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Iris Marion Young's new book: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2005) is going to have Chinese Version in Mid January 2007. Here's the preface from me. All rights reserved. Please give credit to academic labor if you want to cite. Thanks.

艾利斯楊，《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體經驗及政治哲學文集》2007, 中文版已出版了，商周出版社。（序言介紹人有：林芳玫，陳美華，劉亞蘭，孫瑞穗等四位老師用四種不同角度來解讀艾利斯楊，很精彩豐富。孫文因為晚交，所以來不及登錄博客來網頁。請讀者直接看以下的【網路試讀版】）

★ 希望艾利斯楊其他的政治思想理論書也可以很快地以中文面目出現：

"Justice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1990）(正義與差異政治),

"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1997）（交叉的聲音：性別，政治哲學與政策的兩難）,

"Inclusion and Democracy"（2000）（涵容與民主）

【網路試讀版】

回敬年少的自由夢與歷史鬼魂最好的酒，便是思想。

而思想，才是集體行動背後最深沈的靈魂樂。               - Sabina Sun

★ 請註明作者姓名與出處，如果你要引用的話。謝謝！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by Iris M Young）推薦書序 

讓活生生的女體走出政治新地圖：

悅讀艾利斯楊（Iris M. Young）肉身化的女性主義政治哲學 

「構成世界的存在，永遠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  - Merleau-Ponty

「宣稱身體是一種處境，就認知到女人身體的意義攸關她運用自由的方式」 -Tori Moi 

孫瑞穗 作序推薦

1. 被她思考的特殊姿勢吸引 

老實說一開始讓我與艾莉斯揚的政治哲學相遇的媒介並不是她那淵博又著作等身的浩瀚知識，而是她觀察和思考世界的那個「特殊姿勢」。 

故事是這樣的。某一冬日清晨我因為要準備隔天「市民身份」的課堂報告而急急忙忙跑進圖書館裡去找書，由於沒有事先向管理員預約，我必須一頭栽進哲學書庫裡去翻找。有趣的是，處身在一堆神情肅穆的哲學論著之中的我突然被一本表情豐富的書名吸住目光：《像女孩那樣丟球》。剛開始我以為用這樣的「思考姿勢」所寫出來的書被放在十分缺乏身體想像的哲學書庫裡鐵定是一種「錯置」，然而在仔細翻閱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正是天上掉下來的福音書。 

相對於哥哥爸爸們偉大而權威的哲學面目，這本攜帶女性主義解放承諾的個人沈思錄反而用一種非常貼近女性體驗的語言召喚讀者們的身體來一同思考。彷彿正在球場裡興高采烈地練習投思想球的小女孩，年輕的艾利斯楊向路過的我熱情地招手，召喚我下場一起玩球。就這樣，情不自禁地一路跟進那有血有肉的女性主義哲思裡。是的，這是一顆艾莉斯楊傳到我手上的足以貫穿身體與公私領域的女性主義思想變化球，適逢台灣城邦/商周出版社即將發行中譯本的此時，我想藉機把它投給可能也正在路上的你。 

2. 她為何以「陰性之姿」投球？—理解「陰性氣質」的肉身化現象 

正如你眼前這本書所揭示的，這是一本專注在「女體經驗」的政治哲學理論書，也是艾利斯楊作為一位長期關注性別運動與社會正義的學者如何將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進一步「肉身化」（embodiment）逾二十五年的個人沈思錄。引發艾利斯楊開展這場有趣的思考與論述活動的開端，正是那個被你我習以為常因而不再發問的日常現象：關於一個小女孩投球時為何會有特殊的「身體姿勢」，以及這個身體所置位的「處境特殊性」究竟應該如何解讀才算公允。換言之，這是一本從（陰性的）特殊性出發，進而質疑（陽性的）普同性的全面支配正當性，並企圖通過「肉身化」哲學思考將「陰性處境」進一步理論化與知識化的思想集。 

