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孫瑞穗  

創作歌手林生祥日前拒領金曲獎的「最佳客語歌手」和「最佳客語專輯」兩項大獎，引起文化創作界許多肯定的迴響，也相當程度引起了文化政策如何介入文化產業發展的爭議。

根據生祥個人的詮釋，這個「拒領」動作是為了表明新聞局等主辦單位以「保護族群語言」為名來規範和介入歌曲競賽，事實上卻干擾了文化人多元自主的空間，反而使得創作者「走不出台灣」，是一種過時而不當的創作分類和文化治理方式。然而話說回來，主辦單位企圖保護在過去國語政策全面支配下被邊緣弱勢化了的「其他族群語言」（如：原住民語、台語、客語等）並不是完全沒道理的。

金曲獎在解嚴後的1988年設立，設立初期仍在反應戒嚴以來支配性國語政策，以優越化「國語歌曲」為主。直到2003年才開始以設立「其他弱勢語言獎項」來實踐那被民主國家奉為圭臬的多元文化治理之理想。這處在政策與產業間的爭議如果能暫時離開特定個人或團體利害，放遠一點來看，就會發現並不是「多元文化治理」以實現族群平等發展的理想堅持不對，而是在諸如金曲獎這類相當接近創作活動或市場競爭的場域中，以「族群」範疇為基礎的保護政策不宜介入太深。就族群文化的長期平等發展而言也沒用。因為文化弱勢的問題不在於它沒有市場，而是它長期被壓制和邊緣化以致於被徹底摒除在「創作性」和「思考性」的語言之外，因而無法在創作活動或競爭市場中成為真正的「文化選擇」。

像生祥這類以客語歌曲創作為主的文化工作者，並不是因為「政策保護」而勝出的，反而是受到解嚴後本土民間社會對「弱勢族群的認同重建運動」之影響，受現代化教育的知青主動重返故鄉後重拾失落的母語和重建自我認同之後而出線的。因此，實現多元文化治理之政策實踐反而應該著重在「文化生產面」基礎設施的打造上。它包括了新母語教育、文化社區培力、傳統文化創新以及獎勵創作資源的提供等，重新打造讓台灣新生代願意而且可以為特定「族群認同或語言」而創作的文化環境，讓弱勢文化擺脫被邊緣化的命運重新成為創作中真正的選項。

文化產業的政策干預和治理表面上看起來只是關乎消費品味的市場管理策略，但長期來說，更牽涉到文化認同能否永續發展的基礎。台灣的民間社會一直都有生猛充沛的消費文化活力，可惜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產業基礎」來支持。由於數位科技的介入，當今的文化產業越來越具有知識經濟的基本形態。那就是，文化產業的永續發展越來越仰賴「文化著作權」能否被保障以及文化生產過程中是否擁有「技術創新」的能力。而技術創新主要指涉創作人力的培育和創作技術的升級。像生祥這類弱勢文化個體戶為求生存，在長期缺乏產業政策的支持下，早已在創作人才和音樂生產規模上自力救濟，進行跨國音樂聯盟和自我技術創新了。政府的多元文化治理政策如果不只是管控，而想進一步活絡文化產業，或許應該集中力氣在促成這類產業基礎的打造，文化平台的搭建，協助文化創作團體得以不斷自我創新之資源提供上。只要文化產業在生產面上可以有資源來支持小團體基本生存所需，生產過程中有豐富資訊可自我或互相學習甚至有進行多元聯盟合作的競合，擁有不斷自我創新的機會，消費面上自然也就能因勢而導向多元化發展了。

在一個文化產業的年代裡，政府與其在消費市場中採取保護弱勢的消極策略，不如更積極主動地鼓勵民間投資製作更有歷史感、更具文化厚度、更支持弱勢的文化產品，主動創造新而優質的文化消費市場。近來以日殖時期台籍音樂家鄧雨賢創作曲目為基礎所製作的台語音樂劇：「四月望雨」，就是一個好例。它不但讓過去被邊緣化的台語文化有重新制軌高歌歡唱的機會，也藉由創造新消費需求的過程中拉出一個大眾文化教育的空間，提供文化消費者得以重新認識殖民時期台灣民謠創作者如何在（被）殖民處境中進行創作活動和自我抒情的抵抗歷史。這正是在「忘了我是誰」稍縱即逝的消費文化廢墟中，為後殖民地大眾教育重新制軌並重燃文化火種之積極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