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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我們？

非洲牛羚每年到了一定季節，就會開始橫跨草原的大遷徙，一代一代如此，根植在基因的記憶當中。
牛群的移動過程裡，遭遇寬達數十公尺的大河阻撓，是宿命中的相遇；牛羚成群結隊魚貫而過，途中不免有折損，也有少部份的牛羚技巧性地單獨找到河流中難得較窄的曲部，輕易地度過泥沙流，是牛群中的佼佼者。

傳播學院的學生，每年到了畢業季節之後，也如同牛羚群般被驅策投入當前充滿惡意的傳播媒體洪流。大部份的學生在現實的環境下低頭，有些不幸早早沖落渺無訊息；少數的一兩位則幸運地找到捷徑，而比他人快速地接近對岸，成為鎂光燈下的明星記者，也成為後來者欽羨且模仿的對象。

然而難道我們不能把河水滌清，讓它變得可親，灌溉兩岸的青草，哺育所有的牛群？面對惡質的傳播媒體，我們不應該在其中隨波逐流，或是僥倖地獲取權位便目空一切、顧盼自雄。

改造它，就是傳播學生鬥陣成立的目的。

同時，我們也深切瞭解到，作為意識型態的主要形塑管道，當前的主流傳播媒體卻一直扮演著負面的角色。過去在威權的政治體制下，它是壓迫民主運動的打手；現在處於壟斷資本主義逐漸成形的時間點上，它毫無反省能力地複製歧視弱勢團體的扭曲影像，以販賣感官商品、牟取暴利。大眾傳播媒體這道濁流，不但不斷地斲傷傳播學院畢業生熱切的心，同時也不斷地衝擊每個階段中的進步團體，使得改革土壤因而流失。

因此，改造傳播媒體，也是為了改造台灣社會，使它真正成為當初渡海先民心中的「許諾之地」。為了達成這個理想，我們集結關切媒體生態與台灣社會的學生，從學院階段便開始省思傳播媒體的未來出路，並且在現階段參與實際社會改革；未來在投入傳播工作時，也能夠彼此砥礪，在崗位上從事符合社會公義的報導，並且促成大眾傳播媒體的良性質變。

媒體的革新道路，就從我們這批被視為「產業生力軍」的傳播學生開始；因為我們浸淫其中，最為瞭解它應該往何處去。

長期方向和目標是什麼？

傳學鬥設定為一個長期性的組織，希望能夠在台灣的傳播學院中，建立起一個進步學生的新傳統，在學院裡和社會上不斷進行批判與改革。

傳學鬥的成員畢業進入媒體或學院工作，乃至從事社會運動，都將繼續贊助傳學鬥。傳學鬥的成員，進入媒體工作後，將結合更多有志者，從事媒體與社會的改革，例如參與記者協會，或在媒體內部組織工會，形成一股媒體內的堅定改革力量。

從事學術工作的傳學鬥畢業成員，將在傳播教育學術中，提供運動的理論基礎，並教育出進步的傳播學生。這種長期組織、改革媒體的運動，在全世界的媒體改革運動與傳播學術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創舉，具有重大的意義。

傳學鬥與傳播學生的關係為何？

傳學鬥是屬於傳播學生的組織，但並非屬於全部的傳播學生。我們理解大部分的學生是在資本主義馴化下的產業候備隊，具有趨利與投機的傾向，必須經過不斷的反省與自我改造，才能發展出批判與改革的潛能。在目前的現實情況下，傳學鬥只能扎根於傳播學生中最具進步性的少數人之中。但是傳學鬥的土壤就在大部分的傳播學生裡，傳播學生就是我們的群眾，在理念不變質的條件下，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傳播學院的建制，是社會的產物，因為就業市場需求與學術界本位利益的關係，發展出新聞、大傳、廣告、廣電、口語、電影等諸多科系。無疑在此中新聞是居於較顯著的地位，但並非新聞科系的學生，就必然更具進步潛能。學院為產業服務，但也提供反抗的空間，廣告、廣電等科系的學生，更可以將其所學發揮於社會運動，為弱勢者服務，甚至回頭批判學院裡的技術訓練與意識形態。

