恐怖分子,警察是可以用來評估政府宣傳的另一個參考點。

    吉恩夏普博士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住在挪威而進行挪威抵抗德國佔領的研究,樂於詳細敘述地方警察「忠實」履行德國當局命令的故事。

    有一個實例,當地警察聯繫即將要被逮捕者之家人的時候,要求他的家人必須將逼近的逮捕日期、小時與分鐘告知嫌疑犯,以便這個公民可以在他家裡看見來逮捕他的官員。

    其次,通常不要將履行獨裁者命令之警察部隊視為人民的敵人。他們只是一個已經失效體制的奴僕。是體制需要被取代,而不是這些成千上萬有必要服務並且保護民主社會而且擁有訓練與技能之誠實及可敬的人們。

    當然,可能有一些需要被點名,以謀殺、刑求或者搶劫罪刑而加以刑事起訴,但是焦點應該放在那些個人身上,並非所有在警察部隊服務的人。

【11】

軍隊

    使用軍事力量繼續掌握權力被獨裁政權認為是「絕招」。與在本地社區裡居住並且工作的警察人員不同,軍事單位經常與平民社會分離,擁有他們自己的營區、採買商區、醫院與學校。 

    這樣與社會大眾分離而要讓軍隊發展與平民家庭之間的個人關係會有困難。當政府決定在公開的政治衝突裡使用軍隊力量進行介入的時候,軍事單位幾乎沒有動機將會在使用武力的時候有所保留。1988年在緬甸的起義期間,及一年之後在中國,政府派遣來自在介入地區以外之最近的陸軍步隊。

    在這些情形之下,執政當局認為士兵比本地警察與民兵更為可靠,而且對命令的反應更積極。在一些國家,當預期會有大遊行示威的時候,就會將受過特別訓練且具鎮暴裝備的暴動控制部編組起來,以建立要求軍隊介入的門檻。

要發展計畫以破壞軍隊願意介入對抗平民抗議者的時刻,遠在政府決定調動用他們之前就要進行。要破壞軍隊願意以武力對待抗議者之任何計畫的關鍵,在於使他們確信他們自己的生命及他們家人的生活不會受到威脅,而且職業軍人在民主法治之下將會有一個安穩的前途。

由於軍事部隊接到命令之後反應的行動,受到它的指揮官之態度、價值與專業倫理的影響。軍官們一般認為他們自己愛國、忠誠、以及在政治上保守。他們的專業精神有時使他們盲目地支持政治領導者。

    根據報導,在阿道夫希特勒下的德國總參謀總部並不同意他的政治目的,但是雖然如此,他們還是為了達成元首的意願而為他發展軍事計畫。這裡要強調的重點是,希特勒是德國政權內最大政黨的領導人,並且依據憲法已經被任命為領袖,被認為是合法的統治者。

 【12】

將民主價值深化進入軍事文化之中,是限制使用以軍隊的破壞力對付公民的一個主要因素。另一個因素,是讓軍事指揮官瞭解,在民主體制之下他們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兩個因素都需要時間與詳細的思考,如何來促進這些理念。

    在2000年10月當國會被數千名抗議者包圍的時候,塞爾維亞的非暴力運動會有如此少數傷亡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一個人死於心臟病發作;另一個在交通事故中身亡),就是軍隊決定不介入「政治」事件。毫無疑問地,這個決定是受到民主運動贏得勝利的明顯事實、以及受到軍隊將領有興趣在後米羅塞維奇時代之政府中扮演一定角色的影響。


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P1-48(3)

35

非暴力的強制脅迫︰一個非暴力行動的改變機制,它達成對抗對手之意志的要求,因為透過廣泛的不合作與反抗,對手已經無法有效的控制情勢。不過,這些對手仍然保持在他們正式的權位上,而且體制還沒有被瓦解。

非暴力的抗暴起義︰一個以群眾不合作與反抗運動對抗一個既有而被認定是壓迫政權之常見的政治起義。

非暴力的介入干預︰非暴力行動的一個大類別。它在衝突的情勢下以非暴力的手段直接介入干預對手他們體制的活動與操作。這些方法有別於象徵性的抗議與不合作兩種方式。中斷式的介入干預最經常的是肢體的(就像靜坐抗議),但是可能是心理的、社會的、經濟的、或者政治的。

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非暴力行動的一個大類別。它是表示反對意見或者企圖說服的象徵性行動(就像守夜、遊行或者用糾察線圍住)。這些行動超越以文字表達意見的模式,但是還不到不合作(例如罷工)以及非暴力的介入干預(例如靜坐抗議)的地步。.

非暴力抗爭︰以強烈形式的非暴力行動啟動已經決定的衝突,特別是對抗有可能以鎮壓作為反應而固執且有資源的對手。

非暴力武器︰非暴力行動的一些具體方法。

支撐的支柱︰是指機構與社會的某些部門,他們對既有政權提供維持與擴展它權力能量所需要的權力來源。

36

例子是警察、監獄與軍隊提供制裁、道德與宗教領袖提供權威(合法性)、勞工團體與商業及投資團體提供經濟資源、與其它被確認之權力來源的類似方式。

政治反抗運動︰為了瓦解獨裁政權並且以民主體制取代它,所採取的非暴力抗爭之戰略性應用。

這個透過不合作與反抗之抵抗運動動員受壓迫人民的力量以達到限制及切斷獨裁政權的權力來源。由團體與機構提供的這些來源稱之為「支撐的支柱」。

當政治反抗運動被成功地使用的時候,它可以讓現在的或者任何未來的獨裁政權沒有能力管理一個國家,因此就能夠保護民主體制以對抗可能的新威脅。

政治柔道術︰在非暴力抗爭中可能操作以改變權力關係的一個特別過程。在政治柔道術內,利用對手以暴力壓制非暴力抵抗者所產生的負面反應、進行政治操作反制對手、削弱他們的權力地位,並且強化抵抗者的權力地位。這個過程只能在以暴力壓制對付持續之非暴力的反權威時才可以運用,而不必使用暴力或者投降。此時對手的鎮壓在最惡劣的時刻就可以被理解為一線曙光。

造成意見的轉變可能發生在第三者、一般的不滿團體、而且甚至在對手經常的支持者當中。這些轉變可能同時撤回對手的支持度與增加對非暴力抵抗者的支持度。這個結果可能是對那些對手普遍的譴責、對手內部之間的反對、並且增長了抵抗運動。這些改變有時候會產生有利於非暴力抗爭團體之權力關係的主要轉變。

37

不是在所有非暴力抗爭的個案中都會運用政治柔道術。當不使用它時,權力關係的轉變就高度地依賴不合作的程度而決定。

政治權力︰一個社會決定及執行正式政策之所有可以運用的影響力與壓力。政治權力可能由政府的機構或者反對政府的異議團體與組織所交叉組成。政治權力有可能直接在衝突中被加以使用,或者有可能被保留作為稍後要運用的儲備能力。

制裁︰因為人們未能以受期待的或者預期想要的方式行動,或者因為人們已經以料想不到的或者被禁止的方式行動,而加諸於他們身上暴力的或者非暴力的處罰或者報復。

非暴力的制裁不太可能比暴力的制裁只是對不服從的報復,而且更有可能是為了要達到一個既定目標的意圖。制裁是一種政治權力的來源。

自立更生︰管理自己個人事務、替自己做判斷、提供自己個人、自己的團體與組織之獨立性、自主決定與自給自足的能力。

技能與知識︰政治權力的一種來源。統治者的權力是由社會裡的個人與團體(人力資源)所提供的技能、知識與能力所支撐,以及統治者對這些技能、知識與能力資源之需求的關係。

權力的來源︰這些是政治權力的根源。它們包括︰權威性、人力資源、技能與知識、無形因素、物質資源與制裁。這些都衍生來自於於社會。這些來源中的每一項都與人民與社會機構的接受度、合作與服從有密切的關係以及因此而決定的強度。如果有這些來源的強大供應,統治者就會強而有力。當這種供應被削弱或者被切斷時,統治者的權力就會被削弱或者崩潰。

38

戰略性的非暴力抗爭︰以分析衝突情勢、參與團體之優劣勢、非暴力行動技術之本質、能力與必要條件,特別是這個抗爭形態的戰略性原則為基礎而準備戰略規劃,依照這份戰略規劃而運用的非暴力抗爭,稱之為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也請參閱︰總體大戰略、策略、戰術與方法。

策略︰整體衝突之總體大戰略下,主要階段或者運動之行動方式的計畫。一個策略是一場特定運動之抗爭要如何發展的基本想法,及它的個別小型運動將如何搭配以有助於形成最有利的情勢並完成運動的目標。

策略在總體大戰略的範圍內進行運作。在更小型的運作中使用行動的戰術與具體方法以執行一場特定運動的策略。

罷工︰故意對工作的限制或者停止,通常只是短暫的,對雇主施壓以完成一個經濟的目標、或者有時對政府施壓以贏得政治目的。

戰術︰一個行動的小型計畫。在一個有限的衝突階段,建立於如何利用行動可以使用的手段以達到一個特定而小型之目標的概念。戰術是為了要執行整體衝突中一個階段之更廣泛的策略。

暴力︰對其他人類施加肢體暴力以致於造成傷害或者死亡,或者威脅予以這樣的暴力,或者倚賴這種打擊或者威脅的任何行為。

有一些宗教或者倫理之非暴力類型對暴力有更廣泛的看法。這個比較狹窄的定義允許擁護那些信仰,以便與基於務實立場而實踐非暴力抗爭之人們與團體合作。

39

附錄二   非暴力行動的198種方法

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的方法

下列198種非暴力行動的方法全部曾經被用於非暴力抗爭的歷史實例。這些方法與例子的定義可以在吉恩夏普所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二冊,「非暴力行動的方法」7找到。

正式的聲明

1.公開講演

2. 表示反對或支持的信函

3. 組織與機構發表的宣言

4. 有簽名的公開聲明

5. 起訴與意向宣言

6. 團體或群眾集體的請願

向更多的公眾傳達信息

7. 口號、漫畫與象徵符號

8. 橫幅、標語與張貼的宣傳品

9. L傳單、小冊子與書籍

10. 報紙與期刊雜誌

11. 唱片、廣播電台與電視台

12. 天書(註:租用飛機在天空噴出煙霧寫成文字)與地書(註:在山坡或空地上書寫標語)

團體表達意願

13. 代表團

14. 嘲笑式的頒獎

15. 集體遊說

16. 抗議糾察線

17. 嘲笑式的選舉

40

象徵性的公開行動

18. 展示旗幟與象徵性的顏色

19.  配戴符號標記

20.  祈禱與禮拜

21. 傳送象徵式的物品

22. 脫光衣服抗議

23.  破壞自有財產

24.  象徵意義的燈光

25. 懸掛相片

26. 為抗議而繪畫

27. 新的標語與名字

28. 象徵意義的聲音

29. 象徵式的教化

30. 粗魯的姿態

對個人施壓

31.「搜尋」官員

32. 辱罵嘲笑官員

33. 交友結盟

34. 燭光守夜

戲劇與音樂

35. 幽默小品與惡作劇

36. 戲劇與音樂表演

37. 唱歌

各種遊行

38. 排隊行進

39. 遊行

40. 宗教遊行

41. 進香朝拜

42. 摩托車隊

41

尊崇逝者

43. 政治性悼念

44. 嘲笑式的葬禮

45. 示威性的葬禮

46. 在墓地公開集會致敬

 公開集會

47. 表示抗議或支持的集會

48. 抗議性集會

49. 偽裝的抗議性集會

50. 大型上課抗議

撤退與放棄

51.退場

52. 靜默

53. 放棄榮譽

54.轉身蔑視

社會性不合作的方法

對個人的排斥

55. 社會性抵制

56. 選擇性的社會抵制

57. 萊希斯脫拉塔式(Lysistratic)的不行動

58. 開除教籍逐出教會

59.禁制、停權

42

與社會活動、習俗及機構的不合作

60.  暫停社交與體育活動

        61. 抵制社會事務

62.學生罷課

63. 社會性的不服從

64. 退出社會機構

退出社會體系

65. 呆在家裡

66. 個人的全方位不合作

67. 工人出走

68. 避難所

69. 集體失蹤

70. 抗議性的移民

經濟性不合作的方法:

 (1)經濟性抵制:

 Action by consumers消費者的行動

71. 消費者抵制

72.不消費被抵制商品

73. 節儉政策

74. 拒交租金

75. 拒絕租讓房屋

76. 全國性消費者抵制

77. 國際性消費者抵制

工人與生產者的行動

78. 工人抵制

79. 生產者抵制

43

中間人的行動

80. 供貨商與中間商的抵制

主與管理階層的行動

81. 貿易商的抵制

82. 拒絕出租或出售財產

83. 停業

84. 拒絕工業援助

85. 商人的「集體罷市」

擁有財金資源者的行動

86. 擠兌銀行存款

87. 拒絕支付各種費用與規費

88. 拒絕支付欠款或利息

89. 斷絕資金與信用貸款

90. 拒受收益

91. 拒絕政府的錢

政府的行動

92. 國內禁運

93. 貿易商黑名單

94. 國際性賣主禁運

95. 國際性買主禁運

96. 國際性貿易禁運

經濟性不合作的方法:

(2)罷工

Symbolic strikes象徵性罷工

97. 抗議性罷工

98. 閃電式罷工

44

農業罷工

99. 農民罷工

100. 農場工人罷工

特殊團體的罷工

101. 拒絕強制性勞役

102. 監獄犯人罷工

103. 手工藝業者罷工

104. 專業人員罷工

一般的工業罷工

105. 有名企業罷工

106. 行業罷工

107. 同情性罷工

有限的罷工

108. 企業內部份行業工人罷工

109. 輪流罷工

110. 消極怠工

111. 「照章辦事」磨洋工

112.  請病假

113. 以辭職罷工

114. 有限罷工

115. 選擇性罷工

多行業罷工

116. 多行業同步罷工

117. 總罷工

45

罷工與經濟性停業相結合

118. 聯合停業停工

119. 停止經濟活動

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否定政府權威

120. 放棄或撤回效忠

121. 拒絕提供公開的支持

122. 主張抵抗的文字與言論

公民對政府的不合作

123. 抵制立法機構

124. 抵制選舉

125. 抵制政府工作與職務

126. 抵制政府部門機構和其他組織

127. 退出政府教育機構

128. 抵制政府支持的組織

129. 拒絕幫助執法人員

130. 拆除屬於自己的標牌與地標

131. 拒絕接受被任命的官員

132. 拒絕解散現有的機構

公民不服從的替代辦法

133. 消極的與緩慢的服從

        134. 在沒有直接監督的情況下拒絕服從

135. 眾的不服從

136. 隱蔽的不服從

137. 拒絕散會

46

138. 坐下

139. 拒絕徵兵與被驅逐出境

140. 藏身、逃亡與使用假身份

141. 公民不服從「不正當」的法律

政府員工的行動

        142. 選擇性拒絕接受政府人員的幫助

        143. 阻斷政府命令與資訊的流通

144. 拖延與阻攔

145. 一般的行政管理性不合作

146. 司法部門的不合作

        147. 執法人員故意怠工和選擇性不合作

148. 兵變

國內的政府行動

149. 準合法的迴避與拖延

150. 某些政府單位的不合作

國際性的政府行動

151. 更換外交及其他代表

152. 推遲與取消外交活動

153. 不予外交承認

154. 斷絕外交關係

155. 退出國際組織

156. 拒絕成為國際機構的成員

157. 國際組織開除

47

非暴力干預的方法

心理干預

158. 自我承受要求

159. 禁食

(a) 道德壓力的禁食

(b) 絕食

(c) 不合作主義式絕食

160. 反訴(變原告為被告)

161. 非暴力騷擾

體的介入干預

162. (在特定的建築物內)靜坐

163. (在特定的建築物前)強行站立

164. (在特定的車座)強行搭車

165.  (在特定的池塘)強行涉水

166. (在特定的場所)強行逗留遊蕩

167. 強行祈禱

168. 非暴力進襲

169. 非暴力空襲

170. 非暴力入侵

171. 非暴力突然發聲

172. 非暴力阻擋

173. 非暴力佔領

社會性的介入干預

174. 建立新的社交模式

175. 使設備不堪負荷

176. 強行進住塞爆

177. 強行發言干擾

178. 游擊劇場

179. 建立取代性社會機構

180. 建立取代性傳播系統

48

經濟性的介入干預

181. 倒罷工(無償工作)

