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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偽田野報告—從小紀的訪談看暑期的共同工作

前提：熱血小紀的特殊性

2008年六月中時資方宣佈要大量裁員後，我有了一個機會和一群臨時編成的影像工作者合作，企圖用影像記錄這個中時裁員事件，提出批判或反主流的說法。這個時候社團正要開始進行紀錄片工作者的訪調計畫，於是我對中時事件紀錄工作的參與，也就帶著田野觀察的性質：一面操作，一面把觀察這個操作的過程。

和這個社會裡的大部份人一樣，我太過習慣媒體上川流不息影像，天真地以為這次的工作只是將所見錄下作為素材，需要時拼湊剪接就自有意義。一開始工作小組分工時，我的任務是提供資料、參與討論、聯絡受訪對象，並且在必要採訪時權充文字記者，我自己以為並不困難的。工作小組每週見面，回報採訪與記錄的進度，交換意見。

這個臨時編成的小組，成員背景各異，彼此也不熟悉，專業紀錄片工作者和完全沒有影像經驗者各半，大家都是以業餘時間投入，沒有穩定的工作條規和明確的分工體系。影像作為一種敘事，敘事的主題、體裁、方法，乃至於敘事中的角色（誰的故事？），以及可能的觀眾（說給誰聽？），也並不清楚，我們嘗試在合作中摸索分辨。就結果來看，我覺得不很成功。

面對這樣的彈性而無紀律（註一） 的組合，工作開始後未久即有成員即陸續退出，也許是不適應，又也許是彼此理念的磨合不易。我猜想這反映了影像紀錄的工作性質：隨著事件的隨機發生與演進，影像紀錄的工作本身也具有機動的性質；為了應付這種機動性，團隊成員彼此必須具備高度工作默契，而默契應建立在長期交往養成的信任基礎上。由於欠缺這個前提，最後持續參與工作的小組成員還有三個（一個影像、兩個非影像）。其中影像工作者紀岳君—小紀，是我們當中最堅定也最有行動力的夥伴。三個月下來的每次事件現場，不論是突發的或是約定的，小紀無役不與。我一直以為影像創作是很個人的、很作者的，所以在這樣臨時機動的工作團隊中，小紀的堅定顯得很突出。

為什麼小紀願意堅持到底呢？我想對理解紀錄片的工作性質，小紀的理由會有意義。因此我找了小紀來談談看，他的堅持。

(註一：所謂的無紀律並不是意味著散漫，而是說小組的工作紀律非常模糊，維繫紀律的根據是成員的非正式承諾，而非制度或習慣。)

堅定的理由—共同創作的期待

雖然每個人我都不熟，但我想創造一種合作、共同工作的機會。
小紀這麼說。他從自己的經驗出發，看到大部份的紀錄片工作者習慣單打獨鬥，在新的剪接與錄像技術普及化後更是如此。也許在創作上，作者的氣質與衝動是必要的，但過度講究個人性難免就抹滅了集體討論，共同創作的可能。小紀直指這個問題，就算在資源相對豐富、交流相對頻繁的學院中，也是如此，所以才想嘗試共同工作的可能性。他的第一次實驗是在寶藏巖公社的運動紀錄上。

那時候我有一個美好的想像，就是拍影片的人不必是你自己。我覺得社區民眾可以有攝錄影像的基本能力。當事件發生或需要集體討論時，大家可以透過影像表達自己想法，匯聚起來，就好像911紀錄片《Loose Change》。

《Loose Change》提出對911事件官方說法的嚴厲批判，一開始是由三個美國的年輕人製作，但資料不足論據薄弱。他們將作品於Google Video釋出後，世界各地的熱心人士不斷地編修這個作品，最後譯成多國語言流傳各地，論證的厚度與廣度遠超過原始版本，為911事件提出有力的非官方解釋，其影響之深遠遠超過最初三個作者的能力所及。對於《Loose Change》展現出集體的、新的影像工作模式，小紀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說法：真實（truth）如果是由個人建構而成，那麼由眾人共同建構的真實一定更能接近原本的真實。小紀以批判慈濟內湖開發案的紀錄短片《綠手指上的灰指甲》（簡稱綠手指）為例，進一步說明：

