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在一個農業為主的社會中，社會組織是很重要的基本單元。它是生產的基礎勞動力，一種協力網，也是人與人互動最基礎的社會單元。第三世界快速的現代化過程，將這樣原始的家庭和社會網絡破壞了，因而出現了所謂現代意義下的「異鄉人」，疏離的人際關係，以及斷裂化及個人化的社會。

在一個資本，資訊，人口和文化都加倍流動的全球化年代中，重建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ing）無非是更為優先的社會工程之一。它因此也改變了資本競爭和政治競爭的遊戲規則。輸贏，不再是急著殲滅對方。因為破壞社會協力網，各領域的治理，將會出現不可控制的危機。

因而，我們幾乎可以賭定地這樣說，在一個全球化年代中，如何重建這個社會網絡和基礎，並試圖讓它可以運作，可有適度的彈性，可有協商與重組的機會，正是當代治理的核心。

PS: 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如此縱容小人當道，讓媒體炒作黑暗勢力，興風作浪，動員群眾忌恨心理來夾殺社會菁英，實在是不可原諒。唉。

寫在前頭:＂輕稅簡政＂其實是全球化年代中的治理主流. 然而, 正如簡先生在下文提到的, 減稅不見得不可行, 問題在於前提應該是先讓稅制公平, 否則貿然減稅會導致逃稅弊端, 造成Ｍ型社會的急速惡化, 且將大量減低治理權的範圍, 讓公領域迅速縮小,快速私有化. 吾人也很羨幕簡先生提到的北歐國家瑞典的社會福利. 問題是, 瑞典在七八十年代先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經濟升級與轉型, 從污染性重工業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的科技與研發產業以及文創設計產業之後, 才有我們現在看見的繁華與公平. 所以重點應該是先讓經濟結構轉型, 走出島國發展的困境, 以邁向新的全球-區域經濟.

簡錫堦 評論

近日，電視媒體不斷出現一則由工總製作的「減稅救經濟」廣告，更砸下重金猛打宣傳，用似是而非的謬論，向全民進行疲勞轟炸式的洗腦，並藉以向賦改會及政府施壓，試圖左右本次稅改的方向。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廣告訴求「稅低才能發展經濟，稅高則經濟就衰退」。如果這理論正確，免稅天堂的威京、開曼群島不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第一名的國家？舉瑞典這個世界高稅負的國家為例，由於透明、清廉，人民願意繳較高的稅，也感受繳稅的好處，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與高品質的生活環境，而免學費的教育、高素質高創造力的勞工，國家投入科研經費人均世界第一，造就了國際級企業。誰說，高稅負就無法發展經濟？

寫在前頭：前兩天有朋友寫信來提醒我，詹偉雄先生在數位雜誌的個人專欄中也曾經以這個SONY公司的轉型個案為題，進行過個案書寫。我自己也是他的讀者粉絲，但很抱歉，我剛好沒看過那篇，所以不知道是第幾期中有書寫。但是非常高興知道原來大家看法一致。我沒有意思要將這個榮譽佔為己有，只是知道好東西喜歡分享而已，也並沒有特別簽名發表，所以榮耀要歸詹先生也極好，何況我本來就喜歡看他的書。（如果知道期數的，歡迎告知，這樣我以後提到個案就可以加註。）只是這個故事在日本企業界和管理學界是廣為流傳的著名案例，也算某種知識上的公共財了。特說明之，也趁機向讀者強力推薦詹偉雄先生的書和專欄。

要過年了，講點輕鬆有趣的。這個故事我常在演講或上課的時候提到，寫在這裡分享好了。順便祝大家佳節愉快。

 

最近大家都在講剛上任南韓新總理的李明博先生，認為一個新時代的領導人就應該像他那樣有嶄新的領導風格，以CEO（總經理）精神來治國。這個精神指的是，有遠見，有魄力，有效率，有執行力，跟過去在現代主義脈絡下的意識形態領導極端不同（這個意識形態領導，可以參考阿圖塞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批評）。其實講白了，就是一種能夠處理市場需求隨時變化和隨時崩潰而來的「危機處理」能力，一種制度設計的創新和協調部門矛盾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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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當選南韓總統了，他大勝，但投票率卻是南韓歷史的新低。很有趣的冷熱對比。一個曾經以去除城市毒瘤整治清溪川，打造生態城市成功而聲名大噪出線的政治明星，其實正是南韓新保守陣營的政治代表。他代表的利益集團是南韓的大企業，而不是市民和國民，他有可能會帶領下一階段南韓的經濟再起飛，但受益的卻不一定是老百姓。因為，他是當今全球經濟轉型過程中相當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代言人，也是全球性的政治發展趨勢在亞洲區域的表現：新保守主義的興起。