182. 留守罷工

183. 非暴力佔用土地

184. 反抗封鎖禁運

185. 為達成政治目的而印製偽鈔

186. 壟斷性購買

187. 沒收資產

188. 傾銷

189. 選擇性的照顧

190. 設立替代性市場

191. 建立替代性交通系統

192. 成立替代性經濟機構

政治性的介入干預

193. 使行政系統超越負荷

194. 暴露特務身份

195. 設法入獄

196. 公民不服從「中立性」的法律

197. 堅守崗位、拒絕與篡權者合作

198. 雙重主權與平行政府

毫無疑問的,另外有許多方法曾經被使用了,但是沒有被分類,並且將來還會有眾多另外的方法會被發明而具有3種類型︰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不合作及非暴力介入干預的特性。

必須清楚地理解,當要使用的個別方法有所選擇以實現之前採取的策略時,要達到最大的效力才有可能。有必要在人們選擇行動的精準形式之前知道要使用哪種壓力才會將這些壓力應用得最好。


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P1-48(2)

使用一種精進的技術

    這個非暴力抗爭的技術是否現在、或是將來可以讓它,對解決社會與政治之暴力問題做出主要的貢獻,大部份要看它是否能夠幫助降低在尖銳性衝突中對暴力的依賴性。看它是否能足夠有效地在尖銳的衝突中被使用來取代暴力的方式?有些情形某些人提出的答案可能清楚地是「會」,在另外一些情形、這個答案可能是「也許」、「令人懷疑」、或者「不會」。這些答案的不同可能性取決於這些個人對這個技術了解的程度及在尖銳衝突中非暴力抗爭被認定為是可以取代暴力方式之有效替代方式的程度。

    學習如何讓這個類型的抗爭變得比它在過去被即興式的使用更為有效,是一件可能的事。這可以透過增加我們對這種技術之必要知識的瞭解、廣泛地傳播這種知識與理解、並且增加為了未來尖銳衝突中使用這個技術之整體與特定的規劃與戰略。

要對暴力之問題發展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答案,以及要研究非暴力抗爭在將來政治上的發展,我們必需要關注到這個技術目前與潛在之未來的角色。這在很多人與政府都相信那些軍事手段與其它暴力是有必要性的衝突裡,是特別重要的。這些問題是︰我們能夠理解並且精煉這種技術到什麼程度、以及可以多麼有效地以這個技術取代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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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在未來政治上的發展必須在下列衝突的類型中包括取代暴力之非暴力替代方案︰

拆除獨裁政權;

阻止新的軍事政變、以及防止新的獨裁政權;

防衛抵抗外國的侵略與佔領;

保護原住居民的生存與生活模式;

解除社會與經濟的不公不義;

發展、維護與延續民主的生活方式與人權;及

以其它的方式將非暴力手段整合進入民主的社會。

降低對戰爭與其它暴力的倚賴

    為了這些與其它一般的目的、及為了特定的衝突,必須發展務實的戰略規劃以便使非暴力的替代方案可以被有效地使用。因為這可以逐漸地來完成,它有可能在尖銳衝突中一案接一案地使用精煉過的非暴力來取代暴力。

I為了迎接這項挑戰—探討及發展對付尖銳衝突的潛在非暴力行動—就必須有更多的研究、分析、戰略研究、政策發展、規劃、與更多的勇敢行動。

 歷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社會與政治理論家、政治學家,戰略規劃者與其它領域所使用的工具,是必須的。不僅研究非暴力抗爭是重要的,而且研究其它主題也是重要的,包括獨裁政權與其它壓迫體制的弱點與容易被攻擊的脆弱處。

為了未來的非暴力抗爭,學習如何發展並且傳播戰略性的思考與策略規劃的能力也有其重要性。

應用這些努力將有必要超越、而且時常違反,現代社會既有的重要趨勢及強有力之國內與國際的勢力。權力的中央集中化、國家之間政治的軍事化、解決問題之傳統方法的霸道、這些與其它因素運作的方式都違反非暴力抗爭潛在關聯性的邏輯推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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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一些理由來建議,一個社會在某些尖銳的衝突中是否選擇最終要倚賴暴力或者非暴力抗爭、會對社會與政治結構產生高度重要的後果。看起來強烈明顯的是,暴力的衝突有造成一個更中央集權與潛在高壓體制的趨勢,而非暴力衝突會傾向於產生一個權力更分散以及由民眾控制的政治體制。軍事能力會被用來做國內對人民的鎮壓,而人民可以運用非暴力抗爭來實現與捍衛自由,以及抵抗中央集權的鎮壓。

仔細而有充分資訊的思考、施加非暴力之壓力與權力的潛在關聯性與手段的存活性,可能顯示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至今不曾被充份的探索過。透過降低對暴力的信賴,這種處理問題的方法具有使現代政治與國際關係產生基本改變的潛力。

我們會多麼成功地以非暴力衝突的形式來取代暴力的方式,而因此會大幅度地降低對軍事與其它暴力手段的倚賴,在很大程度上會由我們可以發展與運用在衝突中有效之非暴力替代方法的範圍與程度而定。

不可避免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現在就要嘗試精煉這種技術並且適應而且採用它,以有效而且有力的行動,用於衝突中來挑戰、更換、及驅逐極端暴力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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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暴力抗爭中戰略規劃的重要性

    戰略的運用在軍事衝突中是眾所周知的。數世紀以來軍官們曾經從事軍事戰役的戰略規劃,而且重要的思想家如孫子、克勞斯維茨(Clausewitz)與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曾經分析並且精煉軍事的戰略。在傳統的軍事戰爭及游擊戰爭中,使用精細複雜的戰略是達到有效性的基本要求。

正如同有效之軍事抗爭需要有睿智的戰略、計畫、與執行一樣,非暴力的行動也會在根據紮實之戰略規劃的基礎操作時,變得最為有效。睿智之戰略的擬定與採用可以大幅度增加非暴力抗爭的威力。

戰略的重要性

    當一個人希望完成某些目標,就是當一個人可以使用這個人可以得到之資源並且可以操作到最大之效力的時候,達到那個目標的機會就將會是最大的。這就是說要設計一個由目前狀況(目標沒被達到)邁向未來(目標已完成)的戰略規劃。戰略包涵描繪行動的過程,這些行動可以讓目前的狀況朝向一個期待之未來的情勢前進。

例如,如果一個人想要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地方,他就必須要事前規劃如何做。用走的嗎?搭乘火車嗎?駕駛汽車嗎?搭飛機嗎?儘管此時這個規劃離完整還遠。這個人有錢支付旅行的費用與其它的開銷嗎?如果這次旅行是長途旅行,他將在哪裡吃與住?需要旅行的文件、護照、還有簽證嗎?如果是,它將如何取得這些?旅行期間他不在時候,需要替他安排處理一些事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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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考與規劃的方式,對某些人來說、是日常生活中為了普通的目的而使用的,應該讓社會與政治運動的領導者加以運用。不過令人遺憾的,戰略規劃很少得到這些運動給與它應有的關注。

有一些人天真地認為如果他們僅僅主張他們的目標有足夠的力道與堅持、時間足夠長,不管如何它將會過關。另有一些人假設,如果他們面對逆境時保持對他們之信仰與理想的忠貞及見證這樣的忠貞,那麼他們就正在為了完成目標而做他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確認期待的目標與保持對理想的忠誠是令人敬佩的,但光是這樣做大體上還不足以改變現狀並且帶往事先設定的目標。

當然想辦法要改變社會、或者在防止社會的改變、或者驅逐外國的佔領、或者保護社會免受攻擊,全部都遠比規劃一次旅行的工作複雜得多。然而卻只有極少數尋找這些目標的人充分認知到、在他們行動之前準備一個綜合性之戰略規劃的極端重要性。

很常見地在社會與政治運動裡、涉入的個人與團體認知到,他們必須規劃如何行動,但是只在很小型而短期或者戰術性的基礎上有這麼作。他們並沒有試圖為了行動擬定一個更廣泛而長期的或者戰略性的規劃。他們可能不了解它的必要性。他們可能在那個時候沒有能力在那些方式之下去思考與分析。或者,他們可能讓他們自己反覆地連續集中於小的議題而偏離他們之更大目標的注意力、反覆地應付對手主動的出擊、在短期的活動上心急如焚地行動。他們可能沒有分配時間與精力來規劃戰略,或者探討許多替代方案的策略,這些替代方案可以引導他們整體的努力,以邁向完成他們的目標。

有時候,也必須要承認,人們並不想要繪製這個戰略來達到他們的目標,因為他們的內心深處並不真正相信有可能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把他們自己當作高壓力量的無助受害者,因此他們相信他們能夠做得到最好的,就是主張與見證,或者甚至保持他們是正確的信仰一直到死為止。由此可見,他們並沒有企圖以戰略性的思考與規劃來完成他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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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進行這種戰略性規劃的結果,會使成功的機會大幅度的降低,有時候會完全消失。人們的力量被消耗掉。人們的行動會毫無效果。犧牲被浪費掉而且人們的理念沒有受到尊重。沒有進行戰略性的規劃很可能導致無法完成人們的目標。

沒有擬定一個詳細的行動戰略規劃︰

人們的能量會被偏向轉移到較小的議題並且不會有效地使用;

促進人們理念的機會沒有好好運用;

對手的主動性將決定事件的走向;

人們自己這邊的弱點將會滋長並且對完成目標之企圖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及

要達到目標的努力將會有很少的成功機會。

反之,精明之戰略的擬定與採用會增加成功的機會。依據戰略規劃而受到指導之行動能夠讓人們將力量與行動集中往一個已經決定的方向前進,邁向渴望的目標。他們可以聚焦在實現主要的目標並且擴大對手的弱點。傷亡與其它的成本就有可能降低,而且付出的犧牲可以更有效地用來服務實現主要的目標。非暴力運動的成功機會就會增加。

擬定睿智的戰略

選擇或者擬定一個睿智的戰略必須︰

對即將啟動之抗爭的整個背景有正確的認識;

辨認我方現在之狀況與我方期待之狀況兩者差異的本質;

評估完成目標所面對的障礙、以及可以促成達到這項任務的因素;

評估對手陣營、我方陣營與可能協助或妨害運動之第三者的優勢與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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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我方可能採用不同之潛在行動路線的優點與限制;

在現有的方案中選擇一條可行的路徑或者繪製一份全新的戰略;及

確認一份全面整體的行動規劃,它決定要使用甚麼更小的(戰術上的)計畫與特定之方法來追求主要的目標,(亦即,應該採取甚麼特定局部或者更短期的活動、或者步驟以執行總體的戰略規劃)。

規劃與行動的層次

在發展一個戰略計畫的過程中,必須瞭解規劃與行動的不同的層次。最高的層次是總體大戰略。其次就是策略,隨後有戰術與方法。

總體大戰略」是為了要協調與指揮這個國家或者其它團體所有適當的以及可以利用的資源(經濟上、人力上、道德上、政治上、組織上等等)的整體概念,以便在衝突中實現它的目標。

總體大戰略包括理念之正當性的考慮、對情勢之其它影響的評估、以及欲使用之行動技術的選擇(例如,非暴力抗爭、傳統的政治、游擊戰爭或者傳統戰爭)、如何達到目標與長期的後果。

總體大戰略為啟動抗爭所需要選擇更小型之策略建立了基本架構。這個規劃的層次也包括給特殊團體分配一般任務與提供他們在抗爭中所需要使用的資源。甚至,它包括思考抗爭本身如何與完成啟動這場衝突之目標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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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是在一場(暴力的或者非暴力的)衝突中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完成目標的概念。策略關注在是否、何時或者如何作戰,以及為了贏得某些目的而要如何獲得最大的效力。策略是為了實際上的分配、調適以及可以使用之手段的應用、以實現預期目標的計畫。

策略也可能包括發展有利的戰略性情勢以致可以不用公開之抗爭而能帶來成功的努力。應用到抗爭它本身的時候,策略是如何發展運動的基本理念,與它的個別項目要如何作最有利的組合以達到它的目標。

策略涉及由特別行動產生之可能結果的考慮;發展一個廣泛的行動計畫;在更小之行動中部署抗爭團體的熟練決定;考慮對已經選擇之技術操作的成功要件;及充分利用成功的戰果。

策略在總體大戰略的範疇內運作。行動的戰術與方法用來實現這個策略。為了讓它最有效,一定要如此選擇並且使用這些戰術與方法,以便它們真的能夠幫助這個策略的應用、並且有助於完成成功的必要條件。

在非暴力抗爭的戰略擬定中,有必要納入考慮下列的面向︰我方自己的目標、資源與優勢;對手目標、資源與優勢;第三者實際的與可能的角色;對手各種不同可能的行動過程與手段;我方自己各種不同可能的行動過程與手段(攻擊性與防禦性的);運用這種技術達到成功的必要條件、行動的動態過程,以及達到改變的機制。

戰術」是行動的一個小型計畫,是基於如何利用戰鬥的手段以完成較大策略中一個小型目標的概念。戰術會顧慮到在廣泛的策略中妥當安排小型行動的過程,正如同一個策略要在總體大戰略的範圍內安排妥當一樣。一個特殊的戰術只能被理解為一場戰鬥或者運動之整體策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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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要處理如何應用特殊的行動方法,或者戰鬥的團體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採取行動。戰術應用的時間比策略的時間短,或者在較小的範圍內(地理的、機構性的等等),或者更有限的人數參加行動,或者為了更小型的目標,或者是這些項目的一些組合。

方法」是指在非暴力之抗爭技術內行動的具體手段。這些包括行動之數十種特殊的形式,例如許多罷工的形式、聯合抵制、政治不合作等等。(歷史上使用過非暴力行動的198種方法之實例列表,參閱附錄二。)

為了非暴力抗爭而發展一個負責任與有效之戰略性計畫,有賴於總體大戰略、策略、戰術與方法的細心擬定與選擇。

非暴力戰略的一些關鍵要素

    運用非暴力抗爭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單獨的戰略可以適用所有各種情勢。的確,非暴力行動之技術讓為了滿足不同的衝突情勢而發展許多不同的戰略變得有可能。除此之外,非暴力抗爭在總體大戰略之下可能經常必須與其它的行動手段相結合。

這並不意味著非暴力抗爭與所有行動的其它技術是可以相容的。例如,非暴力抗爭中使用暴力會破壞許多以非暴力抗爭操作的過程,因此最好的時候充其量會造成沒有效果、而在最壞的情形時會導致潰散或慘敗。

不過,這是相當明顯的,這些手段例如事證蒐集、宣傳、公共教育、向對手呼籲、談判等等能夠有效地在很多情況下與非暴力抗爭連結來使用。例如,這些手段經常與經濟上的聯合抵制與勞動罷工聯合運作。

對非暴力抗爭運動之規劃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規劃你的抗爭時、要以單獨依靠自己就有可能讓抗爭可以成功為原則。這是查理斯斯圖爾特帕內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在1879-1880年之拒付租金罷工對愛爾蘭農民所傳達的訊息,「依靠你們自己」而不是依靠在其他任何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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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已經規劃了一個強大的非暴力抗爭而且正在啟動,尋求其他人的小型與非暴力協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贏得抗爭必須依靠我方自己的團體。此時,如果沒有其他人提供幫忙,假設戰略性的規劃做得很紮實,我方仍然有成功的機會。不過,如果將成功與失敗的責任推給其他人,當他們沒有站出來的時候,抗爭必定失敗。無論如何,當一場強大的非暴力抗爭正由感到被迫害的人們來進行的時候,而且正確地進行就像成功或失敗會單獨由自己的努力來決定的時候,有責任的外部支援才更有可能會出現。

擬定非暴力抗爭之睿智的戰略與戰術、需要對非暴力抗爭之動態情勢與機制有一個完整的了解,例如在「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中提到的。(深入閱讀請見附錄3)。有必要注意那些促進他們行動之計劃與行動的發展,而且要對那些如果加以執行、會對助長干擾有效性之因素的計畫與行動、加以拒絕。

有必要將注意力放在這些額外的因素,諸如心理要素與士氣、地理與物理實體要素、時機、數量與優勢、議題與力量集結的相關性、主動性的維持、與選擇能夠有助於完成戰略與戰術之目標的行動具體方法。

非暴力抗爭之戰略性規劃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會過分。這是讓社會與政治運動變得更為有效的關鍵。它不可能保證一場運動都可以完成它的目標,但是它確定可以將成功的機會變得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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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對抗壓迫政權之非暴力抗爭的戰略規劃步驟

    非暴力抗爭是以社會、心理、經濟、與政治之抗議、不合作及阻斷式的介入干預方法以指揮衝突之進行的一種技術。

 它是一種建立於基本人類擇善固執而在社會上、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應用,這個革擇善固執是表達不滿意、拒絕合作、反對權威與中斷擾亂的決心與能力。換句話說,人們可以拒絕做他們被要求做的事情,而且可以做他們被禁止做的事情。