在既成的社會規訓裡，小女孩總是被教導該去玩洋娃娃，而不是上球場去玩球。她們的身體基本上是不該出現在球場上的。然而，如果她們開始興起上場玩球，多半會在男孩遊戲規則下遭受不公平的評價。她們被解釋為不是比男孩玩得差，就是不懂得如何「用力在該用力的地方」。確實這樣，她們丟球的時候身體不夠伸展，不懂得如何運用肌肉，看起來總是「不夠符合（男孩的）標準」、「不夠有力量」，並「常有所保留地」沒有使盡全身的力氣。不只在球場上，女孩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習慣性地穿拘謹的衣服讓身體伸展不開，習慣性地留守在固定居所讓身體變得蒼白脆弱，習慣性地保持低能量生活不敢讓身體變得強壯而有力。
 

女孩們總是遲疑地，卻步地，不敢在行動中真正使用她的身體，彷彿這個「有血有肉的身體」從來就不是「她自己的」。這個「女孩丟球的特殊姿勢」經常被父權社會命名為「具有陰性氣質的身體」。艾利斯楊用一種存在現象學式（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的方法來探索這個小女孩丟球時被賦予的性別編碼和解釋以重新勾勒出這個充滿問題的「陰性身體」之「生成」（becoming）過程。並且，她企圖在本體論，認識論和知識論上重新編織不同的知識視野以重建這個充滿權力刻痕卻又被遺棄的「女體」，使她復活。 

3. 以「女體」為主題展開：重新編織肉身化的知識紋路

毫無疑問地，「女體經驗」在艾利斯楊這本書中不但是現象觀察起點，被視為生命存有的物質基礎，也是認知活動重要的意義生產過程。「球場」顯然是重要的空間隱喻，它象徵著傳統被男性掌控的知識場域，也是陽性氣質（masculinity）普遍擁有正當性和支配性的社會與日常生活領域。當女孩的身體不被期待地出現在「那裡」，又以一種不被理解的「陰性氣質」存在時，她亟需為她「為何存在於『那裡』又不被理解的『陰性身體』」做出一個本體論式的辯護，甚至為其延伸出來的「發言位置」與「自我認知」在認識論和知識論層次上進行存有正當性的深度闡述。 

受到蘊含解放承諾的歐陸存在哲學洗禮，艾利斯楊廣泛地引用了許多自海德格〈Matrin Heidegger〉以降的德國現象學傳統，沙特（Jean-Paul Sartre）以降的法國存在主義觀點與論證，傅柯以降的知識權力說及身體規訓理論。更重要的是，她回頭承接自西蒙波娃以降為「陰性氣質」辯護最力的法國女性主義知識遺產，諸如精神分析，新文本/脈絡政治分析，以及主體性理論等等。尤其是Tori Moi修正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提出的「身體處境」論以及修正梅洛龐蒂（Merleau Ponty）的「身體存在現象學」後走出來的「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更是她在本書中主要論證的核心概念。 

一般而言，結構主義式的社會學分析比較關心特殊的「陰性身體」是如何被社會制度和權力安排所形塑的，也就是所謂的「性別社會化」過程所造就為性別編碼的身體與行為。換言之，結構主義式分析關心的比較是造成陰性身體的「社會壓迫結構」（早期曾被統稱為「父權結構」）。但是在這種認識論導引下所出現的女性主義理論工作多半聚焦在找尋壓迫女體的兇手，或者收集女體何以被壓迫的證據而已。然而「女體」在被解碼分析之後，也被丟棄。 

相較於美國主流的性別角色或性別結構研究，艾利斯楊的問題意識比較重視「性別處境」，尤其是在特定處境中行動者如何進行選擇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的探索。換言之，她被歐陸思想洗禮過的理論視野將性別研究焦點轉向針對「陰性身體『生成』過程」的觀察，進而分析「女體」所置位的「特殊處境」到底是由什麼樣權力結構交織而成的「物質環境」。而探索被框架在特定物質處境中的「行動者」被框限了什麼樣的選擇，以及在行動過程中能有多少「選擇的自由」正是肉身化哲學既分析又具解放意涵的關鍵之處。也因此，這樣的提問讓那背負權力結構的「女體」能夠一方面被當成某種物質現象來分析父權如何運作，而同時又應該被當成具能動性的主體來探問，以解放處境中各種可能的自由意志。
 

