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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本：鄭明萱譯（1996）。《極端的年代：二十世紀史》。台北：麥田。（原書 Hobsbawm, E. [1996].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Y. : Vintage.）ch.14-危機二十年。頁601-639。
導讀： 張十七

摘要：

 一、危機
◎ 1973年以後的二十年間，較之過去，人類對經濟生產控制的技術大大精進了，得益於存貨管理的電腦化，使生產和需求可以彈性配合（just in time），產能彈性因而大幅提高。同時，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以及移轉性支付（所得重分配），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應也有助經濟穩定。然而這二十年間，全世界卻經歷了戰後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原本在戰後以至於於1973年間「黃金年代」中，幾近消失的貧窮、大量失業、不穩定的經濟現象，又再重現。
◎ 危機的現象（接近1930年的經濟大恐慌）  1973-75年間，國際貿易跌落13%；已開發市場經濟體的工業生產驟降一成。  1980-82、1987-90美國及世界股市的狂洩。  1992年國際匯兌危機。  西歐的平均失業率由1960年代的1.5%劇升為1970年代的4.2%，歐體在1980年代末的失業率逾9%，1993年到11%。（這並非嬰兒潮導致）  貧窮，以及城市中街友四處流浪的景象普遍。（貧富差距，先進國比後進國輕微，但益發嚴重，所得中間階層逐漸消失，底層人民的生活依整社會福利支撐，造成國家巨大財政負擔） 已開發資本主義世界國家的富庶程度與生產力，總體而言仍在成長；但是非洲、西亞、拉美國家的GNP成長停滯，國民所得倒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在1989年以後完全崩潰；唯獨東方的中國，以及東亞的新興工業國逆勢成長。
 ◎ 對資本主義的操作完全失控，黃金時代國際間憑恃的政策調控，已告失靈，國家失去了對經濟的掌握力。
 二、政策理論的更替
◎ 1970-80年間，先進工業國多數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繼承的是凱因斯經濟管理的政策制度。同時主張極端自由主義的經濟神學開始露臉（1969新設諾貝爾經濟學獎，陸續頒給該派理論家），至1980年代後成為政策主調。
◎ 兩派的論爭（對黃金年代的解釋）：對景氣蕭條的指導作用有限。  凱因斯派：以優厚薪資、全面就業、福利國家的辦法，創造消費需求，促成經濟擴張。但是面對企業利潤與個人所得間的拉鋸，以及經濟全球化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效果有限。  新自由主義：自由的政治氣候使利潤上升。打擊政府機關在市場上的僵硬浪費與無效率，但是同時仍得依整政府以政策調控市場，政府權能反而擴張，比如美、英。

 三、全球化、工業化下，生產體制的轉型
 ◎ 黃金時期的工業化，並未造成大量失業；但危機二十年間，結構性的失業加劇，失業已經不只是景氣循環問題。
◎ 勞力密集工業的移轉，由高工資區轉向低工資區，但低工資區的工人同樣要面對技術升級趕不上流失的工作機會的問題。
◎ 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下，企業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的；公營事業衰落或解散，行業工會的力量也大不如前。
 ◎ 大規模發生的失業者依靠福利制度苟活，但遭到工作者的憎恨。失去穩定工作的失業人民轉從事零工或地下經濟，或是形成下層階級，被認定是無法解決的「既成事實」，也是次要問題。

 四、社會動盪、政局新局
◎ 失業人數增加，造成社會秩序不安定。傳統左右兩黨輪流執政的政治生態鬆動，工人階級碎裂化，各種訴求的政治運動相對興起（性別、環保、族群…新社會運動）。多數有影響力者，駁斥普世性公民民主政治的標籤，改投向特定群體性認同的意識形態（認同政治）。危機二十年內，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興起的政治力量，有幾點特徵：民粹性質的煽動渲染、高度曝光的個人領導、對外人外國的敵意心理。與戰前的法西斯有若干類似處。

 五、共產世界的瓦解、映照西方世界的型貌
 ◎ 共產世界自七○年代後與全球經貿體系接軌，不再是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冷戰局勢瓦解後，更加速了原本區域型的經濟分工與互賴網路的瓦解。原本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已有許多對體制不滿的聲音，主張漸進改革成類似西方的社會民主制，但是冷戰的結束恰好碰上西方國家面臨動盪的經濟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流行的期間，許多國家被迫接受躍進式、全面自由化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捲入沒有能力應付的世界市場中。
◎ 但共產世界因為強力的政治控制，許多傳統的價值與生活習慣反得以保存；而西方社會因眾本主義經濟動態較強，舊有制度不斷分崩離析。

 六、第三世界
◎ 除了南韓、台灣等東西新興工業國（NICs），第三世界的國家多陷入債台高築的境地。（p. 627）這些高昂的債務無法償還，因著利息愈滾愈多，終至使許多國家的生產完全不能支應增長中的債務，並且危及西方金融體系的正常發展，而必須由各國政府出面共同協調，重擬償債時程、務實地打消壞帳。
◎ 這二十年中，許多國家的外來投資掛零或是很少，與不斷成長的世界經濟體脫勾，造成貧富國家的鴻溝日闊。

 七、民族國家面臨挑戰-國界模糊化
◎ 在自由市場神學家、跨國公司、國際貨幣市場、球媒體傳播事業的推波助瀾下，民族國家對內的控制權力不斷遭到挑戰而折損，造成許多無政府亂象，這與大戰後的民族自決風潮（以民族、族裔、語言為單位形成國家）並不相同，有幾個特性：暗地裡的保護主義：在自由貿易的大旗下，許多國家拒絕成為區域經濟體的附庸，而暗中使出保護手段。 
     富者的自我中心現象：民族國家內部的貧富鴻溝，使得富者與貧者的界線愈發鞏固而明白，富者自掃門前雪的辦法表現為自共同的政治疆界中獨立出來。  文化革命後的認同政治：都市中認同群體的興起。個人加入特定族類並主張永久性的個人特質，強化排他性與相異性。與日益頻繁的人口流動現象相映。
◎ 為因應國際間發生的新問題，新的國際組織紛紛出現，速度之快前所未見。許多中型國家將部份主權交出，讓予超國家的權力機構，比如歐盟（歐體）。而國際金融或經濟機構的設立，則意在排除民主政治的牽涉來運作，比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許多第三世界的債務國在接受這些國際經濟組織的借款時，必須同時接受其新自由主義理論，即國營事業民營化、施行自由化市場的資本主義，而不論該國的條件與局勢能否適用。




問題與討論：
一、 由Hobsbawm的介紹，資本主義世界史的進程，不可阻擋地朝向自由化的目的前進。這個時期的台灣作為新興工業國之一，與這個趨勢相較，又是如何？
 二、 大工會、大政府的時代已經遠去，被「認同政治」取代。對社會運動者而言，策略上有什麼相應的調整？歷史能夠倒退或重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