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之前我談到全球經濟第二次轉型之所以安全過關，最重要的因素是資訊革命及其引發的制度創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在政治治理上引發的最大影響就是促成：彈性治理（flexible governance）的急迫需要。

我們來看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選舉制度在八十年代以後的改革就可以看出端倪。加勒比海周邊的中美洲國家，恐怕就是北美經濟起飛之後第一個在經濟上和勞動力供給上被剝削的對象。也因此，他們的人民被迫提早（半）拔根式的流動。這種因為經濟因素被迫流動到他國謀生的人，並不見得（在情感上）不認同他原來的家鄉。於是，如何使這些「被迫」離開的人，還是能夠關心自己的家園和家園的未來，便成為八十年代現代政治治理最大的挑戰。

所以他們只好發明一種新的選舉制度，讓這些長期在「外國」工作的本國公民還是可以通過郵寄或網路進行特定投票行為。這種投票不以過去現代政治中所預設的「血統」「戶籍」「在地停留時間」等傳統生活特質，而考慮經由投票來拉回被外力拉走的公民和菁英，讓它的在地社會與國家可以繼續運作。這種情況對我們的挑戰是，對於現代國家形式之想像的挑戰：也就是說，後現代時期，國家可以用一種「跨界」或「跨區域」的形式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運作。這就是一種治理制度的創新。

你不要以為這種事情只發生在窮國，事實上老牌又先進的民主國家像是英國和法國也漸漸有這樣的彈性制度發生。比如說，倫敦與巴黎城市居住權和工作權之間的彈性設計。我有許多同學回到歐洲工作之後，許多人在倫敦找到教職，卻選擇住在巴黎，並通過歐洲之星高鐵來通勤。在八十年代的經濟轉型中，本來英國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在轉型之後就被比下去了。但是九十年代之後，他們以包裝觀光產業的歷史與文化創意產業讓在地產業升級，又讓就業市場開始蓬勃。相較於歐洲大陸像是法國的勞工工時保護，許多人為了謀生還是得到倫敦求職。

於是，任何人都會想到，這樣不會被兩頭抽稅又失去工作地的公民權嗎？所以制度上的彈性設計就很重要了。於是你在倫敦的工作收入被抽稅，但回到法國不必再次繳稅。也就是說，這個稅制是以一個「個人」為主，而非以「居住地戶籍」為主來徵收的，即便你跨過國界和州界（而事實上，歐洲共同體的想像就是為這樣的彈性設計鋪路的）。因此，稅制的彈性改革，使得產業復甦的英國得到了就業人才，而法國則用居住地環境品質留住了菁英公民。這就是雙贏的彈性設計。

還有許多許多的狀況，都需要彈性。我們常常羨慕日本的都市更新，為何可以變出一個「創意中城」，讓安藤忠雄口中「無臉城市」的東京，變得表情如此豐富。但是你去看我們的城市公共工程招標法，就知道創意不可能發生在台北。

原因很簡單，我們的法規制訂中，規定得標者必須是「最低價格者」，而不是「最有創意者」。以最低價格來審核設計案，得到的如果不是最不出錯，最低標準的設計，不然就會是最爛的創意。這個審核法規的前提基本上就是因為不信任，不信任專業者，不信任官僚，也不信任建築師，才會做出這樣的不信任所有人的綁手綁腳制度。在這樣硬梆梆的制度中，有企圖和創意的建築設計案是幾乎不可能出線的。

你看社會主義體制中原本硬梆梆的中國，竟然能蓋出這麼多創意建築，其實背後也是經歷一場場制度創新之後的成果。而且她的危機仍在持續中。以後有機會再來細講。而且一定要等到選舉過後，免得又被貼標籤。呵呵。

總而言之，那種只重監督而絲毫沒有彈性的現代制度設計，會迫使我們在「最低標準」中求生，而讓那些可能極有創造意志和前瞻思維的領導者，一不小心就會觸法。這是為何「不合時宜」的現代制度足以消磨青年人才最可怕之處。如果真的有心面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危機，一定要去面對這個危機所引發的制度創新之急迫需要，以及相對的治理改革。不管是國家想像，國會體制，選舉制度，教育改革，城市設計，社會參與與社區生活等各層面。

如果說，現代化制度與治理曾經是人類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最具創造性的摧毀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急需的，恐怕是在各種制度層面上進行一場切合時勢的摧毀性的創造。這種解構式的制度創新最需要的，正是最有創意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