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後檢討，教練問：「這場比賽我們為什麼會輸？」
我：「因為得分比對方少。」
曰：國中的我真聰明。
]]>我喜歡它直然凝視，譬如摩托車上南來北往的男人與女孩。
我喜歡它任場景流轉、敘事行進，譬如男人離開冰櫃，褪去外套，搓手點煙。
我喜歡它不甚戲劇的對白及肢體，譬如立委、助理、警察、戶政事務所辦事員--剛巧，現實正是如此。
我喜歡它把故事還給故事，欣賞導演「不想再剝削這個事件」的告白。
不過，我不那麼覺得黑白排除干擾，讓人專注人物故事。
反而，自乩童鑼鼓香煙裊繞伊始，我便禁不住寄望經由光影與色彩逼近氣味及觸感。夏日午後，方與人幹架的財哥獨步，我是那麼希望體會炎熱中駛過身旁的灑水車、聞嗅柏油路面上蒸發的水汽。更別說，那一片路途中的藍天白雲，與摩托車聲響劃破的高雄港夜晚了。
為什麼用黑白？經導演一層詮釋，畫面究竟離現實更近或更遠了呢？
於是，我期待有那麼一天，可以不用再有那麼多創作理念、幕後告白：故事結束，說書人輕巧離去，任沈默與無言發酵。
改變，畢竟在故事之外。而故事，只能在改變之中。
]]>......如果說良善的生活是一種踐履我們天性的生活，而且這對每個人都屬實的話，那麼，物質條件便需要進行深層的改變，從而使得每個人都能過這種踐履天性的生活。這便需要一種稱之為「基進政治」的工具性行動。為了要達致一種我們可以不用再過得如此具有「作用」的境況，我們必須進行許多具有「作用」的行動。在現代，這種計畫被稱為社會主義。
在目的與手段之間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悲劇性衝突。如果我們必須採取工具性的行動，才能創造出比較不執迷於目的與手段的生活形式，那麼我們就必須允許自己過著一種比較不可欲的生活。在最糟的情況下，這意味著某些人可能會悲劇性地感到自己必須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幸福。之所以稱為悲劇性，是因為這樣的犧牲並不是最可欲的生活形式。道德是關於自我實現，而不是關於自我放棄。只不過對某些人而言，自我放棄可能會是創造出可欲生活形式的歷史必要。因此，出現了一種只有透過自我放棄才能達成自我實現的悲劇性生活。如果歷史並非如此悲慘，這樣的犧牲便是不必要的。如果這是一個正義的世界，我們就不需要為了重建而進行破壞。
《理論之後》，pp,160-161
可不只是尖酸刻薄而已。
]]>社會主義，至少對我而言，不是在社會測試自己矯正不公義的能力及補償它所帶來痛苦的情況下，用來反對該社會的模式。相反的，社會主義是用來反對這個世界的過度樂觀（Panglosses），這同時顯現在福山（Fukuyama）濃縮、激進的解讀中（他宣布歷史選擇已經結束，聲稱最後選擇的結果就是人類能夠想像的最好的可能世界）以及現在擁護「不管是好是壞，沒有其他選擇」信條的稀釋型態中（但其毒液也並未少很多）。否認社會主義的這個角度就代表把鹽抹在是「所有羞辱之母」的貧窮開放、潰爛的傷口上。
社會主義是一種「過去的遺跡」嗎？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們應該感謝過去留給我們這樣一個遺產，我們感謝的程度不比我們感謝它留給我們其他的文化遺產還少。但並不是那樣。就像浴火鳳凰一樣，社會主義從每日被焚燒的人類夢想和燒焦的人類希望所留下的灰燼中重生。只要夢想仍被焚燒、希望仍成焦炭、只要人類生活依然缺乏它所該得的尊嚴以及，如果給予機會，人類生活能夠召喚出崇高性，社會主義就會繼續復興。而如果是這樣，我希望我死了也是社會主義者。
《與包曼對話》，pp.169-170
這段話不管看幾次都很有培力效果啊。我80歲時還能有Bauman的一半熱血就好了。
]]>我現在非常火大，非發洩一下不可--過幾天有時間再娓娓道來痛罵一番。
]]>〔記者林良哲／台中報導〕台中市一家大樓管理公司鄭姓負責人，為了要節省開銷，將員工薪資以高報低來投保全民健保及勞保，遭法官以詐欺罪判處有期徒刑五月、緩刑兩年。
鄭姓女子在台中市開設大樓管理公司，依法為員工投保全民健保及勞保，但由於這兩項保險是依員工薪資所得計算繳費多寡，且企業老闆必須負擔一定比率，因此她將多位員工的薪資以高報低，減少支出。
部分員工認為鄭女的作法將會造成他們的損失，比如在職業災害發生之後，其保險金的計算是以投保薪資為依據，對員工相當不利，因此集體向健保局及勞保局提出檢舉，鄭女因此被移送法辦。