所有政府的存在都倚賴於人們的合作與服從。當人民選擇對合作加以保留或撤回的時候,這些政府就失去了支撐他們重量的任何支柱。

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非暴力抗爭曾經在不同類型之衝突中被使用來抵抗壓迫、破壞獨裁政權、反對外國的佔領、保護受欺負的少數族群、並且擴展自由。

過去這樣的抗爭有一大部分是直覺、機遇的事件、即興式創作的結果,而且是人民在沒有明顯確認他們目標的行動,或者不瞭解需要用甚麼行動可以完成這樣的目標。

這些抗爭其中有一些顯示出有戰術上(或者短期)的規劃程度,但是非常少有抗爭是在為了整體抗爭之發展與指揮的總體大戰略下進行運作。

現在這個時候,從事非暴力抗爭的團體不再需要為了騎車而重新發明車輪。透過對這個技術的深入理解,與使用戰略性的、或者長期的規劃,非暴力的抗爭正變得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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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規劃的要素

規劃一場非暴力之抗爭的時候,下列是必需要注意的一些關鍵要素︰

第一階段︰最初的評估與分析

研究雙方所認知之涉及爭議的議題。

準備一份存在於社會或者國家之文化、政治、與社會經濟體制與人口分佈的分析

準備一份戰略性的估計,用意在於︰確認衝突中雙方的優勢與弱點。這個包括確認參與抗爭之雙方與機構的權力來源,這些是支撐他們的支柱、一份雙方各自掌握可以利用的或者可以控制的資源分析、一份雙方彼此互相依賴以滿足特殊需求的研究,以及雙方相對的抗爭力量。

確認對手之權力來源中的哪些是要加以削弱或者移除的最好目標。

確認並且研究對衝突中第三者之潛在的角色與態度,包括「尚未承諾」的一般社會大眾。

確認影響行動之可能過程的其它外部因素︰地理、天氣、氣候、基礎設施等等。

確認有什麼其它類型的施壓可能導致達到抵抗者的目標。

研究上述因素以確認現有的狀況對在一個特別的期程內進行一次非暴力抗爭是有利還是不利。這些條件中的哪些是「固定的」,哪些是可變的,與哪些是會直接受到抵抗者行動的影響或對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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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戰略的發展

•為整體衝突抗爭發展一份總體大戰略。以清楚而具體的用詞確認抗爭的目標。使用一般的詞彙計算要如何運作抗爭以達到那個目標。這是為了抗爭的指揮、協調與引導抗爭團體所有適當與可以運用之資源而做的一個廣泛而長期之主導概念。

    有可能在一次單獨而傾巢而出之運動中完成衝突的主要目標嗎?如果是這樣的話,要計畫如何做到。如果不是,這個抗爭就必須特意地轉化作階段式而包括更小型之運動以追求次要的目標。

•發展個別運動的一些策略以便在抗爭的過程中可以實現一些更小型的目標。這個總體大戰略廣泛的架構就是在此處變成更為詳細,以便回應抗爭之特殊運動規劃中的誰、什麼、何處、何時、與如何。

    欲執行選出的策略就要選擇行動之具體而短期的戰術與個別方法。在一個特殊策略性運動的架構中,而且只在我方已經發展一個總體大戰略之後,仔細選擇戰術與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選擇的非暴力方法包括抗議與說服、不合作及介入干預。在不同的情勢下,有一些方法會比其它的方法運作得好,這種情形大部份由總體大戰略及其整體目標、戰略性的估計與個別運動的目標而決定。就限制與中斷政權之權力來源的目的來看,一些方法會比其它的方法更有能力。

    確保採用的策略性計畫在它的目標、施用壓力的類型、及選擇戰術與方法上保持協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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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能力的建立

確保為了抗爭所選出的策略是在人們的執行能力之內。如果它們不是這樣,必需用心努力加強人們的能力。否則,這些策略就有必要加以修改。

強化對手控制之外的組織與機構,特別是當總體大戰略在應用不合作與反權威的抗爭中號召運用這些獨立團體的時候。

規劃獲得第三者協助的計畫,但是不要倚賴他們。

第四階段︰公開的抗爭

按照總體大戰略、策略、與選擇的方法,將抵抗者的力量集中到對手的弱點以獲得設定的目標,特別是限制與切斷對手的權力來源。

確保戰略性的計畫以有紀律的方式來運用,不會使用會削弱抵抗運動力量的暴力。

確保抗爭的活動可以幫助提升抵抗者的權能。

確保抵抗者取得擁有重要資源的管道。

讓那些對手失去平衡。

反抗這些對手的鎮壓,但是保持我方自己的抗爭形式。

行動,而不是回應。保持主動性與動量。抗爭應該以抵抗運動團體的條件來進行,而不是那些對手的條件。

依據戰略性的計畫持續重新評估並且考核抗爭的操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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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衝突的結束

成功,失敗,還是混合性的結果嗎?

進行一次抗爭後的檢討並且規劃未來。

這些只是應用戰略性非暴力抗爭的基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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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非暴力抗爭之重要詞彙總表

配合調處︰非暴力行動造成改變的一個機制,在其中這些對手仍然還保有一個選擇、決定同意妥協並授與非暴力抵抗者某些要求。當這些對手不會改變他們的觀點、也不會受到非暴力的強制脅迫,但是認為需要一個妥協的結局時,協調應付才會發生。

這種配合調處可能由於影響造成的,如果持續下去,可能導致說服轉換、非暴力的強制脅迫或者對手體制或者政體的分支瓦解。

權威性︰導致判斷、決定、建議及會被某些個人與機構自願地認為是權利之命令的素質,因此會由其它人透過服從或合作的方式來完成執行。權威性是政治權力的一個主要來源,但不是完全等同於它。

聯合抵制︰可以是社會的、經濟的、或者政治的不合作。

公民棄權︰政治不合作之行為的一個同義詞。

公民行動︰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之非暴力行動的同義詞。

公民反抗運動︰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之非暴力抗議、抵抗或者介入干預的堅持行動。

公民抵抗運動︰具有政治目的之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同義詞。

公民罷市︰為了政治的理由而進行的經濟霸市。不僅工人可能進行罷工,而且重要的是學生、專業人士、店家老闆、白領工人(包括政府員工),而且上層社會階級的成員可能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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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服從︰對特殊法律、法令、規章、行政命令、軍隊或者警察之命令等等的故意而和平的違抗。

這些是通常被認為天生不道德、不公義、或者是暴政的法律。不過,有時候,一些基本上具有規章上或者道德上中立性的法律可能不會被遵守,當作對政府更廣泛之政策的象徵性反對。

說服轉換︰以啟動非暴力行動改變這些對手的觀點,讓他們最後決定接受非暴力團體的目標是正確的。這是非暴力行動之四個改變機制的一種。

分支瓦解︰非暴力行動的第四個改變機制,在其中這些對手不僅受到強制脅迫而且他們的體制或者政府會在大規模的不合作與反抗之下分支瓦解而粉碎。透過不合作來限制或者切斷權力來源到一個極端的程度以致於對手的體制或者政府只有消散無蹤一途。

經濟霸市︰停止一個城市地區或者國家的經濟活動,達到足夠的規模以造成經濟的癱瘓。這個動機通常是政治的。

要達到這個目的可以透過工人的總罷工而管理階層、生意、商業機構與小的店家關閉他們生意場所並且停止他們的經濟活動。

自由(政治的) :一種政治上的條件,允許個人擁有選擇與行動的自由,以及個人以及團體也可以參與社會與政治體制的決策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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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大戰略︰以選擇一個行動的過程如何透過抗爭而完成一個衝突之目標的最廣泛概念。這個總體大戰略用來協調與導引這個團體所有適當而且可以使用的資源(人力的、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等等),以便在一次衝突中實現它的目標。

在總體大戰略之下,於整體抗爭下之各個階段可以應用許多更小型的策略以達到特殊的目的。

不滿的團體︰這個一般人民團體的不滿與痛苦是衝突中的議題,而且受到非暴力抵抗者的首要擁護。

人力資源︰這個詞彙在這裡是指服從統治者(就是發號施令的統治集團)、與他們合作、幫助統治集團執行他們意志之人們與團體的數量。這個包括在整體人們之中這樣之個人與團體的比例,以及這些人之組織的程度、形式與獨立性。

統治者的權力會受到這些人力資源之可以使用性的影響,這是組成政治權力的來源之一。

物質資源︰這是政治權力的另一個來源。這個詞彙是指財產、自然資源,財務資源、經濟體系、通信管道與運輸的模式。統治者控制,或者沒有控制這些資源的程度,幫忙決定統治者權力的範圍或者限制。

改變的機制︰在非暴力抗爭的成功個案中達到改變的一些過程。這四個機制是說服轉換、配合調處、非暴力的強制脅迫、與分支瓦解。

方法︰在非暴力行動技術內之行動的具體手段。到目前為止將近有200種具體的方法被辨認出來。他們被分為三種主要的類別︰非暴力抗議與說服、不合作(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以及非暴力的介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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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非暴力行動之方法的一個大類別,它涉及對不認同的個人、活動、機構或者政權施以故意的限制、中斷、或者保留社會的、經濟的、或者政治的合作(或者這些方式的組合)。

這些不合作的方法再分為社會不合作、經濟不合作(經濟聯合抵制與勞動罷工),以及政治不合作的次類別。

非暴力主義(宗教的或者倫理的) : 基於宗教的或者倫理的立場,禁止暴力行動的信仰與許多不同形式的行為。在某一些信仰體系裡,不僅禁止肢體的暴力,而且也禁止有敵意的想法與語言。除此之外,某些信仰體系採取以正面的態度與行為對待對手,或者甚至拒絕有對手的這種概念。

這樣的信仰者經常可能為了務實的理由而參加由實踐非暴力抗爭之人民進行的非暴力抗爭,或者可以選擇不要如此做。

非暴力行動︰一種進行抗議、抵抗與介入干預而沒有肢體暴力的通用技術。

這個行動之進行可以透過(1)不作為的行動—也就是參與者拒絕執行他們經常會執行、依照慣例要執行、或者依照法律或規定要執行的行動;或者(2)有作為的行動—就是,參加者執行他們通常不會執行、依照慣例不會執行、或者依照法律或者規章禁止執行的活動;或者(3)兩者的組合。

    這種技術包括許多特定的方法,可以分成三個主要的類別︰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不合作與非暴力的介入干預。


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P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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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發展一個可以替代戰爭與其它暴力的實際方案

    社會與政治上的暴力,不論是以戰爭、恐怖主義、獨裁政權、壓迫體制、篡奪權力或者種族大屠殺的形式,都廣泛地被認為是一個極度嚴重的問題。

要解決暴力問題或者它特別外在形式的全部提議,還不曾成功過。這個問題還一直未曾獲得解決,很可能是因為這些提議的基礎是對暴力本質的瞭解並不足夠。對一個問題不了解,要解決它,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困難的。

這篇論文的目的是要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社會與政治裡普遍存在之暴力問題的本質,根據這個瞭解進而提議找出解決方法的必要條件。

我們必須分析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有可能大幅度地降低對衝突抗爭之軍事與其它暴力手段的依賴。我們必須研究為何暴力會廣泛地被當作要完成良好目的的必要手段,也是達到不良目的之必要手段,以及要如何達到遠離這種症候群的根本改變。

這篇論文的觀點很簡單,但這也許是在政治與國際衝突裡要解決暴力問題的根本所在。

重要的是要認知到,社會與政治上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許多情況它是令人期待的。有一些衝突可以使用溫和的方法,例如談判、對話與調解等妥協的方法來解決。當面臨的那些議題不是基本議題的時候,這些方法是可行的。儘管這樣,透過妥協來解決衝突的時候,時常會受到參與雙方之相對權力能量的影響,這比依據邏輯聯合評估正義何在的影響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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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很多衝突中,涉及的議題正是,或者被相信是,基本的議題。這些衝突是「尖銳的衝突」。它們就不被認為適合任何妥協方式的解決方案。

在尖銳的衝突中,至少有一方認為向有敵意之對手發動抗爭是有必要的。一般都認為發動尖銳的衝突是為了促進自由、公義、宗教、或者自己的文明、或者抵抗及擊敗有敵意的暴力。具有敵意之暴力可能被應用來施加壓迫、不公義、或者獨裁政權。具有敵意之暴力也有可能被應用來攻擊一個人的道德或者宗教信仰或者人類尊嚴、或者甚至威脅一個族群的生存。

在尖銳的衝突內,至少有一方認為屈服、投降、或者挫敗,對他們的原則、信念、整個社會、並且有時甚至他們的生命是災難一場。在這樣的情勢下,人們會認為有必要發動盡可能強烈的衝突抗爭。

發動衝突之手段的需求

    戰爭與其它暴力已經被應用於許多不同的目的,但在尖銳的衝突中,政治與國際性暴力被當作發動衝突的手段以保護及促進善良與高尚的理念。一般人都相信暴力是取代不願意被動地屈服於惡魔之必要替代對策。

     在大多數的政治體制裡,戰爭與其它暴力方式都被當作一種「終極的制裁」。這就是說,一般都相信暴力的形式是最後可以使用的手段、可以使用之最強而有力的活動,在所有假設之溫和手段被認為失效或者註定失敗的時候,它是可以使用來行使壓力、處罰、或者權力的最後手段。大家相信暴力在那時候是被使用來促進及捍衛所有認為是善良與值得的東西。

除非暴力的這個角色被理解,否則在尖銳衝突中對戰爭與其它暴力行的倚賴,是不可能會有明顯的減少。

在涉及基本議題的衝突中,如果把談判或者對話的提議認為及當作是適當的回應,就太天真了。有敵意的對手最不可能在沒有抗爭下放棄他們的目標或手段。追求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案是不合乎邏輯的。殘暴的獨裁者與種族大屠殺的作惡者沒有權利值得贏得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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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數十年的證據顯示,衝突過程中的暴力不會因為反對這些暴力的抗議而被消除。在尖銳的衝突裡,多數人們不會拒絕戰爭與其它暴力,因為他們相信或是聽別人這樣說,這種暴力違背倫理或者宗教信仰。堅持期待要做到與這種想法相反是不切實際的。

從精神科醫師傑羅米法蘭克(Jerome D. Frank)開始提醒我們起,已經差不多有40年了。他說:對許多人來說,和平並不是最高的價值。

在這一場他們社會的基本信仰與他們社會的本質正在,或者被認為,受到攻擊的衝突中,而當這樣做會被理解是意味著他們正變得無力感與茫然無助的時候,人民、團體、與政府是不會唾棄暴力的。

在尖銳的衝突中,為了不使戰爭與其它暴力被用來作為促進或捍衛自己原則、理想、社會或生存之行動的最後手段,必須要有強大行動的一些其它手段。這就必須在進行抗爭的時候、有替代性而且強有力、同時比選擇暴力有相當的或是更多成功機會的手段。

出於必要,這種具有功能的替代手段必須有能力把過去被認為需要使用暴力之「艱難個案」處理到令人滿意的程度。這些「艱難個案」包括對抗獨裁政權、外國侵略與佔領、內部的篡奪權位、壓制脅迫、種族大屠殺、與集體群眾驅逐與殺害。

    有可能有這樣一個替代手段的很重要線索,就是存在於這樣的事實,即使這些獨裁統治的權力也是依賴於社會的權力來源,這樣一來它們就是倚賴許多機構與人民的合作—這個合作可能會或者可能不會持續,如同我們稍後可以瞭解到的更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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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外一種抗爭的技術

    這樣一種暴力衝突的替代方案是一種實際可行的選擇。人們經常忘記戰爭與其它暴力在尖銳的衝突中並不是普遍的通則。在許多不同的情勢下,跨越數個世紀與文化的障礙,有時候曾經使用抗爭的另一種技術。這個另一種技術並不是建立在將另一個面頰轉向敵人的理論基礎上,而是以堅定固執的能力與可以強力抵抗龐大對手的能力為基礎。

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衝突,一方的戰鬥—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心理、社會、經濟、或者政治方法、或者這些方法的組合來進行。這種類型之衝突的發動不僅僅是在議題是相對小型有限而且對手是比較文明的情況。許多時候,這種抗爭的替代手段在涉及根本議題、與殘酷之對手有意願而且有能力使用極端鎮壓的時候都曾應用過。這種鎮壓包括行刑、拷打、逮捕、監禁與集體屠殺。儘管有這樣的鎮壓,當抵抗者僅僅以他們所選擇之非暴力武器持續抗爭堅持的時候,他們有時曾經勝利過。