我們在做《綠手指》的時候，會把關於開發案的種種文獻、歷史資料做成線上資料庫分享出去。看到《綠手指》的觀眾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調查到原本缺少的資料，就可以回傳到這個資料庫中。…在拍攝的過程當中，被攝者，甚至讀者也要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權力絕對不是掌握在攝影者手上。

雖然和吳乙峰強調蹲點的出法點一樣，都是為了克服「作者論」的侷限，但小紀的做法不是去介入或挑戰被攝者的生命，也不是在否定作者的存在，而是要藉用新技術讓「人人都是作者」的理想實現。回到初衷，小紀承認自己是在資訊匱乏與渴望集體討論的焦慮中去推動這個理念，一面也是受到苦勞網改版後採用Web 2.0介面的啟發，一面也是要幫助有同樣焦慮的人解決問題。所以《綠手指》不只是對內湖開發案的影像紀錄，還包括整個對土地保護區資料的整理與流傳，影像成品最後以創用CC的授權方式釋出後（可編修、非商業使用），希望效法《Loose Change》廣納更多不同意見。

但是台灣的影像教育畢竟不夠普及，《綠手指》雖然開創了不特定使用者編修的可能性，但還沒有人這麼做，也就反映了影像創作所需的專業門檻不易跨越的現實。影像工作耗費的心神力氣，更必須要對等的物質基礎來支撐。小紀談到《綠手指》的製作過程中的艱辛：

那時我找了兩個朋友一起做，用自己打工每個月一萬、兩萬的收入付他們薪水，其實他們每月也只領幾千元的工讀金而已，吃飯就吃大鍋飯。一開始器材設備的支出也是我先墊付的，工作室的房租則一直欠著，這樣糟糕的狀況大概持續了半年，Case結束後我們就各自去找工作了。還好後來在公視的「公民新聞獎」拿到獎金，陸續也接到放映邀約，才補回這幾個月的開銷。

共同創作的另一個實驗，則是在三鶯部落遭到強制拆遷的影像紀錄上實現。今年（2008）的四月二十一日，小紀和苦勞網的朋友全程拍攝了縣府人員與警察拆除部落房舍的過程，回到苦勞辦公室經過密集的討論，一鼓作氣地整理了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的帶子，看毛帶寫旁白與分段落，進行紙上剪接作業。幾乎是不眠不休地剪到二十四日（三天後）才完成上網。小記說：

雖然非常辛苦，可是我很開心。…這種合作模式讓我可以和別人討論，像是苦勞的宗興和一豪帶進許多不同的觀點；這部片也用了很多其他熱心的朋友的影片和照片，他們很放心地交給我們用，這和我那時做《樂生911》的感覺是很像的，…這是一種共同編輯的概念，讓不同觀點可以互相溝通。我就是用這個心態來做中時事件的紀錄工作。


小結—未完成

雖然小紀期待如此，也有成功的前例可循，但畢竟到最後我們的這個工作是一個未完成狀態。小紀的說法是中時裁員記錄的難度比三鶯拆遷事件的難度高，而且主體（被裁員的新聞工作者）對陌生的影像記錄者有戒心，所以過去進入現場記錄的經驗難以複製來操作。貼近不了事件，最後我們的主題訂了太高的抽象層次，諸如白領為何不團結、報業轉型時的工人處境等等。事後我想，紀錄影像是極度經驗性的表述形式，習於文字思考的我得為這個太過抽象的問題負責。

為此，我們陸續約訪了相關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傳播科系的學者，並將重要的帶子聽打成逐字稿收存，這是沒有影像工作經驗的我們（彩倫、倩如與我）的全部貢獻了。小紀也記錄了公開但零星的工會抗爭現場，並且閱讀了《目擊者》雜誌創刊以來新聞媒體業界的勞資爭議報導。但最後要將雜亂無章的文字資料影像化的工作，來不及完成；真正艱鉅的剪輯作業，也只能倚賴小紀一人。這應是小紀所說，影像專業最難在常民中普及的部份。後來我們看到公視的《獨立特派員》在九月十日播出的中時裁員事件專題〈怒火中燒〉，八九切中了我們的預設，在短時間內做得更好。這種專業與業餘間的品質落差，是組織制度與物質條件落差的反映。

無論如何，小紀認為不必強求做出了不起的成果給特定的對象看，或對效果有太高期待，共同工作、反覆溝通帶來的學習與深化認識的過程才是重要的。我要謝謝小紀的提醒，這的確是暑期三個月投入這個工作中，我們最大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