法官審理時發現，鄭女所經營的公司內，其員工薪水在兩萬四千到三萬七千元不等，卻只以一萬六千五百到一萬九千兩百元投保，足以損害勞保局、健保局及其員工的權益，已構成詐欺罪。
但法官也考量到鄭女在審理期間不但坦承犯行，並補足缺繳金額，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因此依詐欺罪判刑五個月、緩刑兩年。
不過，憑藉這些年在各大報章雜誌、學術期刊、論壇、研討會、運動現場的明查暗訪，我可以很有自信的告訴大家：以上不過都是些騙錢混飯的歷史陳跡，嚇不倒我的！2009年的今天，台灣的進步知識份子其實只分兩種：偽君子、不長進。
至於哪些偽君子、誰人不長進別來問我，還請大夥兒自行猜測。
但說真的，有多難猜？
好險，一些很有"guts"的例外。
]]>社會權：你的米蟲行徑我每一項都不贊同，但我誓死捍衛你當米蟲的權利。
開始考慮設個叫「格言」的記事分類。
]]>請見吳音寧的總統府遊記，看起來廖義銘對《立法者與詮釋者》鑽研很深呢。
我Bauman控終於碰到對手了！
]]>此波金融風暴重創全球經濟，造成台灣經濟成長停滯、失業率飆升；為刺激經濟復甦並有效降低失業率、安定社會，本人建議中華民國政府即日起立刻發放「家務券」。估計此一政策除復甦經濟外，更可補足台灣照護體制之長期不足，並為台灣寫下性別平等歷史的革命性一頁。
家務券之政策效果絕對較消費券有效兩百萬倍，更非讓失業大學生、碩士生回流校園獲得更高學歷好繼續失業的教育券所能匹配。馬英九縱然是徹頭徹尾的蠢蛋，看到此份政策說帖後必仍會延攬本人取代金溥聰，成為其供養食客之首。於此，本人特別聲明將僅以個人身份接受馬英九供養，與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及台灣綠黨（我是黨員）無關；受供其間，本人將停止身為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會員、執行委員與台灣綠黨黨員之一切權利，並在政策見效後停止接受供養，以示本人之一心為國、非圖私利。
政策施行方式：
預期政策效果：
為台灣棒球祈禱，以及......我的論文。
]]>我一直期待看到或自己寫出這麼一本著作：以鉅細靡遺的民族誌手法記錄「學者」這種人類的日常生活，看看她／他們都做些什麼、想些什麼、有什麼獨特的行為模式。然後，我很有興趣這本著作會有什麼被認可的「學術價值」；或者，會招來什麼殺身之禍？
閱讀夏曉鵑（2003：3）的〈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最讓我忍俊不住、拍案叫絕的文字座落文章起頭：
筆者自1994年開始「外籍新娘」現象的研究，持續至今。多年來，最常遭遇的學術問題，不外是：「如何找到受訪者，並說服她們提供原本私密的經驗？」而我的回答永遠是，與受訪者的互動不是技術問題，這個研究本身即是一個社會參與行動，必須放置在一個更大的社會運動脈絡裡，才可以得到較完整的理解。
同樣閱讀起來賞心悅目的一篇文章裡，回顧Laud Humphreys所著Tearoom Trade一書掀起的1970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界「研究倫理」大戰，朱元鴻引用如下文字：「我們那麼專注於保衛我們的隱私，謹防保險調查員、內幕探子、情報販子、外遇偵探、信用調查員，卻忽視了社會科學家們也隱藏在帷幕後，偷窺我們以為是最隱私的生活」（Hoffman，1970；引自 朱元鴻，2000：248）。對照夏曉鵑最常被問到的「學術問題」，假若意欲窺視的是「受訪者」私密的經驗；那麼，學者何異間諜一類挖掘髒資料（dirty data）維生的種類？差別或許在於：間諜以國家安全之名，學者奉追求真理之臬。然而，兩者真有差別？
或許也可以參考朱元鴻（2000：1-22）：這是一門修辭的藝術。
學者這種人，分佈於研究室、群聚於會議室，說他人不懂的語言、討論他人身上發現的真理、獲得他人不參與其中的評價、累積他人無權置喙的聲望。對學者而言，什麼都是社會過程、都可以研究；唯獨，學者的研究不是社會過程、沒什麼值得研究。或者，是無膽凝視自身、得罪同道？
於是，我們看見對於「反身性」的最反身諷刺--不反身的反身性。就這樣，窺探他人私密的間諜在免除道德緊張的幸福世界中，快樂鑽研「進入-脫出」的田野技巧、研究方法，承接一個又一個國科會計畫。
「科層、派閥、國科會」--難道不是一個絕佳的國科會研究計畫？
學者，哈。
(繼續閱讀...)]]>