4. 說「男性凝視」太沈重 ：深入探索行動者的主體慾望與選擇自由 

八十年代以後的建構主義式（structure/structura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uration）的提問越來越成熟，所以強調行動主體如何運行或重建社會結構在理解上並不困難。但是，如果我們繼續提問下去，問題就來了。比如說，女孩如果丟球丟不好，她可以通過不斷練習而變得更好，然而，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她「選擇」繼續保持這樣「無力的」身體表現呢？這樣的提問則將我們帶進關於行動者更內在的思考活動了，那就是「主體慾望」。她的慾望框限了她往什麼樣的位置移動，將自己的身體置位於何種處境，甚至因此而能夠「看見」什麼樣的「選擇」，以及如何選擇等相關問題。也就是這樣深入的探問，艾利斯楊進一步把傅科（M. Foucault）的知識/權力分析，拉崗（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及主體性理論中更牽涉到「內在自我」那深沈複雜的理論提問，帶進行動者選擇意志的探索。
 

而慾望的存在與其展現的文化形式無非是一個更加深沈的問題。在精神分析和文化主體理論導引下，艾利斯楊繼續針對這難解的「女體慾望」進行認知層面上的探問：小女孩自己到底如何去理解自己這個「移動過程中的身體與動作」呢？她如何認知她自己？她是不是知道這樣呈現無力就會有（男）人來幫她？她是否正在為那從小就被規訓以致如影隨形的「看不見的眼睛」而進行表演呢？如果是的話，她的身體表演是否只是在習慣性地取悅這隱藏的「男性凝視」？她一生中可能擺脫這道「男性目光」嗎？抑或是，她不過是表演給那個「分裂的自己」觀看呢？她曾經或因此能夠自我滿足嗎？又以如何的形式存在呢？ 

狀似提問也狀似邀請地，艾利斯楊將「陰性氣質身體」解碼工作推向球場上的女孩，這個處境中的「行動者」，「行動中的身體」及其「行動慾望」的所有可能的主體敘述。而艾利斯楊對女體慾望和凝視權力的進一步探問，期待為跨越傳統性別研究受結構主義制約的認識論及知識論障礙。換言之，由於傳統結構主義式的性別解碼常直接將女性身體視為「父權體制的承載者」，一種權力運作的場域或道具，因而容易將陰性身體的特殊性直接推論成「父權體制壓迫的結果」。然而，艾利斯楊試圖加入不一樣的知識，通過上述多層次問題群組去探索更多解放女體詮釋的可能性空間。如此一來，我們才能讓「女體」得以從被動觀看的靜態符碼解讀轉向更為積極製造行動與意義的「主體」，並得以在思考過程中用一種「主題的」英姿被展開。 

重新編織肉身化的知識紋路因此成為有能力充分解釋陰性身體姿勢的可能出路。這個出路便是針對現象進行多元化又多層次的意義探問，解放方法論上的批判多元主義。如此一來，我們意識到處理關乎行動者時，必須深入關照主體的感受與慾望，歷史的條件，他人目光，社會分工安排，社會與文化權力的操弄等多面向的因素如何交匯建構，然後才能找到一種經過批判整合又貼近身體，有關連性又具有能動性的「詮釋」。 

5. 聚焦「主體性」的探索：走出身心/主客二元對立的第三條路 

事實上，女體在文化解碼與社會分析之後被遺棄，跟西方哲學與政治思想史中長期以來的身心二元對立論有密切關聯。一般而言，西方哲學，思想史與社會理論傳統往往相當忽視或極端壓抑「肉身化」對思想、行為與感受的重要性，而啟蒙主義運動之後更加完全地奠定了身心二分的基本論述語境。 

