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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兩則媒來稿

如同班薩德提醒的，法國1968五月的運動之於2008年坐困台灣的我們，是一個可以想像和寄託革命感情的過去式，但絕不會是現在式。在全面就業、低通貨膨脹與高經濟成長可以同時發生戰後二十年間，進步學生有更充份的物質前提實踐革命家的教誨，而這種實踐甚至還能（自以為）走在法共與工人隊伍之前，反過來批判團結工人的保守與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從而激發後現代與解構的思潮，以至於今。我們己經知道，這股思潮的作用之於革命，起的未必是積極作用。

68的騷動或許應該理解為戰後二十年黃金年代的物質條件崩毀前夕的社會表現，從而預告了七○年代全面性的經濟危機，凱因斯主義因而破產而新自由主義繼之橫行，而危機的爆發也益發頻繁且深刻，隨著全球化逐步實現，效力真正地遍及全球。在層層疊疊的危機中長成的我們當代學生，不可能複製68的經驗與辦法；最多，我們的複製是68運動成員中一小撮人不懈的戰鬥精神，以之出發去把握資本主義日益深化的矛盾本質，而且要時時提醒我們自己這種緬懷不可以蒙蔽了我們對現實的分析、掌握與批判。

而這種分析與批判的現實性，畢竟要從在地的條件中長成，這種條件有兩個向度：一是空間的，二是時間的。從空間中我們掌握了全球化下的主體位置，從時間中我們掌握了歷史長河中的主體位置，從而可以判斷屬於我們自己的、特殊的運動策略與道路，並小心地在教條與投機、冒進與保守間辯證前進，並且企圖在與其他團體相互批評中合作與長成，即便這種相互批評看似是沒有共識的。

戰後台灣的學生運動在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湧現，但其遺產更多時候是自由主義的反封建論述，而不是工學聯合。作為殖民地以及發展後進國的台灣，其上的人民缺乏68學運的精神土壤與物質土壤，結果就是矛盾深化下人民自覺的行動還常走在知識份子之前而不是相反。因此我們相信，認清我們學生作為工人預備隊的本質從而組訓自己，比自以為是先鋒隊更為重要。革命不會在叨唸中實現，會在我們的手上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