這種技術被稱之為非暴力行動或者非暴力抗爭。這就是「另類的最終制裁」。在尖銳的衝突中,它具有潛力作為戰爭與其它暴力的替代方案。

非暴力抗爭的個案

     非暴力抗爭已經在廣泛不同的文化、歷史時期與政治情況中發生過。它曾經在「西方」、並且在「東方」發生過。非暴力行動曾經在工業化及非工業化國家裡發生過。它曾經在憲政民主國家及對抗帝國、外國佔領與獨裁體制時被實踐過。非暴力抗爭已經用來為了無數的理念與團體、甚至為了很多人否定的目的而發動,它也曾經被用來預防、及促進改變。它有時曾經與小型的暴力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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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這些議題非常廣泛,它們包括社會、經濟、種族、宗教、族群、人道主義、與政治的事務,並且它的散佈從日常可見的到根本的議題。

雖然歷史學家通常都會忽略這種類型的抗爭,很清楚的它是一種古老的現象。這種技術的大部份歷史毫無疑問地已經流失了,而大多數倖存的部分卻被大多數人忽略了。

許多使用非暴力行動的個案與政府很少有關係或者一點關係也沒有。這些個案包括勞工與管理階層的衝突及為了社會的一致性而施加或者抵抗壓力的努力。非暴力行動也曾經用於種族與宗教的衝突、及很多其它的情況,例如學生與大學行政單位之間的爭論。在公民大眾與政府之間的重要衝突中,其中一方曾經運用非暴力行動也已經非常廣泛地發生了。下列是這種類型是常見的例子。

從18世紀末期到20世紀,非暴力行動的技術被廣泛地應用在非常完全不同的衝突︰殖民地的反叛、國際的政治與經濟衝突、宗教衝突及反奴隸制度的抵抗運動。這種技術之目的曾經用在確保工人結社的權利、婦女民權、普世的成年男子投票權與婦女的選舉權。這類的抗爭曾經用來獲得國家獨立、促進經濟所得、抵抗種族大屠殺、破壞獨裁政權、爭取公民權利、與終結種族隔離,並且抵抗外國的佔領與政變。

    在20世紀早期這個技術使用的個案包括俄羅斯之1905年革命的主要部份。在許多不同的國家,日益成長的工會組織廣泛地使用罷工與經濟聯合抵制。在1908年、1915年、以及1919年中國聯合抵制日本商品。德國人在1920年使用非暴力行動抵抗卡普政變(Kapp Putsch),及在1923年抵抗法國與比利時對魯爾(Ruhr)的佔領。在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在聖雄甘地的領導下,印度民族主義者在他們對抗英國統治的抗爭中使用非暴力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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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0年到1945年在不同的歐洲國家,特別是挪威、丹麥與荷蘭,人們使用非暴力抗爭抵抗納粹的佔領與統治。非暴力行動被用來保護猶太人免於在柏林、保加利亞、丹麥、與其它地方的集體大屠殺。在1944年春天,薩爾瓦多與瓜地馬拉的軍事獨裁者在很快速的非暴力抗爭下被驅趕下台。美國民權運動以非暴力抗爭反對種族的隔離,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在美國南方修訂了法律與長期既定的政策。在1961年4月法國徵召的士兵以不合作的方式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結合法國的群眾示威、與戴高樂政府的反抗威權行動,戰勝了在阿爾及爾內的政變、及在巴黎一個相關而可能被啟動的政變。

在1968年與1969年,繼華沙公約軍隊的侵略,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用即興式的非暴力抗爭與拒絕合作,阻擋住蘇聯的完全控制有8個月之久。從1953年到1990年,在東歐共產統治國家的政治異議份子,特別是東德、波蘭、匈牙利與波羅的海,一再重覆使用非暴力抗爭來增進自由。波蘭複雜而精密的團結工聯抗爭在1980年開始以罷工來支持法律自由工會的訴求,並且得到1989年終結波蘭共產政體的成果。非暴力抗爭也在1989年造成捷克斯洛伐克、及1991年在東德、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之共產獨裁政權的終結。

     1991年在莫斯科「死硬派」政變的企圖被不合作與反抗運動打敗。非暴力的抗議與群眾抵抗運動在破壞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與歐洲白人的控制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特別是在1950年與1990年之間。菲律賓的馬可仕獨裁政權在1986年被一場非暴力的群眾運動所摧毀。

在1988年7月與8月緬甸的民主人士用遊行與反抗權威挑戰抗議軍事獨裁政權,打倒三個政府,但是那個抗爭最後因為一個新的軍事政變與集體屠殺而粉碎。在1989年中國學生與其他民眾在超過300個城市(包括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進行象徵性反對政府腐敗與壓迫的抗議,但是抗議最後在軍隊的大規模殺戮之後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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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與1999年之間,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Albanian)對高壓的塞爾維亞統治進行一場不合作運動。當時科索沃的實際政府缺乏一個非暴力之戰略以獲得法理上的獨立,打游擊的科索沃解放軍(Kosovo Liberation Army)卻發動了暴力抗爭。隨之而來的是塞爾維亞人之極端高壓統治及被稱為「種族清除」的集體屠殺,導致北約組織的轟炸與介入干涉。

    從1996年11月開始,塞爾維亞人在貝爾格勒(Belgrade)與其它城市進行每日遊行與抗議以反對米羅塞維奇總統的獨裁統治,並且確保1997年1月中旬選舉舞弊的修正。不過在當時,塞爾維亞的民主人士缺乏一個可以讓抗爭使力的戰略,以致未能發動一場推翻米羅塞維奇獨裁政權的運動。在2000年10月初,歐特破(Otpor,抵抗)運動與其他民主人士以仔細規劃的非暴力抗爭再一次站起來反抗米羅塞維奇,獨裁政權終於垮台。

 2001年年初,伊斯特拉達總統(President Estrada)受到貪污腐敗的指控,被菲律賓人在「第二次人民力量」的運動下趕下台來。

為了對這些衝突與它們之結果有更好的理解,瞭解這種技術的本質是有其重要性的。

非暴力抗爭之特性與方法

    在這種抗爭的類型裡,人們不是使用暴力而是實踐三種一般類型的行為。首先,他們從事象徵性的抗議,例如遊行、守夜、分發傳單或者配戴特定的顏色以傳達他們對某些目標的支持或者反對。

    其次,抵抗者拒絕與對手或是以某些慣例、繼續現有的合作或者拒絕開始新的合作。人們曾經實踐過不合作的行動,這個行動有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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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抵抗者實施社會聯合抵制對手,或者拒絕參加觀禮儀式或慶祝活動,或者拒絕參加他們認為支持對手的會議,或者拒絕就讀這樣的學校。

抵抗者有時候透過拒絕供應或者運輸貨物與服務、或者拒絕購買或者出售材料或產品,以中斷經濟上的合作。有時候,政府可以主動地停止與一個敵對國家的經濟關係。這些全部都是經濟聯合抵制的形式。

勞工的罷工曾經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一個短暫象徵性的停工、單一工廠的罷工、集體總罷工、或者一個城市或者國家的經濟霸市。

政治不合作包括杯葛被操縱的選舉、否定政權的合法性、沒有直接監督的不服從、政府員工的不合作、與公民對「不道德」之法律的不服從。

第三,曾經以各種不同之心理、社會、經濟、實境、與政治的形式對政權體制進行積極的介入干涉與擾亂。很多非暴力介入干涉的方法包括佔領辦公室、在街頭靜坐、絕食、建立新的經濟機構、非暴力的侵入、讓行政管理設備超載、想辦法被監禁、與設立平行政府。

這些非暴力行動方法之辨認與分類,是由所應用之行動的類形而定,而不是依照應用它們之人們的動機與信仰而決定。非常重要的,這種技術曾經被完全不同信仰的人們所使用、並且清楚地不必有倫理上或者宗教上的非暴力理念,它們是一個非常不同的現象。最經常性地,那些參與者與領導者(如果是可以辨識的話)與暴力保持距離,因為大家了解這些是不必要的而且會有反效果的。非暴力行動之198種分類的方法列舉在附錄二,並且在吉恩夏普所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二冊「非暴力行動的方法」裡提出歷史上的完整例子。(進一步的閱讀請見附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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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觀念

有一系列廣泛之錯誤觀念與誤解已經對非暴力抗爭的理解造成困擾。下列是一些修正的觀念︰

 •大家廣泛地相信暴力總是迅速而有效的,而非暴力抗爭總是需要很長久的時間。這兩個想法是錯誤的。

•非暴力抗爭經常被認為是軟弱的,但是它實際上可以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它能夠癱瘓並且甚至可以分支瓦解一個高壓的政權。

•非暴力的抗爭並不需要一位有領袖魅力的領導者。

•非暴力的抗爭是一個跨越不同文化的現象。

•非暴力抗爭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當然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雖然有時候它曾經為了宗教的動機而實施。

•非暴力的抗爭與宗教或者倫理主義的非暴力並不相同,而是一個非常不同的現象。這種區別必須說明清楚而不要加以輕視。

  •雖然它仍然被廣泛地相信這種技術只對人道主義與民主的對手才會成功,它有時對殘暴的政權與獨裁專政、包括納粹分子與共產主義者的政權都曾經成功過。

•有一些人與團體傳說,非暴力抗爭只透過軟化那些壓迫者的心才能成功。不過,它曾經強制脅迫並且甚至摧毀極端的獨裁政權。

成功之必要條件

    選擇使用這種類型的抗爭並不保證一定成功,就如同使用暴力並不保證成功一樣。使用這種技術需要一些必要的條件才會成功,這正如同使用暴力一樣。僅僅與暴力保持距離並且一直說「非暴力」這個名詞並不會產生預期如願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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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非暴力行動過去的實例並沒有成功實現他們的目標。有一些只贏得小型的勝利。有時候,勝利是短暫的,因為人們沒有隨後使用它來鞏固並且將它們的收穫加以制度化,它們也沒有能夠有效地為他們的自由而抵抗新的威脅。在其它的實例裡,單一場次運動的勝利贏得一些讓步,而必須要有新的抗爭以達到全部的目標。

不過,有些個案,完成了不可能以暴力的抵抗運動來完成的重大勝利。為了對這些結果有更好的理解,有必要對這種技術的本質加以理解。

雖然非暴力抗爭「運作」的方式因個案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很重要的是要在某些非暴力衝突中辨認兩個會出現之關鍵的特別過程,但這些不是在每一個衝突中都會出現。這兩個是︰(1)反抗而且有時候可以翻轉鎮壓之效果的能力,及(2)破壞並且切斷那些對手之權力來源的能力。

鎮壓與政治柔道術

本能地,獨裁者對威脅到他們予取予求之權力的行動與理念都很敏感。因此壓迫者很可能威脅並且處罰那些不服從、罷工、或者拒絕合作的人。不過,鎮壓及甚至殘暴的行為並不總是會產生讓政權能夠運作之屈服與合作、可以恢復到必要的程度。

在某些情形下,但不是在每一個個案,嚴厲的鎮壓可能會啟動一個特別而被稱之為「政治柔道術」的過程。

    對手在處理非暴力行動的困難主要與這種技術的特別動力學與過程相關。它是設計來對付那些有能力而且有意願使用暴力制裁的對手。不過,以非暴力行動的手段來對抗暴力壓迫的政治抗爭創造出一個特別而不對稱的衝突情況。為了對他們的對手施展一種類似於日本「柔道」武術的政治操作,非暴力的抵抗者能夠利用非暴力手段與殘暴行為之間的不對稱性。這個行動類型的對比可以讓對手在政治上失去平衡而將之推倒,造成對他們的鎮壓產生反彈而反抗他們的權位、並且削弱他們的權力。透過讓抗爭繼續保持非暴力,抵抗者就可以改善他們自己的權力位置。這個過程被稱之為政治柔道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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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柔道術讓下列任何一個或全部三個陣營持續與對手保持距離︰對手陣營自己的成員、受議題影響民眾之陣營的成員、與不直接涉及衝突之陣營的第三者。那種疏離能夠導致對手陣營內部反對意見的成長。它也能增加抵抗者的人數與抵抗運動的深度。它也經常使第三者轉而反對那些對手,並且贊成抵抗者。

破壞對手的權力

    政治柔道術並不是在非暴力行動的所有情況下或者在每一個個案裡都可以操作。非暴力抗爭操作之另一個主要的方式在於破壞對手、甚至獨裁政權所需要的權力來源。這個過程主要在當抗爭之目標是在對政府施展壓力或者強制脅迫它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的時候,或者這個目標是分支瓦解這個政權。

這個原則是簡單的。獨裁者須要他們統治之人民的協助,沒有這些協助他們不能確保及保持他們所需要的權力來源。這些政治的權力來源包括︰

權威性或者合法性;

人力資源,服從、合作或協助統治者的個人與團體;

技能與知識,政權所須要、而且由合作的個人與團體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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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因素,可以促使人們服從及協助統治者之心理與意識形態上的因素;

物質資源,對財產、自然資源、財務資源、經濟體系、通信管道與運輸之管控與處理;及

制裁,威脅使用或者已經使用處罰,以確保政權要完成其政策及生存所須要的屈服與合作。

不過,所有這些來源,取決於政權被接受的程度、人們的屈服與服從、以及社會上許多人與機構的合作。

    因此,政治權力的力量與存在總是依賴於經由許多不同人們與機構之合作所補充的來源,這個合作可能會繼續或者可能不會繼續。因此政治權力總是存在著潛在的脆弱性,並且總是倚賴於它所運用權力的社會。

這個必要的屈服與合作並沒有得到保證,並且每一項權力來源都容易受到限制或者流失。非暴力的行動可以直接瞄準以打擊這些權力來源中每一項的可使用性。因為這些權力來源都依賴於許多因素,所有這些權力來源的供應都會潛在地被削弱並且甚至被切斷。

不合作與反抗破壞了提供必要之權力來源所必需的服從與合作。例如,否定統治者的合法性就會降低官員之助理與一般民眾兩者之服從的關鍵性理由。普遍廣泛之大眾的不服從與反抗會產生巨大的強制執法問題。大規模的罷工能夠讓經濟癱瘓。官僚體制行政的擴大不合作能夠阻礙政府的運作。對手之警察與軍隊的兵變能夠分解對手鎮壓非暴力抵抗者與維護他們政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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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那些權力來源的可使用性,對手的權力減弱了並且最後就消失無蹤了。 這個政權就會因政治性的飢餓而滅亡。

與普遍之意見相反的,如同政治科學學者卡爾德意契(Karl. W. Deutsch)在1953年所指出,即使極權的獨裁專政也是倚賴它們所統治之人民與社會的支持。

邁向成功的四種方法

    成功的非暴力抗爭曾經以四種基本的模式成功運作過。這些不同的操作模式與特定的衝突情勢、涉及爭議的議題、抵抗民眾的社會結構、對手的本質、選擇的總體大戰略(如果有的話)、偏好的改變機制、使用的具體方法、及抵抗者的技能、紀律與堅持等,都有很高的相關性。這些施加的壓力可能是心理的、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每一項的程度也不相同。

另外,非暴力抗爭可以衝擊社會或者政治體制的穩定性、或者可以改變它的運作。這種抗爭也會影響對手繼續實施特定政策的能力。在某些衝突中非暴力的不合作與反抗可能破壞對手繼續執政的能力,或者甚至可能分支瓦解他們的政權。

在不同的衝突中,非暴力抗爭的運作會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為了增加工資之地方性勞動罷工的動力關係就會與那些為了少數族群之更多權利或者那些摧毀獨裁政權的抗爭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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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成功的個案,改變可能是由四個機制其中的一種所造成。想要以心態的改變來促成對手只因為這樣做就是對的而自願讓步—稱之為「說服轉變」,很少這樣做就會產生非暴力抗爭的結果。更經常的是,撤回經濟上或者政治上的合作會迫使那些對手同意一個「配合調處」。有時候反抗與不合作變得如此強大及可以如此熟練地設定目標,而且對手之權力已經充分地被削弱的時候,對手已經沒有其它的退路、只有投降一途—這是「非暴力強制脅迫」。在某一些極少的實例裡,這些反抗與不合作變得如此有力,並且斷絕對手的權力來源已經如此徹底的時候,這個政權就只能單純地被粉碎了—「分支瓦解」。


啟動非暴力抗爭-P525-541(2)

4.  非暴力抗爭的陣營(以及更廣泛的不滿團體)

對非暴力抗爭陣營、「不滿團體」(定義為更寬泛受到敵對陣營之政策與作為而受苦的民眾) 及其他潛在或者實際同情者的完整而詳細的瞭解,就像對敵對陣營的瞭解一樣的重要。非暴力抗爭陣營的利益與企圖對戰略性估計的這個部分沒有太大的用處(雖然如上所述,在研究涉入參與雙方的議題與目標的時候,它們應該被記錄下來) 。相反的,在這裡關注的焦點應該放在陣營的實際狀態與能力。

    因此,有必要對有關非暴力抗爭陣營之下列問題作詳細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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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陣營,及潛在的或者實際同情者、包括普遍之不滿團體的人口資料 (年齡、性別、地理分佈、識字率與教育水準等) 如何?