事實上南韓下一階段的經濟如果能夠有一個結構性變化，或者所謂的再起飛，跟領導人的英明其實沒有直接關係，反而跟過去全面抵抗市場經濟的北韓願意有限度定點開放經濟特區，讓資金有著床的新投資發展空間息息相關。這個新的全球資本「跨界」投資的發展趨勢所導致的「跨界治理危機」，使得過去在國族經濟中善於處理分配的左翼進步政黨，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很容易吃力不討好會下台的主因。（或者更糟的，這些昔日進步的領導人被危機和局勢逼成「基本教義派」，成為新的集權主義者。拉丁美洲新領導人幾乎是最具代表性的範例）。也是為何具有處理危機能力的CEO型人物，取代了過去以意識形態取勝的領導者，容易成為新世紀的政治領袖。 ...繼續閱讀

之前我談到全球經濟第二次轉型之所以安全過關，最重要的因素是資訊革命及其引發的制度創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在政治治理上引發的最大影響就是促成：彈性治理（flexible governance）的急迫需要。

 彈性治理，顧名思義就是政治治理中需要具備「彈性」。而這個彈性，是相對於「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下的「規格化」與「標準化」而來的新制度設計，意味著制度設計中必須要有能夠面對危機而安裝的彈性設計。我們所受過的民主教育基本上是一套西方國家（尤其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已經嘗試過的「現代民主制度」以及「現代治理」，而整個推動民主化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在設法實踐這一整套現代化制度，使體制「正常化」運作。然而，用這些過去一百年來人類經歷過的現代制度來面對當前全球經濟所引發的危機，恐怕會顯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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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那篇筆記感想中我提到，討論當今全球化議題非常切中時勢，是很好的公共議題，但要避免以「懷舊」（nostalgia）心情來追求「未來的」經濟願景，尤其不能因為懷舊而想回到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因為那個經濟奇蹟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威權國家」，這是四小「龍」（four "tiger"）龍頭稱謂的由來。國家已經民主化了，不可能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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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三年來常常被邀演講，除了性別與空間之外，我講得最多的主題是：全球化。對於在地社會而言，除了全球經濟轉型帶來的衝擊之外，最大的社會與文化挑戰是：如何面對（外來的）差異。這句話講起來很抽象，很簡單，但實踐起來是很複雜的。如果你能夠面對，而且是平等開放地面對一個陌生人，其前提是，你必須夠瞭解你自己是誰。甚至，你必須是個夠有自信的人。因為一個瞭解自己而擁有自信的人，才有能力面對「陌生人」帶來的各種「異質性」，及其對你/妳展開各種刻板印象的挑戰。

於是，面對一個和自己社會文化背景都差異甚大的陌生人，首先就得同時面對自己對內在自我的陌生，要面對因為社會變遷所產生新的陌生自我。甚至，因為願意接納一位陌生人，而必須大幅調整自我長久以來所擁抱不變的價值與信仰。這個面對差異最艱難的部分，可能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部分。

然而，所有社會與文化意義的誤解，本身卻同時隱藏著開放瞭解的可能性。只是，不同社會位置上的人在走向「瞭解」的路徑是非常不一樣的。優勢者需要學習的是摒棄成見走出封閉的自我，向陌生的「他者」學習；而弱勢者則在尋找自我解放的出路時，需要避免過於二元對立的思考邏輯，以及這個對立原則下的自我想像，避免重返那被（優勢者設下的）分類規則所指定的「原我的」牢籠。

一位針對身份與文化差異如何改變民主政治內容具有典範性意義的女性政治學者：Iris Marion Young 曾說：「來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在全球城市裡相遇了。那個相遇的所在（meeting place），正是測試與考驗我們民主政治『品質』（quality of democracy）的前哨站。」

誤解，所以渴望瞭解，因而可能成為你我相遇的開始。

中時2007.10.22專題：新移民的衝擊 四十萬新移民在台灣，是好？是壞？怎麼辦？人們從心中縈繞著種種疑問，逐漸醞釀成對外來者的憂慮、岐視甚或排斥。不僅一般大眾有疑慮，包括一些學者專家也開始擔心，大量的外來移民是否會造成台灣的福利資源被濫用、「人口素質」被拉低、社會競爭力也走下坡？ 

大眾很容易將焦慮直接對準外來者本身，缺忽略「新移民現象」背後的結構與政策。不少憂慮的人甚至開始主張，應該限制外來移民人數──而這其實也是目前台灣政府移民政策的主要方向。當前的移民政策幾乎等於移民管控政策。移民署耗費大量人力做的工作，多是針對這些移民的入境面談、入境後的查察，逐一審核他們半年、一年、兩年後的居留權是否可延長等。 ...繼續閱讀

藍佩嘉    　

上月中，我參加了由「沒錢沒身分」行動聯盟發起的反對婚姻移民入籍財力限制的遊行。抗議所在的內政部與移民署，都高掛了「UN for Taiwan」的醒目旗幟，其下是一字排開的、面無表情的警察，隔離著一群群來自台灣各地的東南亞與大陸配偶、台灣家人及支持群眾。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在國際間仍然掙扎於不確定的國家地位。我們苦苦叩門，盼望加入聯合國這個門檻森嚴的國際組織，卻看不見身邊的「聯合國」──我們的島嶼已然成為一個多元族群與文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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