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孫瑞穗

朱偉誠教授在七月二十七日的「差異主流化？」一文中，對在地性別主流化運動與總統府諮詢小組運作的警語和期待，本人心有戚戚焉。

我認為在一個被全球化力量加速穿透年代中的在地性別運動需具備兩個態度：一、先別搶當聯合國規格下模範生，應珍惜解嚴後十年來台灣在地性別運動超越其他地區的多元實踐與民主成果；二、先別小看自己，應重新審視在地性別運動複雜交錯的歷史軌跡、特殊性及自主性。

由於台灣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退出聯合國後，以重返聯合國來重回國際社會變成了台灣朝野共同的「渴望」，也因此，我們在面對國際組織時不自覺地因為飢渴過度而缺乏立足於在地歷史經驗的審慎提問。

聯合國主導的各人權行動方案，向來都以歐美民主憲政定義下的普遍人權為版本，較少考慮到第三世界憲政體制與現代化未完成狀態、國族認同的激烈衝突，更不用說，與這些衝突交織在一起的各種性別認同運動發展軌跡。

我們不要忘了，台灣的同志人權運動曾是總統和市長候選人爭相上台代言的認同運動；單身女性曾因政府「促生」政策而超前歷史地擁有未婚生產福利；台灣也是少數女權指數超高的亞洲國家之一。這些鮮美多汁的多元性別運動軌跡都應該被好好運用，借性別主流化之力而更上層樓，而不是反由在地菁英主導一場「自我漂白式」的在地歷史清洗秀。 　　

八十年代聯合國也曾帶頭召喚對東亞地區深具影響的「婦女十年」行動方案。通過提供各種經援方案，與各民族國家聯手促進資本和勞動的現代化。以「婦女與發展」為名，曾經大量動員了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並深深影響了此階段以職場性別平權為主要政治議程的各國婦女運動。然由於聯合國資源分配多通過正式管道發放，忽視東亞婦女勞動力多在非正式部門就業的特性，她們的勞動成果在ＧＤＰ這種數字中是顯示不出來的，以致平權運動所爭取到的制度性改革對當時低階或非正式部門就業的勞動婦女處境之改善是很有限的。

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台灣非聯合國會員，既沒分到好處，也沒有因過度依賴而造成悲劇。台灣婦運如今以性別主流化來響應國際潮流，有問題之處並不只在於毫不批判地貫徹聯合國意志，而且是缺乏有在地視野的提問，以及給更多性別人權團體的開放參與討論。重新審視聯合國行動方案如何介入在地性別運動議程很重要，它讓行動者於「借力使力」時不致太過天真，實踐上有更確切的問題意識。

比如說，性別主流化到底是「讓性別認同比較主流的『掌權化』了」，還是「讓性別平等的理想真正『普及化』了」？她是加大了改革的規模和範圍？還是造成了性別團體間新的不均等發展？…當今婦團積極把性別平等精神貫徹到政府體制內之際，到底是趁機建立了與性別事務相關的開放性民主參與機制？還是，提早進入體制自我拔牙因而自廢了武功呢？…而在參與或監督政府政策執行過程中，我們到底是把公務員訓練成了有婦運精神的行動者？還是讓婦運者提前變成了公務員？等等批判性提問。

最後，性別主流化不應只是政府部門和公務員改造而已，還應該包括性／別公民權在各層級體制的制度性貫徹，以及更重要的，性別公民主體的社會培力工程。 期待多元版本的「性別主流化」普及社會後，老百姓也能有像陳總統巡視麻豆積水時的那種魄力，有尊嚴地高喊：「有哪一個政府官員敢再忽視婦女、同性戀及外籍配偶權益者，烏紗帽統統都要給我摘下來！」

（作者為婦女新知常務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