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這部片也是導演通過一個嶄新世代的眼睛轉身對台灣土地的一種「回望」。觀眾可以跟隨著他的輪子跟著導演的鏡頭走過大小城鄉，走過各式海岸線，從東到西，逆時針轉動，由文明重返自然。由於導演本人也是侯孝賢拍片早期的執鏡攝影師，常常可在影片中隱隱約約找到悲情城市存留的全景式的地景攝影，今昔對比看起來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通過年輕有勁的廣角鏡頭，你發現台灣變美麗了。過去常駐海灘的各式軍防多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美麗而可親的海岸線。經過了將近十五年來的社區動員與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居民多少被改變了自己跟家園的關係，開始有一點「家」的味道出來了。你也發現，台灣大部分的製造業工廠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觀光旅遊景點和下崗的歐里桑和歐巴桑們。他們終於因為工廠遷走沒工可做因而意外地有一點空暇回頭觀賞自己一輩子做牛做馬的土地風景了。一直到近幾年的台灣地貌改造運動，你發現有些惡臭的河流變乾淨了，會有活魚跳上岸來，弄濕你的舊地圖，改變你對地方的觀感。是的，這些美景都一一呈現在這部電影裡面。它像是一種很寫實的紀錄片，多描寫小人物的喜怒哀樂，但又有著豐富的戲劇感，以及一個騎著單車勇往直前的年輕小伙子。輕快，乾淨，透明，個人化，彷彿一種新寫實主義的小敘事風就要成形。

就這麼簡單，所以他給自己規劃了一個人的單車環島旅行，向管理單位（學校）請假，帶著吉他，然後，出走。 

他選擇從東岸溯源，以一種逆時針的轉向，好奇地行走東部海岸線，重回綠油油的稻田懷抱，重返兒時出生地，重逢童年時空與親友，也重新審視傳統與現代文明在這塊土地上的對比與衝擊。旅途中有驚險，有溫情，也有許多挑戰。旅途中，他曾經與尬電音戴防毒面具的破少年們一起在海邊防波堤牆面上塗鴉，一起躲避例行巡視的條子們，跟一位想搭火車到花蓮玩耍的立陶宛來的女模，用手語和圖畫的語言在海邊廝混了一下午，用相機和畫筆留下彼此的倩影。走進年輕人生命中的各種陌生人或他方來的旅人們為他帶來了許多清新的文化視野。

這個自我設計的「個人流浪式」的旅程，使年輕人得以脫離日常生活中被規訓而凝固的價值觀，得以拉出一個清新的新視野。而對回望台灣土地的凝視來說，這道凝視的旋轉無寧是一場必要的旅程。只有讓眼睛開始流浪，才有辦法擺脫那被政權的暴力、被沈重的土地、被悲情歷史、被意識形態所框限的「觀點」。這是在新世紀裡回望土地必經的生命錘鍊，也是一種新架構出現之前必要的心靈淘洗。

我很欣賞兩件事情，在這裡隨便說說。一件是導演在劇本中安排這個主敘事的年輕人有輕微的「發音」障礙。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一個面容俊秀俏麗的年輕人出生的時候卻帶著一個先天的聽障，被長老鄰人說成一種天譴式的命運。這個聽障使他聽不見太多外來的噪音和干擾，因而保有相當清明的心靈。但是這個聽障也順帶使得他有發音的困難，因而他說話的時候發音總是不準確的，觀眾觀看的時候會一直被提醒這件事，因而也是一個重要的隱喻 （metaphor）。 

電影中這個發音障礙的年輕人一直讓我聯想到悲情城市電影中發生衝突現場中的那個「啞巴」年輕人，那個曾經象徵台灣人「無法發聲」的悲情歲月，一個被殖民者被國家暴力壓迫過如天譴般微駝又失聲的身體。然而，今天在這個《練習曲》中的新世代年輕人終於勉強可以發音了，雖然長期的聽障讓他發出來的聲音不準確，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如何認真地一步一腳印練習發出自己的聲音，並用個人小敘事的方式紀錄他走過的路，刻畫他生命中的各種人物風景。我覺得導演選擇的這種「有發音障礙的」發音形式讓我感覺很棒，他安排了一個關鍵性的隱喻，因而可以讓我們有條線索可以回頭去勾聯過去殘留的台灣本土悲情，因而使得當代文本可以跟過去的歷史脈絡產生一種對話效果。而且，這個障礙讓主述者得以閃開太過清楚而固定的歷史詮釋，開放給其他解釋的可能性。而也正就是因為主述者有發音障礙，所以尋找適當的歷史主述之發音成為一種隱喻之外的持續追尋。這是一種有歷史視野的文化生產者有自覺的敘事美學選擇。真的很讚，也很值得學習。 