以啟蒙運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所提出的啟蒙論述—「我思故我在」—為例。笛氏不但把身心進行二分，且在他的啟蒙論述裡只留下了一個關鍵性的「思」，認為主體只有通過「思考」這個心靈的活動才能獲得啟蒙以創造文明，「身體」則是完全地被拋諸腦後，被拋置在文明活動之外。不僅如此，能夠擔任思考的主體被假定成「單數而一致的自我」，這個「我」被後來的女性主義批評直指為「不言說而在文明中預設了的『大寫的男性主體』」。而這個代表西方文明和現代性的「大寫的我」搭了「現代化」的便車，大規模向世界各地擴張而成為普世皆準的「人的主體」。 

艾利斯楊在書中一章描述她在鏡前注視自己懷孕身體時，有段生動的描述。她説，一方面覺得自己像個男性那樣審視自己，覺得一個肚皮壟起的懷孕女人好醜，可是卻同時有另一之眼以美學之姿看到了與自我身體之間無比親近的新關係。於是她論證，一般女性主義喜歡把女性身體受到壓制概念化為「男性目光」凝視下的「客體化」結果，因為男性凝視過程把女體給「他者化」與「客體化」了。但女人在這樣的體制中成長，接受了這樣的鏡像規訓，她必須一方面意識到男人目光，可另一方面要意識到自己的美學，所以她的主體被迫一定是「分裂的」。這個自我分裂的主體處境無疑地更加接近「女體」所處的真實世界，也是「女性觀點」很重要的辯證之處。 

傳統上女體之所以在分析後被遺棄，正是因為她承載了被二元對立所劃界的理論傳統和認識論視野。艾利斯楊批評西蒙波娃《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啟蒙式論述中，常為了要去說明那個不平等的性別結構，在一一舉證了陰性特質造成的性別處境後，同時將女性特質和陰性處境貶抑為「次等的」，解放因而還得通過「意識覺醒」才能達成。啟蒙以來的女性主義理論大抵繼承了上述明顯身心二元對立論的傳統，偏重以「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raising）為基礎的認同政治。女人的心靈被喚醒了，然而身體依舊受困。

為了打破對立走出新局，艾利斯揚進而鼓吹一種重新聚焦「主體性」的女性主義觀點與分析，並提倡肉身化哲學思考以找回那鮮美多汁的「女體」。因此，她呼籲著，如此試圖將女性主義「肉身化」的知識生產需要進一步打破感性與理性，身與心，主體與客體過於二分的知識傳統，重新攪拌與規訓、觀看、權力、慾望等相關的因素，以還原「女體」存有於世界中的血肉面目與脈絡。這正是墊基並圍繞在「女體經驗」這個問題疑旨上的知識創新任務，一種必須重新整合身心對立的新哲學思維，一種亟需重新編織的關照主體生成過程的新公共政治學。 

6. 找回「活生生的身體與性別」：走出政治思想新地圖 

六七十年代激情的民權，反戰和反文化運動深深地影響了八十年代美國學院體制的內涵，許多當年投入運動或被深深影響的批判型學者後來多以「認同政治」為主題展開他們更深入的知識探索。艾利斯楊便是這類公共型批判知識份子，她不但以社會正義為做學問的主題，而且常常親身參加各種與婦女，勞工以及環保等相關的社會抗議行動，是八十年代以來轉型正義賽與女性主義公共領域中能夠拋出議題的重要女投手之一。 

這一意圖超越左右，邁向深度民主化及實踐轉型正義的走向正是被後世稱為「第三波」改革浪潮的特徵。艾利斯楊在反省這些認同政治留下來的歷史遺產時，會將自己的知識計畫從意識啟蒙轉向「身體」與「主體性」的提問，有很大的因素是八十年代裡廣泛的認同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個困境就是，整個八十年代是歐美新保守政權統治的年代，六十年代以來激進的民權論述，市民社會，與複雜的文化認同內容被新的技術官僚簡化為一個個形式標籤，使深度民主化計畫和轉型正義之實踐被「數量化的分配模型」所支配主導，因而變得相當形式而表面。正如她一開始就明言的，「身體經驗」是本書書名的另一個關鍵詞。這些論文並不把身體視為觀察、研究或解釋的客體或事物。事實上，這些論文旨在描述以血肉之軀活著、感受著的主體性與女人經驗。」她的理論計畫正是為了在這已被僵化了的兩黨政治對立以及社會正義相當形式化的分配結構中，讓行動者重新恢復能動性，讓市民社會從官僚治理體制中復活，讓陰性身體得以重獲行動能量，以恢復性別政治的提問能力。 

