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stw

而立三十 勇於開創自己的一片天


關於紀錄片的工作者，他們各自以自己的影像語言來紀錄所感觀的世界，每位導演不同的生命經驗，賦於紀錄片不同的意義，而這些年齡界於三十到三十九歲的紀錄片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狀態究竟是如何?以下為四位導演的個人經驗整理。


分工明確 多以工作室型態

三十世代導演們，每個人在紀錄片領域耕耘所累積的經濟、社會、象徵資本有所不同，因此個人的際遇也有所差異。楊力州、周美玲、陳博文三位導演都以工作室的型態，除此之外，楊力州為紀錄片領域中特殊個案，從工作室發展成公司，具有內外詳細的分工制度運作，而新生代導演李家驊，由於資金不足，加上若是個人作業自由度較高，內容標準也能一致，因此多半獨立從事紀錄片的創作。
進一步探究各導演內部分工配置，導演和工作夥伴權力關係也略有不同：與楊力州、周美玲的合作關係近似平行，沒有太過強調主從關係。而陳博文在工作進行時，強調拍攝結束當天，導演和剪接必須針對當天拍攝內容進行調整和討論，以確保拍攝內容的品質。
一般紀錄片拍攝的基本工作配置為導演、攝影、剪接。此外，導演各自對作品有著不同的要求，如周美玲需要「製片」來打理相關事務；楊力州則著重在影片燈光效果；陳博文強調收音品質的重要性。由此來看，回溯九○年代紀錄片起源時，拍攝的目的在為社會特定現象或事件發聲，具有特定的議題性；至今紀錄片歷經十幾年光景，從三十世代導演身上，我們發現現有拍攝情況已不僅有對議題本身的關注，更擴及至影片的美學，這與以往有所不同。

收入依循接案多寡 高度不穩定

普遍來說，紀錄片工作者的薪資，隨著接案性質的不同，所得而有所差異。其中較為不同的是，由於公司營運較為穩定，楊力州是以月薪支付相關工作者，這與公司的組織分工及「後場」在業界的高知名度有關。
如同上述，在普遍紀錄片工作者薪資不穩定的前提下，紀錄片導演們也表達對同業收入不穩定的無奈，因此皆期許未來能給相關工作者更穩定薪資。尤其，陳博文提到，剪接是極其耗費心力的工作，但卻無固定的收入，因此期盼未來能支付剪接師相當一般上班族兩倍的薪資，以讓工作者的生活維持基本的安定。


國家補助金額名額不足 自行籌措資金

紀錄片拍攝的資金來源，不外乎是新聞局輔導金、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補助及影展等，但公部門的補助名額並不多，對改善拍攝情況有限。由此也看出紀錄片工作者的困難之處，探究原因可從兩個面向思考：首先，以產銷體制的循環來看，許多導演從事紀錄片拍攝，但紀錄片缺乏較具規模的放映平台，現有環境無法讓資金回收；另外，由於台灣缺乏完善的美學教育，使得觀賞紀錄片一直只是小眾的嗜好。如此交互影響造成導演們必須透過接案來維持生活、或作為創作的經費。
以此來看，如何擴展拍攝紀錄片的資金來源，為一重要課題，如將紀錄片看成電影型式的一種，從政策面來改進是一個可以再思考的面向。


缺乏放映平台

紀錄片映演管道可分為四大類，分別是電影－院線、電視－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和出版公司發行。三十世代導演主要的映演管道是公視《紀錄觀點》、學校等機構團體的巡迴放映，如同周美玲和其他導演合作的《流離島影》、楊力州的《奇蹟的夏天》將作品推上院線為極少數。
平心而論，這四個管道都有各自的侷限之處，包括發行缺少平台，這皆和市場的需求是緊密扣聯。此外，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對紀錄片放映前內容的審查，也讓部份紀錄片工作者出現反彈的聲音，有其可議之處。探究這些映演管道侷限的可能原因，皆和市場收益考量有關，在此前提下政府介入增加映演管道或許是一可行的方式。


硬體進步 影像素養也應提升

關於三十世代導演如何看待科技的變革，導演們皆持有正反兩面的看法，除了關注於硬體進步帶來的正面意義外，例如數位化對紀錄片發展具加分作用，當器材具有方便接近的特性，表示詮釋權已經被徹底的解放，反之，網路中版權如何再定義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而陳博文和周美玲則不約而同的表示，在設備進步之餘，我們必須關注的是對影像語言的掌握，而非只看到硬體進步的表面而已。


加強根本美學教育 促進產銷體制循環

紀錄片環境資源的不足，李家驊、周美玲不約而同表示，教育應加強對美學素養的提昇；楊力州則認為政府應提高補助金額，並訂定合理的一個委製經費規劃，這些良方都必須從體制結構長遠的規劃著手改變；至於，與工作者密切相關的紀錄片工會，陳博文則建議，應讓專業管理人進入工會，如藝術管理經紀人，以促成產銷體制的良性循環。


結語

四位導演，有高知名度的、有熱愛創作的、有執著於紀錄片對社會的影響、有在創作上默默耕耘。在台灣紀錄片普遍環境不佳的情況下，一般對工作者的印象，多半是勞動條件不佳的影像勞工，但由四位導演觀之，他們則比起一般來得不虞匱乏。
由於對紀錄片的熱愛，這群導演將持續為台灣注入更多活力與想法，開創紀錄片的另一片天空。


李家驊導演訪談側寫
年紀與我們相近的李家驊，像是位鄰家大哥。他充滿著理想，卻飽受現實折磨，他對現實所作的折衝--如果是接案即不掛名；校長兼撞鐘的一人工作模式常耗盡原本創作的熱情。他提到，台灣號稱多元，實際上卻只有一個面相：大家都看電視、都學英文、都買變形金剛，唯一不同只在程度上的差異。

楊力州導演訪談側寫
楊力州自有一套完善的生產制度，「後場」從工作室發展成公司。楊導演不斷強調自己很幸運才能有今日成就。他向我們說了個故事：他從復興畢業時，曾和幾個朋友蒐集班上同學出生當年的舊報紙作為畢業禮物；楊導演喜歡去找到一些關於我們為何存在的關聯，並藉此去產生影響力。

周美玲導演訪談側寫
周美玲思辨能力強，訪談時我們常被導演反問回來。導演年輕時勇於衝撞體制，但如同她所說：「還不是沒用」。她像是名老師；她對台灣影視教育多所批評，當問及新科技的影響，她舉例：前人畫荻，今人用筆，但現代人不見得能寫出好文章；陳博文對新科技也有類似的想法，但兩人說話口吻有異。周導演的表達是「用電腦，就比較會拍嘛？沒有阿！沒有比較會拍阿！沒有用阿」；陳導演則較為保守地說「用電腦，紀錄片重要的東西就比較出的來」。

陳博文導演訪談側寫
陳博文是近幾年才開始拍紀錄片。話說當時要轉換跑道時已經快升副理了，但他認為紀錄片在解決人跟人之間的問題較新科技如MSN 來的有用，因此放棄原本竹科的高薪。他將拍攝紀錄片比喻成一種自助旅行，透過紀錄片你開始認識到可能這輩子都未能認識的人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