他們的政治體系是什麼?

他們的社會與文化體系為何?

他們的經濟體系是什麼?

這些體系是彼此獨立運作,或者他們是緊密相互聯繫嗎?他們與敵對陣營的政治、社會、或者經濟體系制之相同性、結合性或者獨立性的程度又是如何?

這些各自的體系受到國家架構控制的程度如何?

非暴力抗爭陣營與不滿團體在任何宗教、道德、意識形態、或其它教義之信仰或委身上的特性與重要性是什麼?

廣泛意識形態上的情勢(對非暴力抗爭陣營之教義的支持程度、與它的理念、定位或者主張)是什麼?

非暴力抗爭陣營從一般不滿的團體、特殊團體、機構及連結的網絡得到實際與潛在的支持程度如何?那一個團體能夠真正的幫上忙?

在衝突的抗爭過程中,民眾之中那個部門是最有可能或者是最不可能對非暴力抗爭陣營提供支持或同情?

反抗運動從第三者或者之前「中立」的部門那裡可以對得到實際與潛在的支持程度如何?

非暴力抗爭陣營的「天生盟友」是誰?(例如,學生或者年青人、政黨與協會、宗教、族群、或者弱勢團體等)

非暴力抗爭陣營現在與潛在之內部與外部的盟友是誰?

非暴力抗爭陣營與不滿團體的內部衝突、競爭或者權力鬥爭是什麼?(例如,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看法或者長期目標的團體) ?在不滿團體的重要部門與非暴力抗爭陣營之間有競爭嗎?

537

敵對陣營會從整體不滿團體或者非暴力抗爭陣營的部門中,獲得潛在或者實際的支持或同情嗎?

非暴力抗爭陣營可以操作的或潛在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整體不滿團體可以操作的或潛在的權力來源是什麼?

- 正當性或者合法性

- 人力資源

- 特殊的技能或者知識

- 心理的或者意識形態的因素

- 物質資源

- 實施制裁的能力

在支撐的支柱(人員、團體與機構)中,何者提供那些權力來源的支援?需要對這些支柱的一部份加以詳細檢視。可能包括如下的例子

- 道德與宗教的領導人與團體

-勞工團體

- 商業與投資團體

- 國家公務員與官僚

- 行政管理者

- 技術人員

- 媒體

- 被抑制的階級或者族群團體

- 年青人與/或學生組織

- 其它社會機構

這些支持不滿團體或非暴力抗爭陣營之支撐的支柱,受到非暴力抗爭陣營或敵對陣營的影響、或是實際或潛在的控制到什麼程度?

哪根支柱可以適合用於反抗活動中?哪些需要加以補強?需要創立一些新的嗎?

可以指認出來一些易受攻擊的弱點與缺陷嗎?這些都可以經由特意的努力加以改正嗎?

538

非暴力抗爭陣營目前是一個內部凝聚力強的運動或是組織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它的組織架構是什麼 (行政管理、組織的部門、複雜性、效率性、可靠性、主動性的程度,中央的掌控度等) ?它具有有能力及堪當大任的領導者嗎?

非暴力抗爭陣營與其領導人的戰略性技能水準如何?

在非暴力抗爭陣營中,有誰具有非暴力抗爭的理論、方法與實際經歷之知識?

不滿團體的整體全部、或其中一部分,或是非暴力抗爭陣營,具有之前使用非暴力抗爭的經驗?

- 過去它發生在那裡?

- 那一部份背景的民眾曾經參與?

- 如何勝任地進行這樣的抗爭?

- 結果又是如何?

- 那些過去抗爭對當前的情勢帶來什麼樣的教訓?

-這個抗爭的檢討回顧受到合理而準確地記取嗎?還是把它們像神話一樣的傳頌?這樣的後果是什麼?

在這次衝突中,為非暴力抗爭的運用已經作了什麼的準備?

非暴力抗爭陣營或它的同情者是否已經透過展開,如果有的話,什麼非軍事控制的方法?可能包括如下的例子︰

- 收音機、電視與平面媒體的所有權

- 電子媒體發射的所有權或者控制權

- 對教育的控制(透過學校的行政管理、教師、教授、替代性的教育課程等)

- 對私人工業的控制

- 合法性的國際承認

非暴力抗爭陣營具有何種資訊與情報的能力?

非暴力抗爭陣營掌控制的經濟資源是什麼?

反抗者的通信能力如何?

- 資訊與信息如何被傳送?

- 這些管道有多安全?

539

最後,大體上基於上述的資訊,有必要對非暴力抗爭陣營及整體不滿團體提供一個抗爭能力的整體評估。聰明的戰略規劃者不會規劃一個需要抗爭能力超過非暴力抗爭陣營目前能力以外的抗爭運動。如果抗爭的能力需要擴大,注意力就要投入到發展這個新增力量的方法上。

 5.第三者

在衝突的過程中,評估第三者之潛在角色對雙方的任何一方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者」在這裡的定義,是指任何團體、機構、或者部門、內部或者外部,在最初都不是直接涉入衝突的一方。第三者的角色可能包括,但是不侷限於如下的內容︰

協助公共關係(對任一方)

提供外交協助或是施加外交壓力 (對任一方)

提供財務贊助(對任一方)

提供警察與軍事協助(對敵對陣營來說) ; (試圖以警察或者軍事之行動來幫助非暴力抗爭,反而會破壞它)

提供教育與技術協助(對任一方)

提供安全區 (通常對於反抗者來說,但有時是為敵對陣營)

施加經濟壓力(對每一邊)

提供有關非暴力抗爭的知識 (主要是給反抗者)

評估那些第三者有潛力可以對雙方的一邊提供這樣的協助,以及確認那些團體已經擔任一邊或者另一邊之支撐的支柱,也是必要的。戰略規劃者稍後需要確認那些第三者應該被爭取作為未來可能的協助,及那些團體應該受到破壞。

540

6.依賴度的平衡

在為抗爭研擬戰略的時候,確認抗爭雙方的那一方是依賴對方的、如何依賴及依賴的程度,具有重要性。這些計算應該包括如下的內容︰

為了滿足確認的需求,敵對陣營對反抗的民眾與廣泛的不滿團體的依賴程度。

為了滿足確認的需求,反抗的民眾與不滿的團體對敵對陣營的依賴程度。

為了滿足確認的需求,敵對陣營實際上及潛在可能不依賴抵抗之民眾與整體不滿團體的程度

為了滿足確認的需求,抵抗之民眾與不滿團體在實際及潛在可能不依賴敵對陣營的程度。

結論

在準備一個戰略性的估計之後,隨著衝突情勢變化的發生,有必要隨時加以更新。一個為特殊之衝突所準備的戰略性估計,而且是根據準確與完整之資訊所作的準備,即使在嚴重之壓力與困難的情形下,將會讓我們可以清楚地思考並且做出如何行動的聰明決定。這份文件,以結構化的格式,讓讀者可以迅速找到整體與細部的資訊。

在衝突期間,這個估計將對選擇特定形式的方法發揮重大的幫助。例如,如果敵對陣營極度依賴不滿團體以滿足某種需求,不合作的方法可以證明非常有效。不過,如果沒有這樣的依賴關係,不合作是不可能有用的。

 如果戰略性的估計顯示,非暴力抗爭的陣營比與未來敵對陣營進行大型抗爭的需要來得薄弱,那麼前者就不應該在那個時候發動一個需要巨大力量的抗爭。在非暴力抗爭的運動裡,力量是無法可以替代的、或者是抄捷徑取得的。

541

如果這個陣營比需要的還薄弱,最初採取的行動應該只限於小規模的形式,或許只是象徵的,這些不需要巨大的力量而能夠產生一些衝擊。在那時候,更有企圖心的行動應該被延遲到、已經採取有效的方法可以讓非暴力抗爭陣營比敵對陣營更有力量的時候。

 很清楚地,在這情勢內,主要的努力應該是投入強化主要受到不滿影響之民眾與機構,以及發展這些團體的能力,以啟動未來更強大的非暴力抗爭。

在把焦點放在可能有助於即將到來的抗爭而作之策略準備的具體步驟之前,另外的因素也需要受到關注。當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將要使用的非暴力行動之技術的知識。應該可以採取仔細的步驟以獲得及傳播這些知識。

不過,一旦獲得這種知識,要讓非暴力抗爭變得儘可能的有效,就是發展與執行聰明的戰略,而不僅僅是非暴力方法的使用。發展這種戰略的能力奠立在對即將進行抗爭的整體內涵所作充分適當的理解上。戰略性估計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這種理解。

由於非常詳細的資訊已經在手邊,就可以迅速地完成規劃,以利用在運動期間可能出現的新機會。


啟動非暴力抗爭--P525-541(1)

啟動非暴力抗爭

附錄A

 

為非暴力抗爭準備一個戰略性的估計 

【525】 

在試圖規劃一個分階段進行長期非暴力抗爭的總體大戰略之前,或者是為了這個抗爭行動範圍內之個別運動所研擬的小型策略,有必要先蒐集並且分析很多有關即將發生之衝突來龍去脈的資訊。 

雖然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僅僅熟悉非暴力抗爭的技術、以及理解它如何操作是不足夠的。相反的,為了讓在一個已知的環境條件下之非暴力抗爭的應用儘可能發揮效用,戰略性的規劃也是重要的。 

如果規劃者並不切身熟悉「衝突的情勢」,或者搞不清楚即將發生抗爭的來龍去脈,要為一個特定的抗爭來發展出一個明智的策略是不可能的。了解並且比較未來抗爭中參與團體之優點與弱點(實際的與潛在的)的特徵是必須的,連同那些最初將不會直接介入的團體。地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氣候學、及其它因素也需要加以研究。 

一個戰略性估計的準備就能夠提供這類所需要的知識。這樣,依次,將提升非暴力抗爭戰略規劃者的能力,可以為擴大增加完成他們目標的機會而準備一個明智的戰略。 

這篇短文的目的是為了準備這個戰略性的估計而提供指導方針。我們將首先解釋什麼是戰略性的估計。然後,我們將調查在收集相關資訊與準備相關分析時所需要納入考量的元素。最後,我們將對戰略性估計的角色、它的用途與限制作些評論。

【526】

戰略性估計的重要性

      軍事計劃者時常在發展行動計劃之前準備一個戰略性的估計。這個過程所產生的資訊對非暴力抗爭來說,也是非常有用的。不過,到目前所知為止,在過去的非暴力抗爭中,都沒有為對這種衝突情勢類型進行深入且徹底的探討、而準備一個戰略性的估計。反而是,非暴力抗爭的領導者最多只是依賴對現有衝突情勢較不紮實的印象。因此,過去的抗爭團體在發展行動方案以增加他們成功機會的時候,往往比他們所需要作的準備來得少。戰略性估計的正確應用可以有助於這些團體做更充分的準備,同時,可以在規劃非暴力抗爭時降低忽略重要因素的可能性。 

在它最基本的層次上,戰略性估計是對非暴力抗爭團體及該團體的對手─我們將它稱為「敵對陣營」,的優點與弱點作一個計算與比較。在一些衝突中,敵對陣營可能是政府本身或是執政政權的某一部份。在另一些個案中,敵對陣營可能是非政府部門,例如教育機構、經濟組織、宗教團體、交通系統、或者是其它類型的機構。非政府的敵對陣營可能經由政府控制與壓迫的管道而有、或者可能沒有受到現有政府的支持。事實上,對這種關係的適當確認是準備戰略性估計的首要工作之一。

對參與戰略發展的人來說,對敵對陣營與非暴力抗爭陣營的「支撐支柱」的分析與其它政治考量的章節,特別有價值。同時,對負責文宣傳播的人來說,人口分佈的考慮是相當有用的。有關軍事單位的資訊,諸如駐地位置與能力,對操作規劃者在使用非暴力抗爭時、對軍事反應的預期會有相當大的幫助。戰略性估計的其它因素,對所採取戰略的其它要素有密切的關係。

527

不過,要獲得戰略性估計的相關資訊,它需要投入時間與精力。雖然這些資訊可能很有價值,戰略規劃者也必須謹記,在發展未來抗爭之戰略與支援計畫中、戰略性估計並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

    因此,它必需保持多元而客觀。戰略規劃者必需避免陷入在情勢細節的泥沼裡,而且需要將戰略性估計保持在戰略發展過程中及計劃的執行構想時所涉及的其它重要因素的範圍之內。

    在這一方面,我們應該謹記卡爾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忠告「戰略是為了戰爭之目的而形成使用戰役的理論」。換句話說,借助使用部份為戰略性估計蒐集資訊的分析,戰略規劃者決定目標、運動的時日與地點,在此同時,將啟動這些戰役的團體要準備他們自己的支援計畫1

    反過來,他們可能會倚賴戰略性估計來完成他們自己對情勢的估計。放在戰略性估計某些部分所強調的重點,在決定這個戰略、以及這些資訊應該如何影響支援計畫上,為規劃者提供一個重要性的指標。

    對衝突情勢的戰略性估計或許是一個戰略性規劃者所倚賴最基本的文件。這是經由細密的、有系統性的、而且集中智慧而加以解析的產物,它有助於對即將啟動之抗爭、以及對選出最有效完成抗爭之目標的行動方案有更多的瞭解。

    因為戰略性的作戰計畫極大部份是以戰略性的估計為基礎,分析資訊之數量與分析本身之素質都會決定所發展戰略之品質的好壞。理想上,這份文件的草案就應該受到嚴謹的檢視,以便其他人可以挑戰數據的準確性與分析的品質。  

528

    對涉入參與陣營之優勢、弱點及其能力所作不正確的或者不真實的觀點,將只會產出不明智的戰略,並且可能招致挫敗的後果。雖然在涉入陣營之資料無法取得的時候,有時有必要去做一些假設的數據,但是任何假設都不會像事實一樣的好。所以,儘可能少做假設是重要的。如果使用了假設,應該要額外小心以確保他們可能的正確性。當然,只要可能的話,使用真實的數據是更好的。

必要的資訊

    有六個主題領域,這些準備戰略性估計的人應該蒐集可靠的資訊。這些是︰

1.衝突的總體情勢

2. 衝突雙方之爭執議題與各自的目標

3.敵對的陣營

4.非暴力抗爭的陣營(以及更廣泛的不滿陣營)

5.第三者(友好、敵對、與中立或者未表態者)

6.依賴度的平衡

根據這種研究所產生之資訊與理解,非暴力抗爭陣營將更有實力進行準備明智的戰略,以便指導衝突的進行。

戰略性估計具有多重的目的。進行戰略性估計的程序對戰略替選方案的確認會有很大的幫助。除此之外,戰略決定後,在發展執行戰略之支援計畫的時候,它會成為一份重要的參考文件。戰略性估計在政策形成與危機反應的時候、以及對組織提供一個紮實而且有深度分析與真實數據的來源,也是有所幫助的。

當你檢視下列在一個戰略性估計裡所需要之資訊的時候,它可能讓人覺得相當畏懼 ―而且它的確如此。但是與其想像一個人試圖蒐集並且分析全部這些資訊,你應該這麼想,有誰了解這個特別的主題,而那一個人或是那些人可以提供資訊給我?一旦從主題專家的手中收到資訊,直接與估計相關資訊的程序就可以包涵在戰略性的估計裡了。

529

l. 衝突的總體情勢

    在這裡列舉一些有關即將進行非暴力抗爭之衝突總體情勢中許多資訊類型的細節,是有幫助的。這些可以提供對衝突情勢之廣泛而深入的認知。能夠對那些可以讓敵對陣營或者對非暴力抗爭陣營產生想像得到之影響的所有因素加以熟悉,是很令人高度期待的。這些包括,但是不侷限於如下的內容︰

地形與地理

(包括土地形式與水道、及它們在衝突過程中對一方或者另一方可能造成的幫助或者妨礙)

交通

(包括在衝突中兩者任何一方全部可以利用的運輸工具、當地與全國運輸的基礎設施、替代的路線、以及這些可能如何影響兩邊的能力)

通訊

 (全部類型、使用的管道、控制的程度、監視,隱私的議題等)

‧氣候與天氣

(包括季節性的變化與它們可能對運輸、通訊、食品及農業、以及兩邊活動的影響)

政治體制與執政的政權

(包括在各種層次上它們的特性與能力,從最高的階級到小的單位;在中央控制或者本地行政方面的任何不同;及誰控制國家與國家的要角或者功能、政黨、以及所管轄的下屬機關)

經濟體制

(包括經濟的類型與狀態,工會與商業部門的力量及兩者之間相互關係的程度,以及國家干預經濟的程度)

530

司法體系

 (特別是在國家或是敵對陣營控制之下這個體制保持獨立的程度)

‧人口資料

(與衝突有關之總人口數與人口分類的資訊,包括年齡層、性別、人口成長率與死亡率、各地的人口密度、及識字率的統計分佈)

‧人口階層

(包括社會經濟的階級、種族劃分、宗教、語言、文化、原住民與移民人口的地位等;這些項目在地理上的分佈;這些群體在滿意度上的變化或者差異、忠誠度或者經濟上的利益;以及也包括在不同人口群體之間或者其中的任何衝突,不論這樣衝突的原因是否與非暴力抗爭有關)

‧對經濟資源與生活支援的控制

(燃料、食物、水等,以及一方對另一方依賴的嚴重性)

‧公民社會的狀態

(非政府組織與社會生活的範圍和狀態,包括組織的程度與國家之內自治的程度;並且包括政府或政權控制之外社會生活及組織其它面向的狀態)

另外,研究立即的政治總體情勢是重要的。特別的控制、例如戒嚴或是其它嚴厲的壓迫手段,是否正在施行嗎?當下的政治與經濟的潮流與趨勢又如何?

