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3,2009
關注六四, 了解中國民間社會 (孫瑞穗評論, 06/01/2009, 蘋果論壇)
關注六四, 了解中國民間社會
⊙ 孫瑞穗評論
人民廣場上，學生和群眾在激情的民主演說之後，將象徵著「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女神像在廣場上緩緩矗立。這樣激勵人心的場景，卻在無情的坦克車進城鎮壓之後，在槍聲和血泊中灰飛煙滅。
⊙ 孫瑞穗評論
人民廣場上，學生和群眾在激情的民主演說之後，將象徵著「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女神像在廣場上緩緩矗立。這樣激勵人心的場景，卻在無情的坦克車進城鎮壓之後，在槍聲和血泊中灰飛煙滅。
六四事件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哀傷場景，在中國人心裡則是一個難以抹滅的傷痕，在越來越傾市場經濟的繁華新中國裡，是一個主政者相當不願意回首的歷史創傷。比較值得深究的面向是，除了人權的怒吼之外，六四背後其實代表了80年代經濟改革和思想開放後，支持言論自由和民主思潮的「新中國民間社會」如何成形的過程。
在經濟自由化之後進一步產生政治民主要求，在資本主義先行的國家歷史經驗中，並不陌生。英國如此，美國如此，台灣亦復如此。比較特別的是，幾個在二次戰後採行「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路線的共產大國，像是蘇聯、中國及東歐等，其經濟改革所連帶牽動的政治改革的規模之大，對全球經濟重整來說，其影響力有如大地震。
相對於瞬間解體的蘇聯和東歐國族經濟來說，中國最特別之處，乃在於它的經改過程和社會變遷來得穩健多了。許多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指出，中國經改之所以順利進行，最關鍵的社會基礎在於，文革時期以來從底層家戶勞動參與所形成的「鄉鎮型社會經濟制度」。
他們做了很巧妙的比喻。假如說國家經營的醬油工廠在蘇聯有三家，那麼中國的特別是鄉鎮地區每戶人家都會做醬油。因此，當國家醬油工廠供需失衡時，蘇聯會倒，東歐會倒，但中國不會倒。講得學術一點，那就是國家干預和分配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民間社會有一套穩定市場供需的內在基礎與生產網絡。1978年開始的經改，便是利用了勞動參與率如此之高的社會基礎。在經過30年孕育後，養成了一個面對市場與世界經濟都相當靈活而彈性的「新企業家世代」。
不誇張的話，1989年發生的這場六四歷史場景背後，可說是繼文革後「中國轉型新社會」和「經改新世代」浮出歷史地表的時刻。他們在取得相對的經濟基礎後，向國家要求更多的人民民主空間和政治發言權。
做為在80年代經歷了「經濟奇蹟」的台灣人來說，這樣的民間社會一點都不陌生，反而有點親切。不同的是，幾乎同一時期經歷自由思想衝擊的「台灣解嚴後新世代」，某種程度實現了他們渴望多年的民主改革，包括了：民主選舉、政黨輪替和媒體自由等。然而相對地，六四那天在廣場上抗議的學生和群眾們卻被坦克鎮壓消音。這些當年激情改革的學生領袖們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下海做生意，每年只能在六四這一天暗自緬懷他們死去的同志和曾經一同做過卻未能實現的民主夢。
兩岸三地與其把六四繼續當成「鎮壓民主」或「反抗中國（共）」的政治符號來隔空交戰，不如將之視為民間社會相互了解的跨國平台、了解新中國轉型社會的顯微鏡。
對不流血而僥倖享獲民主成果的台灣人來說，六四是一面警惕執政者不可任意使用國家暴力的歷史明鏡；甚至，在體驗了民主得來不易的基礎上對「中國民間社會的民主要求」應有更「同情式的理解」。
而對那通過經改崛起而日漸強大的新中國來說，與其繼續鎮壓來自香港、台灣、甚或全球華人圈對「六四」此起彼落的緬懷聲與抗議聲，不如好好聆聽他們對民主自治的呼籲及非戰家園的渴望。並進而思索：作為一個新興大國，該如何面對全球年代東亞新秩序的新政治責任。
在經濟自由化之後進一步產生政治民主要求，在資本主義先行的國家歷史經驗中，並不陌生。英國如此，美國如此，台灣亦復如此。比較特別的是，幾個在二次戰後採行「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路線的共產大國，像是蘇聯、中國及東歐等，其經濟改革所連帶牽動的政治改革的規模之大，對全球經濟重整來說，其影響力有如大地震。
相對於瞬間解體的蘇聯和東歐國族經濟來說，中國最特別之處，乃在於它的經改過程和社會變遷來得穩健多了。許多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指出，中國經改之所以順利進行，最關鍵的社會基礎在於，文革時期以來從底層家戶勞動參與所形成的「鄉鎮型社會經濟制度」。
他們做了很巧妙的比喻。假如說國家經營的醬油工廠在蘇聯有三家，那麼中國的特別是鄉鎮地區每戶人家都會做醬油。因此，當國家醬油工廠供需失衡時，蘇聯會倒，東歐會倒，但中國不會倒。講得學術一點，那就是國家干預和分配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民間社會有一套穩定市場供需的內在基礎與生產網絡。1978年開始的經改，便是利用了勞動參與率如此之高的社會基礎。在經過30年孕育後，養成了一個面對市場與世界經濟都相當靈活而彈性的「新企業家世代」。
不誇張的話，1989年發生的這場六四歷史場景背後，可說是繼文革後「中國轉型新社會」和「經改新世代」浮出歷史地表的時刻。他們在取得相對的經濟基礎後，向國家要求更多的人民民主空間和政治發言權。
做為在80年代經歷了「經濟奇蹟」的台灣人來說，這樣的民間社會一點都不陌生，反而有點親切。不同的是，幾乎同一時期經歷自由思想衝擊的「台灣解嚴後新世代」，某種程度實現了他們渴望多年的民主改革，包括了：民主選舉、政黨輪替和媒體自由等。然而相對地，六四那天在廣場上抗議的學生和群眾們卻被坦克鎮壓消音。這些當年激情改革的學生領袖們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下海做生意，每年只能在六四這一天暗自緬懷他們死去的同志和曾經一同做過卻未能實現的民主夢。
兩岸三地與其把六四繼續當成「鎮壓民主」或「反抗中國（共）」的政治符號來隔空交戰，不如將之視為民間社會相互了解的跨國平台、了解新中國轉型社會的顯微鏡。
對不流血而僥倖享獲民主成果的台灣人來說，六四是一面警惕執政者不可任意使用國家暴力的歷史明鏡；甚至，在體驗了民主得來不易的基礎上對「中國民間社會的民主要求」應有更「同情式的理解」。
而對那通過經改崛起而日漸強大的新中國來說，與其繼續鎮壓來自香港、台灣、甚或全球華人圈對「六四」此起彼落的緬懷聲與抗議聲，不如好好聆聽他們對民主自治的呼籲及非戰家園的渴望。並進而思索：作為一個新興大國，該如何面對全球年代東亞新秩序的新政治責任。
( 作者為台灣藝術大學文創學程教師，婦女新知基金會前董事 )
![[Syndicate this site]](http://cdn.rimg.tw/images/blog/rss.gif "Syndicate RSS feed"){kind=small}
![[Syndicate this site]](http://cdn.rimg.tw/images/blog/atom.gif "Syndicate ATOM feed"){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