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7,2007
再論全球化
記得在那篇筆記感想中我提到,討論當今全球化議題非常切中時勢,是很好的公共議題,但要避免以「懷舊」(nostalgia)心情來追求「未來的」經濟願景,尤其不能因為懷舊而想回到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因為那個經濟奇蹟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威權國家」,這是四小「龍」(four "tiger")龍頭稱謂的由來。國家已經民主化了,不可能走回頭路。
而這個「戒嚴體制」下的經濟奇蹟不可能再回來,並不只是統治者的意志改變或技術官僚的能力問題,而主要是政經結構這類非人因素的徹底轉型。資本主義本身的兩次轉型(60's and 80's)就是關鍵性影響。
一方面,相較於第一次在六十年代由積累危機所產生的消費轉型,全球經濟在八十年代的危機是市場重整及結構制度崩潰所造成的,而它之所以可以安全轉型,是因為資訊技術革命,及其所導引的制度創新。因此很明顯地,九十年代之後,經濟市場結構已從民族國家經濟轉為更大尺度的超國家區域經濟體系,而且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國家和市場)管理制度的更新,被稱為治理模型之轉型。這個發展趨勢,你可以從NAFTA,WTO和東協等幾個新區域經濟體轉化明顯看出來。也因此,台灣如果不能想辦法經由制度創新,有自主性也有彈性地進入這些區域經濟體中參與運作,就會變成真正的亞細亞孤兒,成為市場價格被動的接受者。(前幾年米酒殺人事件已是預告先例)
另一方面,全球化過程引發了過去資本現代化前所未有的流動現象,包括跨國與跨區域的移工與移民流動,科技資訊流動以及文化認同流動等。這些拔根式(uproot)的流動將會使得舊有以國族為單位的市場管理和治理模式被迫產生根本性的變遷。也因此,任意提出回歸過去老舊治理模式,將會導致不可收拾的政經危機。
這是我對當前歷史條件轉變的描述和理解,也是受過政治經濟學基本訓練的人對當前歷史情勢的基本判斷。我想,誤解我意思的人,可能是因為我用一種比較複雜的語言講話,乍聽起來好像在批評「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策」,也很像並不直接支持綠營的獨立主張。無法輕易貼顏色標籤讓你開始不安?「不是同志,就是敵人」讓閱聽者把頭腦鎖死了。有無想過,真正問題可能出在貼標籤的方式過於簡單,或者說,這些標籤本身所預設的立場都太簡單,太老舊了,無能理解現實,載不動未來。
標籤化的思考也許比較容易讓我們在紛亂時局中找到位置和安全感,但其實那是對現實理解的逃避,對自主選擇的逃避,也是一種對自由的逃避。
當今全球化所帶來的危機和影響,本來就是非常複雜而多層面的,難以二擇一,我們的因應措施也應當相對複雜才對。以參與區域經濟體運作為例,你一方面要有(準)國家的自主性,但也要有準經濟行動者的能動性才行。這中間需要的是一種對舊觀念與舊範疇的鬆綁,也就是所謂的彈性治理(flexible governance)。你知道嗎?在今天的文化生產模式中,一個特定國家中的文化生產者可能根本長期不居住在他自己原來社區中呢,因此國家文化政策如果以過去那種「居住地」和「國籍」來運作,可能根本無法進行。這些「格格不入」的制度窘境,其實不只發生在像台灣這類不被認可為國家的地方,也發生在許多所謂的資本先進國。也因此,我們不但要改變看待現實和世界的觀念,而且連制度改革都無法輕易複製過去。
我們的公共領域漸漸地喧囂吵鬧,逐漸無法聽懂或容忍這類複雜的分析語言,逐漸自我弱智化,是因為選舉語言所導致的立場兩極化。這種藍綠二元對立,逼使我們在一個被簡化和被極端化了的情境中進行選擇,被迫失去基本的辨認和思考能力,甚至完全無法有面對更複雜的未來的想像力。
作為一個教育者,一個長期對公共領域有所期待的人,我們應該鼓勵身邊所有跟我們有相類似焦慮和感想的人,尤其是年輕人,要堅持繼續保持自己複雜的觀察和思考能力,不輕易被恐嚇,被貼標籤了事。而選票,千萬別投給那種台面上很會叫罵或獻忠誠的人,而是要投給那些真正有能力影響生活內容和品質,對公共議題和未來發展有想法的人,即便他們使用的複雜的語言剛開始不容易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