2. 參與抗爭團體的議題與目的

在衝突中,從敵對陣營與可以期待之非暴力抗爭陣營的角度,確認或者發展準確而且清晰之爭議議題的說帖,是非常重要。這些說帖經常可能以每一個陣營的聲明為基礎,但是有時候必須增加來自其它他來源、獨立觀察員、或者其它群體的額外資訊。

531

再者,標示並且確認兩個陣營雙方不同的目標是重要的。這些目標相容或是不相容的程度如何?所敘述的目標不會總是全部真實的內情。雙方陣營可能不僅有短期的目標,而且有在當下可能不願公開承認的長期目標。這兩種類型在為非暴力抗爭陣營準備策略時有其重要性。

在發展策略及實施策略之支援計畫的時候,對非暴力抗爭陣營來說,明確的目標是必要的先決條件。如果在準備戰略性估計的當時,目標還沒有說明清楚,此時就很適合對於敵對陣營與抗爭陣營之目的作非常仔細的評估。

兩個涉入陣營之議題與目標,及各自陣營對這些議題與目標的信仰有多堅持,將在衝突期間可能對雙方的行動發生重要的影響。這些議題與目標將可能影響敵對陣營在決定對反抗運動採取對抗或者鎮壓的程度。儘管會受到鎮壓,議題與目標也將可能影響非暴力抗爭陣營對抗爭的堅持。除此之外,第三者或者一般民眾願意選擇與非暴力抗爭陣營站在同一邊的程度,也經常部份依賴於這些部門對衝突過程中這些議題的感受如何而定。

3. 敵對的陣營

在即將到來的衝突中,非暴力抗爭陣營對將面對之對敵對陣營有全盤而且詳細的認識,是極其重要的。這樣的認識應該把焦點放在對手的能力,而不是放在他們的目標或者對他們假設的利益或者企圖的說帖。下列關於敵對陣營之問題的詳細回應是必要的︰

   他們的政治體制是什麼?

   他們的社會與文化體系是什麼?

   他們的經濟體系是什麼?

532

   這些體系彼此沒有關聯嗎?還是緊密相互關聯?他們與潛在之非暴力抗爭陣營的政治、社會、或經濟體制有任何關聯嗎?

這些各自的體系被國家架構控制的程度有多深?

   敵對陣營對宗教、道德、意識形態或其它教義之信仰與委身的特性與重要性是什麼?

   敵對陣營的人口資料有什麼? (年齡、性別、出生率及死亡率、識字率、教育水準及地理上的分佈等)

   在一般民眾與機構中,敵對陣營之體制或政權受到支持的程度是多少?

   意識形態的現況是什麼(對敵對陣營體制或政權之教義的支持度,或者對他們政策與統治的反抗程度)?

   敵對陣營對每一項潛在之權力來源的倚賴程度如何?

- 正當性或者合法性

-人力資源

-特殊的技能或者知識

- 心理或者意識上的因素

- 物質資源

- 實施制裁的能力

  提供權力來源給敵對陣營之支撐的支柱是什麼(個人、團體與機構)?這些支柱中其中的一些將有必要加以詳細的檢視。那些支柱可能包括,但不受限於以下這些︰

- 道德及宗教的領導者與團體

- 勞工團體

- 商業與投資團體

- 國家公務員與官僚

- 行政管理者

- 技術人員

- 媒體

- 警察

- 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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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

- 情報機關

- 外國投資者

- 特殊的階級或者族群團體

權力之支撐的支柱受到敵對陣營本身的影響、或者是實際上或者是潛在上受到控制的程度如何?受到廣泛不滿團體或是潛在之非暴力抗爭陣營的影響又是如何?那個支柱是最堅固與最耐久?那個支柱是最脆弱與最容易受到破壞?

敵對陣營內部(國內)的盟友是誰?他們的程度與可靠性如何?

敵對陣營外部(外國)的盟友是誰?他們的範圍與可靠性如何?

任何這些對象可以被認定為敵對陣營「天生的盟友」嗎?(如果對手是一個政府或者一個政權,這些對象可能包括軍隊、情報機關、國家公務員、商業界、移民、外國政府、某些政黨等)

誰是敵對陣營的「天敵」?(例子可以包括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不爽的年青人、失業者、工人、政黨、基層、中間或者上層階級等)

在敵對陣營的內部本身,有任何潛在或者實際同情非暴力抗爭陣營的支持者嗎?

敵對陣營的組織結構如何(行政管理、組織架構、複雜性、效率、可靠性、主動性的程度,中央控制的程度等) ?

敵對陣營具有的軍事能力是什麼?必要的資訊包括如下的內容︰

- 優勢、數目、大小、架構與單位的類型

- 單位的駐紮地點

- 對手抵制反抗、強加鎮壓與恢復控制的軍事力量,包括他們要施加殘暴行為的能力與意願

- 軍隊能夠到達可能發生遊行示威之特定地點的速度

- 重要單位的指揮司令及他們的個性

- 經過篩選之軍官與指揮司令的個人特徵資料

- 軍隊內的效率、可靠性與士氣

-軍事人員的整體簡介,包括教育、階級、宗教、政治、動機、族群、年齡範圍與可能不滿的原因

- 軍隊調動與操演的後勤支援、補給線的位置、以及再補給的方法

  ‧敵對陣營的警察能力如何?(如上所述,與獲得關於軍隊的相同資訊類型一樣,也需要獲得警察與其他治安部隊的資訊。)

有什麼情報組織,如果有的話,敵對陣營可以做主差遣的嗎?他們的特性是什麼,包括他們已知的活動與他們的資源嗎?

敵對陣營之戰略性技能的水準如何?

敵對陣營內勝任之領導階層的程度如何?

敵對陣營行使非軍事控制的方法是什麼?可能包括如下的例子︰

- 報禁

- 收音機、電視與印刷媒體的所有權

- 對教育的控制

- 利用金融手段以影響行為

- 對私人工業或國有企業的控制

- 國際承認

- 對通信技術的控制

- 對司法的控制

敵對陣營內部的政治分岐、內部的衝突及其它的弱點是什麼?例如領導團隊與支援的組織、機構或民眾社團的內部。

535

是否有通常是支持敵對陣營的組織或機構、但是可能將他們鎖定、進行忠誠移轉或是組織破壞?

目前敵對陣營的領導者是否受到爭議?或者經由競爭、權力鬥爭、或其它原因,從內部加以挑戰?

其它可以被指認之對手的脆弱點與缺陷是什麼?這些可能包括,但是不侷限於如下的這些內容︰

- 脆弱點與內部的衝突

- 無能之領導階層或者管理能力

- 受到民眾鄙視,或者留給民眾整體不良的印象

- 缺乏受過訓練的戰略規劃者

- 意識形態的破產

- 經濟危機

- 貪污腐敗

- 缺乏抵抗外國外交或者經濟壓力的能力

- 過度依賴以鎮壓或軍事方法作為控制的手段


從獨裁到民主之路(5)

79

附錄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非暴力抗議與勸說的方法

正式的聲明

    1.公開講演

2. 表示反對或支持的信函

3. 組織與機構發表的宣言

4. 有簽名的公開聲明

5. 起訴與意向宣言

6. 團體或群眾集體的請願

向更多的公眾傳達信息

7. 口號、漫畫與象徵符號

8. 橫幅、海報與張貼的宣傳

9. 傳單、小冊子與書籍

10. 報紙與期刊雜誌

11. 唱片、廣播電台與電視台

12. 天書(租用飛機在天空噴出煙霧組成文字)與地書(在山坡或空地上書寫標語)

團體表達意願

13.  代表團

14. 嘲笑式的頒獎

15. 集體游說

16. 抗議糾察線

17. 嘲笑式的選舉

象徵性的公開行動

18. 展示旗幟與象徵性彩旗

19. 配戴符號標記

80

20. 祈禱與禮拜

21. 傳送象徵式的物品

22. 脫光衣服抗議

23. 破壞自有財產

24. 象徵意義的燈光

25. 懸掛相片

26. 為抗議而繪畫

27. 新的指標與名子

28. 象徵意義的聲音

29. 象徵式的教化

30. 粗魯的姿態

對個人施壓

31.  「糾纏」官員

32. 辱罵嘲笑官員

33. 交友結盟

34. 燭光守夜

戲劇與音樂

35. 幽默小品與諷刺劇

36. 戲劇與音樂表演

37. 唱歌

各種遊行

38. 排隊行進

39. 遊行

40. 宗教遊行

41. 進香朝拜

42. 汽車遊行車隊

尊崇死者

43. 政治性悼念

44. 嘲笑式的葬禮

45. 示威性的葬禮

46. 在墓地致敬公開集會

81

公開集會

47. 表示抗議或支持的集會

48. 抗議性集會

49. 偽裝的抗議性集會

50. 宣講會

撤退與唾棄

51. 退場

52. 靜默

53. 放棄榮譽

54. 轉身蔑視

 

社會性不合作的方法

對個人的排斥     

55. 社會性抵制

56. t選擇性的社會抵制

57. 萊希斯脫拉塔式(Lysistratic)的不行動

58. 開除教籍逐出教會

59.禁制、停權

與社會活動、習俗及機構的不合作

60.  暫停社會與體育活動

        61. 抵制社會事務

62. 學生罷課

63. 社會性的不服從

64.退出社會機構

 退出社會體系

65. 呆在家裡

66. 個人的全方位不合作

67. 工人出走

68. 避難所

69. 集體失蹤

70.抗議性的移民

82

經濟性不合作的方法:

 (1)經濟性抵制:

 消費者的行動

71. 消費者抵制

72. 不消費被抵制商品

73. 節儉政策

74. 拒交租金

75. 拒絕租讓房屋

76. 全國性消費者抵制

77. 國際性消費者抵制

工人與生產者的行動

78. 工人抵制

79. 生產者抵制

中間人的行動

80. 供貨商與中間商的抵制

主與管理階層的行動

81. 貿易商的抵制

82. 拒絕出租或出售財產

83.停業

84. 拒絕工業援助

85.商人的「集體罷市」

擁有財金資源者的行動

86. 擠兌銀行存款

87. 拒絕支付各種費用與規費

88. 拒絕支付欠款或利息

89. 斷絕資金與信用貸款

90. 拒受收益

91. 拒絕政府的錢

政府的行動

92. 國內禁運

93. 貿易商黑名單

94. 國際性賣主禁運

95. 國際性買主禁運

96. 國際性貿易禁運

83

經濟性不合作的方法:

(2) 罷工

象徵性罷工

97. 抗議性罷工

98. 閃電式罷工

農業罷工

99. 農民罷工

100. 農場工人罷工

特殊團體的罷工

101. 拒絕強制性勞役

102. 監獄犯人罷工

103. 手工藝業者罷工

104. 專業人員罷工

一般的工業罷工

105. 有名企業罷工

106. 行業罷工

107. 同情性罷工

有限的罷工

108. 企業內部份行業工人罷工

109. 輪流罷工

110. 消極怠工

111. 「照章辦事」磨洋工

112.  請病假

113. 以辭職罷工

114. 有限罷工

115. 選擇性罷工

多行業罷工

116. 多行業同步罷工

117. 總罷工

罷工與經濟性停業相結合

118. 聯合停業停工

119. 停止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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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拒絕政府權威

120. 放棄或撤回效忠

121. 拒絕提供公開的支持

122. 主張抵抗的文字與言論

公民對政府的不合作

123. 抵制立法機構

124. 抵制選舉

125. 抵制政府工作與職務

        126. 抵制政府部門機構和其他組織

127. 退出政府教育機構

128. 抵制政府支持的組織

129. 拒絕幫助執法人員

130. 拆除屬於自己的標牌與地標

131. 拒絕接受被任命的官員

132. 拒絕解散現有的機構

公民不服從的替代辦法

133. 消極的與緩慢的服從

134. 在沒有直接監督的情況下拒絕服從

135. 眾的不服從

136. 隱蔽的不服從

137. 拒絕散會

138. 靜坐

139. 拒絕徵兵與被驅逐出境

140. 藏身、逃亡與使用假身份

141. 公民不服從「不正當」的法律

政府雇員的行動

        142. 選擇性拒絕接受政府人員的幫助

143. 阻斷政府命令與資訊的流通

144. 拖延與阻攔

145. 一般的行政管理性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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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司法部門的不合作

147. 執法人員故意怠工和選擇性不合作

148. 兵變

國內的政府行動

149. 準合法的迴避與拖延

150. 某些政府單位的不合作

國際性的政府行動

151. 更換外交及其他代表

152. 推辭與取消外交活動

153. 不予外交承認

154. 斷絕外交關係

155. 退出國際組織

156. 拒絕成為國際機構的成員

157. 國際組織開除

非暴力干預的方法

心理干預

158. 自我承受酷熱嚴寒

159. t禁食

(a) 道德壓力的禁食

(b) 絕食

(c) 不合作主義式絕食

160. 反訴(變原告為被告)

161. t非暴力騷擾

體的干預

162.  (在特定的建築物內)靜坐

163. (在特定的建築物前)強行站立

164. (在特定的車座)強行搭車

165. (在特定的池塘)強行涉水

166. (在特定的場所)強行逗留遊蕩

167. 強行祈禱

168. 非暴力進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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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非暴力空襲

170. 非暴力入侵

171. 非暴力突然發聲

172. 非暴力阻擋

173. 非暴力佔領

社會干預

174. 建立新的社交模式

175. 使設備不堪負荷

176. 強行進住塞爆

177. 強行發言干擾

178. 游擊劇場

179. 建立取代性社會機構

180. 建立取代性傳播系統

經濟干預

181. 倒罷工(無償工作)

182. 留守罷工

183. 非暴力佔用土地

184. 反抗封鎖禁運

185. 為達成政治目的而印製偽鈔

186. 壟斷性購買

187. 沒收資產

188. 傾銷

189. 選擇性的照顧

190. 設立替代性市場

191. 建立替代性交通系統

192. 成立替代性經濟機構

政治干預

193. 使行政系統超越負荷

194. 暴露特務身份

195. 設法入獄

196. 公民不服從「中立性」的法律

197. 堅守崗位、拒絕與篡權者合作

198. 雙重主權與平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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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致謝詞與「從獨裁到民主之路」之簡史

        當我第一次撰述這一篇短文的時候,我就深感許多必須表示感謝的虧欠。布魯斯傑金斯(Bruce Jenkins),他是我1993年的特別助理,對內容與編排問題的確認做出無法估計的貢獻。他也對一些困難之理念(特別是有關戰略)、組織結構與編輯改進精準地建議了更有力與更清晰的呈現。

       我也要感謝史蒂芬柯第(Stephen Coady)、克利斯朵夫克魯格勒博士(Dr. Christopher Kruegler)與羅伯特哈爾維(Robert Helvey)在編輯上的協助,他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正與指導。哈瑞爾麥克福森博士(Dr. Hazel McFerson)與派翠西亞派克曼博士(Dr. Patricia Parkman)分別提供了非洲與拉丁美洲之非暴力抗爭的資料。不過,本文文內的分析與結論由我單獨承擔責任。

       近年來,已經發展出翻譯的特殊指導手冊,主要是依據傑米菈拉基博(Jamila Raqib)建立的指導原則與歷年來得到的教訓。早期這個領域並沒有建立專門術語,為了確保語言的精準,這樣的指導原則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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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獨裁走向民主」一書是在已經過世的鄔廷茂文(U Tin Maung Win),一位傑出之緬甸流亡民主人士、時任「新時代期刊(Khit Pyaing)」編輯,的要求下而進行的。