大學等級的建制，也是社會的產物。升學主義的聯考制度將台灣的大學傳播科系形成了一種高低順序，傳學鬥嚴格拒絕此種階序。我們希望各校學生排除本位心態，更打破各系所的光榮傳統神話，以理念為結合的基礎，團結跨校學生，回頭對各院系進行批判。

傳學鬥與學生運動的關係為何？

傳學鬥本質上就是學生運動的團體。台灣近兩年來學運較為低迷，而傳學鬥期待自己走出學運的新出路。所謂新出路之一，就是「學院化」的路線。傳學鬥是少數以「學院別」為基礎組織起來的跨校學運團體。

一般校園民主抗爭或學生參與的社會運動，都沒有挑戰到學院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所扮演的生產力再生產的功能，換言之，學生無法反省其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更無法藉此知識來反抗現有體制，這是學運的侷限。

傳學鬥的學院化學運路線，就是挑戰學院的生產力再生產功能。原本學院培養高級技術人員，為現有體制服務，但傳學鬥深入批判此種教育，反省課堂上的意識型態，更將學生所學的專業知識轉化，用來為反抗宰制的弱勢社會運動服務。

傳學鬥從來不放棄與與目前各校的學運團體結成緊密的盟友的機會。我們定位自己是一個跨校聯盟，而不僅僅是一個社團，傳學鬥與其他跨校聯盟應採取平行合作的結盟，而非領導或被領導的層級關係。傳學鬥應積極參與學運的跨校會議與活動。

傳學鬥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為何？

媒體改革是社會改革的一部份，因此傳學鬥與社會運動有密切的關係。包括女性、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人權等社會運動，都是傳學鬥的實踐場域，各社運團體也是傳學鬥的盟友。

社會運動與媒體改革，是傳學鬥的兩大主要實踐場域。在社會運動中，傳學鬥願與各社運團體結盟；在媒體改革中，傳學鬥做為主要發起者之一，結合各社運與學運團體（如三退運動等）。傳學鬥配合各社運團體的活動，參與連署、宣傳、動員等工作，更可以所學之專業，協助社運之新聞發布、文宣製作、攝影記錄等，盡其做為社會進步力量之義務

願景：全民政府，公民媒體

西元二○○○年，是美麗之島航向新世紀的開始。今年，台灣以民主的方式，完成了史無前例的政權和平轉移，實現了多年來追求自由理想的第一步；今年，我們也在新政府所帶來的新氣象中，看到了多年來積弊難除的媒體環境，出現了翻轉的契機。

如今，媒體終於願意擺脫威權政體的桎梧，邁向專業領導的新時代。

這將是塑造台灣新世紀媒體環境的關鍵時刻。作為曾經是九五年「三退運動」主要推動團體的一份子，我們充分瞭解到，所謂的「黨政軍退出三台」，只是階段性的手段；因為改造媒體的終極目標，在於落實公民參與媒體的權利，也就是要求所有不當的干預，都必須退出媒體。政黨力量與威權體制，當然是令人深惡痛絕的幕後黑手；同樣地，惡質的商業利潤導向，更是導致媒體走向煽色腥的毒瘤。

任何形式的釋股行動，都勢必使得財團繼政黨之踵，成為廣電媒體的新束縛。因此我們主張，未來的廣電媒體，必須經由公權力保障公民參與的權利；經由政府、而非政黨的力量，達成使媒體成為公共領域的理想。

傳播學院的學生，是未來媒體的生力軍；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參與媒體改造的工程。因為，我們不願意未來成為政黨勢力操弄下的打手，更不希望成為財團金權所擺佈的卒子。

讓我們一起努力打造公民媒體的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