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台灣這座島嶼本來很可愛，但是這裡的人際關係被選舉氣氛搞得實在太緊繃了。需要放鬆一點，降溫一下。請給那些不想攪進藍綠鬥爭和對立的人一點生活空間吧，真的，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專業者」。我們需要許多良善的公民，願意承諾在這座島嶼上一起打拼，共同創造幸福未來。畢竟，投票只有一天，永續發展才是正道阿。而且，選舉應當像「預告片」，預告未來公領域可能存在的希望，是正向和積極的未來想像，而不是「恐怖片」。因為不管導演是誰，「預告片」應該都是世界上最誘人最好看的電影才對。

 

祝大家  鼠年行大運囉！J

寫在前頭：前兩天有朋友寫信來提醒我，詹偉雄先生在數位雜誌的個人專欄中也曾經以這個SONY公司的轉型個案為題，進行過個案書寫。我自己也是他的讀者粉絲，但很抱歉，我剛好沒看過那篇，所以不知道是第幾期中有書寫。但是非常高興知道原來大家看法一致。我沒有意思要將這個榮譽佔為己有，只是知道好東西喜歡分享而已，也並沒有特別簽名發表，所以榮耀要歸詹先生也極好，何況我本來就喜歡看他的書。（如果知道期數的，歡迎告知，這樣我以後提到個案就可以加註。）只是這個故事在日本企業界和管理學界是廣為流傳的著名案例，也算某種知識上的公共財了。特說明之，也趁機向讀者強力推薦詹偉雄先生的書和專欄。

要過年了，講點輕鬆有趣的。這個故事我常在演講或上課的時候提到，寫在這裡分享好了。順便祝大家佳節愉快。

 

最近大家都在講剛上任南韓新總理的李明博先生，認為一個新時代的領導人就應該像他那樣有嶄新的領導風格，以CEO（總經理）精神來治國。這個精神指的是，有遠見，有魄力，有效率，有執行力，跟過去在現代主義脈絡下的意識形態領導極端不同（這個意識形態領導，可以參考阿圖塞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批評）。其實講白了，就是一種能夠處理市場需求隨時變化和隨時崩潰而來的「危機處理」能力，一種制度設計的創新和協調部門矛盾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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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以來，我們家社區裡常有一戶人家夫妻經常吵架，吵得很凶。

 

由於我住頂樓，可以一路由上往下窺看到他們的客廳和餐桌窗口。偶爾可以窺見他們吵架時比手劃腳相互嘶吼的身影。記得去年，每到下課黃昏時就可以聽到那口人家一個叫小三的孩子彈鋼琴，叮叮咚咚地，清脆又悅耳，讓社區裡的人們在等待晚餐的時候多了一點歡樂氣氛，也讓我們得以用好心情來迎接美麗安寧的夜晚。

 

然而，自從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郵差送來了一封神秘信件，讓妻子開始懷疑丈夫外遇不愛這個家之後，便一直吵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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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當選南韓總統了，他大勝，但投票率卻是南韓歷史的新低。很有趣的冷熱對比。一個曾經以去除城市毒瘤整治清溪川，打造生態城市成功而聲名大噪出線的政治明星，其實正是南韓新保守陣營的政治代表。他代表的利益集團是南韓的大企業，而不是市民和國民，他有可能會帶領下一階段南韓的經濟再起飛，但受益的卻不一定是老百姓。因為，他是當今全球經濟轉型過程中相當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代言人，也是全球性的政治發展趨勢在亞洲區域的表現：新保守主義的興起。

事實上南韓下一階段的經濟如果能夠有一個結構性變化，或者所謂的再起飛，跟領導人的英明其實沒有直接關係，反而跟過去全面抵抗市場經濟的北韓願意有限度定點開放經濟特區，讓資金有著床的新投資發展空間息息相關。這個新的全球資本「跨界」投資的發展趨勢所導致的「跨界治理危機」，使得過去在國族經濟中善於處理分配的左翼進步政黨，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很容易吃力不討好會下台的主因。（或者更糟的，這些昔日進步的領導人被危機和局勢逼成「基本教義派」，成為新的集權主義者。拉丁美洲新領導人幾乎是最具代表性的範例）。也是為何具有處理危機能力的CEO型人物，取代了過去以意識形態取勝的領導者，容易成為新世紀的政治領袖。 ...繼續閱讀

前一陣子韓國因為整治首爾清溪川生態環境計畫而迅及崛起的政治新星李明博先生，也是今年南韓的總統候選人，被檢調起訴涉及股市內線交易一事。報紙電視一時沸沸揚揚，以前一路支持他的同志也開始滿腹狐疑，更多支持者是心涼了半截，直嘆連這樣清明的人怎麼也抵不過金權誘惑，因而在南韓政壇引起重大的波瀾。當時我也看到這一則新聞，卻壓根一點兒都不相信地便將報紙丟在一邊。又是一樁政治惡鬥的八卦！

 

原因很簡單，用膝蓋想就知道不可能。李明博在擔任市長時，打破傳統地接受了前瞻性生態環境規劃專業者的建議，響應世界生態保育的潮流，企圖以新的城市更新計畫來恢復環境自然面目，讓首爾這個二次戰後曾使南韓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重工業城市意象徹底轉為生態城市。他聽了二話不說，毫不猶豫地接受這世紀轉交之際「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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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二次大戰戰敗的德國廢墟上，經過兩次經濟轉型在八十年代轉出了一個可以為世界文化起舞的碧娜鮑許；兩次獨立公投失敗後被迫必須加入北美區域聯盟（NAFTA）與他國共生的魁北克，在九十年代轉型轉出了一個生產另類音樂又有豐盛多元文化的世界城市蒙特羅；日本在二次戰後的環境與社造運動中培養了一群有民族自信的在地文化生產者，於九十年代城市舞台上轉出了有日本氣質，東亞創意又名耀國際的安藤忠雄。

台灣呢？那個讓好幾代菁英投注青春與熱情的島嶼，在經歷了冷戰和國際孤立，本土化運動和本土政權以後的二十一世紀，將會轉出什麼來呢？

之前我談到全球經濟第二次轉型之所以安全過關，最重要的因素是資訊革命及其引發的制度創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在政治治理上引發的最大影響就是促成：彈性治理（flexible governance）的急迫需要。

 彈性治理，顧名思義就是政治治理中需要具備「彈性」。而這個彈性，是相對於「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下的「規格化」與「標準化」而來的新制度設計，意味著制度設計中必須要有能夠面對危機而安裝的彈性設計。我們所受過的民主教育基本上是一套西方國家（尤其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已經嘗試過的「現代民主制度」以及「現代治理」，而整個推動民主化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在設法實踐這一整套現代化制度，使體制「正常化」運作。然而，用這些過去一百年來人類經歷過的現代制度來面對當前全球經濟所引發的危機，恐怕會顯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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