       經過四十多年對非暴力抗爭、獨裁政權、極權體制、抵抗運動、政治理論、社會分析及其它領域的研究與論文發表,這是本文準備撰述的基礎。

     因為我對緬甸並不熟悉,我無法寫出一篇只將焦點放在緬甸的分析。因此,我就寫了一篇通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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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論文最先於1993年以緬甸文發表在新時代期刊(Khit Pyaing)以及以英文在泰國曼谷出版。之後,於1994年以這兩種語言印成小冊子,並且再以緬甸文出版(1996年與1997年)。原始在曼谷發行小冊子的版本是在緬甸民主復興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in Burma)的協助下得以進行。

        這本小冊子在緬甸之內與其它地區的流亡人士與同情者之間暗中廣泛流傳。這個分析原本只是為了緬甸民主人士與不同的族群團體從毛門人(Burman)統治的仰光中央政府之下追求獨立。(毛門人是緬甸的主要多數族群)。

       當時我並沒有前瞻到,通則性的關注可以讓這個分析更有潛力關係到極權或獨裁政權的政府。不過,這是由近年來努力將本文翻譯成他們國家語文之人士的印象所產生出來的。許多人都說,讀起來好像這本小冊子是為了他們的國家而寫的。

        在仰光的SLORC軍事獨裁政權立即醜化這本出版品,並在1995年與1996年出手嚴厲攻擊,據報導持續多年在報紙、廣播電台與電視上繼續攻擊。在2005年末期,有人只因為持有這個禁止之出版品而被判處了7年的監禁。

        雖然我們並沒有費力在其它的國家推廣這個出版品的使用,它的翻譯與發放自己就傳播開了。一位印尼的學生在曼谷的書店看到這本書就買下來帶回印尼去了。它被翻譯成印尼文並在1997年由印尼的主要出版商出版,由阿巴都拉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寫序。他是當時納德拉土爾烏拉馬(Nadhlatul Ulama)擁有35百萬成員之全世界最大回教組織的首領,後來成為印尼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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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期間,我們亞伯特愛恩坦研究院辦公室裡只剩下幾本曼谷出版之英文小冊子的影印本。有幾年我們必須在被索取之下去影印。稍後,加州的馬列克瑞拉斯基維茲(Marek Zelaskiewz)在米羅塞維奇時代帶了幾本到貝爾格雷德(Belgrade)給「人民做主(Civic Initiatives)」的組織。他們將它翻譯成塞爾維亞文後出版。當我們在米羅塞維奇政權倒台之後訪問塞爾維亞,有人告訴我們這本小冊子在反對運動中還蠻有影響力的。

        羅伯特哈爾維(Robert Helvey),一位美國陸軍退休上校,出席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的非暴力抗爭研討會也是很重要的,有大約20名塞爾維亞的年輕人參加了這場非暴力本質與潛力的研討會。哈爾維同時提供他們幾本完整的「非暴力抗爭的政治」。這些人就是後來變成「歐特破(Otpor)」組織的成員,他們帶領了打倒米羅塞維奇的非暴力抗爭。

        通常,我們無法得知這個出版品如何在國家之間流傳。近年來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找到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顯然這並非單獨唯一的因素。如果要找到這些連結勢必需要一個重大的研究計劃。

        「從獨裁走向民主」是一本分析的重頭書,並不容易閱讀。雖然負擔沉重與所費不貲,但是它卻被認為很重要而至少有28種翻譯(到20081月為止)版本。

       本出版品的翻譯印刷版或網路版有以下之語文版:亞摩哈語(Amharic)(衣索比亞)、阿拉伯語、亞濟利(Azeri)(亞塞拜然)、巴哈沙(Bahasa)(印尼)、貝拉魯西亞語(Belarusian)、緬甸語、秦語(Chin)(緬甸)、漢語(簡化與傳統滿州語)、蒂維西(Dhivehi)(馬蒂夫)、法爾希(Farsi)(伊朗)、法語、喬治亞語、德語、金波(Jing Paw)(緬甸)、卡人(Karen)(緬甸)、卡摩(Khmer)(寮國)、土耳其語、喀贊語(Kyrgyz)(喀贊斯坦)、尼帕語、巴需多(Pashto)(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俄文、塞爾維亞文、西班亞文、圖博文、提格尼亞(Tigrinya)(埃力特利亞)、烏克蘭文、烏茲別克文、與越南文。還有其它的語文正在準備當中。

        1993年與2002年之間,有6種翻譯版本。到了2003年與2008年之間總共有22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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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社會的高度多元化與經由翻譯而有多種語言的傳播,證實了我們假設的結論,那就是第一次接觸到本文件的都可以了解本文的分析與他們的社會息息相關。

 

吉恩夏普

20081

亞伯特愛恩斯坦研究院

波士頓,麻州


September 3,2011

從獨裁到民主之路(4)

遵守這個戰略性規劃

    一旦有了一個健全的戰略規劃,民主勢力不應當受到獨裁者一些次要的動作而分散其注意力,這些次要動作有可能誘使他們偏離總體大戰略及某一特定運動的策略,使他們把重大的活動集中到不重要的議題上去。也不應當讓一時的情緒也許是對獨裁政權新暴行的反應使民主抵抗運動偏離它的總體大戰略或運動的策略。那些暴行的施行,可能正是為了挑動民主勢力讓他們放棄考慮周到的規劃,甚至作出暴力的行動,使獨裁者更容易擊敗他們。

    只要認定基本的分析是健全的,愛好民主勢力的任務就是一步一腳印地向前推進。當然,戰術與中間過程的目標可能會有變更,而優秀的領導者都會有所準備而隨時利用機會。這些調整不能與總體大戰略的目標或具體運動的目標混為一談。小心謹慎地執行所選定的總體大戰略與特定運動的策略,會大大有助於達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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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治反抗的運用

    在民眾感到無能為力與恐懼的情況下,交給社會大眾的最初任務必須是低風險的而且是建立信心的任務。這些類型的行動例如以不尋常的方式穿衣服可以公開表示一種異議,並給社會大眾一個機會以顯著的方式參與異議行動。在另一些情況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較次要而非政治性的議題(例如爭取供應安全的水源)作為集體行動的焦點。戰略規劃者應當選擇這樣的議題,其價值會受到廣泛認可而且難以拒絕。在這類小型的運動裡取得勝利不僅能解決具體的不滿訴求,而且使民眾確信他們確實有潛在的權力。

    大多數長期抗爭之各個運動的策略,不應當以立即徹底打倒獨裁政權為目的,而相反的應當是為了完成小型的目的。也不是每一個運動都需要群眾的各個部門都參加。

    在思考為執行總體大戰略之一系列具體運動的時候,政治反抗的戰略規劃者必須考慮長期抗爭的初期、中期與接近終結時各個階段之運動彼此的互相不同。

選擇性的抵抗

    在抗爭的初期階段,具有不同而具體目標的個別運動會很有用處。這些有選擇性的運動可以一個接一個。有時候,兩、三個運動可以在相同時間上重疊。

    在規劃「選擇性抵抗」的戰略時,有必要確定象徵獨裁政權整體迫害的一些具體而小型的議題與不滿。這些議題可以作為在總體大戰略範圍內、為了達到中期策略目標而開展運動的適當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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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中期策略目標必須是民主陣營當前或預期之能力範圍內能夠實現的。這樣就有助於保證一系列的勝利,這對士氣有幫助,也有助於在長期抗爭中逐步有利地轉變權力關係。

    選擇性抵抗的戰略應當主要集中於具體之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議題。這些議題的選擇,可以是為了讓社會與政治體系的一部分不再受到獨裁者的控制、為了奪回當前被獨裁者控制的某些部份、或者拒絕讓獨裁者達到特殊的目的。如有可能,選擇性抵抗的運動也應當如前面所討論的那樣,打擊獨裁政權的一個或數個弱點。這樣,民主陣營就能用他們現有之權力能量得到可能最大的衝擊。

    戰略規劃者必須很早就規劃至少第一次運動的策略。它的小型目標是甚麼?它如何有助於實現所選擇的總體大戰略?如有可能,聰明的話至少要制定第二次、或許還有第三次運動的策略大綱。所有這些策略都必須執行所選擇的總體大戰略,並在其整體指導大綱的範圍之內運作。

象徵性的挑戰

    在破壞獨裁政權之新運動開始的時候,第一個比較具體之政治行動的範圍可能有限。這些行動的設計,一部分應當是為了測試及影響民眾的情緒,並且使他們有透過不合作與政治反抗進行持續抗爭的準備。

    初期的行動很可能採取象徵性抗議的形式,或者是一個小型或者短暫之不合作的象徵性行動。如果願意參加行動的人數少,舉例來說,初期的行動可能是在一個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地方獻花。另一方面,如果願意參加行動的人數很多,那麼就可以使用停止一切活動五分鐘或者保持靜默幾分鐘。在另一些情況下,少數個人可以舉行絕食、在某個有象徵意義的地方守夜、學生短暫的罷課、或在某個重要辦公場所短暫的靜坐。在獨裁統治下,這些比較挑釁性的行動很可能會遭到嚴厲的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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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象徵性的行動,例如實質佔據獨裁者宮殿或者政治警察總部的前門,可能風險很高,因此不適合用來啟動一個運動。

    初期的象徵性抗議行動有時候會引起重大之全國及國際的注意例如1988 年緬甸的群眾性街頭示威或1989 年北京天安門學生的佔領廣場與絕食。這兩個案例裡示威者的重大傷亡都指出,戰略規劃者規劃運動時必須非常謹慎。儘管有巨大之道義與心理的衝擊,但這些行動本身不大可能打倒一個獨裁政權,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象徵性的,不會改變獨裁政權的權力地位。

    通常不可能在抗爭初期就完全及迅速地切斷獨裁者既有的權力來源。那樣會需要幾乎全體民眾與社會上幾乎所有的機構他們此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順從的都完全拒絕這個政權並且突然以大規模與堅決的不合作來反抗它。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過,也最難實現。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作為反對獨裁政權的初期運動,以全面不合作與反抗的快速運動,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策略。

分擔責任

    在選擇性抵抗的運動過程中,在一段時間裡,抗爭中首當其衝的通常是一個部門以上的民眾。較後期而具有不同目標的運動,抗爭的負擔將會轉移到群眾的其它部門。例如,學生可能為了某個教育議題而罷課,宗教領袖與信徒可能關注宗教信仰自由的議題,鐵路工人可能鉅細靡遺地遵守安全規章而使鐵路系統的速度緩慢下來,新聞記者可能以出版開天窗、在要刊登被禁文章之處留出空白的報紙、挑戰新聞檢查,或者警察可能三番五次地找不到及抓不到遭通緝的民主反對運動份子。以議題與民眾團體為依據將運動做階段性的設計,就可以讓某些部門的民眾在抗爭持續時也可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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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性的抵抗運動在「防衛」獨立而不受獨裁政權控制之社會、經濟、及政治團體與機構上,是特別重要的,這些之前已經簡略地討論過。這些權力的中心提供機構性的基礎,民眾可以從這裡對獨裁控制施加壓力或者加以抵抗。在抗爭中,他們很可能是獨裁政權打擊的第一批目標。

瞄準獨裁者的權力

    當長期抗爭的發展超越初期策略而進入到更有企圖心與晉級的階段,戰略規劃者必須計算如何進一步限制獨裁者的權力來源。這個目標將是運用群眾性的不合作,以創造一個對民主勢力之新而更有利的戰略性情勢。

    隨著民主抗爭勢力的力量增強,戰略規劃者將策劃更具企圖心之不合作與反抗,以切斷獨裁者的權力來源,其目的是擴大政治性的癱瘓,而最終將使獨裁政權本身分支瓦解。

    民主陣營需要仔細規劃如何才能削弱人們與團體過去提供給獨裁政權的支持。可能削弱他們提供給獨裁政權之支持的理由,是揭露政權施加的暴行、是暴露獨裁者政策所帶來之災難性的經濟後果、或是對能夠終結獨裁政權有新的認識?至少應當誘導獨裁者的支持者在他們的活動中採取「中立」(「隔岸觀火者」),或者更好的是成為民主運動的積極支持者。

    在規劃及執行政治反抗與不合作的過程中,仔細注意獨裁者所有的主要支持者與助手,包括他們的內部派系、政黨、警察與官僚,特別是他們的軍隊,這有高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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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仔細評估軍隊,包括士兵與軍官,對獨裁政權的忠誠度,並且要決定軍隊是否會開放接受民主陣營的影響。許多普通士兵可能是不快樂而且心裡害怕的義務兵?許多官兵可能由於個人、家庭或政治因而與執政當局疏遠?還有什麼其它因素可能使官兵容易受民主力量的策動而改變?

    在解放抗爭的初期,應當制定特別的策略來與獨裁者的軍隊與官僚溝通。民主陣營可以透過文字、符號與行動讓軍隊知道解放抗爭將會是激烈的、堅定的及持久的。應當讓軍隊了解,抗爭會具有特殊的本質,旨在破壞獨裁政權而不是要威脅軍隊他們的生命。這些努力之最終目的是要破壞獨裁者軍隊的士氣,最後瓦解他們的忠誠與服從,以有利於民主運動。類似的策略也應該針對警察與公務人員。

    不過,不要把企圖在獨裁者的隊伍當中獲得同情並且最終誘導他們不服從,解釋為鼓勵軍隊透過軍事行動很快終結當前的獨裁政權。這樣的情境不大可能建立一個能夠運作的民主體制,因為(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軍事政變並不能糾正民眾與統治者之間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因此,需要規劃如何讓同情的軍官理解,不論是軍事政變還是反對獨裁政權的內戰,都是既不需要也不是令人期待的。

    同情的軍官在民主抗爭中可以扮演關鍵的角色,例如在軍隊裡傳播不滿情緒與不合作、鼓勵故意的低效率與默默地不理會命令、以及支持部隊拒絕執行鎮壓。軍事人員也可以給民主運動提供各種形式而正面積極的非暴力援助,包括安全通行、資訊、食物、醫療器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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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隊是獨裁者最重要的權力來源之一,因為它可以直接利用其紀律嚴明的軍事單位與武器,攻擊與懲罰不服從的民眾。反抗運動的戰略規劃者應當記住,如果警察、官僚與軍隊始終全力支持獨裁政權並在執行其命令時完全服從,那麼要瓦解獨裁政權是非常困難或者不可能的。因此,民主之戰略規劃者應當對旨在策反獨裁者隊伍之忠誠度的策略給予高度優先的考慮。

民主勢力應當記住,軍隊與警察隊伍裡的不滿與不服從對這些隊伍的成員來說可能是很危險的。士兵與警察的任何不服從會遭受到嚴厲的懲罰,而叛變行為會導致死刑。民主陣營不應當要求官兵們立即叛變。相反的,在有可能溝通的情況下,讓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起初可以採取許多比較安全之「隱蔽式不服從」的形式。

    例如,警察與軍隊可以無效率地執行鎮壓的指令、找不到遭受通緝的人、警告抵抗者即將進行鎮壓、逮捕或驅逐出境、以及不向上級長官報告重要的資訊。反過來,不滿的軍官則可以忽視而讓鎮壓之命令無法傳到指揮體系的末端。士兵可以對示威者頭顱以上對空開槍。同樣的,公務員這方面則可以遺失文件與指示、沒有效率地工作、並且「生病」而必須呆在家裡直到他們「康復」

戰略的轉變調整

    政治反抗的戰略規劃者必須經常評估總體大戰略與具體之運動策略的執行情況。例如,有可能抗爭進行得不如預期的那樣好。在那種情況下就必須計算戰略可能需要做哪些調整。要做甚麼才能增強運動的力量並且重新取得主動性?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確定問題的所在、進行戰略性的重新評估、可能把抗爭的責任轉移給另一個民間團體、動員另外的權力來源及制定替代的行動方案。當做完這些事情之後,應當立即執行新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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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相反的,如果抗爭進行得比預期的要好得多,而且獨裁政權的崩潰進行得比原先計算的要早,民主陣營要如何充份利用意想不到的戰果,向前推進使獨裁政權癱瘓?我們將在下一章裡探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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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分支瓦解獨裁政權

一系列實施得良好而且成功之政治反抗運動的累積效果,是要強化抵抗運動,並且建立及擴大可以限制獨裁政權有效控制的社會領域。這些運動還提供了如何拒絕合作及如何進行政治反抗的重要經驗。當大規模之不合作與反抗的時機來臨時,這個經驗會有很大的幫助。

    正如第三章所討論的,服從、合作與屈服是使獨裁者們能夠強大的必要條件。獨裁者們如果得不到政治權力的來源,他們的權力就會被削弱,最後就會消失無蹤。因此,撤銷支持是分支瓦解一個獨裁政權主要的必要行動。回顧一下政治反抗如何能夠影響權力的來源是有幫助的。