因此，艾利斯楊在這本從「女體經驗」出發並重新編織知識體系的新思路中，不止「重新問題化」了女孩投球的陰性肉身，也企圖問題化「懷孕的身體」，「穿胸罩的身體」，「衣服與身體」，「被觀看又能哺育的乳房」，「月經週期中的身體」，進而追問包容這些身體的更大的「體制」現象，包括那「被家居/拘留的陰性身體」以及保障年老女人身體的「社會福利『體』系」等等重要的公共政治議題。她的提問方式，讓民間社會的正義問題不只是分配，而是更具體地看到是哪些「活生生的身體」在被國家和官僚體制分類，分配與安置。 

事實上，八十年代由於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衝擊，女性主義理論範型已經出現很明顯的轉型。主要就是理論化被賦予了新的政治目標，那就是更能表達出重視「主體性」（subjectivity）與「立足點」（standpoint）之普遍結構的問題意識，以及更關照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實踐的理論化。

綜合言之，一，擴大了過去認為公共政治領域運行的場域，讓市民身份（citizenship）和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都可以進一步被理論化為性別政治運作的地方，因而也成為除了國會殿堂之外值得深入研究的權力運行場域。二，對六十年代以來的認同政治進一步在政治上被理論化。主要就是將市民社會中的「非政府組織」，「公民自願性團體」與「市民社區」都嚴肅地被視為政治行為者，是政治體制中具能動性的「活生生的身體」，因之團體政治（group politics）和社區政治（community politics）都紛紛成為性別政治學中重要的理論化對象。三，深化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關懷，把被矮化的個人私領域和被部落化的小團體中運作權力的特殊性跟公領域中的普同性重新整合起來，重新進行批判性連結，因而「政治主體性」（political subjectivity）和「政治主體化過程」（political subjectification） 成為新理論計畫中重要的課題。 

7. 一首首由女體開唱的新正義交響樂 

在八十年代後，艾利斯楊的政治哲學與女性主義知識計畫中相當明顯地轉向「活生生的身體」之範疇，著重關乎「弱勢者的身體處境」，「政治主體性」，「差異政治」，「日常生活空間」等的政治理論建構。艾利斯楊的肉身化政治哲學一路走來，不但進一步政治化「女體經驗」，且將之運用在與保障弱勢者身體的各種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再思上，如「社會福利」與「社會正義」的再思。甚至，她晚期也著書討論全球化年代中的新民主計畫，提出以關注他者（the others）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和「接納式民主」（inclusive democracy）為基礎的新共同體想像，十分啟迪人心。 

近年來她的正義啟迪早已越界至歐洲，南非甚至亞洲等曾經歷劇烈民主轉型的世界各角落。本書論述出發點從深化並問題化陰性氣質的「特殊性身體」來介入民主正義與公共性這些「普世性價值」，用一種特異的「陰性姿勢」來重新闡述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聯，以尋找與重建認同與正義的「身體」。正當台灣關切討論轉型民主與轉型正義的此時此刻，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尤其值得那些關心小主體慾望的存有與解放，公民認同的多元發展，以及第三波民主改革內容與新興社會運動之未來的有心人深讀。 

雖然艾利斯楊去年終因不抵食道癌的折磨而英年早逝，但她所啟動的正義思潮和創新政治語言都將永遠銘刻在民主改革者的心底。我這篇短短篇幅的介紹實在是無法道盡她那鮮美多汁的豐富思想的。那麼，就把我這篇簡單的序言當成參加搖滾音樂季或棒球賽前的熱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