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遊惡法修法聯盟

透視逮捕李建誠的香港《公安條例》
文：陳書涵（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學生）

今年在世貿部長級會議場外示威的人士中，希罕地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學生被捕，他是台大政治系的學生—李建誠，被香港警方依違反《公安條例》參加非法集會現起訴，至今仍待香港法院審理。

這樣的事件近來成為了台灣、香港兩地的熱切新聞，也有許多聲援示威者的人士抗議指控，香港政府此次的逮捕與起訴行動，嚴重地侵犯到了人民的集會自由與言論自由。究竟，所謂的《公安條例》，以及「非法集會」條款，是什麼樣的內容？它是否合理限制人民集會遊行自由？又有無過當呢？

根據對香港法律歷史考察，《公安條例》是在一九六七年，當時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為了壓制風起雲湧的香港民運，對人民集會遊行活動所制訂的一連串規範。其中的第七條、第十三條不但要求人民的集會遊行活動要事先向政府「申請」，使政府有相當任意審查的權力，且依其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如未通過卻集會，則被視為「非法集會」，活動主持者和參加者都可能有刑責處罰。此次李建誠和其他示威者被捕，即是遭指控該活動未被核准，即使只是一般參加者，也仍是參與「非法集會」，恐有刑責。

然而，這樣的規定並非沒有被挑戰過。經歷過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演進，特別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運，香港上百萬人民群起上街支持民主改革時，開始感受到了《公安條例》對人民活動處處設限，侵犯到了屬於基本人權的集會自由；批評者指出：和平示威，若未影響到公共利益，為何要被核准才能舉行？這豈不是箝制民間的改革力量？在香港民間接連的反對下，導致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公安條例》中人民集會遊行的活動，由「申請制」改為了「報備制」，規範集會遊行活動只需事前告知警方即可，不需其核准，可謂是公民政治權利上的一大進步。

只不過，沒想到在香港回歸中國後，一九九九年時，港府在其「臨時立法會」上，突然將《公安條例》改惡，恢復原本的「申請制」，此舉引起香港民運團體的大加撻伐，認定是中國政府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箝制舉動。並且，在近年來的執法實務上，警方也數次地依據《公安條例》，控訴、逮捕僅知會警方卻未提出申請的和平示威者，包括當前知名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和數位香港專上學生聯盟的主要幹部。這樣的惡法情況，雖然已經在今年受到了香港終審法院（如同台灣的大法官會議）判定，應檢討警察過當的解釋權限，並且，香港大律師公會也指出，純因未能符合事前通報機制而把和平集會或遊行刑事化是違憲的。但《公安條例》整體規則未有更動，且實務上警方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如在此次世貿其間逮捕九百多人，對李建誠等人起訴等，都只須依其集會沒通過合法申請，就可逮捕，最高甚至可對其求刑五年。

從香港的民主歷史發展觀之，人民的示威活動如何被政府對待，是否會被隨意地冠上「非法集會」標籤，正是民主發展最重要的標準。面對此次爭議，也更加引起了香港民主人士對《公安條例》的檢討要求，各種抗議香港警方此次執法過當，濫行逮捕的聲浪，也不斷從學界、社運界冒出。一個較為合理的《公安條例》如何能產生，仍有待香港政府與人民間的拔河定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