    象徵性之破壞形象與反抗行為,是破壞這個政權之道德與政治「權威性」它的合法性可供使用的手段之一。政權的權威性越高,它所得到的服從與合作就會越多與越可靠。為了嚴重地威脅獨裁政權的存續,必須用行動來表達道義上的無法認同。為了切斷這個政權可以使用之其它權力來源,必須撤銷合作與服從。

    第二個重要的權力來源是「人力資源」,即服從合作與協助統治者之個人與團體的數量及他們的重要性。如果大部份的民眾實行不合作,這個政權就會有嚴重的麻煩。例如,如果公務人員不再以正常的效率工作或者甚至呆在家裡,行政機器就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同樣的,如果不合作的個人與團體當中、包含過去曾經提供過的,是擁有專業「技能與知識」的那些個人與團體,獨裁者們就會瞭解到執行獨裁者意願的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甚至他們根據完整資訊作決定與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也會大大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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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通常促使人們服從與幫助統治者之心理與意識形態的影響稱為「無形因素被削弱或被倒轉過來了,民眾就會更容易傾向於不服從與不合作。

    這些獨裁者掌握「物質資源」的管道也會直接影響他們的權力。如果財務資源、經濟體系、房地產、自然資源、運輸與通訊管道控制在這個政權之實際或潛在對手陣營的手裡,那麼獨裁者的另一個主要的權力來源就變成脆弱了或者被排除了。在經濟、通訊與運輸領域裡的罷工、抵制與日益增加的自治會削弱這個政權。

    如前所述,這些獨裁者威脅或實施「制裁對不受管束、不服從與不合作的部份民眾進行懲罰的能力是獨裁者權力來源的核心。有兩種方法可以削弱這個權力來源。第一、如果民眾已經做好準備,如在戰爭中,要冒著風險為反抗的嚴重後果付出代價,那麼制裁的有效度就會大大降低(這就是說,這些獨裁者的鎮壓就不能達到他們所希望的屈從)。第二、如果警察與軍隊本身變得不滿意,他們可能以個人或集體的方式迴避甚至乾脆違抗進行逮捕、拷打或槍殺抵抗者的命令。如果這些獨裁者不再能夠依靠警察與軍隊達到鎮壓,獨裁政權就會受到嚴重的威脅。

    總而言之,要想成功地對抗根深蒂固的獨裁政權,就必須有可以減少及排除政權之權力來源的不合作與反抗運動。缺少不斷補充所需要的權力來源,獨裁政權就會變得脆弱、並且最後會被分支瓦解。因此,為了反抗獨裁政權,針對這些獨裁者之最重要權力來源,政治反抗就必須要有一個足夠有效力的戰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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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提升自由

    結合政治反抗之選擇性抵抗的階段中自治之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機構的成長,會持續逐步擴大社會的「民主空間」,並且縮小獨裁政權的控制。隨著社會的公民機構相對於獨裁政權變得日益強大,那麼不論這些獨裁者想要的是甚麼,民眾卻在一步一步地建立一個不受獨裁者控制的獨立社會。如果而且當獨裁政權為了終止這種「逐步升級之自由」而進行干預,就可以運用非暴力抗爭來捍衛這個新爭取而贏得的空間,而獨裁政權在抗爭中就又要面臨另一個「戰線」了

    假以時日,結合抗爭與機構之建立就可以導致「實際」上的自由,使獨裁政權的崩潰與民主制度的正式建立變得無法否認,因為社會內部的權力關係已經根本被改變了。

    波蘭在1970 1980 年代提供了以抵抗運動逐步收回社會功能與機構的一個明顯例子。天主教會曾經受到迫害,但始終沒有完全被共產黨控制。在1976 年,某些知識份子與工人組成了例如K.O.R.(工人保衛委員會)的小型團體,來推廣他們的政治理念。團結工會(Solidarity)的組成,伴隨著它組織有效罷工的能力,迫使當局在1980 年承認它的合法化。農民、學生與許多其他團體也組成了他們各自的獨立組織。當共產黨發現這些團體已經改變了權力之真實狀況的時候,又重新禁止了團結工會,並且又倒退而訴諸軍事統治。

    即使在軍事戒嚴統治下,受到許多監禁與嚴酷迫害,這些新而獨立的社會機構繼續發揮作用。例如,數十份的地下非法報紙與雜誌繼續出版。地下的出版社每年發行數以百計的書,而知名的作家抵制共產黨刊物與政府的出版社。類似的活動在社會的其它部份也繼續進行。

70

    在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軍事政權下,有一段時間軍事共產黨政府被描述成在社會頂頭上玩大風吹。官員們照樣佔據政府職位與辦公大樓。執政當局照樣能夠以實施懲罰、逮捕、監禁、沒收印刷機等等打擊社會各階層。不過,獨裁政權卻無法控制社會。從那個時刻開始,社會最終能夠徹底打倒這個政權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了。

    即使在獨裁政權佔據政府權位的時候,有時候也有可能組織一個民主的「平行政府」。它可以逐漸作為一個競爭的政府而運作,民眾與社會的機構則對這個政府給予效忠、遵從與合作。結果,獨裁政權就會逐漸地被剝奪了這些政府的特徵。最後,民主的平行政府可能會完全取代獨裁的執政當局,作為邁向民主體制過渡的一部份。如此發展下去,在轉型過渡的一部份就會通過憲法、舉行選舉。

分支瓦解獨裁政權

    當社會的機構性轉型正在發生的時候,反抗與不合作運動可能逐步升級。民主勢力的戰略規劃者應當及早思考到這樣的時刻會到來,就是民主勢力可以超越選擇性抗爭而發動群眾大規模反抗的時候。在大多數場合,創造、建立或擴大抗爭能力需要時間,而只須要經過幾年的時間,就有可能發起大規模反抗。在此暫時過渡期間,應當發動具有逐漸重要政治目標之選擇性抵抗的運動。應當讓社會各階層更多的民眾參與。在活動升級的這個過程中,只要有堅決的與有紀律的政治反抗,獨裁政權的內部弱點很可能就會漸漸地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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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強大的政治反抗與獨立機構的建立,有可能及時產生國際上對民主勢力有利的關注,它也可能產生支持民主勢力的外交譴責、抵制與禁運(像在波蘭發生的那樣)。

    戰略規劃者應當注意在某些情況下獨裁政權的倒塌可能發生得非常快,像1989年在東德那樣。當權力之來源由於全體民眾對獨裁政權的厭惡而被大規模切斷的時候,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不過,這種模式並不常見,最好還是要為長期抗爭而規劃(但是要對為短期的抗爭有所準備)

    在解放抗爭的過程中,每一個勝利,即使是在小型議題上的勝利,也應當慶祝一下。贏得勝利的人們應當受到表揚。慶祝的同時不忘提醒,也會有助於鼓舞抗爭未來階段所需要的士氣。

負責任地處理勝利

    總體大戰略的規劃者應當事先計算有哪些可能的與比較好的方法可以最妥善地終結一場成功的抗爭,以防止出現新的獨裁政權並且保證逐步建立可長可久的民主體制。

        民主陣營應當計算到在抗爭結束時如何從獨裁政權過渡到臨時政府。在那個時候,最好迅速建立一個能夠運作的新政府。不過,這個政府不能只是舊政府換上新的人事。有必要計算舊政府結構的哪些部門(例如政治警察)由於它們內在的反民主本質必須徹底廢除,及哪些部門應當保留,以待之後授予投入民主化的努力。全面的政府真空可能為混亂或者新獨裁打開一條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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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事先考慮決定獨裁政權瓦解時處置舊政權高級官員的政策。例如,獨裁者是否帶到法院加以審判?是否准許他們永遠離開這個國家?還有哪些符合政治反抗、勝利後重建國家以及建立民主體制之需求的替代方案?必須避免血腥清算事件,這會給未來建立民主體制之可能性帶來嚴重的後果。

    當獨裁政權正在變弱或瓦解時,要準備好過渡到民主體制可以實施的具體計劃。這些計劃有助於預防其它陣營透過軍事政變奪取國家權力。也有必要建立有充份政治與個人自由之民主憲政政府的計劃。付出高度代價而贏得的這些改變不應當因為缺乏計劃而又輸了。

    面對逐漸擁有權能之民眾與獨立之民主社團與機構的增長兩者都是獨裁政權所無法控制的這些獨裁者會發現他們的整個豪賭正在煙消雲散。社會上的大規模之集體停工、總罷工、集體呆在家裡不上班、反抗性的遊行或其它活動會逐漸破壞這些獨裁者自己的組織與相關的機構。並且由於這些反抗與不合作長時間下來受到睿智的執行及獲得大量民眾參與,這些獨裁者將變得軟弱無力,而民主的捍衛者將不需要訴諸暴力就能取得勝利。獨裁政權就會在反抗的民眾面前分支瓦解。

    這種努力不是每一次都會成功,尤其不會輕易地成功,並且很少會迅速成功。應當記住,軍事戰爭之失敗與勝利的次數一樣多。不過,政治反抗提供了獲得勝利的真實可能性。如前所述,透過制定睿智之總體大戰略的謹慎策略規劃、艱辛的努力及有紀律而勇敢的抗爭,就可以大大地增加這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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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可長可久之民主的紮根工作

    獨裁政權的分支瓦解當然是值得大肆慶祝的理由。受過這麼長時間的苦難又付出巨大代價而進行抗爭的人民值得享受一段歡樂、放鬆與表揚的時光。他們應當為自己及所有同他們一起為贏得政治自由而抗爭的人們感到驕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著看到這一天的到來。活著的與死去的人們會被當作為幫助塑造他們國家之自由歷史的英雄而受到人們的紀念。

    不幸的是,這還不是放鬆警惕的時候。即使是透過政治反抗而成功地瓦解了獨裁政權,仍然必須採取謹慎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在舊政權垮台之後的混亂中出現新的壓迫性政權。支持民主勢力的這些領導者應當事先就要為有秩序地過渡到民主體制而作好準備。獨裁的結構必須加以拆解。必須建立一個可長可久之民主體制所需要的憲政與法律基礎與行為準則。

    不要相信隨著獨裁政權的垮台,就會立即出現一個理想的社會。獨裁政權的瓦解只是在自由有所改善的條件下、為今後的長期努力提供了一個起點,以便改善社會與更充份地滿足人類的需要。嚴重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還會持續多年,需要許多人與團體的合作來尋求解決的方案。這個新的政治體制應當提供機會,使具有不同觀點與主張採取不同措施的人們能夠繼續進行創造性的工作與制定政策,來處理未來的問題。

新獨裁的威脅

很久以前,亞里士多德就曾經警告過:「暴君體制還會轉為另外形式的暴君體制從法國(雅各賓黨人Jacobins與拿破崙)、俄國(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伊朗(阿亞圖拉Ayatollah)、緬甸(國家法律與秩序重建委員會SLORC)以及其它地方,有足夠的歷史證據顯示,一個壓迫性政權的倒塌會被某些人與集團當作只是讓他們插手充當新主人的機會。他們的動機可能各有不同,但結果卻往往大致相同。新獨裁政權的控制甚至可能比舊政權更為殘暴與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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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獨裁政權垮台以前,舊政權的某些成員可能會透過發動軍事政變而企圖將民主之反抗運動短線操作,以免除群眾抵抗運動的勝利。政變者可能聲稱是為了打倒獨裁,但實際上只是企圖在舊獨裁政權之上加上一個經過翻修的新模式。

阻止政變

    針對新解放社會的政變,是有一些辦法可以加以擊敗的。有時候,事先知道有這種防衛能力就足以嚇阻政變的企圖。準備就有預防的效果。

    政變者發動一場政變以後立即需要有正當性,那就是人們對他們進行統治的道義與政治權利的認可。因此,反政變的第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拒絕授予政變者這個正當性。

    政變者還需要民間領袖與民眾表示支持、無所適從或只是消極被動。政變者需要專家與顧問、官僚與公務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與法官們的合作,才能鞏固他們對受其影響之社會的控制。政變者還需要各種參與政治體制、社會機構、經濟、警察與軍隊之運作的眾多人們,會被動地屈從並按照政變者之命令與政策執行他們的日常職責。

    反政變的第二個基本原則是用不合作與反抗來抵制政變者。必須拒絕提供政變者所需要的合作與協助。用於反對獨裁政權的抗爭手段,基本上同樣可以用來反對新的威脅,不過要立即採取行動。如果人們拒絕給予正當性與合作,政變可能死於政治性的飢餓,而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機會就得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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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的起草

    新的民主體制將需要一部憲法以確立所期望之民主政府的架構。這部憲法應當規定政府的目的、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選舉政府官員與立法者的選舉方法與時間、人民固有的權利以及全國性的政府與其它下級政府之間的關係。

    在中央政府裡,如果要保持其民主性的話,就應當在政府之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之間樹立明確的分權。對警察、情報機構與軍隊的活動應當有嚴格的限制,以禁止任何合法的政治干與。

    為了維護民主體制與阻止獨裁的趨勢與手段,這個憲法最好確立一種聯邦制度,同時有相當大的專有權力保留給地區、州與地方各級政府。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考慮採用瑞士的州制度,其中面積相對較小的地區保有主要的權力,同時仍然維持是整體國家的一部分。

    如果新解放的國家歷史上曾經有過具有上述許多特點的一部憲法,那麼恢復啟用它,如果有需要而且合適的話,加以修訂也許是明智的。如果沒有一個合適的舊憲法,也許需要按照一部臨時憲法先運作。否則,就需要準備一部新憲法。準備制定一部新憲法將需要相當的時間與思考。為了批准新的條文或修正條文,最好有公眾參與這個過程。在憲法裡包含以後可能無法實現的諾言或需要高度性集中之中央政府的條款應該要特別審慎,因為這兩者都可能會促成新獨裁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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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的用語應當是讓大多數的民眾能夠理解的。憲法不應當太複雜或太模棱兩可,以致只有律師或其他菁英才能宣稱可以理解它。

民主式的防衛政策

    得到解放之國家可能面臨外來的威脅,因此必須要有防衛的能力。這個國家也可能受到外來而企圖建立經濟、政治或軍事控制的威脅。

    為了維護國內民主,應當認真考慮將政治反抗的基本原理應用於國防的需求透過把抵抗能力直接放在公民手裡,新解放的國家就可能不需要建立強大的軍事能力,後者本身可能對民主產生威脅、或者佔用其它用途所迫切需要的大量經濟資源。

    必須記住,有些集團為了把自己豎立為新的獨裁者,會無視任何憲法條款。因此,民眾永遠有這樣一個角色,就是用政治反抗與不合作來對付這些未來可能的獨裁者,並保衛民主的結構、權利與程序。

高尚的責任

    非暴力抗爭的效用不僅是削弱與驅逐這些獨裁者,而且還要給受壓迫的人們授與權能。這種方法使原來感到自己只是一枚棋子或是受害者的人們能夠直接運用權力,透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更多的自由與正義。這個抗爭的經驗具有重要的心理效果,有助於對原來毫無權力的人們增強自尊與自信。

    利用非暴力抗爭來建立民主政府之一個重要長期的有益效果是,社會將更有能力處理當前及未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包括政府將來的濫權與腐敗、對任何群體的虐待、經濟上的不公不義以及對政治體制的民主品質設限。有政治反抗經驗的民眾不大容易受到未來獨裁政權之傷害。

     獲得解放以後,熟悉非暴力抗爭將為保衛民主、民權、少數族群權利以及地區、省、地方政府及非政府機構之特殊權提供一些方法。這些手段也讓人民與團體能夠以和平方式對他們認為很重要之議題表示極端的異議,而過去反對陣營有時曾為這些議題而訴諸恐怖主義或游擊戰。

    本文探討政治反抗或非暴力抗爭的思想,目的是希望對人民與團體尋求解除他們所遭受的獨裁壓迫有所幫助、並且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民主體制,這個體制尊重人類自由與民眾的行動以改善社會。

    以上扼要敘述的想法有三個主要結論:

從獨裁統治下獲得解放是可能的;

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有審慎的思考與戰略性的規劃; 並且

必須要以有警覺、艱辛的工作以及有紀律的抗爭,即使代價往往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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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引述說:「自由不是免費的」,這句話千真萬確。不會有外來的力量來賜予被壓迫人民他們所渴望的自由。人民必須學會自己去爭取自由。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人們能掌握領會需要什麼才能解放自己,他們就能制定一些行動方針,透過許多艱苦的努力,最終會帶給他們自由。然後,再假以勤奮,他們就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民主秩序並且準備做好它的保衛。透過這種抗爭贏得的自由才是可長可久的。這種自由能夠讓獻身於保護它、並且使它更豐富多采的堅韌民族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