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王文中提到像布爾狄厄這類馬克思主義論者之所以對「布爾喬亞想像」有所批評，主要是因為它在理論上預先內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和進程，將市場價值內化，將所有市民都假設成消費者，而非勞動者，甚至不是空間使用主體。考察人類文明史，「城市」本是封建體制與農奴解放後追尋自主獨立的歷史空間，有人道主義式的解放意涵，但「布爾喬亞價值」導引下的城市卻只淪為消費空間。

    台灣或亞洲城市發展軌跡比這更複雜，或者說，在發展進程上更壓縮更跳躍。尤其戰後新世界分工體系建立後，台灣的城市根本就直接從殖民地轉為世界加工出口區。我們曾體驗過的城市多半是為了執行殖民或工業生產功能而建造的空間，而非以人的生活或文化創造為主的空間。轉型，無非是為了扭轉這被歷史發展所侷限的想像軌跡及方向。

    如果王文針對「布爾喬亞想像」的批評為我們揭開的視野，可以看到城市公共空間不該被市場價值壟斷，命名該多關照在地歷史脈絡，那便是有意義的。但如果只是變成道德指責使得文化實驗行動很難進行，我認為將淪落於廉價的意識形態批評。

    換言之，台灣或亞洲的城市轉型會不會必然經歷西方城市的「縉紳化」，草根居民是否因此被去除空間發言權，才是這個「南村」對話中最值得爭議的重點。我無法同意王文將在地文化行動者一干子全打成「文化掮客」，完全忽視「行動者」在實踐過程中往往比意識形態主體擁有更多發展自主權和轉型方向的選擇權。現實世界並不像結構指定得那樣死，行動中的意義往往比僵化立場複雜得多。

    所有處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文化翻譯的人都是某種「文化掮客」，也同時是文化代理人與行動者。他們都逃不了「文化翻譯」和「意義牽連」的責任。不讓這類質疑淪為廉價道德批評最好的方式，是把它當成一種問題意識，藉以勇敢打開「在地想像」的黑盒子，進行開創性的文化重組。

    在全球化過程中人口和資訊都快速穿透流動的年代裡，地方想像不會只是居所定義下的封閉社區概念，居民主體的利益和權力也複雜許多。文化地理學家T. Cresswell說得好：「認識地方，也是一種讓我們重新觀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尤其當「南村落」並不像狄士尼這類跨國公司那樣具有壟斷排他性時，與其在立場上阻擋，不如積極在轉型當口主動介入與重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