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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華20

正值20年華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大膽嘗試、勇於冒險的思考模式，正是紀錄片創作最重要的動力源頭。我們透過訪問莊榮華、陳至玟、鐘權與朱詩鈺四位導演，來一窺這一世代紀錄片工作的生存樣貌。


分工尚未組織化

學校作為學生拍攝器材的強力後盾，大幅降低硬體取得的困難，不過學生的勞動分工尚未組織化，仍須單打獨鬥完成創作。基本上，紀錄片拍攝分工的配置包括導演、攝影、剪接與收音等，學生在欠缺充分資金與人際網絡條件下，通常必須一個人身兼數職，少有與他人固定配合的機會。而朱詩鈺的情況較為特殊，他隸屬於楊力州導演的「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工作室提供一個完善的分工模式，使得他能專職於導演的工作，包括在紀錄片、電視節目與廣告等多種影像型態進行導演的修練。

補助機制邊緣人

鍾權表示，在台灣紀錄片環境不佳的情況下，導演要創造商業與紀錄片結合的機制，從中借力使力，將自己關注的議題盡情發揮。而陳至玟則是為了不讓資金掐住創作的咽喉，認為應是先有構想後，再苦惱資金的申請或贊助。其實，資金籌措不易，常是年輕紀錄片導演普遍面臨的問題。台灣紀錄片市場提供經費申請方式主要有二，一為公部門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及新聞局的輔導金，二為公視的補助制度，但是這兩項來源每年提供補助的對象相當有限，國藝會輔助的紀錄片每年皆低於10部，而公視「紀錄觀點」自製或委製的影片則在10至20部之間，表示一年只有20至30位導演可獲得補助。在此情況下，年輕導演的社經地位不足，相較於資深導演則容易被補助機制邊緣化。


拍了再說

紀錄片作為電影產業下的一個區塊，卻缺乏大眾的播映管道，一直以來都是紀錄片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年輕導演多是憑著一股熱情，拍了再說。學生時期的創作屬於一種階段性任務，目的在於繳交作業或學期成果發表，校園是他們主要的播映管道，而參加影展評選則是另一個曝光的機會。在此過程中，無須擔心映演途徑或是有無觀眾欣賞，只是他們終究會踏入紀錄片領域，影片發行工作若是缺乏與市場機制連結，可能會成為推廣紀錄片的一項阻力。朱詩鈺最後一語道破年輕紀錄片導演的困境：「藝術領域的創作並沒有找到一個推廣後端，我們學影像創作的人只是盡力如何把一個影片作好而已。」


科技升級，內容也要升級

四位導演皆認同：硬體設備功能多元，確實有助影像創作的提升，而成本門檻降低，更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創作。然而，鐘權從影像素養方面提出反思，當拍攝成本下降，表示變相鼓勵缺乏觀點或美學涵養的影像內容產生。朱詩鈺則進一步批判科技決定論，指出影像內容的素質並非受限於硬體設備的進步，而毋寧是影像語言製造出深刻的動人氛圍。


補助宣導未徹底

年輕紀錄片工作者作為傳播產業的末稍神經，普遍不了解政府的紀錄片補助政策，顯示政策宣導不確實、以及教育體制未貫徹。進一步舉例說明後，莊榮華認同公視「紀錄觀點」的輔助角色，為紀錄片導演開啟映演大門 ; 陳至玟認為，應從社會面改善對紀錄片領域不穩定或沒前途的刻板印象 ; 鐘權則建議政府提供減稅機制，鼓勵國內企業對影視產業的推動與贊助 ; 而朱詩鈺以「得獎像毒藥」剖析當前市場光設獎項鼓勵創作，卻無完整產銷機制的困境。


展望

正值20年華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們是最年輕、最充滿鬥志，但卻是名不見經傳、資源最少的族群，他們承載的是往後十幾年台灣紀錄片的發展，是紀錄片市場的一股新興力量。在整體勞動條件不佳的情況下，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更需要團結發聲，同時政府也必須建立完善產銷體制，活絡紀錄片創作的動能。


莊榮華：鐵漢柔情
榮華今年剛考進南藝大音像紀錄所，自認初生之犢不畏虎，面對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紀錄片環境，為了理想，再多犧牲也值得。目前作品皆是為原住民發聲：《布農》與《巴尼達的子民》。但別看他腰繫三尺正義劍，嗜好竟然是賞花？只要一有空，就到花市兼差打工，享受與花花草草接觸的親切之感。

陳至玟：享受絕對自由的創作

至玟畢業於輔大織品服裝系，卻熱愛影像欣賞，於今年年初參加紀錄片工會主辦的「紀生在三街」影像培訓課程，創作出首部紀錄片：《永樂》。對於紀錄片，享受絕對自由的創作，不願成為正職受牽絆。


朱詩鈺：幸運的傳播人
詩鈺畢業於台藝大應用媒體藝術所。身為朱詩倩的胞弟、楊力州的小舅子，他在訪談中不時提及在當前紀錄片勞動處境不佳的情況下，他比同年紀的媒體工作者要來得幸運。儘管如此，他還是相當鼓勵後進者投入紀錄片創作：不管結果如何，做自己想做的事，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鐘權：世界游牧者
鐘權出生於高雄，成長於台北，並飄洋過海到北京電影學院研讀紀錄片，更因為影片拍攝而行經世界各地。憑著對創作的熱情，為觀眾尋找那一幕幕撼動人心的畫面。可是，什麼時候也能停下腳步，享受那安定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