另外一件令人激賞的是，有一幕場景很令人飆淚。那是大學生一路從東岸繞了一圈回到彰化老家時，隔天剛好遇到媽祖出巡，一個鄉鎮生活裡非常重要的集體文化事件，於是他決定當天不寫日記了，跟著阿公和親友孩童們參加媽祖繞境。那一幕是這樣子的。正當神明起乩信眾無不跪拜在地以三跪九叩的方式表現他們對神的崇敬時，導演用特寫拍攝趴跪在地上的阿公與土地黏合在一起的身體，下一個鏡頭特寫則轉向混在人群中的年輕人，以及他的凝視，一個被土地感動卻又深長而失落的凝視。他看著在儀式中被神靈附身的激情群眾，看著阿公和信眾走過眼前，而他是如此地無法加入或跟進，一陣陣心動和心酸油然而生。他當下眼眶泛紅，輕輕揮淚，久久無法自已。 

這一幕蠻令我感動而飆淚的，一個五味雜陳卻又無言的片刻。在電影裡，這正是一個重要的片刻，一個關鍵的Moment。因為，它使得年輕人那簡單的流浪意志遇到了真正的文化挑戰：原來，他要回彰化老家很容易，只需要體力和毅力，可是他要面對的卻是一個永遠都回不去的「鄉愁」，且無力可施。而讓這個經由城鄉流動與現代教育所形塑出來的主體，正在體驗著孕育他的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如何衝突交會的過程，一個重要的文化衝突與變遷極具張力的氛圍。在一個小鎮正被傳統地方宗教激情全面佔領的時空，而群眾正被神鬼般感性力量催眠，在如此重要的地方文化儀式場景裡，這個受現代化教育的年輕人卻完全像個「過客」，一個「局外人」，因而也是真正的「異鄉人」。他的身體早已因為流動而土地分離，在他生命旅程中的明天裡，他又將要背著吉他到下一個城市去。在這個傳統與現代交會錯身的時刻裡，他深深感受到作為一個旅人的無奈。是的，他有深深的感受，但也深深地感到無奈。最後，他只能強忍住悲傷，揮淚告別這個回不去的故鄉，向著明日騎去。 

電影和其他的文化敘事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導演必須懂得如何經營一種特殊的「氛圍」，用場景和時空美學形式製造出一個關鍵性的Moment。只有通過這個Moment，我們才能從純粹而瑣碎的敘事躍進意義感的生產。在這一幕上，導演無疑是相當成功的。 

（最後收尾我覺得有點可惜，雖然有胡德夫美麗的歌聲，優雅的落日和海岸線，以及太平洋的風，但是他沒有專心回到這個小敘事軌道上去再經營一個關鍵性的Moment來收尾。不然的話，他幾乎就是台灣的「溫德斯」了。呵。） 

不過，這已經是一部做得很不錯的電影了，而且還是單打獨鬥的獨立製作片呢。看了一部好電影讓我整天心情都好極了。我覺得這部片抓對了一種在新世紀裡說一個「跟土地有關的故事」的發聲頻率，那就是，掌握一帶點個人敘事色彩但又以輕盈與流動的姿態與歷史對話的「小敘事美學」。這正是九十年代初短暫出現過的台灣新電影浪潮想要闖出的美學格局，可惜當時的歷史時空還太沈重了，因而曇花一現。只有這樣打破僵化而結構主義式的格局，才能真正走出過於沈重的歷史悲情吧，我想。而今天在陳懷恩的《練習曲》中，我們看到了大時代中的小主體和小敘事又即將開始練習發出自己的聲音。

後記： 

回家的捷運上我遇到了也在大學教書的電影迷，六年級生CD。我很興奮跟她一路講看這部電影時的時代意義感。 

聽完了我冗長的「演說」之後，她終於忍不住說：「你們『五年級生』責任感和意義感都好重喔，很像『有病』耶！......」 

哈哈。對呀。CD講得一點都沒錯。被政權、歷史和意識形態捉弄過的世代當然會「有病」阿，我應該還不是最嚴重的吧。哈。不然，我們怎麼會有這麼多「精神症狀」需要發明文化形式來自我救贖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